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4日，中信集团召开第一次董事会议宣布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成立，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荣毅仁任董事长、总经理，马万祺、王光英、李嘉诚、茅以升、经叔平、霍英东等44位董事列席（史上最牛董事会，恕不详列），以上是新华社消息，因篇幅有限新华社遗漏几位特约观察员，如谷牧、叶剑英、王震、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重点不在这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类公司企业翻云逐浪，名噪一时。突破也好，创新也罢，时至今日一家航母级企业鲜被提及，原因在它创始人---荣毅仁荣老板。
如果不晓得荣毅仁是谁，也该知闻红色资本家的名号，纵然没听说过，至少知道民国时期荣宗敬、荣德生（面粉大王、棉纱大王）是工商界著名民族资本家，具体一下就是解放前荣氏仅面粉一项出产占到全国接近一半，1946年国党币制改革荣毅仁应宋子文之请抛面粉平抑物价。1956年公私合营也是荣毅仁率先响应，毛泽东评价中国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恐怕只此一家。十年动乱中荣毅仁右手被打残后来在周总理关照下和王震住了邻居，荣老板的名号正是这位昔日的王司令员叫响的。拨乱反正后，为挽回失去的十年老工厂开工新项目上马，不约而同面临同一问题---没钱（所谓前进，潜台词是---钱紧），经济上叫资金短缺（1978年财政收入1132.26亿元，财政支出1122.09亿元）。于是乎，邓小平和王震同时想到一个人---荣老板。
荣毅仁有钱吗？没有。历经多年运动，荣家在大陆的家底基本被共产了。但是领导知道他一定有办法搞到钱，1979年初荣毅仁等前工商界人士相继被邓公请去喝茶“准备出来做些事”。简单说就是开个公司，想办法搞点钱，解决一下当前困难。有意思，缺钱应该找财政部，找央行，办法总会有的（发债、贷款、印钞），以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的高度智慧，想不出办法实在没天理。所以有必要交代一下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在当时背景下，国家集中全部资源，如果发行国债人民手中没钱购买，如果发行外债外交关系（与苏联关系除外，恶化中）刚恢复正常化的中国大陆信用等级评不高（办过信用卡或贷过款的童鞋都知道信用记录之类的东西），向国际组织借款必然附带苛刻条件，好吧谈谈人民币的问题，货币存在的基础是商品交换，然而在资料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长期以来国家实行的是配给制（产品调配），没有流通，什么粮票布票在很长一段时间替代了人民币的主要功能，至今仍称人民币为钞票可见遗风，所以这招基本失效。找荣毅仁不是在哭穷，而是真穷。为什么是荣毅仁，首先荣氏从钱庄起家开办过银行，谙熟融资之道；其次荣家有极为广泛的国际社会关系，建国前除其父荣德生、荣毅仁及夫人杨鉴清与其子女，绝大多数亲属移居香港、海外光大荣氏产业，其三荣毅仁具备在工商业界振臂一呼的实力，有广泛而复杂的业界人际关系，如此一来当仁不让。
荣毅仁实业出身，行事低调，筹备开张仅见于新华社发条消息，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竟有两个亿，两个亿什么概念，放今天能造一嫦娥探测器或是在北京建几公里地铁，要考虑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因素那就...如此看来中央待中信不薄啊，但是这也只是注册资本，实际出资情况是“两个亿”从财政部的牙缝中迟迟挤不出，荣老板砸出家底先垫上1000万，几经波折才从财政部拿2000万元，筹备处和办公室一律在荣毅仁家中（商住两用），赶上加班就要打地铺，办公用品都是夫人杨鉴清自掏腰包，如此看来中央待中信也不厚，中信是正牌央企，邓公钦点，与其他国营企业一比，简直就像草根创业者，见面都不好意思打招呼。后来的发展路径表明，中信确实不打折扣的执行了邓公“拾遗补缺”的指示，也就是说中信绝对央企中的另类，最不像国企的国企，在中国现代企业改革中是当之无愧的“探路者一号”（死磕自己，照亮他人，另一说法叫炮灰）。
事情还要从仪征化纤说起，从2005年起敢于硬碰到底死不股改的上市公司不多，算起来仪化也算其中之一，仪化绝对有强硬的资本，中信出道2年共接待外商6000余人次，谈成者无几，颇似当前某些跑业务部门的焦头烂额，其中谈成最大的一单生意就是仪化。前面说到因为钱荒不少项目下马，但是仪化不甘心，它拥有的当时最大的化纤工程已经全面展开，部分设备合同生效，一旦建成涤纶短纤和聚酯完全可以替代国内20亿棉花和化纤原料进口（不仅吃饭成问题，穿衣也成问题），所以纺织部也不甘心。遇到问题找领导是不够的，还要找对人，最后还是谷牧指条明路你找荣毅仁。什么叫拾遗补缺，就是国家不愿干的你来干，国家不便干的你可以干，能解决原子弹问题就能解决茶叶蛋问题，就像一开始民营经济也是这一思路（可以概括为民营解决民生），荣毅仁的办法是发债，前面讨论过发债不可行，但要看谁来运作，中信的全称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信息无限大，因为谁也说不清信托这两字的具体业务范围，美国学者就称其简直可与人类想象力相媲美，也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负债经营早被荣氏家族玩的炉火纯青，通过中信与一方合资或合营，既能引进资金借给企业，还不违反政策。这么好的创意居然遇到了空前阻力。借钱，自苏联单方面违约逼债中国人民从此勒紧裤腰带过上了紧日子，中国的资产负债表上既无外债，亦无内债，更何况这次债权人是还是日本，翻过脸的苏联老大哥都靠不住，撕破脸的日本人就靠得住，绝对有问题（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还是面子问题，民族问题，历史问题...最后还是国务院总理亲自拍的板）。同样的顾忌，日本方面也有，因为债券说到底有个信用问题，此前中信还未有过公司信用记录，既不提供担保也没有抵押，债务人横到这份上是不多见的，但日本人很快反应过来中信是国务院直属机构，部级单位背靠中国政府，这简直是天上掉块大馅饼---金边债券啊（强烈建议境外投资者购买中国国债，安全系数高），遂决定1982年以日本野村证券（最早QFII之一）为主承销商，发行武士债券100亿日元，年利率8.7%，由此确立中信对外窗口地位，也奠定中信日后以金融为主业混业经营的发展基础。
所谓分歧就是有人认为吃饭问题都未解决，拿什么发展，而有人认为发展了才能吃饱饭，这就是设计师与施工队的差别，此例一开国内银行纷纷效仿，连部委和地方政府都办起信托公司，手上宽裕了必须改善一下生活，特别是办公条件。从荣府到饭店，号称央企的中信竟然没有一个正经的办公室，实在没天理，但是计划经济时代，连用地都是计划好的，中信显然不在计划之内。现实迫使荣毅仁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自给自足（据说民生银行也是因为大行不给贷款倒逼出来的）中信房地产部起步早（比中房早三年），后卫改前锋，一不小心搞出一大项目---国际大厦（位于北京朝阳门建外大街的巧克力大厦）。今天提起商业地产言必称SOHO、世茂，起点在这里，最早提出房地产商品化概念的正是荣毅仁，30年前荣毅仁看上这块地段的时候，这里还是工业区，在地是国家的、房是国家的，建房还要靠国家时期荣毅仁就敢提出自筹自建自管，原打算地上建29层（当时的京城第一高楼）北京市批了2000平建设用地指标，以当时国内高层建筑建设水平不客气的说还停留在高级客栈的级别上，工头吴光汉老先生不得不亲自带队去香港学习一个月（还要从基础学起）。2000平到底少了点，后来中科院让出5000平，荣毅仁觉得不但足以自用，还可以出租，房地产部干了件了不起的事，通过市场调研决定建成后把主楼让出来改成写字间和公寓供外商使用，不仅如此他们还最早引入物业管理，制订出租合同，后来者基本都是按这条路子走（祖师级），1985年建成投入使用的巧克力大厦，租金定到每天12-13美元每平方米（时至28年后，租金都在这一水平，真是一浮到顶）。中信房地产公司到1986年才成立，首批一级房产开发资质的房企，不过中信地产沉寂很长一段直到2007年全面整合，20年内中信地产做了件极为重要的事---土地储备（囤的都是黄金地段），简言之就是砸钱，而且砸出了效果迄今为止，中信地产房价地价都只能用一个字形容：贵。
中信地产是有资本的，因为母公司还有一份家产叫中信银行，这和中信早期开展的一项业务有关---融资租赁。缺钱融资，缺物购进，问题是没那么多钱，那就租，不过在当时广大干部群众概念里里：租=剥削，这种问题充分体现了荣毅仁打擦边球的超高水平，与外商合资，由中信出面租赁设施设备，使用方以人民币与中信结算，中信以外汇向外商支付租金，此计一出中信何止一只脚踏进深水区，简直是踩了雷区，最为著名事件是中信充分利用了1982年100亿武士债券所筹资金中的20亿引进几批日产轿车，花日本的钱买日本的车办自己的事，王军与北京汽车公司合营，租赁小卧车2000辆，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北京市民出行难问题。此后租赁业务推向全国，相当火爆。大家突然发现因为外汇管制钱又不够花了，荣毅仁，注定此生不大容易。1984年荣毅仁专函要求在中信系统下成立一家银行专营外汇业务，即银行部，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小计划，就是中信必须有自己的银行系统，虽然这5年中信还算顺风顺水，要政策给政策，要批文有批文，一句话除了钱能给的都给，但作为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非嫡系，相比于垄断型国企，实质上在很多领域与多数民企处于同一起跑线，至1987年4月，中信实业银行才获批成立，中信终于有了“钱袋子”。银行与房地产的关系亲不亲，我就不解释了。
鉴于中信长期以来胆子太大，节奏太快，江湖人称十大官倒之首。1988年中信突逢审计署审计，1989年国内业务几乎停滞，高层开始把目标转向境外。1990年1月，中信收购泰富发展，更名中信泰富，由荣毅仁的公子荣智健接手，和荣毅仁不同荣智健的特长是投资，1942年出生的荣公子文革时期吃过苦，1978年移居香港投奔堂弟荣智鑫，荣智健凭电子厂起家，1982年在多数人还不知道创投为何物的时候入股美国高科技公司，几年内股本增值五六十倍，执掌中信泰富可以说是把荣智健的投资特长发挥到极限，于1986年进入中信的荣智健通过在中信香港一系列资本运作将国泰航空、港龙航空、嘉华银行、东区海底隧道、澳门电讯、亚洲卫星公司括入囊中，国务院破天荒的借给中信香港8亿（注意是借）专用于投资。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中信主要作用是“引进来”，1987年起中信泰富对外跑马圈地，已经是“走出去”了。在荣智健香港导演收购大戏的同时，身处大陆的中信集团王军等人也在创作同样的剧本。
论资历，王军算的上是中信老一辈，这位哈尔滨军工学院毕业船舶工程师出身的转业军人实乃大名鼎鼎的王胡子王震的公子，论辈分得称荣毅仁一声“荣叔”，论年龄比荣智健大一岁，要是比起中信创业一代领导核心60岁的平均年龄，时年40岁的王军只好屈居小字辈，在国内收购如火如荼时候，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1992年才向市场经济并轨的一些国内企业仍没有摆脱一等二靠三要的俗套，被并购企业一旦出现问题就指望总公司中信兜底。所谓有利益就有博弈，老大有老大的难处，子公司孙公司太多，中信这爹简直就是替儿子还债的，既然大家都是出来混的，有利润你要上交一部分，这样出问题也好担待，否则危机过后该怎么坑爹还怎么坑爹。这给管理层提了个醒，市场竞争要按规律办事，公司治理要按规矩办事。王军同志终于提刀了---资源整合，这绝对是中信历史上的大事，因为不少国内企业他们有的濒临破产边缘，有的尚在初创，而中信率先拉开整合大幕（大规模央企整合是2003年以后的事），1995年是王军元年，王军接替了魏一鸣。这一整居然整出一艘核潜艇，由中信旗下宁波信托、上海信托的几家公司整合后成立的中信证券，目前是国内资本规模最大券商（没有之一）。
中信证券是有班底的，证券四大业务经纪、承销、资产管理、咨询基本上前三甲被中信承包了，中信研究团队一直甩第二几条街。说到底这里有基本功问题，早在1981年，荣毅仁受邓白氏启发（全球最大，最老牌商业信息服务机构）决定成立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这是国内首家咨询公司，而且阵容奢华，第一批经济咨询人全部来自于航空、航天、核工等部门，在跨科跨界尚不知经济咨询为何物的时候，就能充分发挥理工科强悍的分析推理能力拿出一批有料有分量的研究报告（起到普法扫盲之疗效）。该公司还勇于开发了衍生品，创办国内第一家的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
中信证券成立于1995年，在中信集团出道不算最早，但混的最好，在各路券商中虽然腕大绯闻倒不算多，不过证券江湖不乏中信证券传说，比如中信证券深圳新闻路、广州天河北路营业部（传说中的涨停板敢死队，该席位经常出现在各个热点股票的龙虎榜中）。中信证券是致力于于闷头发财的一类，它是国内第一家上市券商，除了顺手收几家有点规模的券商（比如万通证券、金通证券），偶尔也做几单大生意，2006年中信证券以象吞象的手笔控股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内最大基金公司，没有之一），熟悉证券市场的人应该有印象，曾经公募基金明星王亚伟就是华夏系的，王亚伟业绩最好的时候是在2007-2009，特别擅长重组概念，ST昌河从3、4元涨到37元便是其中一例，以至于王亚伟本身都成为一个市场概念。不仅如此，2007年中信证券出手彪悍，全资收购中证期货（现更为中信期货有限公司），目前它是国内资金规模最大期货公司。
说点题外话，中信有今天完全是拼死拼活挣来的，毫无半分侥幸，所谓改革开放的窗口，意思就是你成功了就打开大门，失败了很可能连窗缝都不留。在很多情况下，中信没有退路，不但没有国家兜底，还要不来半分的资本金和补贴。1995年中信集团资金颇为紧张，集团账面现金仅200万（也就够发一个月工资），这大概是中信历史上第二次向国家求援，时任经济部门主管负责人，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很明确的告诉王军没钱，此时香港资本市场一片繁荣，中信泰富荣智健迫切希望增持中信泰富股权，权衡再三王军终于做了唯一一次独断专行的事---转让股权，王军是军二代，优点是办事有魄力胆子大，缺点是胆子太大，看似普通的股权转让实则暗藏凶险，王军对此有充分认识，中信是国企，向管理者荣智健个人转让 （有点类似于现在MBO） 就意味着国有资产性质转向，所以王军的报告是在临近过年那几天递上去的，打算以108亿港元转让18%股权，事情冷处理完再说。始料不及的是长期旅居香港的荣智健似乎对大陆政治形势并不那么敏感，把这事通捅给了香港媒体，有好事者立即报告给朱镕基，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王军因此遭猛批，有时通讯发达不见得是件好事。而且王军签字时转让价格是每股32元，正式出让时股价涨到38元（后来一度疯涨到58元），更有好事者指责王军 出让这6亿股 “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高达36亿，是最大一次损失”（够判的节奏），王军都做好被撤职拿下的准备了，最后一通批评了事，毕竟王军不是职业股民，抄到底价卖到高点实在很难。套现的108个亿成了中信的救命钱，中信不但安然熬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来香港泰富在危机中落难时还有余力捞一把，经过这次危机王军考虑要让中信大而不倒就有必要建立金融控股集团集中优势。这次中央很给力，很快就批复了还十分体贴的配置专家型人物---孔丹。
2000年孔丹从另一家窗口公司光大集团平调中信任总经理，此前在王光英（中信早期44为股东之一、著名实业家、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妻王光美她哥）创办光大一干16年，这也是个传奇。孔丹算是官二代，其父孔原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孔丹在上世纪60年代的北京四中乃至京城学生圈也是如雷贯耳的风云学长，他当过红卫兵的头、带头反对过红卫兵、挨过红卫兵的整。1978年只有高中学历的孔丹凭自学能力直接考上社科院经济所吴敬琏的研究生。科班出身的孔丹在光大早年主要从事贸易，他所创办的木材公司盈利能力非常强悍，曾于1995年光大信托因外汇投资失误拖垮整个集团之际挽狂澜于即倒（光大的风控一直成问题，2013年又是光大证券出现“乌龙指事件”，不长记性啊），由于业绩斐然居功甚伟，领导决定把债务缠身的光大信托交给孔丹，回归专业的孔丹主要任务就是追债。也许文革中的磨难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性格，步入工作岗位沉默低调当二把手一副十多年，不过在中信上市这场大戏里，孔丹注定要翻身当主角的。
敝人私以为任何不以圈钱为目标的上市都是耍流氓，中资外企都一样，区别只在格调高的上市公司分点零头，至于掉节操的的公司您就当捐了吧。第一只被推上实验台的小白鼠叫中信证券，可能当时中信旗下最容易被市场接受的就数它，根据王军孔丹要在中信自费改革的设想，中信证券下属各控股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产权业务分明，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更重要看点是规模大更有利于圈钱（金融圈本身就是个砸钱圈钱的圈子）。有了成功案例，作为老资格银行是不能拖后腿滴（本身被中信证券这样一个后起之秀赶超心里就颇不爽），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实际上中信银行是集团领导层关注最多的子公司，甚至中信董事长亲自兼任银行董事长，这在中信其他公司都是绝无仅有的，中信银行发展前期业务边界不清晰，除了外汇其他业务并不突出，哪项赚钱做什么，上有四大行，左右招商光大，想出头实属不易，1998年后又在香港收了嘉华银行（还出过点丑闻）、华人银行，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中信银行上市砸银子就没有中信证券那么爽快，孔丹当时决定不惜代价保银行上市，中信地产李康就抱怨集团重心转向金融业，地产系也了受到影响。当然中信还有杀手锏---常振明
相对于空降部队孔丹，常振明是如假包换的中信系老革命，1983年孔丹进光大搞贸易，常振明进中信银行部（中信实业银行前身），常振明的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难免跟着受点苦，因为常振明有点特长，1971年以后吃的苦就小了，常振明是围棋七段资深玩家，前国家围棋队队员聂卫平队友，1979年第一届围棋赛常振明拿第三（第一是聂卫平）。不过常振明没在这条道上走下去，80年代国内大多数人还不明白保险是个什么玩意的时候，他已经边工作边学习拿到纽约保险学院MBA学位（实令我等学渣崩溃不已），1992年归国后基本盘一直在中信实业银行，然而在中信实业银行改道的关键时候，常振明居然被调给了建设银行，因为2004年四大行之一的建设银行也要上市，也要甩掉高筑千亿的不良资产，没办法上市关头大行优先，所以到2006年建行A+H瘦身上市一经结束，常振明就打报告回中信（其实这两年也是中信实业不好过的两年，不良资产高
达270亿）。从2000年起常振明就是银行界职业救火队员，尤其擅长财务重组、股份改造、剥离不良资产，和中信几位前任一样，常振明也很低调（长期坚守在第三把手岗位上，哪里有困难就奔赴哪里）。2007年上市的中信银行和建行上市路径大体相似（也是A+H），上市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近年来中信银行在信用卡和私人银行业务上突飞猛进，除了四大行海外业务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
光大银行就曾经充满酸葡萄味的说中信“每次都踩在了点上，跟对了节奏”，言下之意无论是中信证券还是中信银行，无非就是运气好点（光大至今还在拼IPO的路上）。按说中信运气确实不错，因为它要踩不到点上早就被踩死了，比如2008年的那个冬天，中信与美国雷曼兄弟有多年业务往来，两家的合作项目因为中央某位领导晚了6天才批示，等拿到批文雷曼已经宣布破产了，中信无意中躲过一场池鱼之灾。中信也有不走运的时候，好不容易刚要扛过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自家后院却走了火，这次又是香港中信泰富，和当年的光大信托相似，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荣智健又栽到外汇这个高风险交易品种上，据不完全统计中信泰富巨亏约147亿港元。面对荣智健的求救信号无论是孔丹还是常振明都觉得，要救火可以，前提是让荣先生下台。投资这种事投对十次难抵一次亏损，大风大浪里走出来荣智健还是在澳元期权这条小河沟里翻船，根据换人要换全套的原则，荣智健及副手范鸿龄一并辞职，由救火队常振明（也是个水命）全面接管中信泰富。
在中信历史上，这种子公司、控股公司拖累总公司，海外拖累国内的事实在太多，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总想做大做全，这本身是没错，但求全最难。虽然这方面不乏成功案例如美国洛克菲勒、摩根，却也是在各自行业深耕之后才多元化发展，所以一个行业一定要有标杆企业，大如一个国家必须要有支柱产业才能可持续发展。经此一役，孔丹觉得要把中信做大做深，就有必要出海，中信泰富就是出海口。2014年3月，中信集团2250亿强势注资香港泰富预计年内整体上市搅混国内资本市场一池河水，或许常振明6年前接手香港泰富的时候就下了很大一盘棋，赴港上市毫无意外，令人跌碎眼镜的是中信总部把注册地都迁到香港（就是说中信是从大型央企变成港资），这在国内所有央企中绝对是首例（看来外资控股国资指日可待了）。
总体上中信旗下企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原装的，由荣毅仁时期成立的公司和部门演变而来，譬如中信银行、中信地产、中经咨询，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成立的中信出版社，早先十几年来都是小圈子里活跃，80年代国际上不少经济概念就是经常与外商打交道的中信引进的（比如咨询、融资租赁），有些新词儿中信内部一些没喝过洋墨水的人理解不了，报告交上去搞的主管部门领导一头雾水，完全就鸡同鸭讲，荣毅仁就觉得有必要科普下印点小册子。中信出版社转向还是源于2001年几家国内大型出版机构内讧逼走了王斌、武卫东这样一批猛人，加盟中信后，王斌以社科经管类、武卫东以科技电子类出版物打通市场化动脉（每一个成功企业背后都有一拨牛X领导），私以为这是国内央级出版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出版市场相对固化，几家国内大机构颇有我出我的您看与不看随意的傲娇， 中信在《谁动了我的奶酪》、《杰克·韦尔奇自传》、《货币战争》等财经管理类图书的大获成功很大程度上震惊了业内同行，使之重新审视市场化带来的巨大商机，从此中信出版社在经管类的引进出版上就一发不可收拾，依托总公司的经济人脉消费资源（中信最大优势恰好也在这方面，从中信成立之日，历任领导层对员工读书学习都很重视，中信各公司至今仍定期开展读书活动），2004年起中信出版社开始砸钱引进原版，极大提升了市场占有率，令同行望尘莫及。
第二类是合成的，中信证券是典型，几家地方公司一合计单拆一项或几项业务。还有一家比较特殊叫中信国安，本身应该算原装公司，但业务庞杂，跨行兼并了不少公司。中信国安有自己的有线电视网、卫星通讯网（这还得益于中信旗下有家公司叫亚洲卫星），有自己的房地产项目，比如高尔夫球场、北京天下第一城国际会展中心、海南博鳌特别规划区（博鳌论坛永久会址所在地）。和中信地产不同，国安地产项目主要以商务休闲旅游为主，顺道说下，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也是中信的产业（荣毅仁本人就很喜欢足球，后几任领导也是体育爱好者）。
第三类是中信集团占比最大的一类套牌的，主要就是控股收购，中信海洋直升机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海直）就是其中之一，海上石油直升机飞行服务它占全国60%市场份额，在东海地区份额100%，中信海直是中海直公司，中信国安总公司6家公司成立的联合体，其主体中海直是国内第一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通用航空企业，中信曾派直升机参加过汶川大地震、马航失联等搜救任务。还有中信重工，到处搞地产基建的中信没点自己的装备是不行的，中信重工前身是洛阳矿山机器厂，比较著名点的工友前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纪登奎，前清华副校长钱伟长，还有焦裕禄，公司2011年在重机行业位居第一。有了装备，原材料是必须的，做生意要做全套，2009年涉矿大戏
中信绝不走空，中信在澳大利亚的磁铁项目是从荣智健那里接手的，常振明认为虽然荣智健财务处理问题，但泰富旗下资产是优质的，荣智健的眼光还算不错。这是中资在海外100%股权且进入实质运作的最大和唯一项目，国内还有中信大锰、中信金属等。和中信其他行业一样这些企业后来联合成立中信资源控股公司。中信俨然就是个“小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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