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需要新的经济思维？

世界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仍旧在使用过去老一套的标准、术语和政策。这些旧式的统计数字歪曲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带来了扭曲的世界观和不可靠的政策依据。哥伦比亚大学的彼得·马伯（Peter Maber）在其新著《美丽新数学》（Brave New Math）中提出，制定新的统计方法和衡量准则以更好地适应新的时代。在此前的文章中，作者分析了GDP在衡量国家财政健康状况时不再那么有效，以及失业率等经济统计数字中的盲点。

通胀的误算

通胀是检验经济健康状况的另一种核心标准。它参与调整价格，以此表现出真实购买力的涨落，乃至财富的增减。计算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有助于消除涨价造成的GDP名义增长。这是通胀带来的第一个问题——若是这个指标没算准，GDP真实增长率大概也会算错。如果CPI升高，GDP将不得不被压低。这就造成了一种将通胀轻描淡写以便使增长数字更好看的主观动机，因为发达经济的很多要素都与GDP增长或萎缩挂钩——利率、股票市场盈率、通胀相关的福利。

为了追踪CPI，大多数国家每月调查一揽子商品价格。然而这一揽子商品的具体构成却因国而异。在新兴市场国家，食物通常占据了其中的50%，而在大多数富裕国家只占不到15%。这意味着不经过认真的分析，一个国家的通胀率其实是不能与另一个国家比较的。此外，华盛顿的统计员们为了体现某些商品得到的改进，对CPI施以所谓的“用户体验”（hedonic，来自享乐主义或者与消遣相关的一个词）调整。如果一台27吋平板电视在第一年价格为500美元，但是第二年出现了一种同样价钱的30吋平板，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来看，电视机的价格在下降，因为你花一样的钱获得了更大的画面。这在官方通胀统计数字中将被计为通缩。

然而统计员面对的是大量包含复杂细目的商品，比如住房和医疗服务。量化这些商品的质量远比判断一台电视机的屏幕尺寸更有挑战性。总而言之，官方通胀率的确定过程中掺入了太多的主观因素。考虑到CPI的些微变化便会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巨大冲击，这些计算过程如此地不透明似乎很古怪。但是对任何居住在美国的人来说，多年以来大学教育、住房和医疗的花销都超过了通胀率。1986年以来，官方通胀率总共增长了105%，但是同期美国大学平均学费却增长了接近500%。鉴于两年的大学教育乃是将来获得一份美国中等水平的收入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应该发起一份提案，提升一下它在“一揽子商品”中继承自几十年前的区区3.2%的比重。不过这样做可能会造成通胀率更加迅猛地上扬，并引发利率升高——这可不是政府或华尔街乐见的结果。

改弦更张的时候到了

对GDP增长的沉迷，加上引人误解的就业、贸易、生产力和通胀数字，也许意味着改弦更张的时候到了。

二战之后，当欧洲和日本忙于再次工业化时，美国获得了快速的增长。美国人在城郊购买和修建房屋，而国内的厂家生产着他们家里的大部分物品。新的道路连接了这些郊区，路上跑的车都产自底特律。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货开始涌入——带来了更便宜的商品、汽车和外国原油。我们购买了更多东西，官方GDP一路高歌猛进。就业岗位慢慢地离开制造业——这种下滑始于20世纪50年代，一直加速到20世纪80年代——转向零售业和服务业。飞速发展的住宅领域带来的职位——从承包商到室内设计师到抵押贷款银行到华尔街券商——替代了传统的制造工作。

正当世界走向全球化时，美国的关注焦点却日益朝向国内。美国利率的持续下滑以及对货币政策能够像完美恒温器一样控制经济过热的信心令资产价格居高不下，令人们觉得美国梦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全球化和复杂的供应链掩盖了美国人生活质量方面统计数据的不可靠。政府和家庭借得更多、花得更多，GDP随之水涨船高，却留下了需要偿还的巨额债务。类似的情形也在西欧上演着，并且在中东欧国家脱离了共产主义经济体系，进入资本主义大家庭之后继续向大洲外围蔓延。所有的经济学博士都在说，我们没问题、只管延续以前的做法，然而心脏病却在迫近。2008年下半年的风波令美国乃至全世界惊醒，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里，我们过分关注的国内经济原来是那么地脆弱。经济学家说，我们正在恢复健康，可是在美国和海外的很多人仍然忍受着巨大的痛楚。

如果经济学家开始考虑在当今世界上什么过程才是真正重要的，也许才会出现衡量、分析以及收集数据的新方法，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我们的总体福祉。只有掌握了一个更加清晰和现实的图景，才可以制定更加合理的政策来预防未来的经济心脏病发作。

新的时代，新的数学

一些机构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它们尤其注重的，是理解GDP增长之外的进步。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衡量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的单一统计指标，每年对各国进行排名。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编制的美好生活指数与此类似，将11个宽泛的主题聚合在一起，包括住房、收入、职业，以及生活质量（社区、教育、环境、治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和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经合组织的34个成员国已经采纳了这一指数。它还计划将其推广到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南非等伙伴国。

一些国家在设计它们自己的指数来衡量社会福祉。英国开发了一个指数，不仅衡量国家经济表现，还将环境和可持续问题纳入考虑。加拿大也采纳了一个所谓的真实发展指标。该指标以GDP为基础，针对消极因素和医疗、执法等负面效益做了修正。2005年，喜玛拉雅山脉小国不丹开发出全民幸福指数，将健康、文化、教育、生态、良性治理、社区活力和生活水平考虑在内，形成了一种宽泛的方法，用于评估不限于单纯GDP增长的进步。密歇根大学一位开创性的社会学家罗恩•英格哈特（Ron Inglehart）开展他的世界价值调查已经有差不多三十年了。该调查涵盖四十多个国家，利用几十个问题得出一个主观幸福感指数，以反映幸福程度和总体生活满意度。

不同于其他那些已经变得多学科交叉的领域，经济学一直与世隔绝发展缓慢。不过，越来越多来自不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者开始试图以新的方法对经济现象做出理解和解释。城市规划员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便是一个例子。他主张政府应当在城市或者规模更大的“大区”中扶植比较集中的经济活动，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平均下功夫。佛罗里达在全球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识别出大约40个大区。它们的人口只占全世界的18%，却拥有全球经济活动的三分之二和超过83%的科研与发明专利。佛罗里达相信这些大区成功地吸引并培养了他所说的“3个T”——才能（talent）、技术（technology）、宽容（tolerance）这3中似乎能够促进创新型、可持续的经济活动的因素。他创造了几种新的指数，试图获取的数据涵盖了从城区光辐射到科学学术出版物、专利、同性恋及技工人口，以及与创造力、经济活动和生产力提高有关的教育水平。

圣达菲学院的物理学家吉奥夫•韦斯特（Geoff West）也在针对城市经济做类似的研究。他专注于他所称的“经济新陈代谢”及其潜在加速因素。和佛罗里达一样，韦斯特也发现人类的创造力、新观念和问题解决能力是这种增长的核心。根据这一思路，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建议通过量化城市或大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跨国公司和创业者数量，以及教育密集度来编制以统计学为基础的竞争力指数。卡纳相信这样的排名可以帮助城市或者大区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并提出改进政策。

私营产业也在拿出试图改善现有经济指标的提议。工资数据处理公司ADP花了许多年编制了一份2300万美国工人的月度工资数据以反映劳动趋势。求职网站Monster.com发布了一个Monster就业指数，汇编了多个国家每月新人入职数据——入职通常意味着一到两个月之后的实际雇用，这一指数被认为是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整体状况的一个有趣的前瞻性晴雨表。Google利用一个实时在线购物数据库，创造了Google物价指数，成为官方通胀数据的一个替代物。与官方数据不同的是，它以日为单位处理数据，每月至少发布一次上一个周期的结果。经济学家们还利用Twitter、Google、Craigslist等网站的在线数据，通过考察失业和国内销售数据来判断经济运行状况。这些与政府每月一次的抽样调查截然不同的数据源也许会被证明是更加准确的。当世界完全被数字化之后，人们将期望有价值的实时数据会以经济学家30年前还不敢想象的方式被挖掘出来。

最后，一些神经学研究表明，人类天生会对相对进步做出反应——当看到别人比自己挣得多时，哪怕自己也在获益也会生气。这也许部分地解释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一起源于纽约市祖可第公园的星星之火后来蔓延到了整个美国和大部分西欧。人们意识到巨大的收入差距时变得怒火中烧。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应当更多地着眼于扩展和分散收入来源，而不是只关注简单的、整体性的财富创造，以此来应对上一代更加险恶的趋势。

把目光越过简单的GDP，看向多种多样的实时数据，可以更加准确地诊断经济的健康。在全球化时代，新的经济思维应当以发展人力资本为中心，而不是通过低利率鼓励购买更大的房子，再在房子里填满更多外国产品从而盲目地堆积GDP。深入挖掘贸易数据，并且针对劳工、生产力和就业编制出更加真实的统计图景，人们才能判断为了保持竞争力和恢复经济健康状态应当开发那些人力资本。

正如佛罗里达所指出的，专情于“国家”经济大概是一种过于迟钝的态度。我们也许应该使政策专注于培植范围较小，却对国家经济起到带动作用的大区经济引擎。经济学界应当谨遵本领域最伟大的先贤之一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教诲。他一生的工作都是在强调，资本主义只能被理解为充满了持续不断的创新和“建设性破坏”的演化过程。为了所有人的福祉着想，让我们希望经济学家也能摆脱对旧式数据的依赖，开发出更新、更精密的衡量体系来保持世界经济的健康。

彼得·马伯（Peter Marber）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职，还是该校的专业短期资本经营者。他是《看到大象：从头到尾地理解全球化》（2009年）和《美丽新数学：全球化时代我们为什么需要新的经济思维》（2012年）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