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
按：一九七九年一月的中共“理论工作务虚会”，对后来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影响。资深理论工作者张显扬出席会议并了解相关的党内高层斗争内幕。本文详实记述务虚会的始末及会内会外背景，揭露邓小平如何对该会出尔反尔终予封杀。
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知道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恐怕很少。五十岁以上的人，即使当年有所耳闻，大多也已经淡忘了。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的这个会议，曾经在国内外轰动一时，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近三十年来，除了与会者而外，几乎无人提起：这个会议被中共当局彻底封杀了。
回顾这个会议，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解放思想”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件南辕北辙的事情，前后相连，集于一会：会议开始的时候，号召“解放思想”；会议行将结束的时候，下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要反左，一个要反右。而且，两件事情都是号称反对“两个凡是”的“实践派”领军人物邓小平一人所为。这是怎么回事呢？邓小平为什么要在这个会上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对于此后中国的思想政治进程有什么影响？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三十周年前夕，把这些尘封的历史揭开，向社会公众告以真相，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务虚会前邓胡和凡是派的较量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幕当天，会议主持人胡耀邦的《引言》报告话音刚落，周扬就从邓小平家里匆匆赶来，传达邓小平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邓小平深怕大家思想僵化、半僵化，不敢讲话。这个“十字”方针，就是要鼓励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谁会想到，三月三十日，会议结束前夕，他会来做这样一个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明摆着是指责理论工作务虚会“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据说还是“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的。“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言犹在耳，转眼之间，风云突变，令与会者目瞪口呆。
理论工作务虚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邓小平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变化？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根据叶剑英副主席的提议，经中央政治局同意召开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政治领域里的继续。目的要把从一九七八年五月开始的“实践标准”大讨论引向深入，要和“凡是派”的代表人物，吴冷西、熊复、王殊、李鑫、吴绳、张平化等人，面对面地讨论和辩论，以便进一步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方针。所谓“凡是派”，是指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理论界的上述头面人物，以及他们背后的那几个大人物吴德、汪东兴、华国锋等。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也就是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抓起来四个月之后，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把华国锋主席早些时候讲过的“两个凡是”的意思，用非常工整的语言向全党全国宣告：“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提出“两个凡是”，等于继续推行没有毛泽东和“四人帮”的毛泽东极左路线，等于宣布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两个凡是”，成为揭批“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严重障碍，引起了人民群众极大的不满，老干部尤为不满。四月十日，邓小平在致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的信中提出，要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其潜台词是不能以孤零零的这“决策”、那“指示”为准则。胡耀邦（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在中央党校积极筹划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重编教学大纲，组织人马办刊物，写文章，准备与“两个凡是”开战。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胡耀邦亲自主持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一日，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转载。文章深得人心，激起了巨大反响。不料当天晚上，毛著办副主任的吴冷西，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口气极为严厉，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很坏很坏，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扣了三顶大帽子。所谓砍旗，是指砍毛泽东这面旗；丢刀子，是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的用语，说他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吴冷西用这个词，是说文章把毛泽东这把刀子丢了；非毛化，是说文章否定毛泽东思想，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吴冷西这位“凡是派”眼里，这篇文章简直犯了弥天大罪。
二十多天以后，即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讲话一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就讲“实事求是”。邓小平居高临下、语气坚定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并且反复引证毛泽东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论述，严厉地批评了反对这个基本原则，否定实践标准的错误。他就差没有点名地批评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邓小平讲话以后，“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实际上胜负已成定局。但是，“凡是派”并不甘心。他们手中还有相当的权力，特别是因为抓捕“四人帮”有功而一下子坐上中央副主席宝座的汪东兴，还掌握着舆论宣传大权，背后还有“英明领袖华主席”。华国锋是“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但他没有阻止“实践标准”讨论，这是他的明智之举。但是，那时候，他并没有表示要收回“两个凡是”，更没有对此进行检讨，这就给“凡是派”的那些台前人物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
一九七九年九月，《红旗》杂志在总编辑熊复授意下，副总编辑方克亲自动手，写了一篇反驳文章。这篇文章，名为《重温〈实践论〉》，实际是“反对‘实践标准论’”。文章把吴冷西给胡绩伟电话中的全套武器都搬了上去，大批不可知论、怀疑论、“海外奇谈”。所谓海外奇谈，就是香港那边有人说，内地现在非毛化了。《重温〈实践论〉》以此为靶子，指桑骂槐，旁敲侧击：海外帝修反说我们非毛化，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
会议开了一个月最后草草收场
文章送到中央常委。叶剑英认为，既然有不同意见，建议中央召开个理论务虚会，让大家把意见充分摆出来，经过讨论，统一思想，解决问题。中央政治局同意叶剑英的建议，决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闭幕，理论工作务虚会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开幕，前后相隔不到一个月。可见，中央对这个会议的期待多么殷切，意图多么鲜明。这一点，从会议主持人胡耀邦的“引言”报告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但多年来被遗忘了，被搞颠倒了。“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他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邓小平的“十字”方针，胡耀邦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与会者和“凡是”们较量的斗志。那时候，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人们在所谓“大是大非”面前，都充满激情。
中央决定，会议分两个阶段开。第一阶段，以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召开，会议名称“理论工作务虚会”，邀请中央和在京的理论宣传单位的人参加，各省、市、自治区派联络员，总共一百六十多人。会期一个月，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开幕，至二十六日，然后过春节，休息五天。二月一日接着开，开到二月十二日左右。休息几天，进入第二阶段，改以中央的名义召开，邀请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参加，规模扩大到四五百人，改名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再开十天左右。这是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宣布的计划。实际上会议进程与此有很大出入，尤其是第二阶段会议，变化更大。主要变化有这样三点：
第一，原来计划，第二阶段扩大进来的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和第一阶段的人一起开会，现在改主意了。地方的人，军队的人，第一阶段的人，各开各的，连面都见不着。第一阶段的人，搬到友谊宾馆，把原来住的京西宾馆腾给地方和军队。
第二，第一阶段休会时布置搞几个材料，准备在第二阶段的大会上作报告，以扩大第一阶段会议的影响。我自告奋勇报了一个题目：《华主席在湖南》，想在第二阶段的大会上，揭露湖南方面对华国锋搞的新的个人崇拜。但是，第二阶段一个大会也没有开，准备的材料都没有用上。
第三，原计划第二阶段会议开十天，实际只开了七天。三月二十八开始，新来的人到会三天，还没有进入角色，三十日就听邓小平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听就知道，风向变了，根本无法和第一阶段会议接轨。四月三日，会议便草草收场。
因此，所谓理论务虚会，严格说来，就是第一阶段那一个来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阶段，“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只走了一下过场，是不能算数的。会议一结束，连简报都收走了。
台上台下都有需要的畅所欲言
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得非常成功。尽管在日程安排上与原来的计划相比，有一些变化，但无关宏旨。会议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令人鼓舞的气氛中进行的。与会者本着“实践标准”的精神，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凡是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时都这样称呼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指示、决策有关的事情，凡是和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事情，只要你想到而又想说的，都可以说。没有人给你定调调，划框框。而且，说什么简报上登什么，无需审查，也不作删改。
与会者都是在党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从未见过、更没有参加过这样自由的会议。有些人不免心里打鼓。年轻一些的，像严家祺、郭罗基、王贵秀、牛欣芳我们这些人，都只有四十岁上下，既无政治经验，又心无城府，只觉得从未有过的痛快，说话口无遮拦，根本没有想过会不会有什么后果。结果，我们都为此付出了代价。这是后话。
一个月的会议，出了两百八十多份简报，数百万言文字。会议内容丰富多彩，涉及的问题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一）、批判“两个凡是”，为反对“凡是派”的斗争提供舆论支持；（二）、批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华国锋的新的个人崇拜，对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作了探讨；（三）、批判毛泽东极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包括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面专政的理论等等，以及在这些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其中包括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四）、从制度上反思党和国家一再遭受灾难的根源，主张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五）、对民主、自由、人权、法制、人道主义等普世价值，小心翼翼地作了肯定的评价。这一切，在当时都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全国各地争相传播。
这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会议：上面有需要，下面有话说，是一次难得的台上台下的大合唱。既然如此，“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为什么不按原来的计划进行，而要作那么大的改变？原因在于，台上的指挥认为，台下的人越唱越“离谱”，必须叫停。
邓力群回忆录泄露天机
邓力群二○○六年三月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里泄露了天机。他说，他们，即他本人、胡乔木和邓小平，对理论工作务虚会非常不满。邓力群说，“会开的时间愈长，发言的人愈多，离谱的东西也就愈来愈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说，“这个会越开越不象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说，“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
邓力群转述的胡乔木、邓小平的话是否准确，无从查考，但是，他们有这样的看法，我并不认为是他事后编造出来的。如果不是他们二位在邓小平耳边鼓捣，如果不是邓小平本人有同样的看法，因而出手干预，好端端的理论务虚会，怎么会转向？如果邓小平没有这样的看法，他为什么要委托胡乔木，而不是委托别的什么人，例如于光远为他起草这个讲话？他不久前在中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废弃了胡乔木的稿子，请于光远帮他重新起草的。而且，又为什么不讲别的题目，而偏偏要讲“四项基本原则”？
事情很清楚：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转向，决定性的原因，是他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看法很坏。至于他究竟说过什么，采取过哪些步骤，这只能等将来有关档案解密以后，才能真相大白。
今天，回顾邓小平的讲话，着实感慨良多。邓小平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共产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的确如此。即使在文革“踢开党委闹革命”，连党的领导都不要了，林彪照样高喊“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说法不同，意思完全一样。邓小平作为一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申明这些原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他的矛头所向，令人匪夷所思。
邓小平为什么要讲四项基本原则
为什么要在这个会上申明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说，现在“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又说，“对于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的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
为什么批判林彪、“四人帮”“从左面”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不申明这些原则，而现在要申明这些原则呢？按照中共一贯的思维逻辑，“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要革命的，右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左比右好。尽管左也要批判，但它不涉及原则问题；林彪“四人帮”是“从左面”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因此，邓小平并不认为有申明这些原则的必要。只有右才是立场问题、原则问题，才是最为严重的。而理论工作务虚会，尤其是那些对毛泽东和文革提出尖锐批评的人，在邓小平看来，正是“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因而必须申明这些原则，不能有丝毫含糊。上述胡乔木的话是最好的注脚：“这个会越开越不象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不正是和这“五个否定”针锋相对吗？按照胡乔木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污蔑，本来应该说“五项基本原则”才是。大概是因为说“必须坚持毛泽东”，于理不通，所以才改为“毛泽东思想”，合并到第四项基本原则中去。四项基本原则的矛头所向，就是这个理论工作务虚会。所谓社会上“极少数人”如何如何，只是籍口，邓小平批判的锋芒，绝对不是指向他们的。
在我们会上，确实有人发表了比较尖锐的意见。但是，胡乔木所说的“五个否定”，完全是污蔑，是给这个会议抹黑。老实说，即使后来被认为“自由化”的那些人，当时也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把对毛泽东和文革的批评，对毛泽东极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批评，对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批评，说成“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在逻辑上，和“凡是派”把提出“实践标准”污蔑为“砍旗”、“丢刀子”、“非毛化”，如出一辙。提出“实践标准”，无非是要否定毛泽东那些错误理论、错误指示、错误决策，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等，扫清障碍，哪里有半点“砍旗”、“丢刀子”、“非毛化”的影子？同样，理论工作务虚会对毛泽东及其极左路线的批评，也完全是在“实践标准”精神下进行的，目的是为了端正党的指导思想，更加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避免重犯文革那样的错误，哪里有什么“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意思？前后不到一年时间，邓小平竟把“凡是派”加给“实践派”的罪名，变换一下说法，加到毛泽东及其极左路线的批评者头上，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实质是争夺毛泽东遗产的斗争
从中不难看出，邓小平和“凡是派”的分歧，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确实很严重很尖锐，但在思想深处，在世界观上，他们之间，不过五十步一百步而已：“凡是派”不许说毛泽东半个“不”字，邓小平扮演的是“打龙袍”的角色，骨子里都是要维护毛泽东的形象，不使有任何闪失，以便表明自己是真正的“高举”，是毛泽东忠实的继承人。区别只在于维护的形式和方法不同，这是因为他们当时所处的态势和利益不同。一句话，他们之间的斗争，完全是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毛泽东遗产的斗争。斗争的胜负，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也是他们那些人。一旦新的权力格局确定下来，他们彼此之间是可以妥协的。大大小小的“凡是”们，后来纷纷投奔邓小平麾下，而邓小平也都接纳他们，并委以重任，就是最好的证明。
当然，把“凡是派”批倒了，老百姓也沾了些光，许多人的陈年旧案，得到平反、昭雪；知识分子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低了几十年的头，总算可以抬起一点。还有，政治气氛也不再那么阴森恐怖，国人有了一点“免于恐惧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批判“两个凡是”，不失为一场全民族的斗争。正因为如此，作为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一员，尽管和许多与会者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无端地挨了批判，并且给日后的经历埋下了祸根，我却至今不悔，并无所谓被利用、被愚弄、或为他人作嫁衣裳之类的委屈。再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亲眼目睹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亲自参与了一场政治斗争，使我看到了在“路线斗争”名义下进行的权力斗争的真相，看到了一点共产政治的诡异。这大大有助于我对整个中共党史的理解。
四个坚持就是回到阶级斗争为纲
邓小平的报告不符合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实际，给敢于解放思想、发表意见的人，戴了完全不合尺寸的帽子，因而报告没有得到与会者应有的尊敬和拥护。许多人包括笔者本人，都以个人名义，专门发了简报，明确表示不同意见：反左才几天，又要反右，这将给思想理论战线造成混乱，不利于“拨乱反正”，彻底清理极左思潮。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些意见都不幸言中。
“四项基本原则”，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是中国共产党所一贯坚持的。但是，过去没有这个提法。有这个提法和没有这个提法，大不一样。没有这个提法，只要实际上照着做就是了，不具有攻击性，没有反倾向的意义；有了这个提法，就有了攻击性，有了反倾向的意义，具体地说，就有了反右的意义。邓小平自己说得清楚，他申明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批判“从右面”来的怀疑和反对。毛泽东去世不到两年半时间，中国历史正面临重大的转折，邓小平咄咄逼人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这意味着在思想上政治上，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一贯反右的方针。从此以后，再没有反左一说。所谓“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直至八九“六四”武力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都是这个方针的产物。
一九九二年一、二月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看似很注重防左，实际只是指经济领域，和思想政治领域完全不搭界。相反，从同年十月召开的十四大开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的文字，反复写进党的纲领。这就是坚定不移的反右的方针，也就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意思。所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所谓“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坚持“阶级斗争为纲”。正因为把毛泽东最基本、最核心的治国理念，改头换面地重新肯定下来，三十年来，尽管社会经济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却并无实质性的进展，政治改革如同“天桥的把式”，只说不练，到后来连说都不说了。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这几十年的历史进程。
胡乔木私下说四个坚持站不住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法，是胡乔木帮邓小平概括出来的。邓小平把它当做“解放思想”的底线，当做现存政治体制的护法神。胡乔木则把它当做打击异己的棍子，他用这条“四节棍”，不知打了多少人。他以一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标榜，大家也都以为他是这样的人。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据鲍彤先生披露，一九八九年初，也就是被认为“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候，胡乔木说：“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将从宪法中删去。”这个话，他跟赵紫阳说过，跟鲍彤说过。有人因此而认为，胡乔木这个人品质恶劣，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是心非，两面三刀。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认为，除此而外，也应该看到，他能如此直言不讳，说明他虽然身居高位，素以忠诚而加官进爵，却还保有一份知识分子的真诚，我倒反而对他产生了几分敬意。当然，他用这四根棍子打人的恶行，并不能因此而一笔勾销。
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西单民主墙，各地“知青”和工人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举行的示威游行，特别是长期积累的冤假错案得不到解决，苦主们纷纷上访，有的到党政机关静坐，甚至冲击，以及质疑“对越自卫反击战”等，也影响了邓小平对形势的判断。尤其是西单民主墙，对他刺激很大。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很多人主张，把西单民主墙变成一个常设的发扬民主的园地。要给它建一个挡风避雨的场所，大家可以到那儿去自由地发表意见。
“西单民主墙”惹恼邓小平
西单民主墙在理论务虚会之前就有了。大概是一九七八年四月开始的。人民日报两位记者范荣康、余焕春，对它作过一个详细的调查，调查报告发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上。西单民主墙上的大字报，首先是批判“四人帮”，其次是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呼吁，再次是为刘少奇平反呼吁。他们的思想理论观点，比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人，尖锐得多，也超前得多。我们在会上，就没有提出为刘少奇平反的问题。我们毕竟是体制内啊，他们是体制外的，有的是受迫害的工人，有的是“四五运动”的老战士，都是非常有激情、有思想的小青年。他们除了在民主墙贴大字报，还办刊物，很有声势。对中共历史的总结，对现实问题的分析，都有很好的见解。所以，开始的时候，受到党内一些老人的称赞。邓颖超说，要知道什么是民主，就去看看西单民主墙。王震说西单民主墙好啊，邓小平也很赞赏。
但是，不久以后，他们的态度变了。为什么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民主墙加大了批判毛泽东的力度，而且涉及了他的隐私，说到了什么“龙子龙孙”之类。第二，民主墙发表了署名“一个中国青年工人”给美国总统卡特的信，希望作为总统先生的朋友应邀访问美国，去看看美国人民是怎样生活的。第三，民主墙谈到了非常敏感的人权问题，并且呼吁国际上予以关注；第四，魏京生贴了一张题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指名道姓批判邓小平，告诫人们警惕他的独裁倾向。这大大地惹恼了邓小平。四天后，魏京生被捕，后判刑十五年。
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批判务虚会，下决心反右，与社会上的这些动向不无关系，这可以说是他从反左转而反右的社会背景。
邓小平为何宣称要分道扬镳？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一个分水岭。据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里透露，理论工作务虚会后，邓小平说，“以前，在反对‘四人帮’、批判‘两个凡是’问题上，大家都是一致的，而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到后来，理论界、思想界有些人则和我们分道扬镳了。”邓力群透露的这个信息，我认为并非造假。这从胡乔木、邓力群同于光远的关系的变化上，可以得到印证。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组建国务院政研室，他们三人一起共事，关系密切。直到理论工作务虚会前，他们的关系仍然不错，经常相约一起去看邓小平。但是，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彼此之间明显疏远了。有一次，我和光远出去办事，在车上说起有人认为光远有书生气，他愤愤地说，“书生气有什么不好，总比政客好嘛！”我知道他说的政客，指的就是邓力群。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找于光远办事也越来越少了。这些都说明，彼此的裂痕很深。
邓小平为什么要同这些人“分道扬镳”呢？在他看来，这些人不仅思想上政治上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而且行为方式上也不遵守他划定的界限。作为政治家，他要以“大局”为重。所谓“大局”，在当时，最重要的，就是把毛泽东这份遗产处理好，并且把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样，一方面，可以和“凡是”们斗，另一方面，又可以号令天下。为了和“凡是”们斗，邓小平需要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冲破一些禁区，对毛有所批评，以便使他从神坛上走下来。为了号令天下，邓小平又不能对毛否定太多，他需要划定一个界限，否则，这个半神半人的偶像就用不上了。邓小平对毛并非没有看法，他多次说过，二十年后要对毛泽东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但是，现在必须在他划定的界限内行事，不许越雷池一步。他之所以要和一些人“分道扬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他的旨意。
第一，会议干扰了中央的工作部署。三中全会以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尽管提到了毛泽东有缺点，文革也有问题，彭德怀等要平反，天安门事件要平反，还提到康生有错误。但是这些问题都不能操之过急，要在适当的时候处理。这是中央的部署，理论工作务虚会把它打乱了。一下子把所有问题都提出来了。这是邓小平所不能容忍的。
第二，会议冲破了党的纪律约束。中央没有讲到的事情，是绝对不许讲的，这是历来的规矩，这个会议也提出来了，比如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哪有什么政治体制改革，最多有那么一点影子。如果连这条纪律约束也冲破了，中央的权威何在，今后还怎么掌控党内外的人和事？
第三，会议撕裂了党的话语系统，肯定了很多历来被当作错误甚至反动的东西，例如人道主义、人性、人权等等。排斥和否定这些普世价值，向来是党的意识形态的根基。会上对这些东西给以肯定，岂非大逆不道？
理论工作务虚会应该加载史册
邓小平用四项基本原则，对理论工作务虚会作了完全负面的评价，并且宣布同一些与会者分道扬镳，事后又彻底封杀了这个会议，以至于近三十年来，除了当事人，几乎无人提起。然而，这个会议的意义是抹煞不了的，它将载入中国改革开放发端时期的史册。
第一，会议的内容，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为全国解放思想树立了一个榜样，加速了处理历史问题，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会议批判了“两个凡是”，降低了“凡是”们的威信，为中央随后作出人事变动，提供了舆论支持。不过，人事变动，是否一定要做得那么绝，还可以研究。事实上，就在当时，陈云、胡耀邦等人，就有不同看法。
第二、会上提出的很多问题，特别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比如，一党专政问题，接班人问题，终身制问题，党政分开问题，普选制问题，宪政民主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说明这个会在思想上政治上，是比较超前而有启发作用的。现在，这些问题，多半还是禁区，只能在体制外、海外或互联网上谈论。
第三、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的一些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的问题，起了某种导向作用。这些问题成了此后三十年里重大的争论问题。比如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性论问题，人权问题，后来都有很激烈的讨论和争论。
第四，会议影响了此后近三十年思想理论界的政治生态。会议开完，不同倾向的人，立即向不同方向发展。“凡是”们被打败了，转而紧跟当局，又成了主流派。原来“凡是”毛泽东，现在“凡是”邓小平。而那些继续坚持理论工作务虚会精神的人，则逐渐边缘化，有的还被打成所谓“自由化”的代表，或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或从党内除名，或开除党籍。其他一些人，包括于光远、胡绩伟等在思想理论界有影响的老人，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发言权也大大缩水了。这表明，新老“凡是”一脉相承。实际上，独裁体制本质上都是“凡是”，都是一言堂，都容不得不同意见。
上面说过，明年是理论工作务虚会三十周年，也是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三十周年。不要指望对理论工作务虚会解禁，也不要指望对四项基本原则有什么不同的说法。眼睛不必都向上看。历史的传承，历来有两种渠道：官方的和民间的。只要民间的香火不断，被官方蓄意封杀的历史，总有一天，会登堂入室，进入正史的殿堂。相反，被官方强行钦定的历史，总有一天，会遭人唾弃，而被从正史的殿堂中驱逐出去。胡乔木那句话，“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将从宪法中删去”，对于官方来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二○○八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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