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五章

第五章

续前论

从国民的一般智德，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状况。前章所讲的舆论，就是指国内群众的议论，也就是在某一时代，人民普遍具有的智德的体现，所以，从舆论可以看出人民的思想动向。但是，关于舆论，这里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意见是，舆论的强弱不是决定于人数的多寡，而是决定于智慧的高低。第二种意见是，即使人人都有智慧，但是，如果不能和习惯互相结合起来，就不能构成舆论，兹述其理由如下。

第一、一人的主张，不能胜过二人，三人的主张，可以制服二人。人数愈多，舆论的力量也愈强，这就是所谓寡不敌众。然而这种舆论的众寡强弱，只是限于在人们的才智相等的情况下。若把天下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则舆论力量的强弱，并不是决定于人数的多寡，而是决定于智德的高低。人的智德，犹如人的体力，有一人的力量等于三人的，有一人的力量等于十人的。因此，假如把群众合成一个整体来计算它的强弱，就不能单从人数的多寡来决定，而应从整体之中分别具有的力量来计算。譬如一百人举一万斤的东西，每人平均力量为一百斤。但是，人的力量不可能是相等的，假使把这一百人分为两组，每组五十人，然后使这两组分别来举，结果，可能一组举七千斤，另一组举三千斤。如果再把它分成四组或八组来举，则必定要相差越来越大，最强者和最弱者相比，可能有一人力抵十人的。如果从这一百人中选出力量最强的二十人为一组，其余八十人为一组，分别举重，二十人这组，能举六千斤，而八十人这组，只能举四千斤。现在按照这情况计算，从人数来看是二与八之比，从力量上来看，却是六与四之比。所以力量不能由人数多寡来决定，而应按照所举之物的轻重和人数的比例来决定。

智德的力量，虽然不能以度量衡来衡量，但是在道理上却和体力没有两样，它的强弱相差，比体力更悬殊，可能有一人抵百人或抵千人的。假如把人类的智德变成酒精一类的东西，一定会有惊人的奇观。蒸溜十个这一类的人，能得一斗的智德量，而蒸溜一百个那一类的人，也许只能得三合的智德量。一国的舆论，不是从人的体质中发出来的，而是来自人的精神。因此，所谓舆论，不是完全由于论者的人数多而有力，而是由于在论者之间所具有的智德分量多，以这个分量弥补了人数的不足，而成为舆论的。如果把欧洲各国人民的智德平均一下来看，国内不识字的愚民，可能超过半数以上，而在这些国家里所出现的所谓国论或舆论，都是一般中人以上的智者的言论，至于其他的愚民不过是随声附和，被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不能施展个人的愚见而已。而且，在这些中等以上的人们中也有无限的智愚之差。或甲胜过乙，或乙排除甲，有一旦交锋立即遭到失败的，也有争论不休而胜负难分的。经过千锤百练好容易才压倒异说于一时的，也就被称作国论或舆论。这就是欧洲各国报纸和讲演会盛行，众口喧嚣的原因。总之，人民是处在全国智德指导之下，智德如果改变方向，人民也随着改变方向，智德如果分成党派，人民也分成党派，进退聚散，无一不是跟着智德走的。（社会上嗜好书画的人，本是中等以上有文化的风雅人士。他所以嗜好，是要考究历代的古物，比较书画运笔的巧拙，从中寻求乐趣。但是，现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着爱好古玩书画的风气，很多目不识丁的人，只要有几个钱，也要买些书画，挂在房间里，或者因为收藏些珍玩古董而扬扬得意，这的确可笑亦复可怪！其实，这些愚民不过是追随中等以上人物的风雅，不知不觉地形成了这种风气。此外，如时尚的服装，布匹的花样等等，也是模仿别人的式样来加以欣赏。）以最近我们日本的事例为证，前几年政府实行了维新，接着又有废藩置县之举，华族和士族因而失去了权力和俸禄，但是他们没有敢出怨言，这是什么道理呢？或者有人说，王制革新，是由于王室的威严，废藩置县是由于执政者的英明果断才完成的。这完全是不识时务者的臆测。王室如果真有实际的威力，王制的复古又何必等到庆应的末年，不是早就可以推翻德川氏吗？或者在足利末期就可以收回政权了。复古的时机不一定非在庆应末年不可，然而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完成维新大业和实行了废藩置县呢？它既不是由于王室的威严，也不是由于执政者的英明果断，而是另外有其根本原因。

我国人民长期遭受专制暴政的压迫，门阀成了他们发号施令的资本，即使才华过人，如果不依靠门阀就不能施展其才能，也不能有所作为。在当时由于被这种势力所压制，全国已经找不到可以发挥智力的余地，一切事物都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但是，人类智慧发展的力量，是怎样压制也压制不住的，在这停滞不动的期间，人们也能不断前进。到了德川氏的末期，社会人士已经开始产生了厌恶门阀的心情。因此，有的弃官而作儒医，有的埋头著作。在藩士里面有这种人，在僧侣神官之间也有这种人，这些都是怀才不遇的人。从“天明”、“文化”年间出版的著作、诗集或野史小说之中往往有借隐喻影射以发泄牢骚等的情况，就可以发现这种迹象。当然在文章表面上没有直接对门阀专制政治进行攻击，但是，从国学家悲叹王室的衰微，汉学家讽刺贵族执政的奢侈，以及一些小说家，利用狂言戏语讥讽社会等，不论在文章上或事迹上，虽然没有一套完整的见解，但是，不满意现状的心情，是溢于言表的。其实作者本人也只是莫明其妙地发泄牢骚，这种情形，恰如陈疴缠身的病人不能说明自己的病状，而只能诉说痛苦一样。（在德川初期，政权强盛之时，著作家慑于幕府的威力，丝毫不敢批评时政，有些人反而谄媚歌颂幕府；从新井白石的著作，中井竹山的逸史等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后来，直到文政年间赖山阳在著述日本外史的时候，才敢于对王政的衰微表示愤慨，字里行间，有如谴责德川氏的罪恶。现在我们研究其中原因，很显然，白石、竹山不见得甘当幕府的奴隶，赖山阳也不见得是天子的忠臣，这都是时势所使然的。白石、竹山是受当时权势所压制，不能畅所欲言，赖山阳不过是稍微摆脱这种束缚，由于愤恨当时的专制政治，借著述日本外史发泄其积郁而已。以后在国学、小说、狂诗、狂文特别是在天明文化之后这种风气最盛。如本居、平田、马琴、蜀山人、平贺源内等人，虽然都是有志之士，但是，由于怀才不遇，只得献身于文字，或者提倡尊王之说，或者记述忠臣义士的事迹，或大放狂言嘲讽时世，而发泄其不平。）然而，这些国学家不见得是王室的忠仆，汉学家也不见得是真正忧世之士。试看世上所谓的隐君子，平素虽然牢骚满腹，一旦踏上宦途，骤然变节，再也听不到牢骚不平的声音了。再如今日的尊王之士，如果得到幕府五斗米的俸禄，明日就会变成拥护幕府派；又如昨日的贫儒，一经拜命封官，今日就会趾高气扬。这从古今许多事实可以得到证明。总之，这些国汉学家，在德川末期，虽然把尊王忧世之意形诸笔墨，无形中开辟了舆论的途径，但是，大多不是他们本来的面目，不过是借尊王忧世之名以发泄自己的不平而已。至于他们的内心是否真诚，他们的议论究竟为私为公，姑置不问，如果研究发生不平的原因，这是由于他们受专制门阀的压制，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而感到愤恨，因此，在心情上是不愿再屈居于专制之下的。这从他们的笔墨言语之间，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只是在于暴政强盛时代，这种心情不能暴露于外而已。至于暴露与不暴露，则完全要看暴政力量和人民智力的强弱来决定。政府的暴力和人民的智力是互相对立的，这个得势，那个就要失权，那个得势，这个就要鸣不平，两者的对比恰如天秤的均衡一般。在德川氏的政权全盛时期，天秤始终是偏重于一方，到了末期，人智稍微有了进步，在天秤的另一端，才能放上一个小小的砝码。从天明文化年代以后所出版的那些书籍，就可以说是这个砝码。但是这个砝码的重量太轻了，根本不能使天秤平衡，又怎能谈到打破这个平衡呢？若没有后来的开港问题的话，到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平衡颠倒过来，使智力获得优势，谁也不能预测。幸而在嘉永年间佩里渡海来到日本，这才为改革创造了条件。

自从佩里来日，德川政府和各国缔结了条约之后，世人看到政府的措施才知道政府的懦弱无能。另一方面由于和外国人接触，听到他们的言论，或阅读外国书籍和翻译书刊，见识越广，民势越盛，于是觉悟到幕府虽然暴虐如桀纣，但完全可以用人力把它推翻。这种情况正如聋瞎的耳目顿开，闻见了声色一般。首先出现的就是“攘夷论”。而这个议论产生的根源，决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而是出于要划清敌我界限，出于保卫祖国的一片热忱。有史以来，初次与外国人接触，犹如从黑暗沉寂的深夜，走到喧哗纷扰的白昼，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奇奇怪怪，没有一件是适意的。这个意并不是私意，而是在思想上仅仅考虑到日本和外国的区别，想要挺身而出以肩起祖国伟大事业的意图，所以这不能不说是为公。在明暗突然变化时期，必然会眼花缭乱，议论的条理也不可能周密，行动也必然粗暴鲁莽。总而言之，爱国思想虽然粗犷和不成熟，但其目的却是为了国家，完全是为公的。他们揭示的主张，唯一目标在于攘夷，所以是单一的。以为公之心提倡单一之论，其势必强，这就是攘夷论从开始就得到了响应的原因。社会人士一时也受到了这个影响，还未看到和外国交际的利益，就产生了憎恶外国的情绪，把天下的坏事完全归罪于和外国交际上。假使国内发生灾祸，就认为这是外国人造成的，那是外国人策划的，以致举国上下都不愿意和外国人交际，即使有人愿意和外国来往，也不得不附和社会上的普遍风气。然而，唯有幕府不能不首当其冲，要和外国人接触，并根据道理办事。幕府当局也未必喜欢外交，不过因为慑于外国人的威力和不能解答外国人提出的问题，许多人不得不讲些道理。但从攘夷论者看来，这种作法只是一种因循姑息。这时，幕府好象被夹在攘夷论者和外国人中间，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能保持平衡。幕府愈发暴露弱点，攘夷论者气焰更加嚣张，更加肆无忌惮地主张攘夷复古，尊王讨幕，倾其全力以打倒幕府，驱逐外夷。在当时虽然也发生很多杀人、纵火等为士君子所不取的举动，但是推翻幕府这一点，众论却始终一致，全国的智力整个地指向了这个目标，终于在庆应末年完成了革命大业。若按当时发展趋势，在革命复古之后，本应立即攘夷，但却没有这样做。在推翻了万恶的幕府以后，按理说应该停止行动而并没有停止，却同时又排斥了诸侯和士族，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攘夷论只不过是革命的开端，也就是所谓事物的近因。总的智力所要达到的目标根本就不在于此，它的真正目的既不是复古，也不是攘夷，而是利用复古攘夷的主张为先锋以声讨根深蒂固的门阀专制。所以举事的既不是王室，要打倒的也不是幕府，而是一场智力和专制制度的生死搏斗，掀起这次战争的就是全国总的智力。这就是事件的远因。这个远因早从开港以来就以西洋文明学说作为援军而逐渐强大起来，但是，为了展开一场智战，必须有个先锋队，于是乎才和近因结合起来一同走向战场，而完成了革命的壮举取得了胜利。先锋队的主张虽然曾经一度发挥过英勇作用，但在胜利以后，方始发觉它的组织松懈不巩固，因而逐渐放弃暴力，参加了智力的阵营，形成了今天的局面。今后如果这个智力的权势越大，从而使那粗浅的爱国观念变为精深的爱国思想，使那未成熟的成熟起来，共同来保护我们的团体，则将是无限的幸福。所以说，王制复古，并不是凭借王室的威力，而只是国内的智力假王室的名义而成了事；废藩置县并非出于执政者的英断，执政者只是受国内的智力所驱使，而采取了实际措施而已。

如上所论，由于全国的智力，形成了舆论，舆论之所归，促进了政府的改革，废除了封建制度。但是，实际上参与这个舆论的人数，计算起来却为数甚少。日本全国人口以三千万计算，其中农工商的人数占二千五百万以上，而士族还不足二百万人，另外把儒医、神官、僧侣、浪人等姑且也列入士族以内，假定大约五百万人属于华族士族，二千五百万人为平民，那末，由于平民自古以来就不参与国事，当然对于这次事变，也是漠不关心的，因而，很显然这个舆论是由士族的五百万人之中产生的。在这五百万人当中，愿意改革的仍占极少数，首先最不欢迎改革的是华族，其次是大臣冢宰，再其次是高禄的武士。改革对于这些人是不利的，所以，他们根本不赞成改革。自古以来，腰缠万贯，无才无德，在朝为高官、在野为富豪之辈，能为国家仗义疏财取义杀身成仁者，简直如凤毛麟角。所以在这次改革中，不论士族或平民，这类人物仍然极少。赞成这次改革的都是在藩府中没有门阀的，或虽有门阀，但经常不得志心怀不满的，或是无官无禄的贫寒书生。总而言之，凡是赞成改革的都是一些有才智的穷人，并且一旦发生事变，对他们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种情况征诸古今历史也可以得到证明。策划这次改革的人，在五百万士族中，还不够十分之一，除去妇孺，人数就更无几了。不知从何处突然发出了这种新奇的学说，莫名其妙地传布在社会上，首先响应这个学说的，当然是富有才智的人。周围的人，或者被这个学说说服的，或者受其威胁，也有盲从附和的，也有被迫顺从的，人数越来越多，这种主张终于成了全国的舆论，压倒了天下大势，打倒了暴虐如桀纣的政府。后来实行废藩置县，对于华族士族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因此，不赞成的十居七八、而赞成这个办法的只不过十之二三。但是，这十之七八的人数，就是所谓的守旧派。这派人智力非常短浅，在分量上远不及占总人数十之二三的改革派。守旧派和改革派在人数上，虽然是七八对二三的比例，但在智力的分量上，比例却是相反的。改革派就是用这种智力的分量，弥补了人数的不足，从而使十分之七八的多数人不得恣其所欲。在目前的情况下，真正的守旧派已经很少，就是在旧士族当中也没有人主张保持禄位了。国学和汉学的古学家，大部分也改变了主张，或者牵强附会地制造了一套论调，企图掩饰自己学说的本来面目，而混入改革派。表面上说是求和实际上是要投降。当然，求和也好，投降也好，相处日久，实际方向自然会趋向一致，而共同走上文明的道路，这样一来，改革派的队伍就逐渐扩大了。但是，最初策划举事而获得成功，并不是由于人数众多，而是由于智力战胜了多数人。假如在今天守旧派中出现了有智慧的人物，逐渐扩大党羽，大事宣传保守思想，那末它的势力也一定会壮大起来，也非改革派所能阻挡得住的。但是，幸而守旧派里有智力的人极少，即便偶尔出现一个人物，也要背叛该派而不为其效忠。

从前段的论证，可以明了事情的成败，不是由于人数多寡，而是由于智力的高下。因此，处理一切社会事件，都必须顺应智力所指引的方向，切不可为了迁就十个愚者而招致一个智者的责难，也不可为了博得一百个愚者的赞许而引起十个智者的不满。被愚者指责不足为恥，受愚者赞许也不足为荣。不能以愚者的褒贬作为处理事物的准绳。例如，后世的政府，有时遵循周礼所记的乡饮耆宾之义，给人民以酒馔，但是，不能因为看到这些人民欣悦，而推断这一地方的人心。尤其在现今日臻文明的人类世界上，接受别人的惠赐酒食而感觉欣悦的人，如果不是饥饿者就是愚民。看见这种愚民的欣悦而欣悦的人，也无非是和愚民差不多的愚民而已。根据古史的记载，国君有到民间微行私访，听到童谣而有所感怀的，这未免过于迂阔了！固然这是古老的事情，不足以为凭，可是，在今天确有与此相类似的人。这类人就是独裁政府所用的特务。政府施行暴政，恐怕人民不服，所以派遣小人暗中刺探社会的情况，企图听取他们的密报来处理政务，这类小人就叫作特务。但是，这些特务究竟能接触到一些什么人听到一些什么事情呢？光明磊落的正派人物，事无不可对人言，而真正阴谋作乱的人，他的才智自然比特务高明得多，谁肯把机密透露给这些特务呢？所以说，特务之类，只是受金钱驱使，徘徊于市井之间，接触些愚民，听些愚言，再加上自己的臆断揣测而报告主子而已。对实际问题毫无补益，只是消耗他主子的金钱，买来了智者的嘲笑。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虽长期使用特务，但在和普鲁士的战争时，没有探得国民的真情实况，结果不是一败涂地而遭生擒吗？这不可不引为殷鉴！政府如果真要了解社会的真情实况，则莫如使出版自由，倾听智者的议论。对著作和报刊加以限制，堵塞智者的言路，只利用特务来探索社会动静的办法，正如把生物密闭起来，断绝空气流通，而从傍窥伺其生死一般。这有多么卑鄙呀！如果想致之于死地，可以打死、烧死。如果认为人民的智慧，对于国家有害，就应该采取秦始皇的办法，既可以禁止全国人读书，也可以活埋全国的读书人。英明如拿破仑者尚不免如此卑劣，而一般政治家的心术，更是令人鄙视！

第二、人的议论，有时由于聚集而有所改变。例如，即使本性胆小的人，如果能聚集到三个人，他们就敢在暗夜通行山路而不感到害怕。这种勇气不能求之于每个人，而是在三个人的集体之中产生出来的。但也有十万大军听到风声鹤唳而逃跑的，这种胆怯，不是人人如此，而是在十万人集体之中产生的。人的智力和议论，犹如按化学定律变化的物质，如果把苛性钠和盐酸分别使用，都是烈性的物质，甚至具有溶解金属的力量。但是，如果将其中和，就变成了普通的食盐，可供日常食用。再如石灰和氯化铵，都不是烈性物质，但如果把它中合起来，就要变成氯化铵精，其气味足可使人昏倒。再看看近来在日本各地所成立的公司，公司愈大，则其管理也愈乱，百人的公司，不如十人的公司，十人的公司，不如三人的合营，三人的合营又不如一人独资经营获利最大。再说如今组织公司的人，大部分都是社会上的才子，如果和那些顽固不化，只知墨守陈规的吝啬鬼相比，其智力的悬殊，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然而，这些英才聚在一起策划事业时，他们的性格就发生了变化，而作出令人可笑的事情来，不仅会贻笑于社会，就是连该公司中的才子本身也会莫明其妙地感到怃然自失。现今的政府官员，也都是国内的人才，可以说日本全国的智慧大半都集中于政府。但是，这些人才麋集于政府处理国事时，他们的措施，并不见得真正英明，这就是所谓“众智结合的变性”，和苛性钠与盐酸中和变成食盐的道理完全一样。总而言之，日本人在共同办事时，总是表现得很笨拙，同每个人所具有的智力相比极不相称。

西洋各国人民，未必都是智者，但是，从他们集体办事，在社会上所表现出来的实际情况来看，确实很多地方象智者的所为。国内的各种事务没有不是通过集体的协商而进行的。例如在政府有供集体协商的议会，在商业上有供同人们通力合作的公司，学者有组织，寺院也有组织，甚至在偏僻的乡村，老百姓也有各自结成组织，共同协商公私事务的风气，既然分成为组织，则每一组织就不能没有其独自的意见。比如，几个朋友或两三家近邻结成了组织，则这一组织就必有其独自的主张。这些再结合为一村，就有一村的主张。结合为一州或一郡就有一州或一郡的主张。这个主张和那个主张互相结合，内容就会多少有所改变，这样反复地结合和统一，最后就构成了一国的舆论。这种情况就好象把若干士兵聚集在一起编为一个小队，再合起来编为中队，最后合并成大队一样。大队的力量，可以对敌作战，但是，就每一个士兵来看，未必都是勇士。所以大队的力量，不是士兵各自的力量，而是由于结成了队伍，而另外产生的一种力量。一国的舆论也是如此，如果只从舆论已经形成的情况来看，的确是很高超而有力的，但追究其根源并不只是由于高超而有力的人物的倡导而使舆论活泼展开，而是由于附和这个舆论的群众配合得好，而在群众之中自然产生出来敢讲敢说的风气。一般说来，西洋各国的舆论，比其国内每个人的才智更为高超，他们每个人的主张和行动，是和他本人的才智不相称的。

如上所述，西洋人是倡着与他本人的智慧不相称的高论和表现出不相称的高明，而东洋人则是说着与他本身的智慧不相称的愚论和表现出不相称的拙笨。现在如果追究其根源，则不外乎习惯二字。习惯日久就能成为第二天性，不知不觉地就会积习成俗。西洋各国的众议制，也是由于百余年来，世世代代的习惯而变成了风俗的，所以到了今天就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体制。而亚洲各国则不然，如印度的等级制度（种姓），按人的身分划成高低尊卑造成一种不平等的局面，使利害得失互不相干，彼此之间自然就没有任何感情。并且，暴虐的政府还特别制订了禁止结党的法律，阻止人民聚议，人民也只抱着但求平安无事的心情，没有勇气争辩结党聚议的区别，一切只知听从政府，不关心国事。结果，一百万人怀着一百万颗心，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对一切公共的事漠不关心，连淘水井彼此都不能进行商量，兴修道路更不必说了。此外，看见路旁倒毙的人便急驰而过，遇见狗屎则绕道而行，都是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终日岌岌惶惶唯恐沾染是非，哪有心情去考虑集会和议论！这种习惯日久成风，终于形成目前这种状况。这正如社会上没有银行，人民把余财贮藏在家中，影响金融的周转，致使国家不能举办大事业。假如调查一下全国各户，资财也并不是不多，只是埋没在私人家中，未能供作全国之用而已。人民的舆论也是如此，如果逐户征询每个人，他们也不是没有意见，只是这些意见分成了千百万个意见，而不能综合起来对全国起作用而已。

有的学者说，国民会议固然是值得欢迎的，遗憾的是目前民智未开，还不能不实行专制，所以，实行国民议会仍需等待一个时期。所谓时期，大概就是指等人民有了智慧的时期而言。但是，人的智慧并不象夏季的草木那样一夜之间就可成长起来的。即使能够成长起来，如果不按习惯来运用，也是不能起作用的。习惯的力量极大，如果培养得好，它的作用是无穷无尽的，甚至连维护私有财产的思想都可以压制下去。现在举出一个例子说明。目前我国政府岁收的大约五分之一是用于华族和士族的俸禄，而这些钱粮又都是征自农商业者。现在取消这种俸禄，农商的纳税额，就可以减少五分之一，每年缴纳五袋米的就可减为四袋，小民虽愚，尚不能说他们连分别四和五的智力都没有。如果站在农民的立场，事情很简单，就是拿出一部分自己生产出来的米来养活那些非亲非故的人，那么，就只有给与不给两种办法。如果站在士族的立场着想，俸禄是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家产，是祖先的功劳换来的，自然不能和工资相比，现在我们虽然不服兵役，但不能因此就应该停止祖先的赏典，而被剥夺家产。如果说士族无用，而必须剥夺他家应享的俸禄，那末，对那些不劳而食的富商和地主的财产也应该剥夺啊！为什么单单夺去我们的财产而便宜那些无亲无故的农民、商人呢？这种说法似乎也有一些道理，但是，还没听到士族之中有这种议论。现在的情况是，不论农民抑或士族，虽然都是处于私有财产的得失关头，但却坦然无动于衷，仿佛在倾听外国的故事，等待天降的祸福，只是默默坐观事情的演变，这不是很奇怪吗？假使在西洋各国，发生这种事件，将会如何呢？必然是舆论沸腾，展开一场舌战，甚至会引起很大的骚动。我并不是在这里讨论俸禄与夺的得失，只是惊讶日本人囿于不问国事的习惯，不该忍受的而忍受、应开口的而不开口、应发议论的而不发议论而已。争利，固然为古人所讳言，但是，要知道争利就是争理。今天，正是我们日本与外国人争利讲理的时期。凡是在国内是个淡泊的人，对外也必然淡泊，在国内是个愚钝的人，对外也不能活泼。庶民的愚钝淡泊，虽然对政府的专制有利，但是依靠这种人民来对付外国办外交，则是不可靠的。作为一国的国民，如果对国家大事没有畅论其利弊的气魄，作为一个人如果没有重视自己荣辱的勇气，则不论谈论任何事情都是无益的。没有这种气魄和勇气，并不是先天的缺欠，而是由于习惯所使然。所以，恢复的途径，也非依靠习惯不可。因此，移风易俗确是一件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