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撒钱外交”的破产：从万邦来朝到四夷来商
万国来朝3
当花钱买来的“万国来朝”难以为继，民间贸易的野草悄然生长，这背后，是明朝对世界认知的彻底停滞。
开门红：花钱买来的“万邦来朝”
明初，朱元璋和朱棣有一个共同的梦想：让全天下都来朝拜，彰显天朝上国的无上荣光。
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理想，他们推行了一套独特的对外政策——“厚往薄来”。翻译成白话就是：你带礼物来，我给你的赏赐，远比你带来的东西更值钱。 你送一匹马，我回十匹绸缎；你送点土特产，我直接赏你金银财宝。
这哪里是外交，分明是“撒钱”。
“皆倍偿其价。” “朝廷柔远人，宁厚无薄，其同诸番使例给之。”
接待规格也高得惊人。外国使臣一到，食宿路费全包，住的是“星级宾馆”（会同馆）。更诱人的是，他们还能带上自己的商品，在指定地点免税交易，大赚一笔。这简直就是一条“带薪旅游+发财”的金光大道。
“凡四夷人朝贡到京，例于会同馆设宴。” “海外诸国人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
明成祖朱棣更是将这种“撒钱外交”发挥到极致。他派郑和七下西洋，宝船队与其说是去探险，不如说是去全球发红包，每到一国，便大肆赏赐丝绸、瓷器，告诉当地国王：跟着我，有肉吃。同时，陈诚出使西域，同样出手阔绰。
效果立竿见影。一时间，东边的朝鲜、日本，南边的暹罗、爪哇，西洋的古里、满剌加，西域的哈烈、撒马儿罕……几十个国家，上百个使团，络绎不绝地涌向南京、北京。 “四夷来朝”的盛况，让明成祖的政治声望达到了顶峰，他觉得自己是天下当之无愧的主人。
“威震海外，凡所号令，罔敢不服从。而番人利中国货物，益互市通商，往来不绝。”
面子是撑起来了，里子却撑不住了。
然而，面子是撑起来了，里子却撑不住了。
这么个撒钱法，国库哪里受得了？朱棣在位后期，国力已开始衰退，户部尚书夏原吉急得直跳脚，说“内外俱疲”。送钱送到自己快揭不开锅了。
“诸番使络绎道途，东西数千里间，骚然繁费，上下怨咨。” “朝廷岁令天下有司织锦缎，铸铜钱，遣内官资往外藩及西北买马，收货所出，常数千万，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费中国，糜散人民，亦莫甚于此也。”
朱棣一死，务实派的明仁宗朱高炽上台，一看账本，头都大了。他立马叫停了郑和下西洋，召回了所有使臣，开始“不勤远略”，不再主动往外跑了。明宣宗也继承了这一思路。
“严谨边备，不勤远略。” “民力罢矣，慎无贪功。”
仁宣二帝虽然嘴上还说“厚往薄来”，但实际操作已开始“降本增效”。给使臣的赏赐悄悄打折，对暹罗直接减半；嫌朝鲜来太频繁，让他们别送金银器皿；对于使臣“船坏了要报销”的要求，也开始拒绝。
“朝鲜贡献频数，已非朕所欲。” “蕃臣朝贡，其职当然。舟坏应自出赏以造，岂可上烦朝廷，且铁有禁例，皆不可从。”
到了明英宗正统年间，情况更糟。明朝国力进一步下降，北方军事压力剧增。朝堂上下对“四夷来朝”的态度，从“热烈欢迎”变成了“有点烦”。
礼部的官员开始挑刺：琉球的马太矮，下次选高点的；撒马儿罕的玉石掺了烂石头，不能给那么多钱；暹罗的碗石，中国不缺，以后别送了。
“琉球国贡马矮小，宜咨本国令选高大者以充后贡。” “撒马儿罕使臣割法儿等续贡玉石，杂以碎恶，所给价直，宜损前之半。” “碗石中国素有，非奇物也，每斤给钞五十贯，自后其免贡之。”
地方官也开始抱怨：广东官员说占城一年一贡，劳民伤财，改三年吧；甘肃官员说西域那些假贡使，蹭吃蹭喝还骚扰百姓，太烦了。
“占城国每岁一贡，水陆道路甚远，使人往复，劳费甚多，乞依令暹罗等国例，三年一贡。” “外夷朝贡使臣回至甘州，假以道路不通，连年延住经营买卖，日支廪米，所费不少。”
朝贡变薄，四夷不来
赏赐变薄，规矩变多，来一趟的“利润”大大降低。那些冲着钱来的国家，积极性自然就没了。
曾经每年都来的爪哇国，慢慢变成三年一贡，最后“不常至”。印度洋沿岸那些郑和交好的国家，如忽鲁谟斯、榜葛刺，也渐渐没了消息。曾经热闹非凡的“四夷来朝”盛况，就这样沉寂了下去。
“英宗幼冲，大臣务休息，不欲疲中国以事外蕃，故远方通贡者甚少。”
官方朝贡贸易的衰败，暴露了这种模式的根本问题：它完全脱离经济规律，只服务于政治表演，一旦财力不济，便难以为继。
民间“四夷来商”的悄然崛起
但贸易的需求，就像野草，禁是禁不绝的。
官方不行了，民间的力量却开始冒头。正统、成化年间，一个新的局面悄然形成：“四夷来商”。
什么意思？就是外国人不再打着“朝贡”的旗号，而是直接带着商品来做生意了。这些“夷商”来自东南亚、琉球，甚至中亚的撒马儿罕。他们绕过复杂的朝贡体系，直接跟中国沿海的商人进行交易。 福建、广东沿海，成了他们活跃的据点。
“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 “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
明朝的豪门大族、地方官员，甚至像广东市舶太监韦眷这样的人，都私下里跟“夷商”勾结，大搞走私贸易，从中牟取暴利。
“番禺县民黄肆等贿结韦眷，交通撒马儿罕等国夷商滋扰。”
官方的大方赏赐，变成了民间的等价交换。明朝的对外交往，就这样从“四夷来朝”悄悄演变成了“四夷来商”。这其实是对外交往回归了互利共赢的本质。
认知的停滞，与世界的脱节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明朝统治者并没有看到这个转变背后的巨大机遇。他们只看到了民间贸易“违禁”“扰民”的一面，继续抱着“事外夷，疲中国”的老观念，坚持海禁，将海外贸易的丰厚利润拱手让给了走私者和豪强。
“欲怀远者必先安近，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疲中国以奉四夷，犹拔本根以益枝叶也。” “今各处地方水旱相仍，人民穷困，却乃疲中国，以供远夷，费有用而易无用。”
更糟糕的是，随着官方交往的收缩，明朝人探索外部世界的脚步也彻底停了下来。 成化年间，兵部郎中刘大夏把郑和下西洋的珍贵档案付之一炬，理由是“于国家何益”。
“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归，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也。”
从此，明人对世界的认知，就永远停留在了永乐、宣德年间那几本游记里。 当西方人乘着大航海时代的东风呼啸而来时，明朝人还浑然不知世界已经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看着从海路来的撒马儿罕使臣，看着后来的佛郎机人、欧罗巴人，留下的只是完全错误的记载。
“万历己亥，海外利马窦者，自言欧罗巴国人，其国南海中，与西洋佛郎机国相近。 ”
从“四夷来朝”到“四夷来商”，明朝对外关系的这场大变局，深刻揭示了：建立在政治作秀和单向施舍基础上的“面子外交”，终究是撑不住的。
当国家间的交往脱离互利的经贸本质，仅靠“厚往薄来”维系颜面，其结果必然是随着国力衰退而走向沉寂。 而一个对世界认知停滞、拒绝与全球发展潮流接轨的帝国，其未来的命运，也早已在这变局中埋下了伏笔。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