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彤瑶
2023 年最现象级的爆款电视剧，非《漫长的季节》莫属。它以一宗碎尸案，串联起一个东北小城 20 年的漫长故事，从辉煌的重工业时期到国企改制，爱恨与泪水交织，让观众一窥东北数代人的冬季。
东北是故事集散地，黑土之下埋的都是素材，有时代轰鸣，有命运悲欢，有斑驳陆离。在最好的那部分故事里，一定是由小人物的人生轨迹来担纲主线，他们被时代大潮冲刷的样子，映射着我们每一个人。
范伟扮演的王响，曾经是桦钢的火车头司机，是机务段年年的先进，他穿越玉米地时从容地拉响汽笛，像一个王。但当下岗潮来临的时候，他攒下的荣光和骄傲，如同清晨的露水，蒸发了。
秦昊扮演的龚彪，因为揍了厂长而 “被下岗”，跟姐夫跑起了出租。后来他掏空妻子积蓄，花 18 万买了一辆有营运牌照的泡水车，而网约车此时已经席卷大江南北。龚彪唯一幸运的，是死前没看到这一幕。
站在命运的视角，我们再去看电视剧里反复出现的那首诗，便会有不同的感触：
打个响指吧
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
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
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情
我们曾在《改变命运的七次机遇》这篇文章中阐述过： “1978 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进入腾飞的四十年，中国的阶层急速重塑，普通人有 7 次较大的改变阶层的机遇。” 那么反过来看，普通人在这 40 多年里，会不会也有错过时代列车的可能性呢？
显然，这种 “错过” 时常发生。所谓的 “被时代抛弃” 或者 “被时代碾压”，如果换一种不那么煽动焦虑、更学术一些的表达方式，可以这样提炼它们的内涵：某一个群体在社会排序中的相对位置，在某一个阶段因为某一些原因，有所下降。
中国人特别恐惧这种 “下降”。虽然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阶层跃迁的密度之高是几千年来之最，但如果原地踏步，社会地位就会不进则退，这成了很多人的焦虑来源。他们疯狂抓住一切稻草，反而又给很多悲剧提供了素材来源。
回顾那些错过列车的时刻，未必能帮我们规避那一粒砸下来的灰，但总能让我们对自己的位置和前路，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01. 体制转轨
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
——《铁西区》导演王兵
1985 年 8 月 3 日，沈阳市五金铸造厂、防爆器械厂、第三农机厂同时收到了全国首份 “破产警戒通告”。五金铸造厂厂长周桂英大哭一场：“听说国外有十几家报纸发了新闻，我丢人都丢到国外去了！”
一年后，沈阳防爆器械厂倒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破产的公有制企业。工人将花圈挂到厂子的大门上，高喊着要给厂长判刑 [1]。同年 12 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企业破产法》草案。
除却这些微不足道的混乱，共和国长子依然沐浴在计划经济的余晖之中。
背靠解放前的积淀和苏联援助的地缘优势，东北成为共和国首个现代化引擎。机器轰鸣的工厂产出了新中国的第一炉钢、第一根无缝钢管、第一台机床、第一辆解放卡车、第一艘巨轮、第一架飞机，甚至天安门上的国徽也是 “东北制造”。
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 (1952—1978 年)，东北地区对全国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13.4%。舞台中心的主角总能获得最多的照护，东北的国有企业工人，一度手捧最令人艳羡的金饭碗。
80 年代，1300 公里以外的陆家嘴尚是一片荒芜，2300 公里外的深圳还是破烂渔村，东北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 90%。沈阳铁西区围绕着 58 个大型国企、54 个中型国企，建立了 82 个厂办文化宫、俱乐部 ，130 个工厂图书馆 ，近百家放映场所 [2]。
每个周末，工人们骑着自行车，穿过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去舞厅跳舞。他们的舞步快乐无忧，成为国企职工意味着终生高福利，家里老人看病、小孩上学免费，从厂里能直接领到高压锅、推出自行车。
在最梦幻的描述里，下午拧开厂里的水龙头，就能喝到免费的橘子汽水。企业家属楼成为城市里的最高建筑，工人们站在新分到的阳台上往下一看，省政府大楼就在脚下。
那时最让人羡慕的一个场景，是一大家人全都在一个大国企里上班。东北作家贾行家回忆：出来进去人人都白白胖胖高高兴兴的。“远远看到他们，是有一种特殊的得意和谦逊的表情。”
然而这些甜美的记忆，在列车剧烈转轨时，引发了剧烈的疼痛。
1991 年 8 月，两名新华社记者到沈阳考察，写了篇名为《金牌不是名牌》的报道 [4]，引起轩然大波。
“几年前还为金牌大省而洋洋自得的辽宁人，如今却受到市场无情的嘲弄：辽宁产成品资金占用‘三角债’全国第一……1990 年，辽宁省机械产品竟在全国夺得‘积压’第一的‘桂冠’。有金牌无市场，金牌大省处境着实可怜……”
轻微的扰动终于汇集成沉重的鼓声，当终身雇佣变为劳动合同制，以厂为家的信徒们突然被抛入寒冷的荒野。
《铁西区》里拍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在一个车间里，一位工人躺在凳子上大谈自己的生命经历，从上小学开始一直到上山下乡。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仅仅是十分钟之后，他的命运就改变了，一个人走进来告诉他工厂停产了。
1996-2000 年，国有企业从 11.38 万家下降至 4.2 万家。1998 年至 2000 年间，几乎每年都有 700 万至 900 万工人下岗。截至 2003 年，国企下岗职工累计达 2818 万人。
其中下岗人数最多的首属东三省，从 1993 年到 2002 年底，东北制造业国企下岗人数达到 409 万，相当于 1993 年东北制造业员工数的 75%，占全国制造业国企下岗数的 17%[3]。
1999 年春晚，黑龙江人黄宏在小品《打气》里喊出那句口号：“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但屏幕前下岗职工恐怕没人能笑得出来。多年后，这句台词仍然是黄宏被口诛笔伐的焦点。
2020 年，东北老舅董宝石凭《野狼 Disco》一炮而红，为了登上春晚舞台，描绘东北迪斯科舞厅的歌词，被改成了阖家团圆，胸口比画一个大灯笼。一年后抖音火了一首《漠河舞厅》，歌手是名不见经传的新疆人柳爽，歌词是这样唱的：
如果有时间 你会来看一看我吧
看大雪如何衰老的 我的眼睛如何融化
如果你看见我的话 请转过身去再惊讶
我怕我的眼泪 我的白发像羞耻的笑话
不少人因这首歌去了漠河打卡，却失望地发现，目的地只是一个几近被遗忘的寂静小镇。
改革是一个好词汇，它意味着更正确的历史道路，更高效的体系运转。但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不可能发生一场所有人都获益的改革。那些旧体制里的人，必然会感受到撕心裂肺的冲击。
这种冲击的残酷在于：当体制出现变轨的时候，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已经不再年轻，身上都是家庭和自我附加的包袱，丧失了改变自身的条件，只能任由时代的车轮从身前缓缓碾过。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最后收尾在了 2016 年，昔日从桦钢下岗的人都找到了新的轨迹，有开出租的、做美容的、开花店的、捣腾车牌的…… 每个人都找到了每个人的活法，昔日的痛楚逐渐远去。
就像现在的东北一样，尽管经济失去了曾经的光芒万丈，但时代浪潮下的普通人，总能找到跟自己和解的方式。希望他们所经历过的转轨阵痛，永远不要有人再去经历一次。
02. 区域衰退
每个居民，都仿佛是融化铁水铸成的人形。
——《下沉年代》
2010 年，时任大同市长耿彦波对着纪录片导演说：“大同就这一次机会了，冲上去就冲上去了，冲不上去历史不会再给大同机会了。”
这段话的大背景，是大同资源城市定位的转型。大同作为中国的 “煤都”，对煤炭经济高度单一依赖，国道上煤车隆隆，空气里烟尘滚滚，已经是这座城市几十年的常态。
耿彦波试图用大拆大建的方式，来打造大同的历史旅游文化产业，以此来推动城市转型。这种 “决绝” 让他在任时得名 “耿拆拆”，在退休后，他则成为网络上争相传颂的 “耿公”。
时至今日，尽管大同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对煤炭经济的单一依赖，但城市面貌和空气质量等都极大改观，全市的旅游总收入，也从 2012 年的 162 亿增长到了疫情前 2019 年的 762 亿。
不过虽然大同是资源城市，但并没有 “枯竭 “。其他对资源单一依赖的城市，就没那么好运了。
从 2008 年到 2011 年，国家分三批确定了 69 个典型资源枯竭型城市（县、区），其中煤炭城市 37 座、有色金属城市 14 座、黑色冶金城市 6 座、石油城市 3 座、其他城市 9 座，涉及总人口 1.54 亿。
黑龙江的鹤岗就是其中之一。鹤岗曾经是黑龙江的四大煤城，1917 年就开工了第一个煤矿，产煤量一度位居全国前五。在大同大拆大建的 2012 年，鹤岗的 GDP 达到了历史顶峰，之后的煤炭开采量则是每年都在下滑，人口也开始外流 [5]。
到了煤价重回高点的 2022 年，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人均 GDP 超越了北上广深，再次成为全国第一；而昔日的煤城鹤岗却因为 “1.5 万元就能全款买房” 的新闻登上热搜，反差对比明显。
跟鹤岗一同上过热搜的还有甘肃玉门。这座曾经的石油城市也位列 “资源枯竭型城市”。有人在网上搜索当地房价，发现最低仅需 2800 元就能在戈壁滩上拥有百坪住宅，单价低至 28 元 /㎡。
玉门号称 “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但经过半个世纪的高速开采，玉门的石油产量从 1959 年的 140 万吨，到 1998 年只剩 38 万吨。2002 年之后，玉门石油管理局逐渐把机关、学校、医院等搬到酒泉。
这座曾在 80 年代被称为 “西部小香港 “之称的城市，如今老城区只剩下 1.5 万人，大都是不愿意走的老人。那句 “好女要嫁石油郎” 的玉门俗语，也已经被戈壁滩的风沙吹进了历史之中。
区域衰退是普遍的，大庆、鞍山、阜新、双鸭山、七台河、抚顺、白银、石嘴山…… 中国有大量曾经坐在金山银山上的资源城市，它们一度被全国人羡慕，但现在则不得不去转型。
鹤岗街头，2020 年
在中国，区域衰退的原因大都是因为资源枯竭或体制转轨。而在海外，像美国的锈带（Rust Belt）、鲁尔区、伯明翰等全球老工业区的区域衰退则是全球化、产业转移冲击的产物。
那些没能逃离的普通人，只能用整个人生来承受残酷的冲击。汽车城底特律从 1950 到 2008 年人口下降一半，自杀率比纽约高 10 倍，人均收入只有美国平均水平的 54%，1/3 的市民处于贫困状态。
一个区域如果只有单一的产业结构，在变化面前就会无比脆弱。而一旦衰退开启，就很难再重建，因为有能力的人会率先离开，只剩下那些无法逃离的普通人，目睹自己的生活坠入尘埃。
03. 产业落幕
给你 30 个亿，你去给我找 300 个人来。
—— 碧桂园老板杨国强
2012 年的时候，万科时任董秘谭华杰牵头做了一个报告。
这份报告开创性地提出了 “居民部门利息保障倍数” 这么个指标，认为其安全边际为 1.5。原话是：“居民部门利息保障倍数高于 1.5 倍时，基本没有国家 / 地区发生过房价大跌情况。”
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老百姓的储蓄，少于房贷待还利息总和（注意，仅是利息）的 1.5 倍时，房价才可能见顶。万科测中国到了 2025 年也不会超过安全边际 1.5。报告在 2014 年公开，行业内纷纷传阅。
无疑，这份报告极度 “看多”，但有意思的是，大部分地产巨头可能都信了，就万科没信。
2010，万科成为行业首个过千亿的房地产公司，但很快就被 “大干快上” 的恒大、融创和碧桂园等应头赶上。到了 2018 年上半年，万科已经从行业龙头的位置上，滑落到第三名。
万科从 2014 年就开始喊 “白银时代”，2016 年引进国企深圳地铁作为大股东，2018 年又在内部定调 “活下去”，在一帮友商高歌猛进的时候选择了谨慎扩张。事实证明，万科笑到了最后。
问题来了：连跟万科同级别的巨头都猜不到行业落幕时的难堪，普通人又怎么规避呢？
在 B 站大猛子科普 “提桶跑路” 之前，很多人都会觉得土木和建筑是热门专业。2015 年，江苏省一位学生高考成绩超过清华线 6 分，但义无反顾报考了本省东南大学的王牌专业 —— 建筑。
当时前方有无数榜样。2013 年，绿城一位销售全年销售额高达 3.99 亿元，佣金收入超过 500 万；前任恒大集团二把手夏海钧，年薪最高达到 2.7 亿元；碧桂园总裁莫斌，薪酬在 2021 年达到 1.92 亿元。
莎士比亚说：这些残暴的欢愉，终将以残暴结局。
2016 年，“房住不炒” 提出后，地产行业增速逐步放缓；随后 2018 年，中国的基建投资增速从两位数回落到个位数；2020 年 “三道红线” 出台，房企进入了去杠杆的关键时刻。
据统计，超过八成千亿房企在 2022 年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减员。近三年来地产开发从业人员减少 40 万，上下游产业减少约 600 万个岗位，预计一亿相关从业人员就业受到不同程度波及。
2020 年，清华默默把土木工程专业招生塞进了贫困批和提前批，而且不允许提前批录取的学生转专业。随后，在烂尾项目最多的省份河南，原本争破头的同济土木系遭受冷遇。
产业从 “朝阳” 变成 “夕阳”，往往意味着从业人员的薪酬增速放缓甚至下降、待遇福利逐渐缩水、升迁或者跳槽空间缩小。这对那些 “报志愿时是朝阳，毕业时成了夕阳” 的学生来说尤为痛苦。
尚未毕业的学生，还可以在看完大猛子的视频后，选择考研、考公、转专业或者毕业就转行等方式来逃离。那些已经在行业里浸润几年十几年的人，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来跟退幕和解。
在 80 年代，钢铁行业曾经如日中天；在 90 年代，家电企业横扫全国；在 2000 年后，地产、金融和外贸成为时代主角；在 2010 年后，互联网拔地而起；而到了今天，新能源和直播电商又引领风骚……
过去这些年的经验表明，所有行业都有周期性，再赚钱再风光的行业，也都有落寞的那一刻。在行业的顶部 “稳住别浪”，不把行业的成功归属到自己的牛逼身上，恐怕就跑赢 90% 的业内同行了。
04. 债务接盘
是的，这世界确实没有道理可言。
——《老无所依》
1991 年，一则餐厅老板娘被捕的消息，轰动了整个日本金融界。
这位看着平平无奇的日本女人名叫尾上缝，生于 1930 年，居住于大阪，平日里开餐厅，但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各大行的头号 vvvvvip 客户，曾是日本岛最大的单一投资者，人称 “泡沫女王”。
尾上缝，1991 年
尾上缝和银行界拉上关系，靠的是店里一只蟾蜍摆件。传说在蟾蜍的神启下，泡沫时期每只被尾上缝点到的股票，都能一飞冲天。操盘手们在这位仅有小学文化的老板娘麾下，带着巨量资金大杀四方，赚得盆满钵满。
银行家们开始给尾上缝提供大额贷款。每到夜里，尾上缝的餐厅外就停满了高级轿车。客流如云，万元日钞票如同废纸般堆在屋角，尾上缝接过金融高管们递上的一叠叠融资申请表，签字画押。
1989 年，尾上缝向银行总共借了 11,975 亿日元，比大阪市的年度总预算还要高。1991 年，兴业银行放贷 2400 亿日元给她买债券，另外有 29 家银行和金融机构也给她融资，总金额高达近 28000 亿日元。而当时的世界首富文莱国王，总资产也就 3500 亿日元左右。
这位连加减法都算不明白的好心老板娘，从不给手里的万亿资金记账，只知道有求必应，借了钱总会连本带利按时还。毕竟在这梦一般的时代，钱总是源源不断地自动出现在手中。
1990 年春天，牛顿终于降临日本。日经指数停止向四万点飞行，泡沫破裂。按当时利息算，尾上缝每天要给银行还的钱就超过百亿日元。但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不奏效了，泡沫女王的帝国轰然坍塌。
据报道，尾上缝的破产带来债权人近 2700 亿日元的损失，2 家银行倒闭。日本兴业银行总裁被迫辞职。那些贷款债务全部落在了老板娘个人的身上，她最终被判刑 12 年。
这段荒诞至极的故事只是泡沫时代的一个缩影。
在尾上缝之下，还有无数日本普通阶层加入豪赌，以极高的杠杆进入滚烫的股市、楼市。东京都房价在八十年代末短短 5 年内增长了约 300%，居民杠杆率从 1985 年的 52.1% 迅速上升至 1990 年的 68.4%。
明天，耀眼的明天一定会来临。债务就像阳光下的浅坑，必定在未来某个时日被高温蒸发。水蒸气会带着勇敢之人，向高空跃迁。没人想到，浅坑会变成难以抽身的泥潭。
1991 年，日本房价暴跌 65%。两年后，不动产破产企业的负债总额高达 3 万亿日元。日本随之进入战后以来年自杀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自杀高峰期。
相似的事情在不同时空重复上演。
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香港平均每位业主损失 267 万港元，有十多万人由百万富翁一夜之间变成了负债百万；同期，韩国绝对贫困人口从 1996 年的 4.3% 上升到 1998 年的 14.9%，后来那部名为《国家破产之日》的电影借台词说出教训：
“不要赚了钱就高兴。”
2008 年次贷危机，美国有 200 多万家庭因无力支付房贷而失去住房，沦为中低收入群体。房车销量开始攀升，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教师追寻这些从中产跌落的流浪者，写了本《无依之地》，后来拍成了电影，成了奥斯卡最佳影片。
这本书里引用耶鲁大学政治学者雅各布哈克在《风险大转移》中的一段话：从上一世纪，我们目睹了经济风险的大规模转移 —— 从广泛的金融机构，转移到了美国家庭那脆弱的资产负债表上。它所传达的首要信息是：你只能靠你自己了。
人们怀着热切的想象狂奔上山，但不曾想到终点是没有安全网的悬崖。尽管教训已经很多，但在每个美好的周期里，没有人能抵挡击鼓传花的诱惑，因为身边所有人都在前进，你总不甘心原地踏步。
每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都会有一次或几次非理性资产泡沫，比如日本和中国台湾出现在 80 年代末，韩国和中国香港出现在 90 年代末，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泰国、马拉西亚也都出现过。
而每次，都会有一大批人在债务高峰顶部接盘。尤其里面那些刚需购房者的人，他们不是为了投资或者投机，而是仅仅为了改善生活，但他们需要花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来走出债务的困境。
“债务管理” 是一门国民必修课，只有刻骨铭心地经历过一次，才能产生永不褪色的敬畏。
05. 尾声
人生复盘，有时候就像一道计算题。
如同证券投资里的 “业绩归因” 一样，一个人可以不断拆解自己人生的驱动因素 —— 多少是因为大盘，多少是因为行业，多少是因为个人 —— 来找到自己身上 “幸” 或 “不幸” 的来源。
在《漫长的四季》的结尾，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角度：那些曾经下岗的桦钢职工，都过上了小康的日子，无论是开出租车，还是开花店开餐馆，还是在自己家里给人做美容。
这并非电视剧为了营造完美大结局而刻意修饰。事实上，在下岗潮后的 20 年里，中国经济整体保持在高速发展的道路上，经济大盘子的增长，对 “错过时代列车的人” 进行了部分弥补。
其实大多数人的幸福生活，都是来自于大盘的增长，而非个人奋斗。但这又是人们容易忽略的。
体制变迁，区域衰退，产业落幕，债务接盘 —— 落到这四类范畴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繁荣和增长的无限信任。但反过来问：我们每个人，不都有这种憧憬和幻想吗？
电视剧里王阳撰写并反复吟诵的那首诗，名字叫做《漫长的》，其实是来自原作者班宇的另外一篇著作。里面的那句 “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情”，让人听了会无限感慨。
对于每个人来讲，当事物被震碎时，我们最好还是要知情，或者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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