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帝国的存续：对抗与共谋

（以下引自 亨利·卡门《西班牙帝国：走向全球霸权之路》）

西班牙帝国就像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国际企业，是“全球化”经济的首个实例。全球化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西班牙的国防和贸易支出支撑了全球经济体系中近一半的市场。无论是在人力资源方面还是在物质资源方面，伊比利亚半岛本身都十分有限。因此，帝国用它从美洲取得的白银来购买商品并雇用外国专家为本国服务；其次，当某些国家的敌意威胁到西班牙帝国的稳定时，其他外国利益集团首先会联合起来保护西班牙。他们不能失去自己在这份全球“企业”中的股份，这毕竟是自身收益的源泉，而且，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已经掌控了局面。这种情况的结果是，那些表面上是西班牙敌人的人，恰恰也是努力要保全帝国存续的人。

这种有趣的情形在16世纪晚期就已经出现了。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政府中对“反西班牙战略”持不同意见的人为数颇多。在毕尔巴鄂和塞维利亚保持着活跃贸易的英国商人会抗议德雷克的掠夺行径。……尽管随后的几年爆发了战争，但英国的对外贸易仍然倚仗于西班牙。1604年，英国商人到波罗的海和沙俄进货时，购买的商品中有很多还是“在西班牙能够畅销，在西印度群岛需求量也很大”的产品。那些与土耳其进行贸易的商人还要依靠西班牙的金银来为自己的贸易活动提供资金。没有直接与伊比利亚半岛进行贸易的英国商人则依靠西印度群岛来获利。到17世纪末，英国人已占据了有利地位，他们已经广泛渗透到西班牙的商业体系中，因此，保护西班牙的商业体系不受损害正符合他们的利益。正如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在1706年写给荷兰领导人海因修斯（Heinsius）的信中所说：“作为英国的优秀子民，我必须认同国家的观点，条约和利益使我们有义务维护整个西班牙的君主制。”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前荷兰起义军。为战争提供资金是一项国际交易，对交战国总是不利的，但是西班牙别无选择。向低地国家输送金银，实际上是在帮助荷兰的起义者们，使他们通过贸易体系获益。……荷兰人与西班牙人之间这种令人惊讶却又不可避免的贸易在整个战争时期都在持续，并在1609年至1621年的12年休战期加速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西班牙需要荷兰市场的存在才能进行金融交易，确切而言，这种情况可以被称为“经济互赖”。西班牙也承认，即便是在伊比利亚半岛内，两种基本必需品的供应也要依赖自己的敌人荷兰：一是造船所需的原料，二是西班牙人喜欢的小麦。

许多人都观察到了这个全球君主政体依赖自己敌人的支持，例如瓦里那斯（Varinas）侯爵——一位杰出的西班牙殖民地管理者——在1687年注意到“法国、英国和荷兰都认为，把西印度群岛留给西班牙是最合适的选择，这样它们就可以更便捷地剥削廉价劳动力，因为西班牙不会干预这些”，它们是当时殖民体系的主要捍卫者。欧洲列强都知道，一旦西班牙人倒下，立刻就会有其他欧洲人取而代之。对于它们而言，最省心的安排是让西班牙继续保持控制权。

在西方，法国通过军事侵略削弱了西班牙的力量，而它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支撑着西班牙经济。……除了在劳动力大军中所扮演的角色外，法国人还控制着西班牙的大部分外贸。法国产品占据了安达卢西亚进口额的三分之一、巴伦西亚进口额的近40%，以及阿拉贡王国几乎全部的进口额。英国和法国商人则控制着西班牙的主要地中海港口——阿利坎特——的对外贸易。

17世纪50年代，一位卡斯蒂利亚作家抗议道：“如果最终只是为了法国人和热那亚人的利益，那么，以这么大的代价和风险把价值数百万的商品，包括金银在内，用船运回来又有什么用呢？”这样的愤怒其实是不合时宜的。从王国建立开始，西班牙之所以能够开发其有限的资源，恰恰是因为它被拉进了一个可以提供必要服务——信贷、人员、通信、航运、军备——的全球性网络，这些服务保证了帝国的正常运转。白银必须在国外使用才能发挥它的作用。直到哈布斯堡王朝末期，西班牙人一直固执地拒绝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要提高生产力，就必须共享他们的财富资源。只有在18世纪波旁王朝的新政权下，人们才有可能打破以往看待帝国的方式，转而使用一种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