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ELM
当代的中国都特别喜欢陶醉于所谓的“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文化”,在中宣部大外宣宣传引导下的洋五毛们也特别喜欢拍“老外吃到这些中国美食都惊呆了”之类的短视频,在视频网站上点击量非常高,是妥妥的流量密码。说起来,其实应该是很惭愧的事情:因为中华文化实在是拿不出其他东西——连孙悟空都是印度猴子——所以也就只能拿出带有明显地域特点的刚性特征来作为文化代表了。
首先要明确的是:所谓的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和“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毫无关联,有肉吃不能证明文化就有自信,吃素也不能证明民族就缺乏自豪。硬要把“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文化”和所谓的“文化自信”挂钩,其实恰恰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因为只有在缺乏其他可以用来自豪的文化元素的时候,才不得不吹嘘饮食这种带有和其他文化显著差异的东西。更不要为了凸显“中华饮食文化”,就刻意造谣污蔑别人的饮食文化。
比如这篇文章里面的这句话就搞笑了:
【中世纪时候的平民一般只能将这些黑麦磨成粗糙的面粉,什么都不放,然后直接做成面包,酵母就别想了,中世纪的欧洲,酵母也是一种及其珍贵的材料,普通平民根本就用不起。然后做好的面包,就被直接架在火炉上烤,……。】
随处可见的酵母什么时候变成“及其珍贵的材料”了?最早的酵母使用痕迹甚至能追溯到古埃及,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就曾经记载:高卢人和伊比利亚人用啤酒上撇下的泡沫和面,做成“比其他地方更清淡的面包”。在欧洲众多的葡萄酒产区,也有人用葡萄酒渣和果皮来做酵母。酵母多到什么程度呢?甚至犹太人每年的逾越节到来的时候,都要专门在家里大扫除,要清扫所有的角落,把酵母都收集起来扔掉或烧掉,方便做无酵饼。
事实上,欧洲的面包如此普及,以至于除了面包,其他的上桌食物都被叫做ópson(调味品)或者companaticum(伴随品)。
老外震惊于中国的“饮食”其实不算新鲜,因为早在乾隆朝,老外就非常震惊于中国老百姓的饮食了,以至于在自己的游记里花了大量的篇幅予以记述: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马嘎尔尼访华使团到达中国。他们本以为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结果他们发现了什么呢——
(为了显示天朝富足,清政府每天给英国使团送补给。因为送来的食物过多,并且“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这些英国人的弃物。“中国人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
“(普通中国人)都如此消瘦”。
“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
“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
洋人看到这样的场景,大为惊讶,说明什么?说明那个时候的欧洲老百姓,吃得要远远好于同时期的中国老百姓,起码在英国,经常能见到“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但在中国,却见不到类似的场景。双方的饮食差异能解释大部分的原因:
18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肉。1808年以后,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同时期的乾隆朝,中国农民的主要食物一直是粗粮和青菜,能带来优质蛋白的肉、蛋、奶都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还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而这个朝代,就是被定义成的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鼎盛时期的“康乾盛世”。
就算上溯到宋元时期,在中欧双方都很穷的情况下,欧洲老百姓的饮食结构也明显优于中国老百姓。
据记载,1289年,在英国Battle修道院附属的庄园,劳役车夫可以吃到黑麦面包和啤酒,早上还有奶酪,中午有肉或鱼。1300-1305年,建造Bonlieu-en-Forez教堂钟楼的工人的饮食中,除了黑麦面包、蚕豆、鸡蛋、奶酪、肉,还有葡萄酒。当然,当时的啤酒和葡萄酒品质和今天没法比,更多是靠发酵来获得水质消毒的效果,但这也说明了当时的欧洲老百姓的饮食结构(以蛋白质比例衡量)是远远优于中国老百姓的。
有人可能会讲个报菜名的贯口,说宋元时期中国就出现了什么什么菜,中国八大菜系在宋元时期基本定型等等。这个讲再多也没啥用,因为“有这道菜”不等于“老百姓日常能吃得到”,要比较就在同一个标准下比较,倘若用西门庆的菜单去跟欧洲的普通老百姓的菜单比较,那就没什么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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