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四维
《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文章（袁莉：习近平为何发起大清洗？毛泽东和斯大林也许能提供答案），分析比较斯大林、毛泽东和习近平的政治大清洗。为什么极权体制下，政治清洗周而复始，停不下来？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在高度集权、以组织路线与政治安全为最高约束的体制里，清洗并非偶发之恶，而是权力运转的制度性产物；当治理失灵、信任崩解与个人不安全感叠加时，清洗会加速、扩大、并自我循环，最终以“恐惧均衡”取代可预期的制度秩序。近年的中国政治之所以给人“永无终日”的清洗感，并非只因强人偏好，更在于长期积淀的体制逻辑与政治文化在新的经济、社会与国际压力下被重新点燃。斯坦福大学吴国光将其概括为“斯大林逻辑”：治理失败→权力更集中→更严厉清洗→更紧控制→进一步失败，循环往复。这个概念既可解释二十世纪的苏联与毛时期中国，也能照见习近平三任期后的当代中国。
笔者想进一步从制度、历史、文化与人格四个切面，把斯大林、毛泽东与习近平的政治大清洗放在同一个“列宁主义党—国”坐标系里，作并置式的比较。从制度角度切入，三者共同处在列宁主义的党—国结构之内：党指挥一切，国家是党的工具，军队是党的军队，人事权（nomenklatura）构成统治的中枢神经。所谓“组织路线”，就是把关键职位编入清单、把可用干部列入后备名单，由党委组织系统统一任免与调动。只要这条神经完好，清洗就可以像“切断与重连神经末梢”那样迅速、深达末端、并保持可复制性。比较政治学者Svolik指出，独裁统治要同时解决两难：一是对大众的控制，一是与精英的权力分享；一旦领导人对精英不再信任，清洗便会成为优先选项，因为它直接重写了人事网络与忠诚版图，而无需面对公共政策的难题与市场信号的反噬。此处的“制度理性”与“政治安全”并行：即便清洗会损害能力与效率，它也能即时、确定地降低精英背叛的概率，满足强人的安全偏好。
与制度并行的是信息秩序的“黑箱化”。列宁主义体制天然重视政治保密与叙事垄断，于是重大节点往往“只见结果，不见过程”。二十大闭幕式上，前总书记胡锦涛被当场请离会场，官方以“身体不适”定调，但更多细节无从得知；这一幕之所以震撼，并不在于它给出什么明确信号，而在于它再次提醒外界：顶层政治在需要时可以以近乎戏剧的方式可视化，但含义却不必解释。2023年，前总理李克强在68岁时骤然离世，公众只能从零散的官方通报与媒体报道中拼图。黑箱式的不确定性，与清洗机制相互强化：当信息被刻意稀释、延时或碎片化，恐惧与揣测会在精英与社会层面扩散，而这恰恰有利于权力在模糊空间里实施选择性问责与震慑。
回到苏联：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在1936—1938年达到高峰。公开的“莫斯科审判”与秘密审讯并用，罪名从“阴谋”“间谍”到“破坏”，以司法仪式包裹政治决断，配合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群众性行动”，把党、国家、军队、文化界的“旧布尔什维克”与潜在异己一网打尽。清洗的正当性话术是“保卫革命、铲除叛徒”，其运作机制却是以逼供、连坐、指标化配额来生产“敌人”；这个生产敌人的机器一旦开动，政治忠诚就被定义为表态与服从的叠加，能力与专业性迅速退位。斯大林由此完成了对党史叙事的重写——不是用学术，而是用恐惧与档案。
再看毛泽东。毛的清洗并不总是以审判与密捕为主，他更擅长把清洗做成“群众运动”：1957年的反右，把“百花齐放”的政治许诺迅速反转为对知识界与党内不同意见者的体制性整肃；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则以“造反”的合法性反向穿透官僚制，先干掉“走资派”，再以派性内战瓦解既有秩序，最后再用“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把“造反”收编为新的纪律。表面上是“一次次革命”，实质上是重复的政治清洗；表面上是群众“自下而上”，实质上是领袖通过运动式治理不断重置忠诚结构。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政治记忆里留下两条深沟：其一，告密与揭发被制度化、伦理化；其二，专业与法治习惯被政治动员反复中断。
当代中国在这两重遗产之间摇摆：改革年代曾用科层化与规则化去“淡化运动”，但并未改变人事权的党内垄断，也未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宪制性制衡。于是，一旦最高领导人把“政治安全”定义为首务，运动式治理随时可以回潮，官僚机器被命令“让路”，人事系统被任务化与战役化，忠诚叙事比专业标准更具“硬约束”。周雪光等学者对“运动式治理”的组织学阐释，恰能解释这一切：当常规机制无法快速产生领导人需要的确定性时，以运动替代科层就会成为统治理性的首选。
把镜头推到习近平的第三任期：这一任的显著特征，是在“反腐—整风—军事—宣传—金融—科技”多条战线的交错清洗。2024年，中纪委通报对73名省部级以及4348名厅局级官员立案，全年处分近89万人；数字本身并不能区分反腐与清洗，但它显示出“惩戒强度的常态化”。更敏感的是军队：自2023年以来，涉及火箭军、装备系统与军工企业的整肃连环展开，研究机构统计至少45名军方与军工高层被免、查或撤；两位前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被党籍处理并移送军检，军中“政治整训”“肃清流毒”的表述密集出现。对一支强调现代化与联合作战的军队而言，这样的“政治重置”必然伴随能力的短期损耗——设备可靠性、指挥链稳定性、军工供配与招投标的廉洁性都会被追溯性拷问，延宕改革进程。
信息秩序依旧维持在“可见而不可知”的阈值：从二十大“胡锦涛事件”到李克强的骤逝，公众总是被留在“传闻—片段—定性”的边缘地带。黑箱的社会心理效应是双重的：精英圈层因不确定性而自我审查、躲避担当；民间舆论因失语而生成大量阴谋想象。对于强人而言，这种模糊也有统治效益，因为“不可预测”本身就是一种惩罚；对于治理而言，它却损害政策可信度与执行一致性，因为人们无法判断“下一步”的真实边界。
如果把三位领导人的清洗策略放在同一张“制度—文化—人格”三坐标图里，差异与共性清晰可见。制度上，斯大林依托的是以党内密室与国家警察为核心的惩罚机器；毛更偏好以运动破坏与再造科层；习近平则将反腐、组织路线与政治整训打包为一套“常态化的非常手段”，同时把舆论与纪律并入一体。文化上，三者共享一种“政治忠诚大于一切”的道德化叙事，苏联以“叛徒—人民敌人”命名，中国以“立场—路线斗争”命名；两者都把“揭发与自我批评”纳入政治美德。人格上，斯大林的猜忌与复仇记忆，使他偏好以恐惧塑形；毛的革命浪漫主义与对“新生”的迷恋，使他不断向混沌要合法性；习近平的政治安全焦虑与对秩序的偏好，则使他将“可控性”置于“效率”之上。人格不是决定论，却能改变权衡的参数：同样的制度工具，不同的领导人有不同的“触发阈值”与“使用剂量”。
清洗为何会呈现出“越清越乱、越控越紧”的自我缠绕？答案回到治理。清洗是以恐惧约束机会主义，但它也制造机会主义的土壤：当“站队”比“办事”重要，最优策略是“明哲保身、上不折冲、下不莽撞”；当“表态”胜于“绩效”，下级会用“可见的忠诚”替代“不可见的能力”。军队的情况尤其直观：连续的高层问责可以“立威”，却也可能打击“决策—试错—担责”的训练文化。在一个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组织里，过度强调“绝对正确”，常常意味着“绝对不冒险”。这也是外界担心军改进度受挫与采办系统“冻伤”的原因所在。
有人会问：第三任期已稳，为什么还停不下来？“斯大林逻辑”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当经济承压、社会信心回落、国际摩擦上升，与其冒险把权力让渡给规则与市场，不如用清洗把不确定性“关进笼子”。问题在于，清洗能摧毁背叛，却不能生产信任；能重写人事，却难以重建能力。长期看，它将带来“逆向选择”：敢担当者出局，善迎合者上位；“能力配给”转向“忠诚配给”，政策复杂性与执行难度却并未降低。于是，新的治理失败又会呼唤更严厉的清洗，循环再起。
把时钟拨回到苏联晚期与文革后中国，我们都能看到另一条分叉路：当政治从“运动逻辑”回拨到“科层逻辑”、从“人格领袖”滑向“规则领袖”、从“叙事安全”退回“制度安全”，清洗的规模与频次会显著下降，社会也会重建“可预期性”。八十年代中国的干部制度改革与法制建设，曾经部分地完成过这件事——只是后来没有继续把它做成一个不能逆转的宪制安排。一个成熟政治体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腐败或派系，而在于它能否用“普通法则”处理“非常政治”。当代中国的问题在于，政治安全被强行置顶，普通法则长期让位于非常政治，于是清洗便随时可以重新成为“系统默认值”。
学者吴国光说：“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模式和江胡时代中共精英喜欢的权贵资本主义模式，这两个模式之间发生冲突，”“这不是习近平靠换掉1000个人、2000个人，哪怕1万个人能够解决的。”习近平改权贵资本主义模式为新极权主义模式，从原来的九龙治水分权改为一尊独大的极权，。第三任期后的中国政治同时面对三道叠加压力：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人口老化与地方财政的掣肘、同发达国家关系的战略不确定性。它们分别对应三个治理场域：市场—社会—外交。在这三处，最需要的是“能力与信任的再生产”。而持续的清洗恰恰会削弱这两者：在市场端，它制造政策时滞、抬高合规成本、压低民营部门的预期；在社会端，它让基层治理转向“运动化维稳”，优先对付“例外”而非改善“常态”；在外交端，它让体制对“复杂谈判—妥协—执行”的专业链条保持天然的不耐烦。短期看，清洗可提供“纪律性”的表面秩序；长期看，它以“秩序的外形”吞噬“秩序的内容”。
回望斯大林与毛泽东，清洗都曾达成过两类目标：一是重塑权力网络，二是重写历史叙事。但代价也清楚：能力坍塌、创新窒息、制度信用下降。历史并不简单重复，但它会押韵。今天的中国不再是贫弱时代，也拥有更复杂的社会与经济肌理；然而，只要政治的基本约束仍是“政治安全”而非“制度安全”，只要人事权仍是“唯一硬通货”，清洗就不会是偶然事件，而是条件具备时的系统反应。第三任期之所以“停不下来”，并不是因为已经不稳，而是因为稳的方式是“动态的威慑平衡”——它不需要广泛的社会信任，只需要持续的精英恐惧。这是一条可以走很久的路，但它越走越窄。
由此回到文章起点的那句感叹：当清洗被制度化、被日常化，也就意味着“永无终日”的感受会弥漫在精英与社会之间。历史给过其他答案：把人事权关进规则，把政治安全还原为制度安全，把运动式治理退回到法治与程序之下，让忠诚让位于能力，让叙事让位于问责。在这条路上，斯大林与毛的经验是负面教材，而不是可复制的方案。至于当代中国能否摆脱“斯大林逻辑”的循环，关键不在更强的清洗，而在更强的制度。否则，第三任期还会继续寻找“敌人”，而非寻找“能力”；政治会继续生产“恐惧”，而非生产“信任”；在党国恐惧主义的政治工程折腾下，民不聊生、商不聊生、官不聊生，比较以制度立国，以不折腾为治国理念的宪政国家，国运一天天走向式微，其不殷，非天之罪，惟人自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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