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六章

第六章

智德的区别

在以上各章的议论中，曾把智德二字当作成语，说明了文明的进步是与社会总的智德发展有关。本章将分别说明智和德两者涵义的不同。

德就是道德，西洋叫作“Moral”，意思就是内心的准则。也就是指一个人内心真诚、不愧于屋漏的意思。智就是智慧，西洋叫做“intellect”，就是指思考事物、分析事物、理解事物的能力。此外，道德和智慧，还各有两种区别。第一、凡属于内心活动的，如笃实、纯洁、谦逊、严肃等叫作私德。第二、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于社交行为的，如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作公德。第三、探索事物的道理，而能顺应这个道理的才能，叫作私智。第四、分别事物的轻重缓急，轻缓的后办，重急的先办，观察其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才能，叫做公智。因此，私智也可以叫做机灵的小智，公智也可以叫做聪明的大智。这四者当中，最关重要的是第四种的大智。如果没有聪明睿智的才能，就不可能把私德私智发展为公德公智。相反地，偶尔还会有公私相悖互相抵触的情况。自古以来，虽然没有人把这四者明确地提出来讨论，但是，从学者的言论或一般人日常谈话中，仔细琢磨其意义，便能发现这种区别确实是存在着的。孟子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人心之四端。扩之则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这就是要把私德扩大到公德的意思。又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这就是要观察时势的缓急，把私智扩大为公智的意思。世间也有这样的话：某某人在社会上真是一个能干的人物，工作表现很出色，可是私生活简直不象话。法国的宰相黎塞留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说在公智公德上虽没有缺点，但在私德上是有欠缺的。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某某人不论是围棋、象棋、或珠算样样精通，但只是小聪明，没有大见识。这是对有私智而无公智者的评价。上述智德的四种区别，既然是学者和一般人所公认的，那么，它就是一种普遍的区别了。首先确定这种区别，下面再来进一步讨论其作用。

如上所述，如果没有聪明睿智的才能，就不能把私智发展为公智。例如，下棋、斗牌、耍球等技艺，是人的技能，研究物理、机械等学术，也是人的技能，虽然同样要化费精力，但是，假若权衡事情的轻重大小，从事重大而能裨益社会的，其智慧所发挥的作用，也就较大。或者，虽非亲自动手，但能洞察事物的利害得失，正如亚当?斯密论述经济规律那样主动地引导社会上的人，进一步走向富裕的道路，这就是充分发挥了智慧的最大作用。所以说，若想从小智发展为大智，就不能没有聪明睿智的见识。还有些士君子说什么：“吾能洒扫天下，区区庭院，何值一顾”，对治国平天下之道大有心得，而不能修身齐家。也有专事洁身自好，闭门不闻窗外事的。甚至也有杀身而无裨益于世的人。这些都是不明智，不了解事物间的关系，不能辨别大小轻重，而失掉了修德的平衡。由此可见，智德受着聪明睿智的驱使，所以，就道德来论也可以叫作大德，但是，如果根据社会上一般人通用的字义，不应该叫作道德。因为古来在我国人民的思想上所认定的道德，是专指个人的私德而言的。考其意义，都是以古书里的温良恭俭让、无为而治、圣人无梦、大智若愚、仁者如山等等为本旨的。也就是说，道德是指存于内而不是形于外的。西洋叫作“Passive”，这就是指对于事物不是采取主动，而是采取被动的意思，这似乎只把排除私心一事作为要图。固然经书所讲论的并不全是被动的道德，似乎也有些活泼生动的妙处，但是全书的精神给人的印象，只不过是劝人忍耐屈从而已。此外如神佛两教的教义中所讲的修德，也是大同小异。在这种教育薰陶之下的我国人民，在其一般概念中，道德的涵义非常狭隘，因此所谓聪明睿智等等才能，也就不可能包括在这个字义之内。解释文字的涵义，不要拘泥于学者的定义，而要考察广大群众的看法，根据群众所理解的意义来解释，才是最正确的。例如“舟游山”这个语汇，如果照字面去寻求字义，就没法讲通，但根据一般的解释，这个语汇并不包含到山上游逛的意思。德字也是如此。如果按照学者的解释，意义很广泛，但按一般人的解释就不然了。一般的人，看见清心寡欲的山寺老僧，就尊崇他为有道德的高僧。对擅长物理、经济、理论等学问的人，则一定不称他们为有德行的君子，而称为才子或智者。又如对于古今成大功立大业的风云人物，则称他为英雄豪杰，而对于他的道德，则只称赞其私德，对更可贵的公德，反倒不列入道德之内，好象把它忘掉了。由此可见，一般人对于德字的解释是如何狭隘了。这大概是因为在人们的意识中，虽然不是不知道智德有四种区别，但有时似乎知道，有时又似乎不知道，结局受社会一般风气的束缚，只是重视私德方面。因此，我也根据社会一般人的看法来规定字义，把聪明睿智的作用，归入智慧之内，对普通所谓的道德，就不能不缩小其字义的范围，只限于被动的私德上了。在第六、七章里所述的德字，都是按照这种涵义解释的，所以，在讨论的时候，拿智慧和道德相比较，认为智的作用是重而广的，德的作用是轻而狭的。这里也可能有些偏见，但是学者如果能了解以上说的意思，也就不致发生疑惑了。

在未开化的环境下，主张用私德去教化人，人民也服从这种教化，这不仅我国如此，世界各国也莫不如此。在民智未开，刚摆脱禽兽世界的时代，因急于要制止粗野残暴的举动，缓和人心，使人类过安定生活，所以无暇顾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另外，衣食住的物质生活，在原始时代，也不过是所谓从手直接到口，似乎也无暇考虑到居室衣著等问题。然而，文明逐渐进步，人与人的关系也复杂起来，就没有理由只用私德一种手段，来支配人类世界了。由于古来的习惯和人类天生的惰性，喜欢守旧和苟安，所以，道德也就总是偏于一方，而不能保持其平衡。本来，私德的条目是传之万世而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纯粹最完美的东西，当然不是后世所能改变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运用私德就必须选择场所，必须研究运用的方法，例如，人要饮食虽然千古不变，可是在古代，只有用手直接到口的一个方法，而到了后世，饮食方法，却有了千变万化。又譬如，私德之于人心，犹如耳目口鼻之于人身，根本不存在有用或无用的问题。只要是个人，就不能没有耳目口鼻。除非在身体残缺不全者居住的社会，才有讨论耳目口鼻有用无用的必要。既然不是什么残缺不全，也就用不着喋喋不休了。不论是神儒佛或耶稣教，都是在上古民智未开的时代所倡导的学说，在那个时代，当然是必要的。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如果全世界人类十之八九，仍然是残缺不全，则道德的教化也绝不可等闲视之，或者还要为此争论一番。（儒者之道是教人以诚为贵，神佛之教是劝人真心虔诚，这对无知的人民，是最紧要的事情。例如，对于智力尚未发达的儿童，或对不学无术的愚民，如果一律地告诉他们说，道德并不是什么可贵的东西，就会使他们发生误解，而理解成道德是下贱的，只有智慧才可贵。甚至还会误解智慧，以致发生抛弃美德而追求奸智的弊端。这样一来，可能引起毁灭社会上人与人的正常关系的危险，所以对这种人必须反复强调道德问题。但是，如果把追求虔诚的私德作为人类的本分，以私德支配社会上的一切事物，其流弊也非常可怕。因此，必须分清地点和时间的条件，以期达到崇高的境域。）然而，文明的本旨，是随着人事的日渐繁杂而前进，所以不能停滞在上古时代的原始状态。现代人在饮食上，已经不能满足于用手直接到口的方法，只要知道人之有耳目口鼻并不值得夸耀，那末也就自然会懂得只修私德并不能尽到做人之道。文明的特点是人事纷纭。交往越频繁，思想活动也必然要复杂起来。如果认为仅仅用私德就可以应付社会上的万事万物，那末，看到目前妇女的德行大可心满意足了。中国和日本，正派的家庭妇女，有很多是具有温良谦恭之德、言忠信、行笃敬、而有处理家务才干的人。但是为什么不能让她们出来承担社会公务呢？这就是处理社会问题，不能单靠私德的明证。总之，我的见解，并不是不轻视私德，把它当作生活小节，而是不同意我国人民一向所认为的那样，过分强调私德的作用，把它当作议论事物的标准。我的意思不是说私德无用而把它摒弃，而是主张在提倡私德的同时，必须强调更重要的智德的作用。

智慧和道德，恰象人的思想的两部分，各有各的作用，所以不能说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如果不是两者兼备，就不能算作完人。然而，试看古来学者的言论，十之八九违背了事实，错误地只提倡道德的一面，甚至有人竟极端错误地认为智慧是完全无用的东西。为社会着想这是最令人忧虑的弊端。当讨论和要排除这个弊端时，却又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现在社会上，要讨论智慧和道德的区别，纠正这种弊病，就必须首先划清这两者的界限，分别指出其作用的所在。但是，在头脑简单的人看来，可能会认为这种说法是轻德重智，贬低道德的价值，因而心怀不平；也许还有人误解这种议论，简单地认为道德是无用的东西。本来，为了社会的文明进步，智德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犹如人身之需要营养，粮食菜蔬和肉鱼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现在提出智德的功用，讨论智慧的重要性，正如劝告不知保养的素食者吃肉一样。劝人吃肉，必须说明肉的功能，讲解粮食菜蔬养料的不足，更要阐明菜肉并用互不相悖的道理。如果这个素食者只片面地领会这个道理，竟忌吃粮食菜蔬，而专门吃鱼肉，那就糊涂到极点了，不能不说这是误解。我想古今的识者，并不是不知智德的区别，而只是唯恐发生这种误解，故意避而不谈。然而明知而不谈，永远不能解决问题。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合乎道理，不见得十人当中全都误解，即或十人当中偶而有二三人误解，也比不谈强。为了怕二三人误解，而妨碍了七八人见识的增长，这是不合理的。唯恐世人误解，而把应发挥的议论隐藏起来，或者把自己的见解加以粉饰，使人分辨不清，玩弄一套所谓“顺风使舵看人说话”的手段，那可以说是蔑视人类的行为。人类的智愚不会过于悬殊，世人虽愚，尚能分清黑白。那么，主观地认为他人愚昧，或臆测他人的误解，而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别人，岂不是有失敬爱之道吗？这是君子所不为的。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就应该毫无顾虑地和盘托出，至于对与不对，可以一任他人的判断。这就是我之所以好辩和讨论智德区别的原故。

道德是存在于人们内心的东西，不是外在的行为。所谓修身与慎独，都是和外界无关的。譬如，无欲、正直虽然是道德，如果为了惧怕他人的诽谤，或担心世人的攻讦，而勉强作出无欲和正直的样子，这不能叫做真正的无欲和正直。攻讦和诽谤都是外界的东西，受外物所制约的就不能称为道德。如果这样也称作道德，那末，在某种情况下可以逃避社会的耳目时，即使作了贪污枉法的行为，也就不算违背道德了。如果是这样，伪君子和真君子就没有区别了。因此，可以说道德是一种不管外界事物如何变化，不顾世人的褒贬，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坚贞不拔地存在于内心的东西。智慧和道德不同。它是和外物相接触，而考虑其利弊，如果这样作不利，则改用另种方法；自己认为便利，而多数人说不便利，就应立刻改变；曾经是便利的东西，如果又有了更为便利的，就应采取这个更便利的。譬如，马车比轿子便利，但是如果懂得利用蒸气力，就应当制造火车。制造马车，发明火车，研究其利弊而采用更有利的，这就是智慧的作用。象这样智慧和外界事物接触，适应情况灵活运用，和道德完全相反，是一种外在的作用。有德的君子独自默坐家中，也不能说他是坏人，可是，智者如果毫无作为不与外物接触，也就可以叫作愚人了。

道德是人的品质，它的作用首先影响一家。主人的品质正直，这一家人就自然趋向正直，父母为人温和，子女的性情也自然温和。偶尔亲戚朋友之间，彼此规劝，也能进入道德之间，但是，仅以忠言相劝使人为善的作用毕竟是极其狭窄的。也就是说，仅靠道德是不可能做到家谕户晓，尽人皆知。智慧则不然，如果发明了物理，一旦公之于世，立刻就会轰动全国的人心，如果是更大的发明，则一个人的力量，往往可以改变全世界的面貌。例如，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气机，使全世界的工业面貌为之一新；亚当?斯密发现了经济规律，全世界的商业因之改变了面目。传播的方法，可以通过口述，也可以利用书面。听到这种口述或者看到这种著作，而能实地施行的人，也就和瓦特、斯密一样。所以，昨天的愚人就能成为今天的智者，世界上可以产生几千几万个瓦特和斯密。其传播之速和推行范围之广，绝不是用一个人的道德规劝家族朋友所能比拟的。有人说，陶玛斯?克拉逊毕生努力废除了社会上贩卖奴隶的坏法律；约翰?华德消除了监狱的黑暗，这都是道德的力量，不能不说是功德无量。我回答，诚然不错。这两人化私德为公德，实在功德无量。当这两人历尽千辛万苦，想尽方法，或著书或疏财，克服艰难险阻，终于感动社会人心，完成了他们的伟大事业，这与其说是私德的功绩，不如说是聪明睿知的作用。两人的功业虽然伟大，但是根据社会上一般人的观念来解释德字的意义，单纯地来看道德，则不外乎是舍身救人的行为。假如这里有个仁人看到儿童落井，为了救这个儿童，牺牲了生命；而约翰?华德为了拯救数万人，也牺牲了生命，如果把这两人的恻隐之心作一比较，是没有大小区别的。所不同的是前者为拯救一个儿童，后者是为拯救数万人，前者立了一时的功德，而后者留下了万代的功德。至于牺牲生命这一节，两者之间，在道德上是没有轻重之分的。华德之所以能拯救数万人，留下万代的功绩，是由于依靠了他的聪明睿智而发挥了私德的作用，扩大了功德的范围。所以，上述这位仁人是只有私德，而缺乏公德公智的人，而华德则是具备公私德智的人。说一个比喻，私德如同铁材，智慧如同加工，未经加工的铁材，只不过是坚硬沉重的东西，如果稍微加工，作成锤子或铁锅，就具有锤子和铁锅的功能。如果再进行加工，制成小刀或锯，就有小刀和锯的功能。如果更以精巧的技术进行加工，巨大的可以制成蒸气机，精细的可以制造表弦。如果以大锅和蒸气机比较，谁能不认为蒸气机的功能大而可贵呢？为什么认为蒸汽机可贵呢？并不是因为大锅、蒸气机的铁材不同，而是认为加工可贵。如果只从铁制品的原料来看，大锅、机器、锤子、小刀都完全相同，然而，在这些物件之中所以有贵贱的区别，是由于加工的程度不同而已。权衡智德的对比关系也是如此。不论是拯救儿童的仁人，或是约翰?华德，单从他们的道德本身来看，是没有轻重大小区别的。但是，华德对这个德行进行了加工，把它的功能扩大了。这个加工就是智慧的作用。所以，评论华德的为人，不能只称他是有德的君子，应该称他为智德兼备，甚至是聪明智慧冠绝古今的人物。假使这个人缺乏智力，一辈子只是蛰居斗室，抱着一本圣经读到老死，他的德行也许可能感化了妻子，也许连妻子都感化不了。如果这样，又怎能有如此宏愿，而横扫了整个欧洲的坏风气呢？所以说，私德的功能是狭窄的，智慧的作用是广大的，道德是依靠智慧的作用，而扩大其领域和发扬光大的。道德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固定不变的。试举耶稣教的十戒来谈，这十戒：第一、除了上帝以外不可承认有别的神；第二、不可跪拜偶象；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当谨守安息日为圣日；第五、当孝敬父母；第六、不可杀人；第七、不可奸淫；第八、不可偷盗；第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第十、不贪不义之财。孔教的五伦是：第一、父子有亲，即父子相亲的意思；第二、君臣有义，即在主人和臣仆之间，遵守道义，不可冷淡无情义；第三、夫妇有别，即夫妻不可过于狎昵，有伤风化；第四、长幼有序，即年纪轻的要事事谦退敬老尊长；第五、朋友有信，即朋友之间不应有欺诈行为。这十戒和五伦，是圣人所定教义的大纲领，几千年来从未改变。自古以来，虽然盛德的士君子辈出，但对于这个大纲领只不过是加以注释，并未能另外增加一项。宋儒著作虽多，也未能变五伦为六伦，这就是道德条目简少而永不移易的明证。古代圣人不仅是全部躬行实践这些教条，而且还教导了别人。所以后人不论怎样刻苦力学，也不可能超出圣人以上，正如圣人说雪是白的，炭是黑的，后人又怎能改动它呢？关于道德的问题，好象是古人独占了专利权，后人只能为承销商，除此之外是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在耶稣孔子以后没出圣人的原故。所以道德后来一直没有改进，上古的道德和今天的道德，在性质上并没有变化。智慧就不然了，古人知其一，今人则知其百，古人所恐惧的，今人则轻蔑它，古人所感觉奇怪的，今人则认为可笑，智慧的领域日益广阔，自古至今创造发明多不可胜举，今后的进步仍然是无法估量的。假如古代的圣人活到现在，听到现代有关经济和商业的学说，或搭乘现代的轮船横渡重洋，或在瞬息之间听到电报传播万里以外的新闻等等，不消说，一定会感到惊讶的。甚至不必用蒸气机和电报来吓唬他们，就是教以造纸写字的方法，或让他们看看木版雕刻的技术，就足以使他们五体投地了。为什么呢？因为蒸气机、电报、造纸、印刷等技术，全是后人的智慧发明的，而这些发明创造，并不是由于听到圣人所讲的道德而实现的，这些事情是古代圣人作梦也未想到的。因此，如果单就智慧来说，古代圣贤不过等于今天的三岁儿童而已。

道德，是不能用有形的事物传授的，能否学得，在于学者内心的努力如何。譬如，对于经书上的“克己复礼”四字，即使教人知道这四字的意义，也不等于已经传授了道理。所以必须进一步阐明这四个字的意义。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复礼就是恢复本性认识自己的本分的意思。教师所能做的工作，就止于如此反复仔细说明这个道理，再没有其他传道的方法。以后就在于各人的修养，或阅读古人的书籍，或学习今人的言行而效仿其德行而已。这就是所谓以心传心，即所谓道德的教化。教化本来是无形的，究竟教化的效果如何，是无法测验的。例如，有的人明明是在恣行私欲，而自己却认为是克制了私欲，有的人作了非分之事，而自己却认为是安分守己。他们是否这样认为，教师完全无能为力，关键在于学习者的存心如何。因此，听到克己复礼的讲解之后，在思想上有人得到很大的启发，有人竟发生极大的误解，有人蔑视它，也有人虽然了解却故意装模作样以欺人，这样千差万别的情况，真伪异常难辨。如果有人虽然蔑视这个教训，但在表面上却伪装以欺人，或者相信自己所误解的一套，而把假的克己复礼信以为真的话，旁人对他是无可奈何的。这时，因为没有可以证明的准绳，只能对他说：“要小心天报”，“要扪心自问”，除此之外更无其他办法。畏天和问心都是属于内心的事，真怕天报或假怕天报，不是外人所能一眼看出来的。这就是社会上出现伪君子的原故。至于严重的伪君子，不但听到道德之说能够理解其意义，而且，自己还能高谈道德，或注解经书，或谈论天道、宗教，其理论可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果只读他的著作，很可能认为后世又出现了一个圣人。但是，若观察他的实际行为时，就会吃惊其言行太不相符，其心劳智绌，令人可笑！如韩退之上佛骨表以谏天子，俨然象个忠臣，及至贬谪潮州，仍作诗文以表忠愤之气，但是，后来又从远方向京都权门致书，卑躬屈膝地要求再度出仕，可谓是个十足的伪君子！自古至今不论是中国、日本、西洋，如果列举一下，韩愈之流是不乏其人的。就在畅论论语的人中，就有巧言令色贪财好货的，在信奉耶稣正教的西洋人中，就有欺骗无知、恫吓弱小，而企图名利兼收的。这类小人可以说是利用无形的道德没有测验的准绳，而出入道德之门，乘机贩卖私货的。这种情况，归根结底证明了道德的效能是不能控制人的。（书经有今文古文两种，秦始皇焚烧天下书籍，书经也同归于尽，及至汉文帝时，济南老学者伏胜把自己记忆的二十九篇，公之于世，叫作今文。后来，拆毁孔子故居，从壁中发现旧本，称作古文。所以，现在的书经五十八篇中，有今古文各二十九篇。但是，现在把古文和今文比较起来，两者的体裁完全不同。今文晦涩难懂，古文平易明白，两者的文意语气，截然不同。任何人看来，都不能相信是秦火以前所流行的同一本书，其中必有一种是伪作的。特别是从壁中取出的古文，是在晋朝才流传于世，这以前，在汉代书中有一篇秦誓，是诸儒所引用的，到了晋代认为是伪书，便把它废除了。由此看来，书经的来历是不清楚的。但是到了后世，人的信仰逐渐巩固起来，全都认为这是圣人的著作。蔡沉在书经集传的序里说：“圣人之心，见于书”，这不是太奇怪了吗？蔡沉的意思可能是认为不必讨论古文今文的区别，只要书中所载合乎圣人的意旨，就可以视为圣书了。可见今古两文中，必有一种是后世为迎合圣人心理而伪造的，也就是伪圣书。可知社会上不但有很多伪君子，而且还出现过伪圣人著作过伪圣书。）智慧就不然了，社会上智慧是丰富多采的，它可以不经传授而相互学习，也可以自然而然地引导人们进入智慧之门，这与道德的感化没有两样，但是，智慧的力量，并不一定单靠感化的方式来发展它的作用，智慧完全可以通过有形的事物进行学习，可以明显地看见它的迹象。譬如，学加减乘除的方法，就可实际去运用加减乘除。听过水沸腾变为蒸气的道理，再学习制造机器利用蒸气力的方法，就可以制造蒸气机，并且制造成功之后，它的功用，就与瓦特所制造的机器是一样的。这就叫作有形的“智育”。因为这个智育是有形的，测验时，也有有形的规律准绳。因此把智慧传授给人之后，实际运用上如果有不放心的地方，可以进行试验。如果经过试验仍不能实地使用，可以再教导他实地使用的程序。总之，没有一件不是可以用有形的事物进行教导的。例如，这里有一个数学教师，教学生用二除十二得六的算术，试验学生能不能实地运用，可以给学生十二个球，叫学生分成两份，就能证明学生是否掌握了这个算法。如果学生把球分成八与四的两份，这就说明还没掌握这个算法，这时就得再讲解一次重行试验。如果这次能把十二个球等分为各六个，这一课就算教完，学生所学得算法的技巧程度，和教师没有两样，就象天地之间又出现了一个教师。其传习之快，试验的明确，是可以用耳目见闻的。再如，试验航海技术，可以使其驾船航海；试验商业法术，可以使其买卖物品而视其盈亏；看病人是否痊愈可知医术的巧拙；从家庭的贫富可证明经济才能的高低；诸如此类，逐一观察其实际情况，就可了解是否掌握技术，这叫作“有形智术试验法”。因此，智慧是不可能伪装而欺世骗人的。不道德者虽然能伪装为有道德者，但是愚者却不能伪装为智者，这就是世上为什么伪君子多而伪智者少的缘故。社会上也许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如有的经济家，能畅谈天下的经济而不能料理自己家务；有的航海家理论十分高明，而不会驾驶船只。这种人虽然似乎是所谓伪智者，但是，社会上一切事物的理论和实际，毕竟是一致的。只是在道德的问题上，缺少可以检验理论和实践脱节的准绳而已。在智慧的领域内，纵然会出现这种伪智者，但仍然有查明其真伪的方法。如航海家不能驾船，经济家不善料理家务，这种人必定是还没有掌握真正的技术本领，或者是另有妨碍其发挥技能的原因。（例如，经济家好奢侈，航海家身体虚弱，技术本领虽高但不能实地运用等。）由此看来，不论是技术本身或是妨碍技术发挥的原因，都是有形的。所以，要查明其情况，证实是否真正掌握了技术，并不困难。既能证实真伪，就可以采用从旁讲解教导的方法，也可以由自己钻研并向别人学习。总之，在智慧的世界里，没有伪智者的立足之地。所以说，道德不能以有形的事物教人，也不能以有形的事物考察其真伪，只能在无形中感化人。而智慧是却能以有形之物教人，以有形之物证实其真伪，同时又能在无形中感化人。

道德是根据内心的努力与否而有所进退的。譬如，有两个少年，都是生长在农村，都是性质朴素诚实毫无差别。他们为了经商或求学来到城市，最初，共同择友而交，择师而学，看到城市人情之刻薄也曾背地里慨叹过。但是经过一年半载之后，一人改变了原来的农民本质，沾染了都市的浮华，终于放荡堕落，贻误终身；另一人则不然，修身日严，品行始终如一，未尝失去农民的本性。这样，两个人的德行显然有了天渊之别。这种情况，从在东京求学的学生中，就可以看到。如果这两个少年留在故乡，他们都是诚实的人，天长日久，都将成为有德的老实人，可是，他们在中年以后，一人从有德变成了无德，另一人则能善保其身。现在如果寻求其中的原因，并不是二人的天赋有所不同，而且，他们所交往的人相同，求学内容也相同，所以也不能归咎于教育。那末，为什么他们的德行如此悬殊呢？这是因为其中的一人，在道德上忽然改变方向开倒车，另一人则保持而不失其本来面目。并不是外物的作用有强弱，而是在内心修养上有了努力与不努力的差别，因而造成了一个后退，一个前进。例如，有人从少年时代就放荡冶游，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无人理睬，以致在社会上几乎无法容身，但因后来猛然醒悟去邪归正，痛改前非，开始考虑日后的个人前途，竞竞业业，后半生变成了一个有用的人。分析这种人一生的行事，显然可以划分两个阶段，前后判若两人，好象在桃木本上嫁接梅枝成长之后，但见梅花满树，而无从辨识其根本为桃木。社会上这种例子很多，如从前的赌徒，现在却吃斋念佛，大流氓无赖汉变成了诚实的商人等的事例并不稀罕。这些人并不是受到别人的教导而回心转意，而是由于内心的觉悟而悔改的。又如，往昔熊谷直实斩杀了平敦盛之后，归依佛门；某猎人打死了怀孕的猿猴，毕生不再打猎等等。熊谷既然归依佛门，就是念佛的行者，而不是旧日的慓悍武夫；猎人既然弃枪把锄，就是善良的农民，而不是往日的杀生者。从武夫变为念佛行者，从杀生者变为善良农民，这种事情并不需要别人教导，而是在一转念之间就可以作到的。德与不德其间不能容发。至于智慧就迥然不同了。人初生下来是一无所知的，不学习就不能进步。如果把初生儿放在旷无人烟的山野上，即使幸而不死，他的智慧也必和禽兽相差无几，甚至连黄莺筑巢这种本领，只凭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努力恐怕也是作不成的。所以人的智慧完全在于教导，如果教导有方，其前途是无可限量的，并且，一旦有了进步，就不会再回来。比如，两个少年天赋相同，如果进行教导就可以共同进步。如果两人的进步有了快慢，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天赋不同，或是教授方法不同，或是两人的勤惰不同而造成的。即使有了某种条件，也绝不可能由于内心的努力而马上打开智慧之门。昨日的赌徒，虽然能变成今天的念佛者，但是，人的智愚，若不与外界接触，绝不会一朝一夕之间发生变化。再如，去年的拘谨者可能变成了今年的浪荡儿，不复保留拘谨的形迹，但是，人的既得知识，如果不是患了健忘症，是不会消失的。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宋儒所谓“一旦豁然贯通”，禅家所谓“悟道”，这些都是在无形的内心中无形的功夫，无从见其具体形迹。但在智慧的领域里，绝不会因一旦豁然开悟，就能象浩然之气那样发挥其巨大功用。瓦特发明蒸气机，亚当?斯密首倡经济学说，并不是独居默坐，一旦豁然而开悟的，而是积年累月研究了有形事物的道理，由一点一滴逐渐形成起来的。纵令达摩大师面壁九十年，也不能发明蒸气机和电报。即使现在的古典学者们读破中日的万卷经书，掌握了以无形的恩威治民的妙法，也不能立刻通晓现代世界通行的经国济民之道。所以说，智慧是学而后进步，不学就不能进步，已经学会，就不会退步；而道德就不同了，它既难教又难学，并且是由于内心的努力与否而有所进退的。

社会上的道德家曾这样说：道德是一切的根本，社会上的任何事业，若不依靠道德就不会成功，如果有了道德修养，则将无往而不利。所以道德是不可不教，不可不学的。社会上一切事业都可以暂时放下，而应该首先修积道德然后再谈其他问题。世上如无德教，犹如暗夜无灯，就无从辨别事物的方向。西洋的文明是由于德教的成果，亚洲的半开化和非洲的野蛮也是由于修德的深浅而使然的。德教犹如寒暑，而文明如同寒暑表，前者一有变化，后者立刻起反应，道德增长一分，文明也随着上升一度云云。他们为不德而悲叹，为不善而忧伤，或主张应容纳耶稣教，有主张恢复业已衰微的神道，或主张推广佛教等等，儒家有儒家的说法，国学家又有国学家的论调，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忧伤焦灼情况，有如水火之即将波及家门真是狼狈不堪！但是，我有另外的看法，我认为可以抓住事物的极端，但不能以此作为议论的唯一目标。现在如果以不善不德的极端情况作为唯一目标而欲进行挽救的话，这固然也好象是燃眉之急，然而，只是挽救这一方面的缺陷，还不能算做到了一切。这正如人只获得了从手直接到口的食物，还不能说是达到了人类的全部生活一样。如果以事物的极端作为议论的目标，则德教也是不解决问题的。假如，现在只以德教作为文明的根本，使全世界人人都诵读耶稣的圣经，除读经以外无所事事的话，又将怎样呢？如果盛倡禅家不立文字之教，使天下人们都忘了文字，又该怎样呢？如果有人只知背诵古事记和五经，专门学习忠义修身之道，连谋生的方法都不懂，这样，能说他是一个文明人吗？如果一个人舍弃了五官的情欲，甘愿忍受艰苦，不知人间世界为何物，能说他是个开化了的人吗？又如常见路旁有三只石猴雕象，一只蒙着眼，一只堵着耳，一只遮着口。这可能是表示不见不闻不言的忍耐之德的寓意。假若按照这种意义解释，则人的口耳目便成了不道德的媒介了，好象天之生人，就赋予了不道德的工具。如果口耳目是有害的，那末，手脚也将成为作坏事的工具了。这样看来，盲聋哑也不能算作完全的善人了，最好是连四肢的机能也都去掉。不，与其创造这样残缺不全的生物，倒不如使世界上根本没有人类，才是尽善尽美。但这能说是造化的规律吗？我不能不有所怀疑。但是，诵读耶稣的圣经、信仰不立文字之教、尊崇忠义修身之道、舍弃五官肉体情欲的人，都是德教的忠实信徒。这种对德教坚信不疑的人纵然是无智的，也没有理由责备他是坏人。责备无智是智慧的问题，和道德没有关系。所以，如果极端地说，从德教上看来，凡是缺乏私德的人，都是坏人，德教的目的似乎只在于减少这种坏人。然而，如果广泛地考察人心的活动，并详细分析所表现的事实，就有理由认为不能单把减少这种坏人的一件事，叫作文明。譬如，现在以乡间人和城市人作一比较，衡量一下其私德，究竟孰多孰少，虽然很难确定，但是，根据社会一般的舆论，总是认为乡村的风俗纯朴可爱。即使不喜爱乡村的人，也不会认为乡村的道德浇薄而城市的风气纯厚。若以上古与近世比较，或以儿童与大人比较，也是如此。但是，一谈到文明问题时，则无人不认为城市是文明的，近世是文明进步的。所以，文明与否是不能单纯以坏人的多寡来判断的。同时也可以证明，文明的根本并不在于私德一方面。但是，那些道学家们的议论一开始就趋于极端，思想偏狭不留余地，不知文明的宏大，不知文明的复杂，不知其动向，不知其进步，不知人心的变化多端，不知智德有公私之别，不知公私相互制约和相互均衡的关系，更不知把一切事物综合起来全面地判断得失的方法，只是一心一意想减少社会的坏人，结果陷入错误的见解：要使现代人回复到上古时代的人，使都市变成乡村，大人变成儿童，众生变成石猿。本来，神儒佛和耶稣教的本旨，并不是如此偏狭，只是，在世上一般传教和信教当中，人心的反应上，终于不免有这种弊端。这个情况，恰如对一个严重胃酸过多的患者，不论给予任何饮食，都被酸化而不能获得营养效果。这并不是饮食之罪，而是疾病所造成的。学者必须认清这个道理。

如果寻究那些有识之士，为什么深忧世间不道德的话，就可以知道，他们竟把社会上的人都看作坏人，而力图挽救这种趋势。这种仁慈心肠，原是可贵的，然而把世人一律称作罪孽深重的凡夫，这只是随便云云。其实未必尽然，人生在世也并不是只作坏事。古今世界不论任何善人，也不能保证毫无恶行；不论任何坏人，也不能说他一点好事都没做。综观世人的生平行为作一比较，总是包括善恶两方，而善的方面要多一些。正因为善行较多，所以社会的文明才能逐渐进步。而且这些善行，并不完全由于德教的力量产生的。引诱人作恶的企图未必都能达到目的，同样地，企图诱人为善，也未必能够导人于善。总之，人心的善恶，在于每个人内心的努力，并不是他人可以任意左右的。在教化尚未普及的上古时代有善人，智力尚未发达的儿童，多半是诚实的，因此，不能不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德教的最大目的，只在于不妨碍这个善的发展而已。家庭朋友间的劝善规过，并不是从外部灌输这个人天性中所无的东西，而是教给他怎样排除为善的障碍的方法，使他自己努力来归到自己固有的善而已。所以，道德不是单纯依靠人为的教诲可以造成的，而是由于学者的自修产生的。所谓德行，在本章的开头已经说过，是被动的私德，归根结底，就是要一个人彻底去掉一身的私欲，不贪财、不盗窃、不欺诈、不慕虚名、心地纯洁，为了诚，可以舍弃自己生命的意思，也就是所谓的牺牲精神。牺牲精神当然不是不好，这和那些贪婪讹诈穷凶极恶的不道德行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在人的品质中，这种牺牲的善心和这种不德的恶心之间，尚有许许多多情况。在前一段中，曾把智德的内容分为四类，若详细分类，那是举不胜举的。恰如把善恶比作极热和极寒的两极，中间不但有春秋，还有薄暑和微寒，冷暖之间有着无穷层次。如果人类能够保全其天性，则早应摆脱极寒的恶心而跃居于高尚的地位了吗？人没有盗诈之心，算得上什么美德？没有盗窃欺诈等恶行是理所当然，根本就不能算是人类的品德。象那种贪吝诈盗穷凶极恶者，徒具人之名而无人之实。这种思想如果存于内心，则必然受到社会的轻蔑，如果表现为行动，则必须用社会的法律加以制裁。总之，因果报应都是十分明显的，可以说是外备惩恶之具，内存劝善之机。然而，现在却只教人以私德，使万物之灵的人类，仅仅努力避免这种非人的不道德行为，并且以避免这种行为当作人生的最高准则，企图只用这种德教来笼络天下人心，反而使人们天赋的智力衰退，这种行为就是蔑视人，压制人，从而阻碍人的天性的发展。人心一旦受了压制，就难以重新振作起来。如“一向宗”之流，以“凡夫”自居，企图依靠他力，以求得极乐的来生，专心致意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除此以外无所事事。汉学家醉心于孔孟之道，除诵读经书以外也无所作为；皇学家信仰神道，除钻研古书以外也毫无用心；洋学家们迷信耶稣教忘了日新不已的学问，除诵读圣经以外也毫无事事；这些都是“一向宗”之流，当然，这些人信其所信，各修一己之德，可以美化人间交际的风气，对社会也是有裨益的，并没有理由责难他们无用。不过，文明事业好比是智德的担子，人人都应分担，只是信教而修一己之德也就是担起了担子的一头，尽到一头的责任，但这只不过是信其所信而已，还难以逃避应作而不作的罪责。这恰似有脑子而没有神经，保全了头而失掉了臂一样。这种人毕竟还不是尽到人类的本分，不是完成了人类天性。

如上所述，私德不是可以依靠他人的力量轻易养成的。即使可能养成，如果不依靠智慧也是徒然的。德和智，两者是相辅而成的，无智的道德等于无德。以下举例证明这个问题。现在的学者为什么笃信耶稣教而认为神儒佛迂阔呢？是因为教有邪正的区别吗？孰正孰邪我不知道，本书的目的也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姑置不论。若就其对人民思想所起的功效来说，耶稣教也未必永远有力量。例如欧洲的传教士到东洋各岛和其他野蛮地区传教，使当地土人改变了宗教信仰的例子，历来已经有不少。然而直到今天，土人依然是旧日的土人，其文明情况根本不能和欧洲相比。一群赤身裸体不知夫妇区别的土人，聚集到教堂，给一母多父所生的孩子举行耶稣正教的洗礼，这只不过是改变宗教信仰的仪式而已。即使偶尔在某一地区有了文明的开端和进步的趋向，这种文明也必然是随着传教士传授的文学技术而进步的，绝不是单纯由于宗教关系而产生的，因此，宗教只能说是表面的仪式。再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神儒佛教教育下的日本人民，只是不能称作文明而已，从日本人的心术来讲，不能说全是坏人，也有很多正直的人。从这点看来，神儒佛教不见得没有力量，并不见得只有耶稣教有力量。那么，为什么要说耶稣教对文明有益，而神儒佛的道理迂阔呢？学者的看法似乎前后有些矛盾。假若寻求这种议论发生的原因，并分析他们意见的内容，也许是因为耶稣教是流行于文明国家，可与文明相辅而行，而神儒佛之道是流行于不文明的国家，不能与文明相辅而行，所以才说后者迂阔，前者有利吧。可是，宗教的流行与不流行，并不在于宗教本身的力量强弱，而是在于装饰宗教、为宗教增光的智慧作用巧妙不同而已。西洋各国信奉耶稣教的人，大都受过文明的教育，尤其是传教士，并不是只会读圣经，而且是受过学校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的人。所以，以往曾到外国作传教士的人，今天就能在本国从事法律工作；今天在教堂讲道，明天就可能到学校当教师。因为法俗兼备，在传教的同时附带教授学术技艺从而提高人的智慧，因此，才能和文明并行不悖。人们所以重视耶稣教，并不仅仅是信仰其十戒，而是因为传教士的言行并不迂阔而能适合于今天的文明，所以才信仰它。假使耶稣教的传教士不学无术，和我们的山寺和尚一样，即使他的行为端正如圣人，朝夕不停地背诵新旧约圣经，哪个文明人士会信仰这个宗教呢？即或有信仰它的也不过是手数念珠口诵阿弥陀佛的村妪野夫之辈而已。在这类人的眼里，不论耶稣、孔子、释迦和大神宫都没什么区别，甚至把狐狸也当作神佛合掌而拜，听到连意思都不懂的经文，也能感激流泪。对这种愚民，还能施什么教，收到什么效果呢？绝对收不到文明的效果！即便深入到这种愚昧落后的人中，强行传授耶稣圣教，向他们讲经说法，甚至施财诱导他们，也可能逐渐有人相信，但实际上这也不过是在佛教中添设了一个耶稣教派而已。这绝对不符合有识之士的愿望。有识之士的意见，必定是要招聘博学多才的传教士，在学习宗教的同时学习他们的文学技艺，以提高我国的文明。要知道，文学技艺是属于智慧的范畴，传授智慧，不一定非耶稣教的传教士不可，只要向有智慧的人学习就行。那末，认为耶稣教有利，神儒佛迂阔的见解，这岂不是有识之士的误解吗？我并不是厌恶耶稣教传教士，只要是有智慧的，不管他是耶稣教传教士也好，普通的教师也好，并没有爱憎之分，只是欢迎博学多才品行端正的人而已。假使除耶稣教传教士以外，世界上再没有正直的人，当然一切事情只好向传教士学习。但是，耶稣教不见得是正人唯一的所在。广大的世界里，自然也有许多博学正直的仁人君子，任凭人们自由选择，有什么理由非专向耶稣教寻求不可呢？总之，并不是宗教本身有什么利弊，而是由于信教人的智慧高低而其价值有所不同。不论是耶稣教，或者佛教，如果到了愚人手里，只能为愚人所用。今天的神儒佛教正因为掌握在神职僧侣和儒者手里，由他们来教化今天的人民，所以才陷于迂阔。如果使这些人（虽然很难做到）努力学习，用文学技艺装饰他们的宗教，能够使文明人也听其说教，则这个宗教必然立即声价百倍，甚至普遍受到景仰。用比喻来说，宗教如同刀，奉行宗教的人民如同工匠，虽有利刀如果落在拙工手中就没有用处。不文明的人就是有了德行，也不能发挥文明的作用。那些讲德行的识者们，可以说是把工匠的巧拙，误认为是刀子的利钝了。所以说，私德须依靠智慧才能发扬光大，有了智慧的指导，私德才能卓有成效。如果智德不能兼备，则社会文明就无从设想了。

讨论汲取宗教的得失，虽然不是本章的目的，但因在论述中牵涉到这个问题，只好顺便谈一下。无论要求得到什么事物，总是为了取得我所没有的，或者我所缺少的东西。比方有两个要求、需要决定先后缓急时，应该首先观察我们现有的情况，考虑哪个是我们完全没有的，或二者之中哪个是最缺少的，然后决定其先后缓急。并不是需要这一个而不需要那一个，而是二者都需要，只是应有先后缓急之别罢了。前面已经谈过，文明是一国人民的智德表现在外部的现象。日本的文明，还远不及西洋各国，这是普遍承认的。然而，日本未能达到文明，是因为人民的智德不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追求智慧和道德。这就是目前我国的两个要求。因此，进步的学者必须广泛地观察日本全国情形，衡量轻重，分清孰多孰少，否则，就不能分清先后缓急。无论如何不明智的人，也不会认为日本全国人民道德不足而智慧有余。关于这一点，有很多明显的例子，举不胜举，不过，为了便于说明，下面提出一二例。本来，在日本流行的德教是神儒佛，在西洋流行的德教是耶稣教。耶稣和神儒佛的学说虽然不同，但是，在其以善为善，以恶为恶的主旨上，彼此之间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正如，日本认为雪是白的，西洋也说是白的，西洋认为炭是黑的，在日本也是黑的。关于德教问题，东西两洋的学者都在争相宣扬自己的教义，或著书立说，或驳斥异说，迄今仍争论不休。从争论的情况来看，可以证明东西两洋的德教没有多大的优劣。两种力量如果相差悬殊，无法匹敌，根本就争论不起来。从未看过牛和猫角斗，也从未听说大力士和小孩摔跤，争斗必在双方力量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发生的。耶稣教是以西洋人的智慧来修饰维护的宗教，所以其精巧细密绝不是神儒佛教所能比拟的。但是，当西洋传教士来到日本，极力宣扬耶稣教，排斥神儒佛，企图争得地位的时候，神儒佛的学者不甘示弱，也著书立说以与之相抗衡，终于形成喧吵争论的局面。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西洋的德教不见得就如牛和力士，日本的德教也不见得就象猫和小孩，并证明了东西双方的德教是正处在不相上下的地位。谁为高，谁为下，我倒不想过问，但是我们日本人信奉自己的宗教，受这种德教的薰陶，若在私德的厚薄上与西洋人比较，即便不是伯，也必是仲。若离开宗教问题而单从事实来看，在不文明的日本人中可能成伯的，反而会比西洋人多。所以在我国，道德纵然不足，但显然不是燃眉之急。然而智慧方面则完全不同，以日本人的智慧与西洋人两相比较，从文学、技术、商业、工业等最大的事物到最小的事物，从一数到百或数到千，没有一样能高于西洋，没有一样能和西洋相比拟的，并且也没有人敢和西洋较量一番的。除了天下至愚的人以外，没有人会认为我国的学术、工商业可以与西洋列强并驾齐驱的。谁能以排子车和火车相比，又谁能以日本刀和洋枪相比较呢？我们还在流行阴阳五行之说的时候，他们已经发现了六十个元素。我们还在以天文卜吉凶，他们已经制造了彗星历，并进而研究了太阳太阴的实质。我们认为人是居住在不动的平地上，他们已经知道地圆而且是转动的。我们认为我国是至尊的神洲，他们已经足迹遍于全世界，到处开辟疆土，建立了殖民地，政令商法之齐备，远比我们优越的东西很多。所有这些问题，按目前日本的情况来看，没有一件可向西洋夸口的。日本值得夸耀的，并非天然物产，只有山水风景而已，至于发明创造，简直是闻所未闻。如果我们没有同他们竞争的意图，西洋人也不会和我们竞争。西洋人对本国的事情虽然很自负，但是从未听过他们夸耀火车便利，而驳斥排子车不便利，这是因为两者之间的智慧相差太远，象牛和猫一样，是不会发生争端的。由此看来，目前我国所迫切需要的不是智慧是什么呢？这是学者应该深刻考虑的。

再举一个例子。乡村里有一个人物是个旧藩士族。在废藩以前，每年的俸禄有二三百石，事君忠，事亲孝，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举债必还，交友必谨，从未作过亏心事，更没有欺诈盗窃的行为。虽然有时曾仗势欺压过庶民百姓，但认为这是由于成分的关系，是天经地义的事于心无愧。其他如治家勤俭，修身严谨，弓马刀枪百般武艺无一不通，只是目不识丁。这种人现在应该怎样对待呢？是教之以德？还是授之以智？如果对他进行道德教育，突然授以耶稣的十戒，他对于前四条，或许因为这是他生平闻所未闻尚可以接受，但是，听到第五条时，他一定会说，我本来就孝敬父母，我也没有杀人的意图，又怎能做出奸淫和偷盗的行为呢？这样逐一加以反驳，是不会心悦诚服的。当然耶稣的教训，并不仅仅是这十条戒律，必然有其深奥意义。孝敬父母自然有孝敬的方法，不杀人也有不杀人的道理，不奸淫有不奸淫的意义，不盗窃有不盗窃的意义。所以，对他讲解这个道理，能够反复仔细地讲解透彻，也可能使他心里有所感动。但是，关于德行方面，从这个士族平生的行为看来，至少也有相当的心得。然而从另一方面看看他的智慧，可以说完全是空虚的。他也许能辨别五色，但根本不懂天然七色的道理；虽然也能嘘寒问暖，但不懂寒暑表升降的道理；虽然饮食有时，但不懂钟表的用法；除自己家园以外不知有日本，除日本以外不知有外国；这样的人怎能了解国内的形势？怎能懂得外交呢？只知慕古风，守古法，一家之内恰似一个小天地，眼界所及，局限于家庭之内，从未迈出家门一步，对于世界万物完全是一无所知。废藩一举推翻了这个小天地，今天这些士族已经是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如果评论这样的人物，只能说是愚而直，此外没有其他更恰当的评语了。这类愚直的人，不限于旧藩的士族，社会上也有很多这类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学者和政府引以为忧的。然而，那些讲德行的识者，为什么还对这些愚民忙于传授耶稣教，想来提高他们的道德，而对他们的智慧却反而置之不问呢？或许在识者的眼里只看见愚而不直的人。但是，社会上愚而直的人仍然很多。识者对于这类人将采取什么办法呢？是否是想使其直的更直，愚的更愚呢？这种做法真可谓不分先后缓急。洋学家们不是常常讥笑日汉古学家的迂阔吗？为什么讥笑呢？无非是责备他们缺乏智慧。但责备别人却自蹈其复辙，自己的主张，自己又把它推翻，真是糊涂之至。

宗教是随着文明进步的程度而不断变化的。如耶稣教最先是在罗马时代兴起的，罗马的文物虽曾盛极一时，但是从今天的文明水平来看，当时不过是个野蛮无知的社会而已。所以耶稣教在那个时代，能适应人们的智慧，提倡了荒诞的学说，社会上既无责难，也不感觉惊讶，而在几百年之间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获得了人们的信仰。在这期间自然也得到了一种权力，因而控制了人民的思想。这种情形，恰如暴虐政府用专制手段压迫人民群众一样。但是，人类智慧的发展力量好象奔腾的江河急流不可抑制，宗教的权力终于衰微。这就是在十六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这个宗教改革，亦即排斥罗马天主教，而产生了“新教”（Protestant）新宗派，从此以后两派互相对峙，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似乎新教方面逐渐取得了优势。这两个教派，本来是出于一个耶稣教，其信仰的对象也是相同的。但新教之所以兴盛，是因为简化了宗教的仪式，废除了历来的虚妄之说，顺应了近世的人心，符合了知识进步的要求。总之，旧教是浓厚而近于愚顽，新教是澹泊而生气勃勃的，两者的差别只在于此。这可以说是反映了古今人心文化的不同。

如果按上面所述那样，则应该是在欧洲各国文明先进者一定信奉新教，落后的信奉旧教，但事实却绝对不然。例如，现在的苏格兰和瑞典人民很多迷信妄诞之说，远不如法国人颖敏活泼。因此，不能不说苏格兰和瑞典不文明而法国文明。但是，法国信奉旧天主教，而苏格兰和瑞典却信奉新教。根据这种情况看来，在法国如果不是改变天主教教风，以适合于法国人的风气，那就是法国人把宗教置之度外而不加重视。新教在苏格兰和瑞典，也必定要改变它的性质，而适应人民的愚顽情况。很明显，宗教毕竟是随着文明的程度而改变其形态的。

日本也是如此，如从前的“山伏教”和“天台真言宗”，专门宣传不可思议之说。说什么“结水火之缘”，或说什么修“加持祈祷的妙法”等以蛊惑人心，古代人民曾经迷信过这些无稽之谈。但到中古“一向宗”兴起以后，谈论不可思议的就逐渐减少，“一向宗”的教风以简单淡泊为主，适合了中古时代的文明，因此便压倒了其他各个宗派，占了上风。这就证明了，世界的文明如果逐渐进步，则宗教也必定趋向简单淡泊而逐渐合乎道理。假设弘法大师再生于今日，使其再提倡曾经蛊惑古人的不可思议之说，则明治年代的人，相信它的一定极少。所以，今天的人民正适合于今天的宗教，宗教既满足了人民，人民也满足于宗教，双方互相适应。如果今后日本的文明逐渐进步，认为现在的一向宗也是虚诞而摒弃它，则必然能产生另外一种“一向宗”。也许可能把西洋所流行的宗教原封搬来。总而言之，宗教的问题不必多费心思。不论学者竭尽力量，政府使尽权力，也是无可如何的，最好是听其自然发展。所以，企图著书写文章以论宗教的是非正邪，或制订法律以管理宗教的人，可以说是天下的至愚蠢者。

有德的善人，不一定为善，无德的恶人，不一定作恶。从古代西洋各国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许多宗教战争的例子。其中最严重的叫作“宗教迫害（Persecution）”，也就是杀戮异教徒。古来，在法国和西班牙这种例子最多。据说著名的“巴托罗缪”（Bartholomeu）大屠杀，八天之内就杀戮了五千无辜的人民。（详见拙著西洋情况第二篇法兰西历史）其残酷达到了极点。但是，进行屠戮的本人，本来都是虔诚信仰宗教的，在信仰这一点上，他们是俯仰无愧的，也就是所谓不欺暗室的善人。如此善人竟作出如此大坏事是什么道理呢？这不是私德不足，而是缺乏冷静的理智。如果把权柄授给愚人，任其所为，那么不论多大的坏事，都会做出来的，可以说是人间世界上最可怕的恶魔。此后各国文化逐渐提高，现在再也不会出现宗教迫害这样的事件了。不是古今的宗教有所不同，而是由于文明水平的高低所使然的。同是一个耶稣教，古时，为了这个宗教而杀人；而现在，却用这个宗教来救人，这是什么原故呢？除了从人的智愚去寻求原因之外，是别无办法的。所以，智慧不仅能增加道德的光辉，而且还能保护道德，消灭罪恶。不久以前，在我们日本的水户藩中，曾发生正党与奸党的问题，它的根源现在暂且不谈，总之，是由于争论忠义两字而分成两个党派。情况与宗教之争论并无二致，所谓正，所谓奸，并不在于字面的意义，不过是称己为正，称人为奸而已。两党都行忠义之事，如果单从个人的言行来观察，多是赤胆忠心之士。例如，当他们失败时，都能从容就死，毫无懦怯表现，就可以证明他们不是伪君子。然而在近代因意见纷歧而残杀无辜人民的，以水户藩为最多，这又是善人作恶的一个例子。

德川家康承乱离之后，栉风沐雨，历尽千辛万苦，奠定了三百年的太平基业，使天下安如泰山，直到今天，无人不称其丰功伟业。回想当足利末期，国内纷扰之际，织田、丰臣等虽然战功显赫，仍未能平定大局，如果没有家康力挽狂澜，不知几时才能太平！的确，家康不愧为开辟三百年太平的父母。然而，如果论其私人道德，却有不少令人不齿之处。例如他违背太阁的遗命，有意不守大坂；不仅不遵照遗嘱辅佐秀赖，反而养成其放荡昏庸；应铲除石田三成而不铲除，故意留下以为后日打倒大坂的媒介等，都说明他具有最大阴谋。从这一点来看，在家康的身上，似乎没有一点道德。然而，由于这种不德却奠定了三百年太平基业，拯救了全国人民免遭涂炭，这不是千古奇谈么？再如赖朝也好，信长也好，如果从其个人的行为来论，则有很多残忍、刻薄、伪诈和反复无常等罪恶的行为。但是，他们都能制止一时的纷乱，化干戈为玉帛，减少了人民的死亡，这是什么原故呢？这就证明恶人不见得不能作善事。总之，这些历史英雄在私德方面虽有缺点，但他们都是以聪明睿智的才能完成了大善事的人物。所以，不能单看一点瑕疵而评论全璧的价值。

总括以上所论，道德只是个人行为，其功能涉及的范围是狭窄的，而智慧则传播迅速，涉及的范围广泛。道德规范一开始，就已经固定下来，不能再有进步，但智慧的作用，却是日益进步永无止境的。道德，不能用有形的方法教诲人，能否有德，在于个人的努力。智慧，则与此相反，有各种试验方法可以识别人的智愚。道德有突然的变化，智慧则一经掌握就永不丧失。智德必须互相依赖才能发挥其功能，也就是说，善人也有作恶的，恶人也有行善的。道德的传授，虽然没有有形的方法，劝戒的范围也局限于亲族朋友之间，但其风化所及却非常广泛。有阅读万里以外出版的著述得到很大启发的，也有听到古人的言行，进行自修，因而改变了心术的，所谓闻伯夷之风而立就是如此。作为一个人，如果不蓄意害人，就可不修养自己的道德么？不为名，不为利，这原是人类应有的道德。为了防止自己产生恶念，应该象勇士之对敌作战，象暴君之压制人民，努力克制，见善勇为应象守财奴之贪得无厌。这样，既能修养一身，又可教化一家，如果尚有余力，还可推己及人，引导众生进入道德之门，以扩大道德的领域。道德不仅是人类的天职，而且具有促进文明的巨大功能，所以世上的传教士劝善讲道，的确是件好事。但是，如果仅以道德为幌子，企图笼络天下人心，甚至在德教之中别立门户，企图排斥异己独霸世界教权，并且还侵犯智慧的领域，把人类的神圣天职局限于德教一事，而且在德教中“只此一家并无分店”，企图以此束缚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自由，把人们置于无为无智的境地，而扼杀真正的文明，这是我所最反对的。用被动的私德促进世界的文明，造福于世人，这只能是偶然的美事而已。譬如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筑房屋，偶然成为邻家的墙壁，对邻人虽然极其方便，但建筑房屋原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了邻人，只能说是无意中给人家带来方便而已。修养私德，本来也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如果是为他人而修德，这就要成为道德家所讨厌的伪君子了。所以，道德的本分是在于修身，修身而有益于文明，只是偶然的美事。企图依靠偶然的事物来支配一世，可以说是极大的错误。人生在世，不能以独善其身为满足。试问，有德的君子，每日的衣食所需从哪里来呢？上帝的恩泽虽然宏大，但衣服不是山上生长的，食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况且世界文明不断进步，因而它的好处也不止于衣服饮食，还有蒸汽机电报以及政令商贾的好处等等，所有这一切没有一个不是智慧的惠赐。根据人权平等的道理，根本不应该有坐享其成。如果有德的君子可以象瓢瓠那样挂起来不吃饭，那就不在话下了。否则只要吃饭穿衣，只要还希望利用蒸汽机、电报以及政令商贾的好处，就应承担一定责任。即使物质享受已经满足，个人私德已经修好，也不应该苟安于现状。所谓满足，所谓修好，仅仅是在目前的文明情况下而言，显然尚未达到登峰造极。人的精神发展是无止境的，造化的奥妙是有规律的。以无限的精神研究固定的道理，终于会把天地间的万事万物，不分有形无形毫无遗漏地包罗在人的精神之内。如果到达这个境界，区区智德的界限还有什么值得讨论的！这正是“人天并立”的境界，天下后世终有一天会达到这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