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十章

第十章

论我国之独立

在第八、九两章已经论述了西洋各国和日本的文明渊源。从总的情况看来，不能不说日本的文明落后于西洋。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末，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在从前闭关自守时代，日本人还不知道有西洋各国，然而，现在已经知道有西洋国家，并且也知道了他们的文明情况。同他们的文明相比，知道彼此之间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别，也知道我们的文明远不及他们，并知道落后的要被先进的压制的道理。这时，我国人民首先考虑到的，就是自己国家独立的问题。本来，文明的含义十分广泛，凡人类精神所能达到的领域，莫不属于文明的范畴。在世界各国当中争取本国之独立，只不过是整个文明论中的细微末节，但是，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述，文明的发展，是有阶段的，因此必须随着它的进展，而采取相应的措施。现在我国人心正在忧虑国家的独立问题，这就说明我们的文明目前正处于使人忧虑我国独立问题的水平，同时也证明了人民都在关心这一问题，而无暇顾及其他。因此，我在文明论的末章，提出我国独立这一问题，也是根据人民总的趋向，对大众所关心的问题提出讨论。至于彻底探讨文明的蕴奥和作深入的研究，只好留待将来以后的学者去完成了。

在封建时代，人与人之间，有所谓君臣主仆的关系支配着社会。幕府以及各藩的士族，不但向当时的主人效忠，并且还追念到列祖列宗一心一意地报效主家，抱着所谓“食其禄者死其事”的态度，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主家，不能自主。臣下称主人为国之父母，主人爱臣下如赤子，以“恩义”二字圆满而牢固地把上下之间结合起来，其关系之美好也不是没有值得称赞的地方。由于当时普遍存在着尊崇忠义的风气，所以即使不是真正的忠臣义士，也要顺应这种风气而保持高尚的品格。例如，在士族中间教训子弟时，必提到身分和门第等语，或者说：“身为武士者不应有卑劣行为”，或者说“不要玷污祖先的门第”，或者说“不要对不起主人”等等。这些身分、门第、主人，就是士族们应遵循的道义所在，和维持一生品格的纲领，这也就是西洋所谓的道德纲常（Moral tie）。

这种风气不仅存在于士族与国君之间，而且普遍浸透到日本全国人民中间。商人、农民以至于“秽多”和“贱民”之间，凡是人与人相交往的地方，不论大小，都存在这种风气。例如在商人或农民之间有嫡系和旁系之分，在“秽多”和“贱民”之间也分头目与党徒，其规矩之严，犹如君臣一般。

这种风气，或称为“君臣之义”，或称为“祖宗门第”，或称为“上下的名分”，有叫作“本支之别”等等，不论什么名称，总之，日本自古以来，支配着人与人的关系，而达到今天的文明，归根到底，都是由于这种风俗习惯的力量。

近年来，我国和外国有了外交关系，日本文明和外国文明互相对比起来，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落后于外国，就是人民精神面貌也不相同。西洋各国人民智力充沛，有独立自主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平等的，处理事物是有条不紊的，大自一国的经济，小至个人的生活，就目前的情况来谈，我们日本人无论如何是望尘莫及的。大体上说，到了今天人们才恍然大悟，完全承认西洋各国的文明和日本的落后。

因此，国内有识之士，探讨日本之所以不文明的原因，首先归咎于旧的风气不对头。于是，为了扫除旧习，才着手进行改革。从废藩置县开始，废除了一切陈腐的东西。诸侯降为华族，武士变成平民，广开言路，登用人才。在这个时期，过去五千石俸禄的大臣也有的变成了兵卒，步卒也有的当上了县令，累世经营钱庄的豪商巨贾也有破产的，身无分文的赌徒也有成为政府的供应商人的，寺院改成神宫，僧侣成为神官。富贵功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才干，而形成了所谓功名自在唾手可得的时代。自开国以来深入日本人心的恩义、门第、名分和差别等等的观念逐渐消失，而只重视个人的才干，这种情况，也可以用“人心活泼”，和一般所谓的文明蒸蒸日上等字样来形容。

试问这种功名自在文明蒸蒸日上的情况，是否完全实现了有识之士的目的，都认为这种文明蒸蒸日上的情况是真正的蒸蒸日上而别无他求了呢？绝对不然。有识之士绝不能满足于目前的文明。因为根据现在的情况来观察它对日本人民的思想所给的影响，好象人们刚卸下祖先遗留下来的重担，而尚未肩起代替的新担，正在休息似的。道理非常简单，例如废藩之后，诸侯和藩士之间君臣之义已不复存在，若在暗地里勉强履行君臣之义，便会被指责为不识时务而且也无言以对；步卒充当队长，指挥从前的老上司，老上司也不敢违抗命令，从外表看来，似乎上下易处，法制森严，但实际上，只要老上司拿出点钱，就可以免除兵役，所以，步卒既可以得意洋洋地充当队长，而老上司也可以逍遥自在。赌徒虽然当成了政府供应商人而趾高气扬，而破产商人则只怪时代的趋势，事不由己，也是心安理得。神官自以为得势，喜形于色，而僧侣可以公然娶妻，也是其乐融融。总之，现在上下贵贱都是皆大欢喜的时期，除了贫穷而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人感到苦恼的了。力战而死当然是傻瓜，报仇也是无益，出师则有危险，剖腹则疼痛不堪。求学也好，作官也好，都是为了金钱，只要有了钱任何工作都可以不干。真成了“钱之所向，天下无敌”的社会，人的品行，似乎可以用金钱来定其行情。这种情况和往昔窘困的时代相比，怎能说不舒适呢！所以说，“现在的人民，已经卸下了重担正在休息。”

然而，所谓“休息”，是指无任何工作可做而言。如果工作做完或无工作可做，休息也是应该的，然而照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决非无事可作，而且事情比以往任何年代都要艰巨。有识之士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深知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因而力图引导人心急起直追。学者开始创办学校，教育人民；翻译家译述原文书籍，刊行于世；政府和人民也都在竭力提倡文学技术，力争上游，但是在人民的行动上，仍不见显著的功效。从事于学术界的人们，虽然不是不积极搞业务，可是，在思想上，似乎还缺乏为了事业不惜抛弃个人利益甚至生命的这种高度的觉悟，总是有些对于事物漠不关心而悠闲自在。

有些人注意到这个问题，认为现代人行为轻薄。而归罪于“忘古”二字，重新提倡大义名分企图复古。为此，他们开始研究这方面的学问，从古昔的神代寻求证据，提倡“国体论”，企图以此来挽救人心，这就是所谓“皇学派”。皇学派的学说并非没有道理，在君主国家，主张尊奉君主，把行政权交给君主，本属理所当然，也是政治上的关键问题，所以尊王之说是无可非议的。然而皇学派关于尊奉君主的问题，没有进一步从政治上的得失去寻求根据，而是归根于人民思古的幽情，更错误的是他们甚至不反对使君主徒拥虚位，这就不能不说是一种崇虚忘实的弊病。本来，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并非一举手一投足所能轻易改变的，所以，想依靠人的情感，实现尊奉君主的主张，首先必须改变人情，使人们弃旧从新。然而，我国人民，数百年间不知有天子，而仅仅是在传说中提到天子。因此，虽然政治体制因维新运动而恢复了几百年前的古制，但是王室和人民之间依然没有密切的感情。君民的关系仅仅是政治上的关系。若论感情的亲疏，现在的人民由于自鎌仓时代以来，就受封建主的统治，所以对于封建的故主要比对王室更加亲密。虽然可以建立普天之下唯有一君的学说，但从实际上看，就可以知道一定要行不通。按现在的情势，人民似乎逐渐忘却旧日的关系，不再怀念封建主了，但是想要重新建立爱戴王室的感情，使其真正成为王室之赤子，在现代人民的思想情况和文明情况下，却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有人说，王制革新是基于人民“思古的幽情”，是由于人情已经厌恶霸道的幕府而怀慕王室。这是不考察事实的说法。果真象这个说法，人心思旧的话，人民景慕的也应该是数百年来深入人心的幕府的霸政，并且所有现在的士族及其他标榜祖先门第的人，大多数都要提到鎌仓时代以后的情况。因此，应该说霸政的历史也是悠久的，涉及的面也是广泛的。如果说人情是忘旧而慕新，则王政是在霸政以前，可说是最旧的，如果问王霸两者究竟要忘记哪一个，当然要忘掉最旧的王政。或许有人说，人心趋向王室不在于历史的新旧，而是由于“大义名分”所使然。那末，所谓大义名分当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了，既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人类就不可一刻离开它。然而自鎌仓时代起，人民不知有王室将近七百年，这七百年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呢？若按这个说法，则这七百年间，成了人民完全迷失方向，大义名分完全扫地的野蛮黑暗时代了。当然，人事的盛衰不应该从一年或几年的过程来判断，但如果人心未泯，明知方向错误的话，怎能忍受七百年之久呢？况且从实际上也可以得到证明，这七百年之间并不完全是乱世，如果寻求现代文明的渊源，十之七八可以说是在这个时代成长而传留下来的。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王制革新的原因，并不在于人民厌恶霸道的幕府而怀慕王室，也不在于弃新而慕旧，更不在于一时心血来潮想起了已经忘却千百年的大义名分，而是由于当时人民要求改变幕府政治以致促成了王制革新。革新大业既成，天下的政权重归王室，作为一个日本国民，尊奉王室当然是应尽的义务，但人民和王室之间，仅仅存在政治上的关系而已，至于感情，决不是骤然之间所能建立起来的，如果勉强建立，不但不可能建立起来，反而会使社会上产生更多的伪君子，使人情更加浇薄。所以说，皇学家们的国体论，在今天是不能维系人心的，也不能使人民的品格趋于高尚。

还有一种学者，忧虑今日人心的浇薄，并且知道国体论不起作用，于是便企图从人的灵魂上做工作，推行耶稣教以正人心，使其得到安身立命之地，统一大众的思想，规定人类应奔赴的大目标。这种说法决非出于轻率的想法，它的本意，可能是，学者以为今天的人民，一百人有一百人的不同道路，不但在政治上，没有一定的学说，就是在宗教上，信神还是信佛，也无所适从，甚至还有主张无宗教的。诸如此类，最关重要的灵魂尚且得不到归宿，焉能顾及其他人事？这种既不明天道，又不知人伦，既无父子，又无夫妇，恰如现实的人间地狱，对此，忧世之士应该设法挽救。这些人从另一方面来看，还认为宗教一旦能够维系人心，群众的思想就能稳定，再进一步把它推广到政治上，就可以成为国家独立的基础。因此，决不能认为这是轻率的胡说。如果真能以此道教化现代的人民，从而纠正了人心，使之进入道德之门，纵然不能达到天道的极点，也能使其明确父子、夫妇的人伦，激励其孝顺贞节的行为，了解教育子弟的义务，认识到蓄妾荒淫为坏事等等，对于社会文明都有极大的功德，当然也就无可非议。然而，根据目前我国的情况，对于这种说法，我不能完全同意。因为这些学者们的意思，是要把耶稣教推广到政治上来，作为国家独立的基础，这一点，我是不能苟同的。

耶稣教本来是以“来世的永生”为目的，幸福安乐也求之于永生，疾苦祸患也根据永生来考虑，对未来的惩罚比对现在的惩罚还要害怕，对死后的审判比对今生的审判还要重视。它的学说是建立在把现今的世界和未来的世界截然分开的基础上，因而其立论也就非常宏大，和其他学说迥然不同。其所谓一视同仁，四海皆兄弟，就是指这个地球应该象一家，地球上的人皆如兄弟，彼此间的情谊应该没有厚薄的差别。四海既如一家，则一家之内又何必隔境设界？然而，现今的地球，已经被分成许多区域，各自划分国界，人民各自在其境内结成集团，称为国民，为求其集团的利益而设立政府，甚至有拿起武器杀害界外兄弟，掠夺界外土地，争夺商业利益等等，这决不能说符合宗教的精神。看到这些罪恶，姑且不论死后的裁判如何，就以今生的裁判也是不完善的，这种人应该说是耶稣的罪人。

然而，从目前世界的情况来看，没有一个地方不建立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成立政府的。如果政府善于保护人民，人民善于经商，政府善于作战，使人民获得利益，这就叫作“国富民强”。不仅本国人引以自豪，外国人也感到羡慕，而争相仿效其富国强兵的方法。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由于世界大势所趋，不得不然，虽然违背宗教的教义。所以，从今天的文明来看世界各国间的相互关系，虽然在各国人民的私人关系上，也可能有相隔万里而一见如故的例子，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则只有两条。一条是平时进行贸易互相争利，另一条就是一旦开战，则拿起武器互相撕杀。换句话说，现今的世界，可以叫作贸易和战争的世界。当然，战争的种类也很多，其中也可能有为了消灭战争的战争。贸易本来是为世界上互通有无，是非常公正的行为，所以不认为战争和贸易在本质上一律都是坏事。但是，从目前世界上所进行的战争和贸易的实况来看，决不能认为它是从宗教爱仇的善意出发的。

如果象上述那样单从宗教一方面来论断，贸易和战争，似乎是极粗野而卑劣的行为，但从目前的具体情况来看，却并不如此。因为，贸易虽是争夺利润的，但并非单凭暴力所能作好的，它是需要运用智慧的事，所以就不能禁止人们进行贸易。而且发展对外贸易，必须开发国内，所以贸易的发达，就表明了国内人民知识的进步和文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对外放出光辉，也可以说是国家繁荣的征象。战争也是如此，如果单从战争是杀人之道来说，当然是可憎的。然而，现今如果有人敢于发动非正义的战争，即使在今天不十分文明的情况下，也尚有明文条约，谈判交涉，国际公法，以及知识界的舆论等等，所以不易得逞，并且还有不是专为争利，而是为了国家的荣辱，或为了真理而战的。所以，杀人和争利虽然为宗教所反对，难免要被认为是教敌，但是，在目前的文明情况下，也是势非得已。因此，应该说，战争是伸张独立国家的权利的手段，而贸易是发扬国家光辉的表现。

凡力图伸张本国的权利，使国富民强，提高本国人民的智德，和发扬本国荣誉的人，称为爱国的人民，这种思想称为爱国精神。他们的目的在于同外国划清界限，纵无害他之意，也有厚我而薄他之心，也就是愿意以自己的力量来保持国家的独立。所以，爱国精神虽非私于一己，也是私于一国的思想。也就是，把地球分为若干区域，在各区域内结成集团，各自谋求本集团利益的自私心。所以爱国精神和自私心是名异而实同的。说到这里，就会使人感到一视同仁、天下一家的大义和尽忠报国、主权独立的大义，是相悖而不能相容的。因此，主张把宗教推广到政治上，以此建立国家独立基础的学说，是思想方法的错误。宗教只是关系到个人的私德，和国家独立的精神完全是两回事，即使宗教能够维系人心，但对团结人民共同保卫国家，决不会起大的作用。如果从大体上把现在世界各国的情况和宗教的精神加以比较，那末，宗教就过于宏大，过于善美，过于高超，过于公平；而各国对立的情况，则过于狭隘，过于卑劣，过于浅见，过于偏颇，此两者是结合不起来的。

另有一种汉学家，见解稍广，虽不象皇学派那样专靠思古之情，但他们的主张仍不外乎是以礼乐征伐来统御人民，企图以情感与法律相结合的方式来维系民心，这也决不适合现代的情况。如果这个学说得到实现，则社会上只知有政府而不知有人民，只知有官而不知有私，反而使人们越发陷于卑屈，还是不能提高一般的品格。关于这个问题在本书第七第九两章已经论及，兹不赘述。

如上所论，目前我国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但人民并不感觉有困难，好象摆脱了旧时代的束缚，十分舒适似的。对此，有志之士深以为忧，皇学家则主张国体论，洋学家则主张推行耶稣教，汉学家则主张实行尧舜之道，莫不致力于维系人心统一思想趋向，以保卫我国的独立，但是这些主张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收到成效，同时相信以后也不会收到成效，这怎不令人慨叹！因此，我不能不谈谈生平所见。凡是讨论事物，首先要弄清事物的名义和性质，然后才能找到处理的方法。譬如防火，首先要了解火的性质，懂得了以水可以灭火的道理，然后才能得出防火的方法。现在说我国处境困难，究竟困难是指什么呢？并非政府的政令不能推行，并非人民不缴纳赋税，也非人民突然陷于无智，也非官吏全部愚昧而营私。从这些情况来看，日本依然是原来的日本，毫无变化，并没有可忧虑的地方，甚至与过去情况相比，在某些地方还有所改善和进步。然而，所谓我国的情况与往年相比，更加困难更加值得忧虑，究竟是指哪些事情，忧虑的是哪些问题呢？我们必须把它弄清楚。我认为这些困难问题并不是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这肯定是最近才突然发生的病态，而且已经危及我们国家的命脉，欲除而不能除，想治而缺乏医药，好象单凭我国原有的力量已经不能克服。因为，假如日本还是原封未动的日本的话，就应该心安理得了，既然人们特别感到忧虑，这就证明一定是发生了新的令人忧虑的病症。社会上有识之士所忧虑的，也肯定是这个病症，我虽不知有识之士如何称呼它，但我则称它为对外关系。

即使国内有识之士不把这个病明显地叫作对外关系，但其所忧虑的却正和我相同。既然都是忧虑现在对外关系的困难，那么，问题的名义也就决定了，然后，就要分析问题的性质。本来，外国人来日本的目的只是为了贸易。那末，再看看今天日本和外国之间进行的贸易情况，可以说西洋各国是制造产品的国家，而日本是出产物资的国家。所谓制造产品，就是把天然物资进行加工，譬如，把棉花织成布，把铁做成刀。所谓出产物资，就是依靠天然的力量生产原料，譬如，日本生产的生丝和矿产等等。由于这种情况，所以才假定把西洋各国叫作制造产品的国家，把日本叫作出产原料的国家。固然，产品制造和原料生产之间，难以明显划分界限，但是前者使用人力较多，而后者依靠天然力量较多，所以名称不同。从经济上说，一国的贫富，同天然物产多寡的关系极微，实际上完全取决于投入的人力多寡和技术的高低。例如，土地肥沃的印度贫穷，天然物产极少的荷兰却很富。所以，在制造产品国家和出产原料国家之间的贸易上，前者是用无形无限的人力，后者是用有形有限的物产，是力与物交易。如果详细地说，就等于生产原料国家的人民，不从事应作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而到海外雇佣制造产品国家的人，利用其体力和脑力，然后用本国的天然物产支付其劳动代价。这好比，有年俸三百石米和十口之家的武士，过着安逸的生活，不从事劳动，每天饮食取自饭馆，冬夏衣服购自服装店，日常生活用品莫不由市上购买，每年都用这三百石米去支付。这三百石俸米正如天然物产，年年如此支付，决不会有所积蓄。如今我们日本和外国之间所进行的贸易，大致就是如此，归根结底，还是日本的损失。

西洋各国由于制造产品而致富，并由于文明日益进步的结果，人口逐年增加，如英国可以说已达到了最高峰。美国人民也是英国的子孙，澳洲的白种人也是英国的移民，在东印度有英国人，在西印度也有英国人，其人数多至不可胜计。假定把现在分布在世界上的英国人和几百年来英国人的后裔，全部集中到现在的英国本土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与现在的三千万英国人民一同居住，则全国的产品不单不足以供应其衣食，而且大部分平地都要被建筑住宅所占用。由此可见，文明逐渐进步，人的关系得到适当调整，则人口必定增加。生殖子女一事，人与老鼠完全一样。只是老鼠不能保护自己，或死于饥寒，或被猫捕噬，因而繁殖不大。但如果环境适宜，又能免于饥寒、战争和传染病等的灾患，则人类的繁殖力会象老鼠生殖率一样急速增长，因此有些欧洲的古国曾经为此感到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两项对策：第一是输出本国的成品，而从土地丰饶的国家输入生活资料；第二是把本国的人民移至海外殖民。其中，第一个办法，因有一定限度，仍不能充分解决问题；第二个办法需要大量资金，也不容易收到成效。因此，又出现了第三个办法，这就是将资本投到外国，取其利润以供本国的需要。本来，向海外移民，最好是能找到已经开垦好的地方，可是开垦好了的地方，都建立了国家和政府，而且人民也有其固有的风俗习惯，外国人想杂居其中谋求利益，也极不容易。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向工农业技术落后、贫困而缺乏资金、以及劳动力多的海外某些国家，输出本国的资本，这样，贷款利息较高，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办法。换句话说，这种办法就是不移殖人而移殖金钱。人由于风俗习惯关系，不易移殖，但是金钱就不会有本国和外国的区别了，只要利息合适，就会愿意借用外国金钱，不知不觉地把利钱付给外国人。这真是发财致富的捷径。现在日本已经借了不少外债，对其利弊不能不加以考虑。文明国家和未开化国家相比较，生活情况完全不同。文明愈进步，生活费用也愈增加，即使撇开人口过剩问题不谈，在日常生活费用上，有一部分必需求之于外部，而供给这些费用的国家，就是落后的未开化国家，所以，世界上的贫困也就全部落于未开化国家。借用文明国家的资金而交纳利息，正是贫困归于落后国家的具体表现。因此，借款问题，不只是和人口过剩问题有关。现在特别提出这个问题，一则是为了提供学者参考，二则是为了指出西洋人唯利是图的一个明显的原因。

以上就对外关系的性质，论述了在经济上的得失问题。现在再谈谈对外关系对于日本人的品德的影响问题。近来我国人民的思想也大有改变，关于万民平等的学说，几乎风靡全国，似乎没有异议了。但所谓万民平等的意义，不只是一国之内人民彼此之间权利平等，而是这一国的人民和另一国的人民之间也是平等的，这一国与另一国之间也是平等的，也就是不分贫富强弱，应该一律平等的意思。然而，自从外国人到日本通商以来，虽然条约上明文规定彼此平等，但实际上，绝对不然。例如，在小幡笃次郎在民间杂志第八期上发表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美国自从与日本通邮以后，便派遣水师提督佩里率领一支舰队开入日本领海，强迫要求与我通邮通商，他的借口是，吾人共戴一天同立一地，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如果一味地拒绝而不容纳，乃是天之罪人，这样，即使引起战端，也要实现通邮贸易云云。试看这话是多么漂亮，而干出的事又是多么丑恶呀！言行的矛盾，可以说莫此为甚了。如果撇开外交辞令而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你若不和我通商我就杀你’。……试看当下首都的情况，凡骑马坐车趾高气扬驱人避路的多系海外洋人。偶有警察、行人、车夫、驭者与洋人发生口角，洋人总是傍若无人似地拳打脚踢，懦怯卑屈的日本人根本不敢还手，怎样也奈何不了洋人，有些人只好忍气吞声连法庭也不去。偶有因买卖交易等问题而诉讼的，也得到五大通商港口去受外国人的裁判，结果还是有冤无处伸。因此，人们都认为与其诉讼而得不到伸冤，不如忍气吞声倒省事。这种情景，恰如软弱的新媳妇站在凶狠的婆婆跟前一样。洋人既然这样有势力，又是从富国来到穷国，花费较多，于是一般贪利之徒，争相献媚，企图发洋财，因此，在洋人所到之处，无论是温泉、旅馆、茶馆、或酒家等等人情都变为浇薄不问事理的曲直，只看金钱的多少，这就使得本来已极傲慢的洋人愈加狂妄自大，这种情况实在令人不胜厌恶”。以上是小幡君的议论，我也完全同感。此外，同洋人发生关系的，还有居留地问题，有内地旅行问题，有雇佣外国人问题，有出入港口关税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在表面上虽然各国彼此之间一律平等，但实际上还不能说真正平等。既然同外国不能平等，如果我们又不重视这个问题，那么，日本人民的品格必将日趋卑屈。

前面已经谈过，近来，社会上有许多人提出人民权利平等的学说。有的甚至主张废除华族和士族的名称，以便在全国范围内体现平等的精神，从而提高人民的地位，并扫除卑屈的旧习。这种议论豪爽干脆，实在令人称快，然而，唯独在对外关系上，却很少有人主张平等的，这是什么道理呢？不论华族士族，或是平民，都是日本国内的人民。对于本国人民之间存在不平等现象，尚且认为有害，而努力要使大家一律平等。然而对于利害不一致，人情不同，甚至言语、风俗、肤色、体格完全不同的万里之外的外国人与我们之间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反而不感到痛心，这究竟是什么原故呢？这难道不是咄咄怪事吗？这里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照我看，最主要的原因有二。第一，由于主张权利平等的学者，对它的学说体会得还不够深刻。第二，由于和外国人来往的时间尚浅，还没有发觉其为害之大。分别论述如下。

第一，今天在社会上主张人民权利平等的虽然不少，但这些人大都是学者之流也就是士族，在国内属于中等阶层以上的人和有过特权的人，以往并不是没有权力因而受别人欺压的人，而是曾经有权有势欺压别人的人，所以，由他们来主张权利平等，就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比如，不是亲口吃过的食物，就不知其真正的滋味，没坐过监狱的人，就谈不出来真正狱中的苦楚。假使全国农民商人都有知识，让他们说出当年身受特权者欺压的痛苦，说出彻骨的愤恨，只有听到这些，才能写出真正深刻的平等论来。但是，这些无知无勇的人民，虽曾受到欺侮，而不知应当愤怒，或内心虽感到愤怒而口里却说不出，因此别人即使想描写这种情况也很难得到真实材料。不仅如此，就是在今天，一定还有许多人对于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感到愤怒和痛恨，但这些心理都无法了解，只能以我的想象去推测而已。所以说，今天的平等论，归根结底还只是由别人臆测出来的。学者若要了解平等论的真谛，写出正确的理论，则无须找别人，应该求诸自己，回顾一下从少年时代起一直到目前为止自己的经历，就能有所发现。不论哪种身分的人，也不论华族或士族，只要仔细回忆一下自己的亲身体验，就会发现，在一生之中，一定有过遇到权力偏重而愤愤不平的经验。这种愤懑不平的心情，不必问别人，只反问自己。现在从我的记忆中，举出一例来说明。我生在幕府时代一个地位很低的世袭小藩臣的家庭，当时在藩中，每逢接触大臣士族，就受到蔑视，虽然是在童年时代心里已经感到不平。但是，这种不平的真实心情，若非是和我一类的小藩臣，是体会不到的。至于那些大臣士族，恐怕直到今天也想象不到的。有时偶尔离开藩地到别处旅行，如果遇到过公卿、幕府官吏或德川三家的家臣，在驿站里就把轿子给夺去；在渡口上被抢先渡过；有时不准同住一家旅馆里，睡到深更半夜突然被赶出去。这种情况，在今天说来，虽然不值一笑，但当时身受时所感到的气愤，迄今记忆犹新。这种气愤只有身为世袭诸侯家臣的我自己才会有，至于引起我气愤的那些公卿、幕府官吏、德川三家的家臣，当然是丝毫不知。即使不完全如此，对他人的气愤也只能凭主观去臆测而已。我在日本还是中等以上的士族阶级，对身分高于我的人尚且怀有不平，对于比我身分低的农民和商人，一定有的地方会使他们感到不平，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世上这类事情很多，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就不可能体会真实感情。

由此看来，现在的平等论，尽管论点似乎是正确的，但并不是根据本人的亲身体会，而是推测旁人的心理而立论的，所以也就不能真切细致地反映情况。因此，在叙述权利不平等的弊害时，就不免有粗疏迂阔之嫌，论述国内情形，尚且不免于粗疏遗漏，至于谈到对外关系，涉及到与外国人争权利的问题上，当然更不用说了。将来如果让这些人掌握外交，广泛地和外国人接触，亲自负责为国家争权利时，就会象我国农民商人蒙受士族的欺压，世袭小藩的家臣蒙受公卿、幕府官吏、德川三家的家臣的侮辱一样，受到外人的轻侮，到那时，才会了解到现在的平等论的迂阔，觉悟到权利不平等的可憎、可恶、可怒和可悲了。而且，旧时的公卿、幕吏和士族，虽然傲慢无礼，但终归是本国人，知识也贫乏，因此平民对付他们，还可以敬而远之和表面尊敬而暗中骗取他们的金钱。这虽然是下策，仍可借此聊泄不平之气。可是，今天外国人的狡黠慓悍情形，远非公卿幕府官吏所能比拟，其智可以欺人，其辩可以诬人，欲争有勇，欲斗有力，可以说是一种智勇辩力兼备的超级的华族和士族。所以万一被其制御而受其束缚，则其严密程度，将达到连空气都不得流通那样，我们日本人民将被窒息而死。想象到这般情况，怎能不令人毛骨悚然！

兹引印度的例子，作为日本的殷鉴。英国人统治印度，手段之毒辣，简直不忍形容。例如，印度政府任用人员的方法，是不论英人、印人均有同样的权利，一律量才录用。然而对于印度人，只限十八岁以下的可以适用这项规定，其录取条件当然是，通晓英文和英国情况，否则就不合格。所以印度人在十八岁以前，既要学好本国的学业，同时还要学好英文，而且以其英文程度和英人相比，如不优于英国人就不可能被录取。如果超过一岁，十九岁才毕业者，因受年龄的限制，不问其才学如何，也不论其品行如何，一概不予录用，不准参加任何印度政府机关或地方的工作。然而，英国人并不以这种苛法为满足，另外还规定了考试地点在英国伦敦，故意使印度人远渡重洋到伦敦应试。所以印度人即使到了十八岁，并具备相当学力，如不耗费大量金钱，远程跋涉，就不能作官。在这个条件的限制下，不论学问深浅，家产若不富裕也当不上官。或许偶有胆大的人，不惜花费巨资去伦敦应试，如果不幸名落孙山，就要倾家荡产。这种刁难情形，真是无法形容。英国的暴政，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还有一项法律，规定印度政府审判时的陪审人，只限由英国人充当，而不准任用印度人（即Jury，陪审委员团，见“西洋情况”第三卷，英国部分，第九页）。听说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英国人在印度枪杀了一个印度人，在审讯时，被告人答称：“当时看到一个动物，只当是个猴子而开枪打了，结果不是猴子而是个人！”，在座的一排陪审员们一致表示无异议，因而判决被告无罪。

最近伦敦有几位学者私人组织了一个团体，企图致力改革印度情况。上举的这个控诉就是1874年春某印度人向这个团体提供的书面材料。这是根据当时在伦敦的老友马场辰猪的报告。马场先生曾参加这个团体，并亲自听过这段故事，据他说，这类事情在印度简直不胜枚举。

第二，自从外国人和我国通邮以来，迄今仅二十年，开辟了五个港口，但是进出口货物并不多。外国人聚集地点，主要是横滨，神户次之，其余三港人数不多。根据条约规定，各港口设有外国人居留地，并划定界限，外国人的旅行范围规定在从港口算起十日里以内，非经日本政府批准不得越界。其他关于买卖不动产和借贷金银等等，也有法令规定。由于内外之间没有许多限制，所以到现在为止，虽然双方交往渐趋频繁，但内外人民之间仍然很少有接触。即使在交往过程中，有的日本人受到委屈而感到不平，大约也只限于通商港口附近的人民知道这种情况，很少传闻全国。同时，自开港以来，关于政治方面的外交事务，都由政府一手包办，人民无从知晓。例如，横滨市生麦事件，因杀害英人赔款十万镑，下关事件赔款三百万美元，又如旧幕府时代向荷兰订购军舰，同法国人订立条约开办横须贺制造局，维新后也买过炮舰，建设灯塔，修筑铁路，架设电线，募集外债，聘用外国人员等等，交涉非常频繁，其中或许我们根本没有受到委屈，但在一些无理的交涉中，不免要在经济上吃些亏。不管怎样，对方绝对不会吃亏，这是很明显的。至于我方是否得到充分利益和体面则极为可疑，由于政府一手包办，人民无从知悉。不但小民如此，就连学者士君子以及未参预其事的政府官员也毫无所知。所以，我国人民关于外交的情况，既不知双方权利是否平等，又不知是否吃过亏，也不知其利与害，更不知其得与失，茫然如同看外国的事情一般。这就是我们日本人为什么不知道和外国人争权利的一个原因。既然不知道，也就无从忧虑了。

外国人来到日本为期不久，并且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使我们受到重大损害，没有使我们太不体面的事，因此在人民的心里印象不深。但是真心爱国的人士，不可不把眼光放远一些，广泛考察世界上的古今事迹。试问，今天的美利坚原来是谁的国家？这里的主人印第安人，不是被白种人所驱逐，而宾主易位了么？所以今天美利坚的文明是白种人的文明，不能称它为美利坚的文明。再看东洋各国及澳洲诸岛的情形又是如何？凡是欧洲人所到之处，当地人民能否保全本国的权利和利益，并真正保持本国独立呢？波斯、印度、暹逻、吕宋、爪哇又如何呢？桑德威治岛在1778年被英人加比丹高克发现。据说此岛比附近诸岛开化最快，可是该岛在发现初期尚有三四十万人口，但到了1823年只剩下十四万人口。五十年之间，平均每年人口减少了大约百分之八。人口的减少可能有种种原因，姑且不论，所谓开化，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只不过是指该岛土人停止了吃人肉的恶习，而能适合作白种人的奴隶而已。至于中国，因为幅员广大，西洋人尚不能深入内地，现在仅出入于沿海一带，但观察今后趋势，这个帝国也将要变成西洋人的田园。西洋人所到之处，彷佛要使土地丧失了生机，草木也不能生长，甚至连人种也有被消灭掉。看到了这些事实，并想想我们日本也是东洋的一个国家，尽管到今天为止在对外关系上还没有遭受到严重危害，但对日后的祸患，却不可不令人忧虑！

以上所述如果是事实，那么，日本的对外关系问题，不管从经济上说，或是从权利上说，都是极其艰巨的，可以说是危害国家命脉的重病。这个重病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病患，所以必须由全国人民一同来寻求治疗方法，无论病况加剧或好转，都是自己的事，一切利弊得失全都属于自己的，丝毫也不应依赖别人。见识短浅的人，看到近年来的社会情况与前不同，便认为这是文明，这是对外关系给带来的好处，并认为对外关系越频繁，日本的文明就越进步，因而表示欢迎。然而他们所指的文明，只是表面形式，根本不是我所希望的文明。纵然使这种文明能够得到高度发展，如果全国人民没有真正的独立思想，文明也不能对日本起什么作用，那么，就不能称为日本的文明。在地理上，虽以土地山川称为国家，而我则认为领土和人民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国家。所谓国家的独立，所谓国家的文明，是指一国的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国家独立，维护国家权利和尊严而言。如果谈国家的独立和文明只联系领土，而不联系人民的话，那末，看到今天美利坚的文明，就应该为印第安人庆幸了。同时在我们日本，将政治、学术等等一概都交给文明的欧洲人担任，让日本人充当奴隶，受欧洲人的驱使，这也不会对日本领土有什么影响，反而能使日本成为比目前还高几百倍的独立文明国家了，这真正荒谬绝伦了。

有的学者说：“国际间的来往是出于大公无私的，彼此未必怀有恶意。所以尽可自由贸易、自由来往，而听其自然。如果真有损害我们的权利和利益的情形，就应该从我方检查其所以发生的原因，不修己而苛责于人，是于理不合的。今天既然和外国人和平交往，就应开诚布公，保持友谊，不可存丝毫的疑心”。这种说法诚然有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私交确实应当如此，可是国际间的交往和个人的私交，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大家知不知道以往封建时代各藩之间的交往情况？各藩人民不见得不知道，但在藩与藩之间的交往上，就不免有自私心，这种情况对外藩而言固然是私，但对藩内来说就不能不叫作公，这就是各藩的私情。这种私情，不是高唱大公无私所能消除的，只要有藩存在，就永远会有这种私情。直到数年前由于废藩，才消除了它，到今天各藩人民似乎逐渐摆脱了旧藩情感，然而在各藩存在期间是绝对不能责备的。只是在本国内的各藩之间，尚且如此，而对于东西悬隔，地域不同的外国人，主张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和他们交往，这究竟是何居心？未免过于迂阔了！这只是所谓“老好人”的论调而已。大公无私当然是值得推崇的，如果西洋各国根据大公无私的精神对待我们，我们当然欢迎，绝不拒绝。不过，要想做到这一步，首先必须象我国废藩那样废除全世界的政府，学者是否认为有此可能？如果没有这种可能，只要世界上有国家有政府存在，就无法消除各个国民的私情，既无消除私情的办法，彼此便不得不以私情相待，这就是为什么偏私和爱国精神名异而实同的原故。

如上所述，对外关系是我国一大难症，医治此症非依靠本国人民不可，这件工作异常艰巨。本章开头所说，我国目前还不是太平无事，所存在的问题比往昔任何时期都要艰巨，正是指这种对外关系的痼疾而言。正应该在对外关系上，拿出全心全意，抛弃个人利益甚至生命。既然这样，今天的日本人还能逍遥自在优游岁月吗？闲居终日，无所事事吗？有史以来的所谓君臣之义、祖先的传统、上下的名分、贵贱的差别，在今天难道不是已变成为国家大义、国家之传统、内外之名分、内外之差别，并加重了多少倍了吗？如在往昔封建时代，萨摩藩的岛津氏和日向藩的伊东氏有旧仇，伊东氏的臣民十分仇视萨摩藩，据说每年元旦群臣朝觐时，照例先互相告诫不要忘记萨摩藩的仇，然后才贺年。在欧洲，据说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时代，普鲁士大败于法国，蒙受奇耻大辱，普鲁士人非常痛恨法国，从不忘复雠之念。因此国民除了发愤图强以外，还采取了诸如把当年普鲁士人惨败蒙辱悲愤的情景，绘成图画悬挂在全国的教堂和其他群众集会场所等各式各样的方法激励人心，以图复雠。终于在1870年达到了目的。这些事情，都是出于憎恨的不良心理，并不值得赞美，但从这里可以了解到保卫国家的不易和人民的艰苦奋斗。我们日本在对外关系上虽然尚未尝到伊东氏和普鲁士的苦头，但是根据印度和其他前例，应该象伊东氏和普鲁士那样警惕奋勉。全体国民不仅应该在元旦作一次告诫，而应该每天早晨互相告诫，先不容忽视对外关系，然后再进早餐。由此可见，并不是日本人卸下了祖先遗留的重担以后，便没有新的负担，而是新的负担已经压在肩头，并且比旧的还要重几百倍，要肩起这个重担，必须比过去多用几百倍的力量。在从前只需要是忍辱负重，而今天除了忍辱负重，还须要有蓬勃的朝气。所谓提高人民品质，就是要锻炼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和朝气蓬勃的干劲。可是现在人们肩起了重担，还觉得很轻松，这只是由于不知重担的性质和轻重，因而漫不轻心，或者知道关心而不知怎样担负，以致方法上发生了错误。比如社会上有很多人憎恨西洋人，但他们弄不清为什么该憎恨的不去憎恨，不该憎恨的反而憎恨，抱着猜疑嫉妒的心情，只为眼前的一些琐事而气愤，小则进行暗杀，大则发动攘夷，结果给国家造成了莫大的灾害。这种人简直是一种癫狂，可以称作重病国中的病人。

还有一种爱国者，比攘夷家见解稍高一筹，他们虽不盲目排斥外人，却认为对外关系所以存在困难，其根本原因完全在于兵力之不足，只要能加强军备，就可以取得对外的均势，因而主张增加陆海军军费，购买巨舰大炮，修筑炮台，建立兵工厂，这些人大概是看到英国拥有千艘军舰，便认为如果我们也有千艘军舰，就可以与英国抗衡；这种想法毕竟还是不了解事物间的适当配合。英国拥有千艘军舰，并不是仅仅有此军舰千艘，既然，有千艘军舰，就必然要有万艘商船，有万艘商船必然要有十万海员，培养海员也不能没有学问，因此，学者也要多，商人也要多，法律也要完备，商业也要发达等等，举凡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一切事物都完全具备，恰好能够适应千艘军舰的需要，所以才能拥有千艘军舰。其他如兵工厂和炮台等也莫不如此，它们必须与其他各种条件适当配合。如无适当配合，虽有利器也不能发挥作用，这正如一个前门不关后门不闭，内部狼籍的人家，即使在门前摆上一门二十吋的大炮，也不能防御盗贼一样。有的偏重军备的国家，不知思前顾后，往往把大量金钱投到军备上，结果因债台高筑而亡国。这是因为巨舰大炮可以抵当拥有巨舰大炮的敌人，而不能抵当负债这个敌人。现在的日本也是同样，要想搞军备，不仅大炮军舰甚至步枪军服百分之九十九都要仰赖外国。固然可以说这是由于我国的生产技术落后，而生产技术的落后，也就说明了我国还不够文明。在这种没有具备其他条件的情况下，企图单独充实军备，就会违反事物的适当配合原则因而不起作用。所以，今天的对外关系，并不是单靠充实军备就能维持得好的。

如上所述，暗杀攘夷之论，固然不足挂齿，而进一步扩张军备的办法，也不起作用。再如前述的国体论、耶稣论、汉儒论也不足以维系人心。那末，到底怎样才对呢？唯一办法只有确定目标，向文明前进。那末这个目标是什么呢？这就是划清内外的界限，保卫我们国家的独立。保卫国家独立的办法，除争取文明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今天号召日本人向文明进军，就是为了保卫我国的独立。所以说，国家的独立就是目的，国民的文明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如果把社会上的一切事物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计数一下，就会有无数的层次。譬如，纺棉是制纱的手段，制纱是织布的手段，织布是做衣服的手段，衣服是防风御寒的手段。这几个层次的各个手段，既为手段又为目的，归根结蒂，是为了保持人的体温，以达到身体健康的目的。我在本章里的议论，归根结底，是以确保我国的独立为目的的。在本书的一开始就说过：“凡讨论事物的利害得失，如不确定其目标，就无法谈论”，这句话，对于了解这段议论可作参考。也许有人认为，人类不应该仅仅以本国的独立为目的，而要看到更远大而高尚的境界。不错，人类智德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当然应该是崇高的，不应计较国家的独立这样的事；不应仅仅以免于受外国的侵凌称为文明。但在目前世界的情况下，在国际关系上，还谈不到这样高远的问题。如果有人谈这个问题，就不免陷于迂阔和不切实际。尤其俯察日本目前的景况，就越发感到事态的严重，更无暇顾及其他。首先要确保日本的国家和人民的生存，然后才能谈到文明的问题；没有国家，没有人民，就谈不到日本的文明。这就是我所以将讨论的范围缩小，只以本国的独立作为文明的目的的缘故。因此，我的议论是考虑目前的世界形势和目前日本的切身利益，并适应日本的急需而提出的，这些议论当然没有高深奥妙之处，希望学者不要遽然根据这个，而误解文明的本义，以致轻视文明和污蔑文明这两个字。同时，我虽然以独立为目的，但并不是要全国人民都成为政论家，每天都从事这项工作。人们的工作各有不同，并且也必须不同。或有的人致力于高深的学术，埋头于谈天雕龙，越研究越深入以至于乐而忘食；也有的人从大搞企业，终日无片刻闲暇，东奔西走甚至忘掉家务；对这些人不但不应加以责难，而且应该当作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加以赞扬。不过，希望这些人：在其废食忘家当中，一旦遭遇关系到国家独立的问题，能够象被马蜂螫了那样，感到切身的痛痒！

或许有人说：“如果象上面所述只是希望本国的独立的话，就莫如同外国断绝关系，在西洋人未来日本以前的时代，我国虽然不文明，但总是一个纯粹的独立国家，如果现在以独立为目的，最好是恢复古代的闭关自守，只是在今天才忧虑独立的问题，但在嘉永年间以前人们并不知有这件事。自己开放了国家而又忧虑国家的独立，这等于自己找病而又愁病一样，既知患病之可忧，则莫如恢复原来的无病状态”。对此，我说不然。所谓独立，是指应该有独立的实力，并不是指偶然独立的外表而言，我们日本在外国人来到以前的所谓独立，不是真正具备实力的独立，只是没和外国人接触因而偶然具有独立的形式而已。譬如，未曾经受过风雨的房屋，究竟是否经得起风雨，如不经过实际的考验就无法证实。风雨来否是外界的事，房屋坚固与否是内部的问题，在风雨未来以前，不能证实房屋是否坚固。不但无风无雨时房屋安然无恙，即使遭受任何大风大雨，仍能屹立不动，这才能称得起真正坚固的房屋。我所说的国家的独立是这种意思：使我国国民，广泛地与外国人接触，经过千锤百炼而仍能保持其实力，如同经得起大风大雨的坚固房屋那样。怎能自行退缩而企图复古，以侥幸求得偶然独立为满足呢？况且现在的对外关系如能处理得当，对于振奋日本人心，正是绝好的刺激，所以正应该利用它来大大促进我国的文明。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进而争取真正的独立，反对退而保守独立的虚名。

兹再重申前言，国家的独立是目的。现阶段我们的文明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里所说的“现阶段”一语具有重要意义，切盼学者不要等闲视之。本书第三章已经论述过，“文明是宏大无比，人间万事莫不以此为目的”，而将人类所应达到的文明的实质作为目的提出来进行了讨论，在这里，我是站在当前日本的立场，自然要把议论的范围也加以缩小，只是把有助于本国独立的东西，姑且定名为文明。所以所谓现阶段我国的文明，并不是文明的终极目的，而仅仅是作为事物发展过程的第一步，首先求得本国的独立，其他问题则留待第二步，将来再去解决。因为在这样限定讨论范围的情况下，国家的独立也就是文明，没有文明就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这样，文明与独立二者，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用独立二字，能使人在认识上，界限明确容易了解。如果单提文明，就可能意味着存在某种与国家独立和文明不相干的文明，甚至存在某种危害国家独立和文明的似是而非的文明。举例来说，现在日本各港口停泊着西洋各国的船只，陆上建有雄伟的贸易大楼，俨然象西洋各国的港口那样繁华。然而不明事理的愚人，看到这种繁华景象，有的认为，如今全世界的人民，莫不仰慕我国法律宽宏，争相麕集皇国，从各港口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贸易日臻繁荣，我国文明日益进步，从而沾沾自喜。这岂不是莫大的误解吗？其实这并不是外国人麕集于皇国，而是热衷于日本的茶叶和绢丝。各港口的繁荣虽然是文明的景象，但停泊在港口的船都是外国的船只，陆上的贸易大楼也是外国人的房屋，与我国的独立和文明毫不相干。一文不名的投机者利用外国人的资金，在国内广泛兜揽生意，最后将所得利润全部交还外国东家，却伪装着生意兴隆；又有人向外国借款，用该款购买外国东西，把它运到国内陈列起来，以显耀文明的景象。其他如洋楼、铁桥、舰船、枪炮之类也是如此。我们日本并不是文明的诞生地，只能说是文明的侨居地。总之，这种商业的繁荣和文明的外观，只能招致国家的贫困，长久下去，必然要危害我国的独立。因此，我在这里所以不用文明一词，而用独立一词，就是为了避免这些误解。

这样，把我国的独立作为终极目的。就好象把今天的人世间一切事物溶化成一个东西，而把所有这一切都作为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这样，这种手段就会多至不可胜数。举凡制度、学问、商业和工业等等无一不属于这种手段。不仅制度学问是这样，就是世俗无聊之事，奕棋游嬉之物，如果细察其内容和效用，也有许多可以列入文明这个范畴之内的。所以，研究人间一切事物的得失利弊时，如果仅仅进行片面的观察，是不容易得出结论的。自古以来学者有许许多多议论，有主张节俭朴素的，有喜欢优美雅致的，有歌颂专制独裁的，也有赞成放任自由的，意见纷纭，你说东我说西，你说左我反驳说右，几乎是无尽无休；甚至有的人毫无定见，只从个人立场而随便云云，其议论完全随其本身的地位出处盛衰为转移。还有更严重的是，利用政府的地位作掩护，凭借区区政权，来贯彻自己的主张，至于他的主张的得失利弊似乎毫不介意，这可谓恶劣已极。这些情况犹如无的放矢，或无法庭而诉讼，谁是谁非，如同儿戏。试看天下事物，若片面地去看，也就无一不是，无一不非。节俭朴素近于简陋粗野，但对每个人来说，还要劝导他学习这种思想作风；优美雅致近于奢侈浪费，但对于全国人民的生活，却不能不希望其日进于优美。国体论顽固保守，虽然对民权极不利，但对稳定目前的政局，维持行政秩序却大为有利；鼓吹民权的过激论调，虽然大大有害于君主政治，但作为革除人民的卑屈恶习的手段却很有用处。忠臣义士之论、耶稣圣教之说、以及儒家、佛家的学说等等，说它是愚就是愚，说它是智也是智，根据其所施用的地方，可以成为愚，也可以成为智。不仅如此，即使那些进行暗杀攘夷之辈，虽然其行为是错误的，但仔细分析其内心，则可以看出确是出于一片爱国心。所以，本章最初所说的君臣之义，祖先的传统，上下的名分和贵贱的差别等等，在人类的思想品质中也是可贵的东西，也就是促进文明的一种工具，因而没有理由一概加以排斥。这些工具，能否裨益于社会，只看如何运用而已。凡是一个人只要不是丧心卖国者，没有不愿意为国家谋利益的。假使有了误国的行为，那是因为他辨不清方向，以致偶然犯了错误。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采取各种方法手段才能成功的，所以方法手段越多越好，同时也非多不可。不过在运用千百种手段时，方法上不要发生错误，应该深思熟虑，研究一定的手段是否和一定的目的有联系，如果有联系，究应怎样来达到目的，是直接达到呢，还是间接通过另一种手段然后达到。或者同时有两种手段时，就应考虑哪一方面重而应先用，哪一方面轻而应后用等等。总之，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最终和最大目的。如同下象棋，步法虽然千变万化，但最终目的，是保护住自己的老将而把对方的老将将死。如果只重视车而不重视老将，就是象棋的拙手。所以，我提出“我国独立”四个字，作为本章的标题来划清内外的界限，指出群众应遵循的方向。只有这样，方能衡量事物的轻重，确定事物的缓急。轻重缓急已经明确，昨天所恼火的事情，今天就变成可喜的现象，去年所喜欢的事情，今年则变成可忧的事，得意变为忧虑，乐园变为苦境，仇敌变成朋友，外人变成兄弟，共喜怒同忧乐，而走向同一目标。依我个人所见，维系目前日本的人心，唯此一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