『 孔飞力将晚清时期的衙门吏役描绘成一个含义清晰的独特群体，认为这些人由于所受教育、训练和个人利益等方面的缘故而无法进人正式官僚阶层之中或成为地方精英。他相信，这一趋势到了民国时期也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因为尽管那时书吏和差役们已被正式纳人国家官僚体制当中，但他们仍在继续与地方精英们围绕着对各种资源的控制而展开竞争，而这样做会损害到国家的利益。在将民国时期的低级别行政办事人员描述为业已演变为其所谓的“赢利型国家经纪(entrepreneurial state brokers)”之时，杜赞奇更是对与上述类似的那种动态过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杜赞奇看来，这些低级别行政办事人员即便在行使正式的国家权力之时,也会在国家的有效控制范围之外行事。此辈在人数上的不断增多及其所做出的各种掠夺性行为，最终导致了一种杜赞奇称之为“国家政权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的发展模式。杜赞奇认为，正是这一过程造成了国民党政府的正当性丧失。
尽管杜赞奇和孔飞力主要关注的是民国时期的发展情况，但他们所描述的那种低级别行政办事人员潜在地施行自治的可能性，同样可被运用于对清代情形的描述。倘若大多数的清代地方衙门吏役都是在正式法律的控制所能企及的范围之外行事，并且其人数之多已经达到造成州县官的个人监督不再奏效的地步，那么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衙门吏役显然都已经在权力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不管是相较于他们名义上为之效力的帝国政府还是他们在其中发挥具体作用的那个地方社区而言皆是如此。』（白瑞德《爪牙》，pp.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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