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慕峰
昨天在一个群里，看到一个聊天记录，东南地区一位初二的女学生（14岁），跳楼自杀了。她留下了一封三页长的遗书。读者可以仔细阅读。
我没有征得家属的同意，就把遗书展示出来，是因为我觉得，这位小姑娘一定不希望还有其他学生，像她一样。
这封遗书里最值得各位家长深思的一句话是：“这年头就是这么怪，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的人，永远有资格指着鼻子骂一个正在读书或写功课的人。不为别的，就因为人家是长辈。”
北京师范大学在2019年发表了一份调研报告（周平艳等，2019），这份报告显示，某城市中学生整体抑郁倾向检出率为23.4%，其中一所学校规模较大、学业成绩位于中等偏上的中学，具有抑郁倾向的学生比例高达33.9%，参加测试的12个班级中，抑郁倾向最高的班级高达58.7%。
过去四年多，本号一直集中批评教育资本化问题，到今天，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开始实质性逆转。但这不代表，教育改革最硬的骨头已经啃下来；更不代表，家长可以将教育问题完全归结于外部，而不反思自身。
过往数年，教育问题一直有两个方面：
一是应试政绩化，主要表现是过往数年各地搞应试掐尖，将“一本率”、“985、211率”、“清北率”作为地方政绩的组成部分。政绩化背后有表面看还算正常的“正当利益”（追求各种升学率），也有一些“不正当利益”，例如省内跨市、市内跨区掐尖，与学费收入挂钩，甚至以此影响学区房价格。应试政绩化的掐尖追求，直接导致了超纲教学、提前教学、海量刷题的普遍化，部分大城市的一些名校，甚至出现了初一就要把初二、初三课程学完的情况。这种压力，直接导致一些名校的大部分学生，在23点前都不能完成课内作业。讲难听一些，这种比996还狠的教学模式，恐怕是今天绝大多数成年人都承受不了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让初中生去承受。
二是教育资本化，由于应试政绩化导致的掐尖需求，使得过往一段时间公办校转民办校蔚然成风，这主要是因为民办校可以有更高的收费，具有直接经济利益，为了巩固这个直接利益，就要论证其合理性，例如，以扩大民办校规模来弥补公立教育的投入不足。此时又产生马太效应，民办校的收费和教师收入更高，吸引大量公办校优秀校长、教师从公办校离职，加入民办校， 再辅以零学费或低学费来吸引一批公办校的优质生源前往民办校就读，以实现在短期之内，大幅提升这些学校的“985率”、“清北率”。在此基础上，地方教育集团以公司制形式实现海外上市，融资之后，又进一步用于扩大民办校规模、不惜以免费和高额奖学金吸引更多的优质生源。掐尖到最后，依次逐底，让高考才发生的竞争，发生于小升初甚至幼升小，这就导致中小学生的抑郁倾向，大幅提升。在具体的家庭环境中，个别家长是导致学生抑郁问题更加严重的因素，但就整体环境而言，在掐尖逐底的环境下，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会受到影响。
教培中最关键的奥数培训问题，是许多地区小升初掐尖选拔的主要方式。事实上，越是大城市，家教资源越丰富。因为大城市的重点高校多，学生多，而从历史上看，大学生、研究生，其实是家教的主力军。以北京目前的家教市场为例，985高校的大学生家教，小时费率从80-200元不等，大部分在100-150元这个区间。但家长看到的互联网流传的信息是，双减政策实施后，一对一家教价格将大幅上涨，暑期一个月花出去数万甚至十万以上培训费的家庭似乎也不少。这里面有部分机构在双减政策执行后，刻意宣传家教价格将大幅提升的问题，但事实上，正如上述，大城市家教供给量其实非常充足，大学生家教价格至今没有任何波动。其中的问题不在家教供给不足，也根本不是形成了所谓的韩国式的“高价地下家教市场”，而是因为某些公办校长期拒绝接受改革，坚持以奥数杯赛来进行掐尖选拔，而这些杯赛的教学、报名和考试全部由少数教培机构垄断。这就导致，价格低廉的家教供给，根本无法进入这个封闭的市场。一方面是学校不教、不考奥数，另一方面是学校掐尖选拔要靠奥数，而连接二者的桥梁，自然就变成了少数教培机构。
教育资本化的根源是资本吗？为什么不少家长至今对双减的效果和教改的成败持怀疑态度，根源就在于，如果应试政绩化不彻底改革，少数公办名校仍然要在公立教育体系之外坚持另一套掐尖选拔体制，那么大多数家长，都还要被迫起立。而此时，那些宣扬“韩国式地下家教”的声音就会四起，曾经那些站在台面上的教培机构就会转身地下，那些利益链条上的“名师”就会收取更高的培训费用，继续传播、制造焦虑。那中学生的抑郁倾向还能下降吗？不会的，永远不会。
过去四年，中国的教育改革已经下定了最大的决心，甚至不惜让中概股遭受沉重打击，甚至做好了应对教培行业大裁员的准备。当如此巨大的利益都不再是问题时，剩下的问题还会是问题吗？类似校额到校的政策已经在全国许多城市推开，公立教育持续加大投入、进一步均衡化，是减少青少年抑郁倾向必然的选择，更是中国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必然选择。
过去四年，中国教改首先开始实现去资本化，因为资本化不去，既得利益群体可以继续利用资金优势去赎买舆论、影响政策。但去资本化只是改革第一步，第二步是更关键的去政绩化，也就是打破各种短期利益导向的掐尖机制，让教育回归教育这个专业。
今天，中国互联网上有许多大V热衷于讨论中国的教育改革，他们质疑教培机构去资本化导致了大量失业，他们质疑严格的教培监管将导致韩国式的地下家教，他们认为高考不改、掐尖永在。
但其实，这些自媒体、新媒体人，很多其实连一胎都还没有，不少都还是单身，既没有买过学区房，也没有报过培训班，更不要说陪孩子上过奥数课。还有一些，明明就身处海外，却特别热衷于国内实事。说到底，不过是集体在吃流量饭而已。这些话，是讲给各位家长听的。
我想说的是，只要对中国教培行业的历史稍加考察，就知道教培机构的海量招聘，大多数都是在近三年发生的，这跟相关上市公司的融资时点是高度吻合的，所招聘的，相当部分是销售人员和年轻老师。他们之所以进入教培机构工作，只是因为突然有这么一个行业能够提供“高薪”，而这个“高薪”到底来自哪里呢？大谈韩国地下家教的人，连中国大城市真实的家教价格都不掌握，连为什么教培机构家教价格畸高的原因都不敢讲，那你不代表那些希望收高价的教培机构，又代表谁呢？至于高考不改，当然是不可能改的，但掐尖就要从幼儿园开始吗？就要从小学开始吗？就要从小升初另立一套掐尖体系开始吗？难道就不能像二十年前一样，从公办校内考试开始吗？难道不另立一套教培体系，公立校就没法命题去做应试区分了吗？
我也想对教育部门讲一句，正如2017年时我们就讲到的，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回到公立教育系统这个主战场，既然中国老百姓都认可“高考”这根指挥棒还将长期存在下去，那所有的选拔机制，就应当回到公立教育体系之内，相应的责任，也应当由公立教育系统来承担。在均衡化教育资源的同时，恢复公立校内的有序竞争选拔，是一条必由之路。
对家长，我特别想多讲两句。
一是中国中产以上的社会精英们，至今仍然缺乏基本的社会参与精神，对网络信息的传播者、传播目的的辨识能力也很差。当改革对自己所在群体有利时，对改革取得的结果不表达、不鼓励、不赞同，当改革不到位时，牢骚一大堆。改革者如果得不到正向评价的激励，就不会有多少成就感，甚至会怀疑自己的决策有误。因为利益受损的反对者，他们往往会抱怨更长时间。细细想来，这不正是今天许多家长对待自己子女的态度吗？舍不得表扬子女的优点，却放大各种缺点，言辞苛刻。正如本文前述，所谓名校超纲、超前教学，直接导致绝大部分学生在23点前连课内作业都做不完，今天有几个成年人，能接受这种近乎变态的应试模式呢？那些接受996的年轻人，好歹还是为了多挣一些收入，好歹还有退出的可能，为什么这一代家长，要看着孩子往火坑里掉，也不知道起身说“不”呢？难道今天的家长们不应该坚定的支持双减政策更加严厉的执行下去吗？
二是无论教改怎么改，最终的教育在家庭。无论“双减”减下去多少负担，只要家长坚决要给下一代打鸡血，那谁也阻止不了。公立教育体系与纯粹追求利益的部分民办校和教培机构相比，在于它们对“教育”的理解不同。后者纯粹追求利益，无论在课程设置、进度和教育理念上，都是以“求快”、“刷题”为追求的，根本不考虑学生真正能够接受多少，更加不考虑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学生的心理负担和承受能力。今天许多家长，对学习有认知，对应试有认知，但唯独对教育心理学没有任何认知。今天许多家长，心中有一个信念，认为“至少下一代不能比我差”。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要求下一代的收入要比自己高、官职要比自己大。如果实现不了呢？这孩子就不要了？持有这种心态、不停给下一代高压的家长，我想你可以时时将本文最初的“遗书”拿出来阅读，回忆一下抑郁倾向超过30%这个数据，再想一想，你的父母是否曾经把他们的人生追求也这样强加在你的身上，是否让你在幼儿园、小学、初一时，就开始承受你在高三才开始承受的压力。
今天，教育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家庭内部的问题，而是所有家庭共同面临的问题。的确，由于过快的城市化和大城市人口虹吸，导致教育资源与人口分布严重不匹配，过往公立教育的投入不足又导致一段时期内教育资本化恶果频现。其实，只要我们细看未来十年的新增人口情况，就可以知道，十年之后，今天诸多教育问题，届时基本都不会再存在。恰处身处这十年内的家长们，应当做的是，更加冷静的思考自己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家庭、怎样的人生，以及，能为下一代创造什么，而不是，让幼小的孩子为满足你的欲望，去做什么。
以上。
参考资料：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周平艳、肖磊峰、张雪梅、刘坚，《班级因素对中学生抑郁倾向检出率的影响》，《现代中小学教育》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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