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6日星期五

Wiki历史:1940年

2月10日,动画片《汤姆与谢利》诞生。

4月9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入侵丹麦及挪威。

5月1日,抗日战争:枣宜会战,至6月18日止,日军胜利。
5月10日,温斯顿·丘吉尔当任英国首相。
5月10日,纳粹德国绕过马奇诺防线,突袭西欧。
5月1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占领比利时布鲁塞尔。

6月14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占领巴黎。
6月1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马其诺防线弃守。贝当元帅成为维希法国总理。
6月17日,法国总理,贝当向纳粹德国宣布投降。
6月18日,自由法国领导人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国民继续抵抗纳粹。
6月23日,阿道夫·希特勒视察刚刚被占领的法国首都巴黎。

7月1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实行“海狮计划”,不列颠空战开始。
7月26日,日本提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构想。

8月3日,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
8月1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列颠空战爆发。
8月20日,抗日战争:百团大战,至12月5日止,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华北地区与日军作战。

9月12日,著名的史前文化艺术洞穴,法国西部的拉斯柯克斯洞穴被四位少年首次发现。
9月23日,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并占领该地。
9月27日,德国和义大利接受日本加入轴心国,签署《三国公约》,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正式形成。

10月7日,德国侵略罗马尼亚。

第一辆澳洲制造的汽车面世。

2012年10月25日星期四

Secret of the Wings/小叮当:羽翼之谜

This is a fairy tale about "Where there is love, there is a way" or "Love conquers all". The visual effect is very good, and I think the girls' friendship is kind of rehearsal for "Frozen" one year later.

Secret of the Wings (2012) on IMDb

2012年10月24日星期三

蒋介石从大陆运走多少黄金

微博上常有人说“蒋介石把大陆所有的黄金运往台湾,使台湾经济迅猛发展”,或感叹蒋介石“丢下一穷二白的大陆”、“只有5000两黄金储备”,甚至有人认为三年大饥荒也跟“蒋介石全都把黄金运到了台湾”有关系。

这种将两岸经济差异和49年后大陆经济建设的种种挫折,归罪或部分归罪于蒋介石运走黄金的说法,由来已久。但这种说法纯属想象,并非史实——蒋介石确实运走了大批黄金;但留在大陆的黄金并不比运走的少;运台黄金与台湾经济起飞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一、蒋介石并没有运走大陆的所有黄金

虽然蒋介石在败退台湾时运走了当时国民政府国库中的几乎所有黄金、银锭、银元和美钞,只给中共剩下来了5000两黄金和30万块银元,但就此说蒋介石“运走了大陆的所有黄金”却是大谬不然,因为中共手中当时也掌握了大量的黄金,还有更多的黄金存在于民间,解放后被新政权强制兑换成了人民币。

蒋介石最终运台黄金总数为330万两

随着大陆和台湾相关文献的逐步解密,蒋介石运台黄金的总数也逐步被核实。对这个问题研究比较透彻的是吴兴镛(其父吴嵩庆当年受蒋介石委派主持并参与黄金运台,曾任国民党军财务军需署长15年,被称为“蒋介石的总账房”),他根据其父亲的日记、蒋介石日记以及两岸解密档案,计算出当年蒋介石命人分五批从大陆共运送了330万两黄金至台,此外还有价值350万两黄金的外汇和银子,最终运台金银外汇总额度换算成黄金总价值约为700万两。根据吴兴镛比较整理的《中央档案馆与大溪档案馆记载黄金量对照表》,蒋介石运台金银、外汇的具体数额如下:

批次时间黄金数额
第一批分两次运:1948年12月1日从上海运到基隆;1949年1月1日从上海到厦门后,后又运至台湾。第一次共774箱,合纯金2004459.506两。第二次黄金151箱,合纯金572899两,银币1000箱,合400万元。合计黄金257多万两/90吨。
第二批1949年1-2月,从上海到厦门,后又运到鼓浪屿。共90万两/33吨(国民党军队财务署点收的是99万两)。
第三批1949年3月7日到9日,从上海空运到台北。两次共60万两/20吨。
第四批1949年5月19日-6月5日,从上海运至台湾。黄金19.8万余两、银元120万元。
第五批1949年8月从美国运回台湾。共20万两
总计黄金共447.5万—456.5.7万两;还有1亿多两银元及银砖,近亿元美金(关于银元、银砖和美金运台只有总数额,缺乏详细资料)。

上表是根据吴兴镛所著《黄金密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所制,表中各个数据吴在书中均交代了具体来源并进行了核实,此处不予赘述。据上表显示,蒋介石运台黄金总额为464.9万-486.7万两。吴兴镛在书中介绍说,其中的155万两又返运大陆用于支付1949年的陆军政费用(其中24.9万又运返台湾),最终运台黄金总数为330万两。

编者注:1、关于单位:1两=31.25公克;1盎司= 31.2375克;1吨=1000千克=31,250,000两=31,237,500盎司;2、关于价值:50年代每盎司黄金约合35美元;目前每盎司黄金约1400美元左右。

这些运台黄金只有一小半是1948年国民党用金圆券从民间强行兑换来的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蒋介石从大陆运走的黄金是1948年开始实行金圆券之后从大陆民众手中(尤其上海)强迫兑收而来,其实,金圆券兑换所得的黄金仅占国民党运台黄金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那么到底国民政府从民众手中强兑了多少黄金呢?

蒋经国在1948年9月底的说法是:“上海市民过去一个月中,曾向国家兑换110万5652两……3280万3894元美钞,再加白银、银元及港币,总合金圆券3亿7200万元,已占全国兑换总数的64%。”同时,根据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1948年11月16日向蒋介石的报告,当时共收兑黄金166.3万两,仅上海一地收兑的黄金就达110.3万两。

由此可见,当时国库中的总共所有的456万两黄金中只有166.3万两左右的来自1948年的金圆券民间兑换,那么,其他的三分之二的黄金从哪儿来的呢?

档案显示,抗战胜利初期,国民政府国库中的黄金储备仅有3万两,后来没收了汪伪政权国库中的黄金49.5万两。其余的黄金主要来自美国。抗战期间美国借用了中国的机场及大量人力物力,战后美国一次性交付中国4亿美元补偿,国民政府就用其中的2.2亿美元从美国购买了645万两黄金,分批运回国内。美国国会在1948年8月的国务院《白皮书》(中美关系)中专门提到此事:

“从1942年4月15日起,到1946年3月13日止,总金额五亿美分,分11次拨付了国民政府。其中二亿二千万美元是购买黄金,每英两(编者注:即盎司)35美元,共约628万5700英两。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境内出售,以减少游资,并压低金价,以控制通货膨胀。”(吴兴镛《黄金密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P171)

这批黄金中,宋子文1945年为努力抑制法币贬值抛售了353万两到民间,到1948年国库加上从汪伪政权接收的50万两,共剩下340多万两黄金,这是后来运台黄金的主体部分。

也就是说,蒋介石运台黄金除了用金圆券兑换的166.3万两外,其余的是八年抗战全民付出的心血。

留在大陆而被新政权控制的的黄金总量,其实多于蒋介石运台黄金总量

经常有人说蒋介石将大陆所有的黄金运台后,只给中共留下了6000两黄金和20万银元,并说这就是当时大陆所有的黄金储备。这是一种误读,这6000两黄金和20万银元只是中共占领上海时从国民政府国库接管的金银,并不能简单地说中共所掌控的金银就只有这些。其实,中共在建国初期通过强制兑换从民间获得的金银和外汇数量并不比蒋介石运到台湾的少,当时的大陆在金银和外汇储备等方面并非“一穷二白”。

首先,从总的数据来看,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国库中黄金的总数为690万两,而蒋介石最终运台黄金数量为330万两,也就是说,国库黄金中还有360万两黄金分散在大陆的民众或国民党军政人员手中。从另一个方面考虑,宋子文1945年为抑制法币贬值抛售了353万两黄金到民间,1948年国民政府用金圆券的形式从民间兑换回166万两,也就是说,仅抗战后从美国运回来的黄金,截至国民党牵台后,至少仍有190万两散落在民间,虽然这些黄金可能会有一部分在1949年由于战争或政治原因流落到台湾民间、香港和国外,但肯定仍有相当一部分留在大陆民众手中。

其次,上文已经提到,1949年蒋介石又往大陆运送了155万两黄金作为军政费用,其中仅24.9万运返台湾,其余的130万两留在了大陆,即便减去国民党部队撤出大陆时带走的部分,仅大部分应该都被国民党投诚部队掌握或被中共缴获。例如:

吴兴镛在《黄金密档》中说,其父吴嵩庆在日记中记录:“1949年8月初,他接到蒋介石电话,要他把刚刚运往兰州的5万两黄金追回一部分。……8月25日,解放军攻占兰州,马步芳逃到重庆,蒋介石白白丢掉了5万两黄金。这一大笔黄金大概有一部分进了马步芳个人口袋。”“12月6日,财务署还从台北空运5万两黄金到成都,补给退败入川的胡宗南部队。……后刘文辉、邓锡侯已与中共代表联系好,准备起义。留在成都的5万两黄金,以后也没人提起过,也不知道都落到何人手里。”从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推测,不少作为军饷运回大陆的黄金应该都落到了中共手中。

当然,这些只是间接的比较弱的证据,要说明到底还有多少金银留在了大陆,主要还是看中共在解放区本身就持有的黄金数量(当时解放区的金银政策是只许进不许出)、在接管城市过程中接管了多少金银,以及在建国初期通过《金银管理办法》和《外汇管理办法》从民间兑换了多少金银。

中共新政权建立后,立即加强了对金银和外汇的管理,禁止一切金银和外国货币在中国市场上流通,并要求民众将金银和外币兑换成新政权的人民币。从大陆建国后的一系列运动的情况看,民众保有大量黄金的可能性比较小。至于这个过程中到底兑换了多少金银和外汇,尚未发现全面的资料,陈云在1950年6月的说法是:

黄金和白洋,现在是处于相当的冻结中,要加以使用。什么时候使用,这要看人民币稳定的程度。我看今年大概还不行,要等力量大的时候,再有步骤地收美钞、黄金和白洋。先收美钞,再收黄金,最后才是白洋。黄金的数目不会太少,据说社会上有五百万两,就算一百五十万两,也可折合一亿多美元。今年我们如果又收美钞,又收黄金,又收白洋,没有这个力量。(《陈云文集》第二册《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全国黄金和外汇储备”(P72)的数据,1952年,大陆的黄金储备已达500万盎司(498万两或156吨)和1.39亿的美元,而这两年国家的黄金生产量仅有2.3吨,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黄金和美元应该是通过民间兑换得来的,这还没算上建国初期朝鲜战争和各种建设所消耗的黄金和外汇量。这就说明,黄金兑换量至少不低于陈云的估计。

至于当时具体兑换了多少金银外汇,中共在解放区时掌握金银的情况,还有在战争期间接管的黄金总量,都未有详细的数据,但根据1952年的黄金和外汇储备来说,留在大陆的黄金和外汇数量至少多于蒋介石运台黄金总量。

二、台湾的经济起飞跟蒋介石运台黄金关系不大

蒋介石运到台湾的黄金都用来做什么了呢?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真的如有些人说的跟这些黄金直接相关吗?

大陆运台黄金主要用途:军费和发行新台币

吴兴镛在《黄金密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一书中有详细的交代,这些黄金的主要用途有以下几方面:

1、作为发行新台币的准备金

根据吴兴镛在书中所引述的台湾大溪档案,1949年6月15日陈诚以“台湾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用80万两黄金和1000万美元做了2亿新台币的准备金。对此,袁颖生根据徐柏园的“政府迁台后之外汇管理初稿”所写的《光复前后的台湾经济》中有详细的描述:

“变售黄金以支应开支及以黄金折发军饷,主要系发生在民国三十八,九年(1949和1950年)。仅是黄金的变售价款,估计在此两年就分别有新台币超过1亿6千5五百万元(约60万两)及接近3亿9千4百万元(约140万两)。……此两年度省财政岁入分别不过1亿6百万元,及3亿8千7百万元,则变售黄金价款在1949年即高出年度省财政岁入的56.53%之巨,1950年仍略多1.86%,自为政府的巨额收入,而在省财政及‘中央财政’的岁入中,都未见列记……此200万两黄金数量与前五次公告之新台币发行之准备金(部分又被‘变卖’回收新台币)极相近。可能部分就是把‘央行’黄金(部分为‘财务署’保管的黄金)转给台湾银行发行新台币,大张旗鼓地公告,把超额发行的新台币用来作军饷,然后……静静地把部分黄金变卖,收回民间新台币,来防止通货膨胀,而在老百姓眼花缭乱之际,国民党迁台初期的财政经济就稳定下来了。”

也就是说,这批黄金对新台币的发行、稳定台湾金融市场以及抑制通过膨胀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批运台黄金,国民党政府在赴台初期没有美援的情况下,恐怕根本无法在台湾立足。

2、军费支出

据吴兴镛介绍,除了1949年返回大陆100多万两黄金作为军政费用外,运抵台湾的黄金在1951年美国重新提供援助之前,主要用于支付60万军队的军饷、购买军需米粮、进口汽油零件及填补50%到100%的年预算赤字。

仅军饷一项,据当年代表蒋介石在“财务署”管黄金的赵志华回忆:“曾在近9个月中经手约12次,每次以10万两黄金,以每两280元,换为新台币2800万元做为国民党军队薪饷”。仅在1949、1950两年国民政府仅花费在军政方面的费用就高达200万两(其中110万两用于军费,90万两用于政费)。

150多万入台人口对于当时只有600多万人口的台湾而言,无疑是繁重的经济负担,连蒋经国也说:“政府在拨迁来台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但是如果入台的这么多人完全靠这批运台的金银的话,恐怕支撑不了两年财政就会崩溃。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7月份,台湾的财政就已经陷入了危机,直到1951年美国重新对蒋介石进行援助,才让台湾真正稳定了下来,否则,不仅新台币的发行无法成功,而且台湾的经济也完全会因为通货膨胀而崩溃。

3、其他用途

运台黄金还用于支付蒋介石1949年下野期间的总裁办公费,比如1949年7月10日蒋介石访问菲律宾,8月6日访问南朝鲜共花费了16万美金,就出自这批黄金。

此外,据说以《民族报》起家的《联合报》从财务署保管的黄金中总共拿了3000两和数目不详的美金。

关于运台黄金花费的具体情况,吴兴镛为我们呈现如下:

出项目黄金数额(两)
拨付台湾银行作为新台币准备金120万
财务署军费(大陆)117万
财务署军费(台湾)110.5万
补助政府经费(大陆)38.5万(其中2.3万返运回台)
补助政府经费(台湾)22.6万
台湾《联合报》开办费0.3万
财务署保管的秘密军费中支出的台湾军政费用(估算值)60万
财务署剩余的黄金0.6万
总计454.5万

编者注:上述拨付台湾银行的120万两黄金中,至今尚有约100万两上海黄金储存在台湾文园“国库”里。(吴兴镛《黄金密档》P304)

台湾经济起飞主要靠经济改革和美国援助,基本与运台黄金无关

虽然运台黄金在国民党牵台初期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保证了新台币的发行和抑制了通货膨胀,为国民党在台湾的立足打下了基础。但是,从上文我们也可以看到,仅靠运台黄金,国民党政府仅仅支撑了不到两年就已经捉襟见肘,出现了财政紧张,如果没有1951年的美国援助,恐怕台湾的经济和财政会全面崩溃。

台湾的经济为何能在60年代以后飞速发展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呢?其主要原因在于:

1、美国为台湾提供了相当于11857万两黄金的援助

恰恰在台湾开始出现“生产凋敝、物资医乏、物价飞涨”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基于政治利益考虑,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国民党政权的经济援助,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到1960年代中期,台湾接受的美援总额达41. 5亿美元(按照当时的价格1两黄金约合38美元,那么美援的价值就相当于11857万两黄金),其中军援和经援分别约占57%和43%(数据来自《美国研究》2002 年第3期牛可《美援与战后台湾的经济改造》)。无论从数额、持续时间还是重要性上看,大陆运台黄金显然都无法与美援相比。美援的进入稳定了台湾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使台湾的通货膨胀率由1950年的400%降至1951年66%,1952年降至23%,1953年降至8.8%,1954年降至2.4%。

当台湾的经济趋于稳定后,美国的援助主要用来扶植台湾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是为台湾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贷款和支持。

同时,蒋介石将美援资金的十分之一专门拨付农村发展与复兴委员会,以促进台湾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进而为台湾经济的起飞积累了资金。

2、国民党当局卓有成效的改革

国民党政权牵台后分别制订并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其中币制改革、税制和外汇制度改革,在农村实行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等政策,使台湾的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1953年起,国民党当局开始鼓励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主要扶植民营经济发展: “台湾当局给私营企业以照顾和支持,银行以更多的资金贷给私营企业,贷给私营企业的比重逐年增加,1960年贷给公营企业占53%,贷给私营企业只占47%,到了1979年,这个比例就倒转过来,而且拉开了距离,贷给公营企业只占23%,而贷给私营企业增加到77%。因此,私营企业发展迅速。1960年公营企业占企业总数47.9%,私营占52.1%。1975年公营企业降到22.7%,私营企业增加到77.3%。从1953年到1978年,公营工业产值增长12.5倍,民营工业产值增长74.8倍,民营工业的产值在整个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也由1952年的43.4%上升到1978年的79.1%。”

1960年代,国民党当局相继降低粮价、改善外汇贸易方案、给民营企业充裕的资金融通、奖励投资和鼓励加工出口,为经济发展进一步注入活力。1974年开始推动“十大建设计划”,着重发展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同时以“加速经济结构转型”和“促进投资”为主促进工业发展。

综上所述,可以说,台湾经济之所以能实现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美国的援助和国民党当局的经济政策,蒋介石运台黄金在初期维持台湾的经济和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在后来的经济发展中也就作用不大了。当然,作为台湾经济发展金融后盾的新台币之所以能保持稳定流通,蒋介石运台黄金在50年代也的确功不可没,所以也不能说台湾经济的起飞与这批黄金完全无关。

结语

1、蒋介石运往台湾的黄金的确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特别是八年抗战的全民心血。台湾的确曾从中受益,这是无可争论的事实。

2、大陆当年并非像谣传的那样在金银和外汇等方面一无所有或者只有少的可怜的金银外汇储备,从现有材料推断,中共在大陆掌握政权后所收兑和掌握的金银及外汇数量并不比蒋介石运到台湾的少。

3、台湾的经济发展主要靠美国援助和国民党当局合理的经济政策,而非什么蒋介石运台的黄金。反观大陆,虽然也有苏联的全面援助,但经济并没有发展起来,反而不断陷入困境,这是建国后大陆经济政策错误不断的后果,与蒋介石从大陆运走的金银和外汇关系不大,至于将“三年大饥荒”归罪与蒋介石把黄金运台的说法,更是荒谬至极。

原文链接

The Silent War/听风者

The was a spy movie, while the emotional parts may triumph the whole movie. Probably because the characte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movie had to repress their own emotion more or less in the name of revolution, and usually such kind of repressed and hidden emotions would impress the audience most. The ending part of arresting the criminals might be a flaw as it was a little messy and not logical.

Zhou Xun's performance was amazing. Unlike the spy movie "The Message" starred by her, she demonstrated the two different characters distinctively and vividly.

本片是一个谍战片,但感情戏的成分同样很大,大概是因为这个故事背景下的各个人物,多少都有在革命的名义下不得不压抑的情感。但往往是这样含而不露、欲言又止的情感,才能更深地打动观众。美中不足的是,最后的擒敌场面处理得有点乱而且不太合逻辑。

周迅的表演很是惊艳,虽然她出演的《风声》也同样是谍战片,但周迅把两个角色的不同特点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演职员印象:
主演:梁朝伟,周迅,王学兵,范晓萱
导演:麦兆辉,庄文强

Ting feng zhe (2012) on IMDb

2012年10月23日星期二

汉字拉丁化的历史及其错误所在

文/孙振坡

西欧文艺复兴启动后,1582年(明万历十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到中国,他在明朝万历年间(1605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内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四篇文章。提出用意大利文字的字母,拼写汉字读音(近似音),即用意大利语,音译汉字的读音。罗常培根据文章里的汉字对照拉丁字母,整理出汉语的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

1626年法国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文字给汉字注音的字汇。即用法文字母,音译汉字读音(近似音),他的拼音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人称“利、金方案”。

清朝末期,英国驻华使馆的公使威妥玛,在任职期间,为了外国人(主要是使用英语的人)便于学习和掌握汉语﹑汉字,先后写成《寻津录》(1859)和《语言自迩集》(1867)两部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威妥玛”模拟满州贵族的语音系统,制订了“英文字母拼音方案”给汉字注音,即用英文字母,音译汉字读音(近似音)。这个方案以后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一般称为“威妥玛式拼音”。这个“威妥玛拼音”方案里,缺少中原汉语里的“积”、“漆”、“西”三个尖音、“鹅”舌根音,“捱”复合韵母、等几种“音型”。所以,不能完全地音译中原汉语的语音(近似音)。

这些外国人,用他们的拼音文字的字母,音译汉字读音(近似音)的方法,启发了中国人把汉语的语音分解成“声母”和“韵母”,并且发明一种表示汉语“声母”和“韵母”的符号,使用拼音的方法,给汉字注音。这种方法,比从前的“切音”,既易写,又易学。所以,从此代替了“切音”方法。

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击碎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第一次睁开眼看世界的中国文人,突然发现与西方相比,我们这个老大帝国竟然已落后如许。国家的落后是科技的落后,科技的落后缘于教育的落后。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始重新审视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化了。汉字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所以,这种审视,自然包括了汉字楷体系统。

中国的一些文人,看到西方一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先进,就以为他们一切都先进。全盘接受了西方片面的错误的“语言文字学”。他们也同时看到,西方拼音字母文字只要会说就会写(事实也并非完全如此),国民识字率很高;而汉字独立于语言之外,笔画繁难,致使中国的文盲率达到98%以上。于是就认为教育落后盖因汉字太难的缘故。于是就认为拉丁字母文字比汉字先进(其实是不可类比的),因此,就提出改革汉字,企图用罗马字母组成“汉语拼音文字”来替换汉字楷体系统。

中国人向外国人学习了“拼音原理”,把汉语的语音分解为“声母”和“韵母”,并用表示“声母”和“韵母”的符号,来给汉字注音,从而取代了使用2千年的“汉字切音法”,的确是一个进步。但是,要用“汉字注音符号”组建新的汉字,来更新汉字楷体,就是“邯郸学步”了。因为汉语是“语音多载的语言”,存在大量的“同音异词”,纯拼音字母组成的“汉字”,是不能区分这些“同音异意词”的。

1892年,一个名叫卢戆(zhuang 去声)章的福建青年,经过十年的努力,写成了一本名为《一目了然初阶》的书。这是第一套由中国人自己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卢戆章把它称为“切音新字”。他认为通过这套方案,可以做到“字话一律”。从而“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算学,格致(物理)、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但当他把这套方案提交给清政府后,却遭到了众人的嘲笑。虽然,卢戆章的“切音新字”没有得到推广,但是一场“切音字运动”却徐徐拉开了大幕。

《官话合声字母》、《赠订合声简字谱》、《中国音标字》。。。。。。在清朝行将灭亡的最后十几年中,各种拼音方案不一而足。

1908年,“改革派”吴稚辉(吴敬恒)发表文章,鼓吹废除汉字、汉语,采用世界语。“保字派”的代表张炳麟,对其进行了批判,反对废除汉字、汉语、采用世界语的主张,提出为使汉字好学,可以减省某些汉字的笔画和创造一套为汉字注音的拼音方案。

在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该文被视为近代简化字运动的开端。

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初步胜利,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民国”成立之初,新政府就立即着手普及国民教育。但汉字繁难,方言繁杂,两个拦路虎使新政府犯了难。于是,也把目光投向“切音字运动”。

1913年2月25日,“读音统一会”在北平(今天的北京)召开,各省纷纷派代表参加。此次大会的宗旨明确:审定国音,采定字母。然而,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在审定汉字的读音时,代表们便吵作一团,经过一个多月的论证、调解,终于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国定读音。 而在采定字母的工作上,分歧更加无法调和。汉字笔画式的、拉丁字母式的、速记式的,甚至豆芽式的字母,千奇百怪。制订者更是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议长吴敬恒不无辛酸地写道:“无非人人想做仓颉,人人自算佉卢,几乎也无从轩轾,也无从偏采哪一种。”

就在各种方案争论不休的时候,鲁迅等人提议,能否采用审定字音时用的“记音符号”。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会议对这套汉字笔画式的符号加以修改,定名为“注音字母”。

“读音统一会”按照“保字派”的意志议定了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方案——“国音”(后来叫做“老国音”),出版了《国音字典》,灌制了发音唱片,推广了“北方大众普通话”(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音,西周称雅言、晋代称通语、明清叫蓝青官话——就是西起陕西蓝田,东到山东青州的黄河流域的大众话)。两派的第一次争斗,“保字派”取得胜利。到新中国成立时,这套“注音字母”已经作为识字的辅助工具在民间使用了40年。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西学东渐的风潮越来越大。1918年,“激进派”的代表钱玄同发表慷慨激昂、言辞激烈的文章,要求废除汉字、汉语,采用世界语。黎锦熙与之呼应,于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简称“统一会”于1919年成立)上抛出了“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文字”的提案。当时的“五、四”领袖陈独秀在两派之间采取了折衷的态度,虽然不同意废除汉语,但同意用罗马字拼写汉语。这样一来,就掀起了汉字拉丁化的狂潮------“国语罗马字运动”。

1922年,钱玄同提出历史上第一个有关简体字的具体方案——《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该方案指出,针对汉字难识难记问题,改用拼音是治本的方法,减省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方法。但是,鉴于汉字的弊端日益明显,而治本的方法又一时拿不出来,所以减省笔画的治标办法是唯一的选择。钱玄同在该方案中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成为后人简化汉字的重要依据。

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国语月刊》成为激进分子的宣传口舌,连篇累牍地发表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的文章,诸如钱玄同的《汉字革命》、黎锦熙的《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道》、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研究》、蔡元培的《汉字改革说》------在这“国语罗马字运动”的声浪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教育部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就成了激进分子的一言堂。凡是鼓吹“国语罗马字”的激进分子就是时髦的“革命派”,就成为会中的风云人物、决策人物,说啥是啥。钱玄同、黎锦熙提出“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统一会”就马上决议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 黎锦熙提出修改“国音”、修改《国音字典》的提案(内容是砍掉“国音”的尖音、舌面鼻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统一会”就立即成立了“修订《国音字典》委员会”。 “统一会”中凡是不赞成废除汉字的就说是“保守派”,就会陷入“勿容置喙”的困境,就连“统一会”的会长张一麐也只能退避三舍。在“激进派”成为“国语运动”领军人物的背景下,学识渊博、手段高明的湘潭人黎锦熙,成为议定“国语罗马字”的“数人会”(由 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汪怡、刘复等六人组成)的绝对权威。1926年“数人会”议定的“国语罗马字”,其实就是威妥玛方案的翻版,除了增加了字母标调之外,其字母形式和1910年出版的《华英字典》的字母形式没有多大的差别。其字母标调法虽然是赵元任的,但语音系统却是黎锦熙推崇的威妥玛模拟的满州贵族的语音系统,其音系的最大特点就是尖音读为团音,即取消尖音、合并尖团。取消了尖音、合并了尖团的“国语罗马字”一出台,就遭到了“保字派”的强烈反对,“保字派”一是不赞成汉字罗马化(拉丁化),二是不赞成取消尖音、合并尖团。国罗派虽然与1926年自行公布了“国语罗马字”,但是,教育部不赞成,国民不认可,“国罗”名存实亡,等于搁浅。

在两派关于字形、字音的争论相持不下的时候,中国政坛风云突变。1928年8月,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成立了。在学术争论上一贯主张“兼受并蓄”的蔡元培当上了南京大学(属于教育部的)的院长。黎锦熙马上恳请蔡元培公布“国语罗马字”,由于蔡元培倾向于汉字拉丁化,又和黎锦熙是朋友,就应黎氏之求,以个人地位公布了“国语罗马字”。“国罗”虽然被公布,但教育部仍然不承认,仍然指令用区分尖团音的“邮政式”拼写北平大学的校名,而不准用“国罗”拼写。钱玄同、黎锦熙对此提出抗议,但教育部不与理睬。“国语罗马字”再次搁浅,合并尖团的“新国音”再次搁浅。

1928年,语言学家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罗”),1931年身在苏联的共产党人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了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但是,由于“北拉”没有标调,无法解决同音词问题,人们只能靠上下文揣测词义,经常闹误会。“国罗”虽然有四声的区别,但它有一套很复杂的变读法则,一般人很难掌握。而国际上对于汉语的注音又普遍采用早年英国人威妥玛,根据北京读书音,制订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威妥玛式。威妥玛式虽然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但很多音都拼不准。

1932年又是风云突变,“一、二八”上海事变,日军焚毁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南京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担任要职的黎锦熙乘机担任了商务印书馆的馆长,就以教育部的名义出版了他在1926年完成而不被教育部承认的取消尖音的《国语常用字汇》(原名《国语词典》),将“国语罗马字”和合并尖团(这是不懂语言、文字发展规律的错误做法)的“新国音”搬上了字书,随后就极力鼓吹“国罗”是法定文字,“新国音”是法定标准音。 

不过,由于自身的缺陷,这套官方字母方案从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

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该书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该字表推行不久,因遭到众多人士的反对,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下达“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的训令。此举标志着民国时期汉字简化运动的失败。

《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源于近代以来在中国开展了“拉丁化”(又称“罗马化”)新文字运动。而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创制。在苏联政府的指导下,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郭质生联同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员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联合研制。

一九三○年,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的汉学家德拉古诺夫、格罗戈洛
夫成立专门小组研究出名为《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的方案。德拉古诺夫和格罗戈洛夫的汉译名就是龙果夫和郭质生。

1931年5月,苏联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员会科学会议主席团对这个方案进行了审定,并批准了这个方案。

1931年9月26日在苏联海参威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了这个方案。并按这个方案,制作了“拉丁化的新文字”,企图替代汉字楷体字。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被介绍到国内。曾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广泛推行,1940年,毛主席就指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

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 Wenz Bao》(《新文字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题字:“切实推行,愈广愈好。”但是,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根本推行不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马上着手研制拼音方案。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间团体“中
国文字改革协会”,协会设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上印发给代表们六种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种是汉字笔画式的,一种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种是斯拉夫字母式的。毛泽东同意采用拉丁化新文字,并在中央开会通过。

1955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

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197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

《汉语拼音方案》形成的基本过程如下:

在1949年8月25日,毛泽东收到吴玉章的来信。信中,吴玉章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字应改成罗马化的拼音文字,并大胆地提出在全国各地选择重点试行新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但吴玉章的来信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把信转给郭沫若、茅盾和语言学家马叙伦,征求他们的意见。三天后,毛泽东收到郭沫若等人的答复。他们都赞成中国文字改革走拉丁化的拼音方向,但认为,实现拼音文字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就重点实行新文字,未免过于草率。

虽然,吴玉章着手试行新文字的建议被暂时搁置,但他“拼音化”的主张却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的支持。

1949年10月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天以后,一个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组织宣告成立。为了表示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关注,毛泽东特意派秘书胡乔木参加“文字改革协会”,以便随时了解和指导文字改革工作。

在1952年2月5日,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隶属国务院,拟定汉字改革方案和组织方案的实验及推行。毛泽东再次为文字改革定调:“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泽东、周恩来都亲自指导,并通过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这方面的重大问题。

新中国要重新制订自己的拼音文字,字母采取什么形式,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吴玉章给毛泽东的信中,曾主张“中国文字应采取拉丁化的拼音为好,不要注音字母式或日本假名式的拼音”。对于这个提议,郭沫若、马叙伦包括毛泽东本人都给予肯定。

但两年后,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马叙伦却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新指示。毛主席认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都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订。

是什么改变了毛泽东对于字母形式的看法呢?原因是1949年12月,为了庆祝斯大林70寿辰,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专门与斯大林谈起了中国的国民教育问题。当时毛泽东问斯大林:“我们要改革文字,要制订一套字母,你看怎么办?”斯大林回答:“中国是一个大国,你们应该创造一套自己的字母。”于是,从1952年3月起,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开始了制订民族形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

但何谓民族形式,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有些委员认为能用一套字母把汉语的特点拼写出来就是民族形式,而有些委员认为字母形式必须接近汉字,方可称为民族形式。

具体方案也分成了三派。曾经参与制订注音字母的语言学家黎锦熙,主张把注音字母略加改动作为新拼音方案;委员丁西林等人倾向于重新创制一套字母;而吴玉章则主张打破窠臼,采用现行汉字和一部分外文字母共同制订。

 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和设计,1953年初一套新的汉语拼音字母表呈现在毛泽东面前。但是,这套集合了多种意见的方案并不让毛泽东满意。他认为这套方案虽然拼音方法上简单了,但是笔画太复杂,有的比注音字母更难写。他认为,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连写。汉字就是因为笔画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一边倒,不要复杂。

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委员们又开始分头制订拼音方案。1953年年初至1954年年底的2年时间里,拼音方案组共提出了五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但这些草案所需的字母都在40至60个之间,在学习使用上都很不方便。新构造出来的汉字笔画式字母,看起来与汉字有很大差别,经过草书连写以后就更看不出方块汉字的特点了,所谓“民族形式”也无从谈起。就连这些方案的制订者本身也对它们不甚满意。

1953年“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向国内各界学者征求关于改革汉字的“方案”。到1955年,共收到国内外人士的“方案”有655种。这些方案,归纳起来,从外部形式上看,有楷字笔画式的,有外文拼音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有速记符号式的;从性能上看,有纯拼音字母表声类,有纯拼音字母意、音双表类,有“形声字”扩展类,有“拼音形声字”类。

但是,最后,毛泽东又返到吴玉章主张的观点上来了。 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吴玉章做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后,毛泽东突然接过话头:“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一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学,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毛主席的这番话,使得几年来,关于采用什么样的字母形式的争论,最终尘埃落定。七天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其中明确表示“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

1956年2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这是第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原草案”。“原草案”中明确指出:“拟定汉语拼音文字方案”的目的,是要设计一套拼音字母和写法规则,来拼写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这个以拉丁字母为结构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重蹈了“利、金方案”复辙,经过多次实验证明,根本行不通。所以,周恩来在一九五八年《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讲话:“……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但是文字总是要变化的:拿汉字过去的变化就可以证明。……”

1957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角号码新词典》,把这个《方案》叫做“拉丁化新文字北方话方案”。

1957年在正式公布这个“方案”时,原稿标题《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中的“文字”二字被删掉了,变为《汉语拼音方案》了。

实际上 ,从1892年卢赣章提倡“汉字罗马字母化”(又称“汉字拉丁字母化”)以来,经过60多年的实践证明,根本行不通。行不通的根本原因就是,罗马字母化的“汉字”,根本不能区分汉语中的大量的“同音异意”词,根本就不能作为表示汉语单词的文字。所以在正式发布时,就删掉了“文字”二字。

按理说,既然《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不能作为组建文字的“方案”了,留着这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有什么用?不如把它直接改为《汉字注音方案》更合适。

为什么要保留呢?这不是“疏忽”,这是“汉字罗马”派“暗度陈仓”,继续推行“汉字罗马字母化”的一个障眼法。标题虽然删去了“文字”二字,但是,里面的“规则”,还是“组字规则”而不是“注音规则”。中国把这个《汉语拼音方案》编入初级教育课本,在全国普及教育《汉语拼音方案》,也就是在全国推行“汉字罗马字母化”。

这个罗马字母化的“汉语拼音方案”,顶替了原先的楷字笔画的“老国音注音方案”。这个“汉语拼音方案”,其实就是黎锦熙在担任民国商务印书馆的馆长时,以教育部的名义出版的他在1926年完成而不被教育部承认的“国语罗马字新国音”方案的翻版。这个方案,砍掉“国音”的尖音、舌面鼻音、入声和一些合成音型等语音成分。完全违背了汉语、汉字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种强制汉语、汉字退化变质的错误的方案。

与此同时,又把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又在1936年“暂缓推行”的“第一批简体字表”,略加修订和补充,作为人民政府的“汉字简化字一表”在1956年公布了。并且在编纂“新华字典”时,按《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规则,砍掉了汉语中的入声、“zi”、“ci”、“xi”三个“尖音”和一些音型,从而大量地增多了“同音异意”字。

后来,又在楷体系统内不断增加“简化字”,但是又不造新的汉字,又提倡多音合成词,又提倡“音译”多音节外来单词,等等,这些做法,也都是违背汉语、汉字发展规律的。

这些做法,在主张“汉字罗马化(或叫‘汉字拉丁化’)”的人们看来,实现了在“清”末至“民国”时期没有实现的两个目标:一是“国语罗马字新国音”方案的实行。二是“楷体简化字”的推行。

从1956年以后,主张“汉字罗马化”的一派就占了上风,他们加大了推行简化汉字和“汉字罗马化”的“理论”宣传。并不断扩大“简化楷字”的数量,停止创造新的汉字,合并同音异意字,扩大合成多音词,支持对外语多音节单词实行“音译”、等等,以引导汉语朝多音节词语言的方向退化,为最终实现“汉字罗马化”奠定语言基础。他们全盘接受了西方语言文字“学者”的片面的错误的“理论”和观点,把这些错误的理论和观点,充斥在“字典”、“教科书”和各种公文和报刊、杂志等宣传媒体里。以此达到最终实现“汉字罗马化”的目的。

“汉字罗马化”不但违反了汉字发展的客观规律,脱离汉语实际情况,没有“实用价值”,而且给人们的造成很多麻烦,于是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汉字保守派,更是打着“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幌子,起劲地反对。

不过,“保字派”也没有正确的语言文字理论指导,只是拿出一些语言文字使用上的表面现象问题,来反驳“改字派”的错误做法和观点。所以,“改、保”两派争论了100多年了,至今谁也没有说服谁,一直都在打乱仗。

中国大陆从1966年到1978年期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字改革”停止了。从1978年以后,中国大陆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照搬照套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发达国家的东西的做法,占据了上风。同时,汉字楷体系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也的确出现了很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更多的缺点和问题。于是,一些人出于牟取私利的目的,乘机大力“炒作”起英语来了。“炒”得全国普及“英语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英语成了比汉语还受重视的必学课;从选用工人到选拔公务员,无一不搞“英语考试”过关。使“汉字罗马化”升温到“语言英语化”了。汉语、汉字在英语、英文面前,黯然失色。英语、英文在教育、科技、政治、经济、等重要领域,“鸟占雀巢”地挤占了汉语、汉字的关键的位置。从而导致英语热持续几十年一直升温,汉语持续几十年急速降温,青年人的汉语文水平急剧下降。人们对于汉语汉字的态度,变得非常轻蔑了;使用汉语汉字时,变得很不严肃、很不规矩了;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字使用最混乱的局面:滥用“错、白字”,滥造“新词”,对外语单词,搞“音译”不搞“意译”,或者直接使用英文和“英文缩写字母”,按英语语法说汉语、等等。这类东西,充斥在一切中文电子信息中和书刊读物、文件、说明书、广告牌、等等各个角落。汉语、汉字出现了快速地严重地退化、变质。汉语汉字退化得不成体统了,言简意赅的汉语,退化成冗杂罗嗦的不伦不类的杂语了。汉字文章,简直就像一个老太婆的“针线筐”,里面“断针乱线,破扣残襻,东洋败絮,西域烂绢”都有,这是世界任何国家的文字所没有的现象。
1985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通知》时,把从前的“文字改革委员会”改成了“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会上不再提“文字改革”了。

不要以为“汉字罗马化”从此就不搞了。其实,“汉字罗马化”推行了30年,就是推行不开,也使“汉字罗马化派”认识到了,不首先把汉语退化成如英语一样的“以多音节为基础的语音单载的语言”,汉字就不会被“罗马化”的。所以,把“文字改革”改为“语言文字工作”,其实是改变了“攻打”方向,另选“突破口”的做法,其实是把“改革汉字”放在“改革汉语”之后。但是,如果公然说“改革汉语”,就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普遍反对。于是就把“文字改革”改为“语言工作”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的实际行为证明了这一说法。

虽然名义上“不‘改’只‘工’”,但是,对于“汉字罗马化”改革和随意“简化”楷字、砍掉汉语“尖音”和一些“音型”的错误的理论和错误做法,一点也没有清理,一点也没有纠正。这些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做法,不单仍然保留在教科书、字典和各种刊物里,还在一些语言、文字“学者”那里继续得到推广;小学的“汉语拼音教育”也没有改正为“汉字注音教育”; 还要继续扩大“简化楷字”的数量;于对英语冲击汉语,导致汉语汉字退化、变质和使用混乱的情况,不认为是汉语、汉字的混乱、衰落、失败、退化和危机,还说是“发展”,不但不纠正,还极力加以支持。因为汉语汉字越退化,越能加快汉语汉字朝着英语英文的方向变化的速度,越能加快实现他们的“汉字罗马化”的目标。

此时,中国广大的关心中国语言、文字前途的爱国人士,都感到了汉语、汉字的危机。于是就对他们的种种错误理论和错误做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完全偏离了汉字发展的正确方向,以“前进”的名义,走了倒退的路子。”

因此,关心汉语汉字前途和中国命运的人们、“汉字罗马派”、“汉字保守派”,关于“楷字系统要不要改?怎样改?”的三方争论,又出现了新的高潮。

2000年10月31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其第十八条规定:“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

这显然是用国家法律的形式来强制推行“汉字罗马化”了。

实际上,国家政府只需为人们提供学习和使用“通用语言和文字”的便利条件就可以了,无需用法律来强制人们使用什么语言、文字,不使用什么语言、文字。事实上,每一种语言、文字是否为广大民众所使用,是由这种语言、文字给人民带来的相对利益多少决定的。给人们带来的相对利益多,人们就用它,给人们带来的相对利益少,人们就淘汰它。除此以外,任何强制手段都是无效的。语言、文字属于“大众通用工具”,就如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农具、文具、餐具等等普通工具的性质一样,人们是否使用哪种“型号”的,完全由工具的使用价值决定的,与政治无关;况且,任何工具都必须随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改进更新的,即使用法律规定不变,也是制止不住的。假如你今天对农民下命令:“为了‘低碳、环保’不准用拖拉机耕地,只准使用牛拉木犁耕地。”看你的这种脱离实际的“命令”,有谁会执行?

用这个“法”来看中国语言、文字的情况,除了国家公布的“简化楷字”以外,其它形式的汉字和群众创建的“新汉字”都是非法的了,但是,“罗马化”的拼音文字却是“合法”的,英文却是“合法”的;除了“普通话”以外,地方语言是非法的,而英语却是“合法”的,不然,为什么能大力普及英语教育,不能普及方言教育?

所以,近30年来,处在主导地位的“汉字罗马派”,对于汉字楷体(不论“简体”还是“繁体”) 在今天凸显出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6大缺点和8大问题,视而不见;如何解决这6大缺点和8大问题,不予讨论;对于民间提出的各种解决6大缺点和8大问题的方案,不与理会。这样的“不作为”,与“汉字保守派”的“作为”一样,都促使着汉语、汉字迅速地向着停滞、僵化、衰落、退化、变质、消失的深渊跌落了。汉语本来是世界上最易学会的语言,也是以“言简意赅、丰富精确”著称的语言。由于在近百年来,中国人自己不珍惜自己的汉语,盲目地追随“洋人”,致使汉语、汉字发生了严重的退化变质,“多意字”和“多音节单词”由一百年前的10%,上升到今天的80%以上,从而使汉语变成了冗杂啰嗦又不准确的“杂牌货”了。这样,更为“汉字罗马化”派,鄙弃汉语汉字,推行英语英文,提供了“理由”。

直到今天,不论支持“汉字罗马化”和“简化楷体字”的,还是反对“汉字罗马化”和“简化楷体字”的,都没有认真深入地研究“汉字罗马化”行不通的理论根源;也都没有深入追究汉字楷体存在6大缺点和8大问题的理论根源和解决的正确办法;也都没有认真深入地研究人类语言文字和汉语汉字的发展规律问题;也都没有考虑创建一个正确的系统的语言文字理论,来指导中国的语言文字健康发展的问题。所以,西方的错误的语言文字理论和中国古代的过时的残缺不全的汉字理论,仍然占据领着中国语言文字理论阵地,仍然误导着中国人民。

总结百年的经验,得出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理不明,事不成”。对于汉字楷体系统的“改革”,百年不成,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没有一个正确的语言文字理论作指导的缘故。

因此,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应当是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总结百年来“汉字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尽快创建正确的系统的语言文字发展理论,创立正确的系统的“汉语汉字发展学”。有了正确的语言文字理论,才能肃清误导人们的各种错误的语言文字“理论”和观点,才能创建出继承了楷体的一切优点,克服了楷体的一切缺点的“新体汉字系统”,才能完成这次汉字楷体更新换代的历史任务 。

今天,我们改进更新汉字楷体系统,与宋朝以前的历次汉字体式的改变所遇到的情况不同。今天,我们改进更新汉字楷体系统,不单遇到改进更新楷字体式的技术问题,还遇到制造相应的电脑电路芯片的技术问题;不单损害到中国的一些靠楷体的6大缺点和8大问题发财的私人和企业的利益,更损害到一些外国的靠楷体的6大缺点和8大问题发财的私人和企业的利益;也遭到那些嫉妒中国强大起来的国家的反对。所以,今天改进更新汉字楷体系统,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认识问题、科学技术问题,更是一个世界“利益网”的问题。而所有的感到改进更新汉字楷体系统会损害自己利益的国内、国外的人们,他们内外勾结,都以“学者”、“专家”、“权威”的名义,编造出谎言,作为“理论”,企图阻止我们改进更新楷体系统。在目前中国还没有正确的语言文字发展理论,来统一中国人民的思想认识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理论”,还很能迷惑大多数的人。

原文链接

Bunraku/人形净琉璃

The movie was apparently adapted from comics or video games, and was a mix of a variety of different styl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estern films, cold weapons, Chinese kung fu, Japanese judo, gangs and confused history. The color collocation was very distinctive, while with the characters' moves and dialogues, was equipped with a very strong comic style. The paper-cut animation was particularly impressive.

本片显然是从漫画或者游戏改编的,真是各种风格的混搭。西部片、冷兵器、中国功夫、日本柔道、匪帮、混杂的历史,色彩搭配异常鲜明,包括人物的动作和对话,都具有非常浓烈的漫画风格,而其中的剪纸动画尤其给人印象深刻。

Bunraku (2010) on IMDb

2012年10月22日星期一

Wiki历史:1939年

1月21日-1月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1月26日,西班牙内战: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在意大利帮助下占领巴塞罗那。

2月4日,抗日战争:日本飞机轰炸贵阳。

3月2日,庇护十二世当选为教皇。
3月3日,圣雄甘地在孟买绝食抗议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3月15日,德国军队占领捷克。
3月16日,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与一位埃及公主结婚。
3月28日,西班牙内战: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军队占领马德里。内战结束。

4月4日,费萨尔二世加冕为伊拉克国王。
4月7日,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
4月30日,国际博览会在美国纽约开场。

5月1日,香港《成报》创刊。
5月4日,五四被定为中国青年节。
5月22日,德国和意大利签署钢铁同盟条约。

6月21日,抗日战争:日本从南澳岛进攻潮汕,汕头沦陷

7月6日,最后一家在德国的犹太人企业被迫关闭。
7月7日,抗日战争: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和《告友邦人士书》,重申抗战到底。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

8月23日,德国与苏联签署希特勒—斯大林条约。
8月27日,德国首次试验喷气式飞机。
8月3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党卫军冒充波兰军队袭击德国的一个电台,制造德军入侵波兰的理由。
8月31日,诺门罕战役:苏军击败并歼灭被围日军。

9月,邓小平和卓琳在延安结婚。
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入侵波兰。
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向德国宣战。
9月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宣布中立。
9月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南非向德国宣战。
9月1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加拿大向德国宣战。
9月1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入侵波兰。
9月2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华沙向德军投降。

10月11日,曼哈顿计划: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置信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请求他加快对原子弹的研究。

11月8日,乔治·爱尔塞刺杀阿道夫·希特勒未遂。
11月15日,杰斐逊纪念馆启建。
11月15日,抗日战争:日本军队开始在广东北海登陆。
11月16日,抗日战争:日军占领防城。
11月17日,抗日战争:日军占领钦州。
11月24日,抗日战争:日军占领南昌。
11月30日,苏芬战争:苏联入侵芬兰。

12月,抗日战争:桂南战役。
12月4日,抗日战争:日军占领昆仑关。
12月12日,茅丽瑛被汪精卫伪政府特工刺杀。
12月19日,中国军队收复昆仑关。
12月21日,毛泽东发表《纪念白求恩》。
12月31日,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了首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12月31日,抗日战争:日军退出昆仑关。

莉泽·迈特纳和奥托·汉恩发现核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