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排队向五反委员会递交“坦白书”
“三反五反”，是中共建国之初发动的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所谓“三反”，是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主要在中共党、政、军机关展开，在现象上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反腐败，但实际上有很大差异。所谓“五反”，是指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主要针对私营工商业者，制裁他们在生产经营中、尤其是在为国家的加工订货中的“违法行为”。这些行为，有点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权力寻租”。这场运动，对中国当代历史的走向有重要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三反五反”运动是继中共立国的三大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之后，最重要的、意在解决执政问题的一场政治操作，这场运动的价值，在于中共自行暴露了中国原有的市场经济跟统制型政治架构的矛盾，使得这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存在的问题，以极端的方式展露在世人面前。中共对此问题的结构性根本解决，只能是加快社会主义的步伐，消灭市场经济。
自运动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脱离原来的计划，进入了快车道。然而，迄今为止，正统的中共党史视野的研究，基本上视之为中共的自我廉政运动和对社会旧道德的改造。
海外的研究，有的虽然意识到了这场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影响，但却只说“五反”，不提“三反”，忽略了运动跟中共执政权力状况的关联，依然没能很好地揭示出这场运动的本质[1]。
自延安整风以来，群众政治运动已经成为中共政治操作的一种特别方式，在很多关键的历史关头，屡试不爽，效用非凡，经常能起到日常手段所无法企及的作用。
中共建国后意识到由于国家的极度贫弱，必须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与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市场经济的地位，但政权的模式却跟前苏联看齐，坚持党的一元化，并逐步走向集权和统制化。同时，中共还刻意保持自身革命党的道德主义传统，至少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对于进城之后因生活安逸而导致道德意志退化，即所谓李自成问题的产生，也有相当的警惕。
但是，在夺取政权之后，中共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何解决取得政权以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集权体制跟私营资本、市场经济关系的问题很快就浮现出来，直接威胁到革命党道德原色的维持。类似的问题，实际上在国民党政权的后期就已经存在了，并且是导致国民党政权腐败及这个政权跟民族资本发展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中共夺取政权之初所建立的政权，是党政一体带有军事化色彩的集权体制，比国民党政权更缺乏制衡和监督，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国家资本主义的规模，也不让于当年处于战争体制的国民党政权，所以，私营资本的权力寻租和国家统制对市场经济的戕害等问题很快就暴露了出来。“三反五反”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中共对这个问题的应对。
一、运动的缘起和经过
“三反五反”运动，是由“三反”开始的。据许蕾的研究，发动“三反”运动的最初动机是由于朝鲜战争导致的财政困难，由财政困难而增产节约，由增产节约而反贪污浪费，而贪污浪费有很多是由于官僚主义引起的，所以，增产节约演变成了“三反”。运动起源地在东北，显然是跟东北作为战争的直接后方有关。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的发生，使得毛泽东改变想法，使其注意到中共自身的廉洁问题，运动具有了整党的意义[2]。
这种观点无疑是有道理的，在运动开展前，我们看到，不仅中共领导人在讲话中多次强调增产节约，精简机构，解决财政困难，而且中共中央特别作出决议，紧缩军队，节约增产，藉以克服财经困难。在战争尚在进行的情况下，就着手进行军队复员和精简工作[3]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论点应该稍加修正，事实上，在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发生前，陆续揭露出来的党内贪污现象，已经触动了毛泽东那根相当敏感的神经。进城之后，党内的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现象，尤其是体现在党内领导干部身上的种种劣迹，事实上引发了毛的一种很深邃的担忧，即担心重蹈李自成覆辙。这种担忧，早在延安时期，在毛的心目中就已经形成了，而在建国前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特地以党的决议形式，将之充分表达出来。若转化成阶级斗争的话语，李自成覆辙则变成了共产党人如何避免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的问题。在进城前后，党内流行的话题之一，就是跟李自成覆辙有关的“反对刘宗敏思想”。
在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暴露前，“三反”运动开展的第十天，西北局给毛的一份报告里就已经提到贪污问题，“说明党内享乐腐化思想确实增长起来，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
毛转发这个报告，并表示同意[4] 。接着，毛泽东在西南局的一份报告上批道[5]：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接下来，毛泽东又在1951年12月1日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上，刻意强调了七届二中全会所提出的防止资产阶级腐蚀的问题，认为这种腐蚀具有必然性和巨大的危险，而且现在是到了全党动员，切实执行二中全会决议的“紧要时机了”[6] 。毛泽东很清醒地意识到，对于中共这个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党来说，如何避免李自成的覆辙，的确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而大量贪污现象的出现，显然是印证了他进城前的担忧。不过，通过运动解决因战争导致的财政问题的考虑，并没有因而消退，在运动中，毛泽东对军队的“三反”抓得尤其紧，似有直接节约军费的效果。在已经公开的毛泽东有关“三反”运动的批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是针对军队的。“五反”运动中要资本家超量的退补，本身也多少含有当年打土豪的影子[7]。这说明上述两个动因一直是并行不悖的，即既要通过运动解决财政问题，同时实现党内的道德整肃。所以，“三反”作为自上而下发动的群众运动，不仅是缓解经济困难的杠杆，也是解决执政党自身难局的手段。
“三反五反”运动，实际上分两个阶段，一是“三反”时期，从1951年11月1日，毛泽东转发东北局的报告，要求在全党开展“三反”运动起，到1952年2月中旬告一段落，此阶段主要是“三反”，斗争对象主要在党和军队政府机关内部。二是“五反”时期，从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布置在全国大中城市“五反”开始，至1952年5月初，“五反”运动基本结束，此阶段以“五反”为主，主要是“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运动的两个阶段都是初起时来势凶猛，很快就达到高潮，退潮也很快。毛泽东作为运动的发动和推动者，不断地利用转发报告（形成各地攀比的局面）、严词督责和直接干预等方式加压，促使运动升温。据当时作为运动的领导机构的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负责人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他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8]薄一波还特别提到，1951年12月30日毛接到中南军区的电报后，觉得他们的动作稍缓，“即于元旦凌晨两点起草覆电，要求他们对运动要”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并对来电不妥之处作了修改，派专人连夜乘专机将修改稿送到，以引起中南军区的高度重视。”[9]在“三反”初期即决定杀掉两个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了促进运动的迅速升温（两人最大的罪名其实是挪用公款，挪用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机关生产”，而那个时代，机关生产是相当普遍而且是半合法的。由于原来根据地山头的原因，各个山头都要各显神通搞生产，否则就要受穷，这个传统进了城之后当然不会很快消失，所以杀掉他们，理由其实并不充分）[10]。但随着运动走向高潮，打击面过广，不仅引起了党内的不满和反弹（凡是沾上经济和财务边的事情就没有人做了），而且直接影响了所有跟国家机关有关的经济活动，导致生产下降，失业增加，使财政状况更加恶化。于是运动开始转向，重心由“三反”变成“五反”，实际上是换了斗争的目标，将矛头转向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然而，在第二阶段，各大城市依然按“三反”的模式进行运动，毛泽东还是从上面加温督促，运动走向高潮的结果比“三反”更糟，市场萧条，经济下滑，失业骤增，甚至影响到了部分地区1952年的春耕。结果，运动不得不草草收兵。运动结束的时候，实际处理的状况，不仅跟运动初期定的指标相去甚远，跟运动中抓出的“大老虎”数量也有一定的差距，绝大部分斗争对象都被放过了。
二、道德主义与群众运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作为革命党所具有的革命精神，是它能够战胜国民党的本钱。所谓革命精神的主要成分，其实是带有禁欲主义内涵的道德主义，这种本钱，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由于跟中国农民朴实的道德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对容易保持，但进城之后，这种朴实的道德不仅要经过城市浮华生活的考验，而且更面临着私营经济的冲击，大有动摇之势。资本家对权力的依附和收买，本来是出于经济效益考量而生出的必然结果，但却被中共看成是对他们的一种致命的道德腐蚀，甚至是对新生政权的威胁。解决问题的思路，只能是一手道德整肃和道德修复，一手打击道德腐蚀的源头。所以，这场运动表现出强烈的道德整肃倾向，运动的组织发动者，从头至尾都是在刻意营造某种道德批判的气氛，这种气氛，既是动员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运动的目的。跟此前开展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稍有不同，“三反五反”运动的道德批判虽然背后也有阶级斗争的道理，但至少在表面上不需要建构独特的革命道德话语。在中共的官方话语里，“三反五反”是一场“为着清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11]。
无论是“三反”所反的“三害”（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还是“五反”所反的“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从字面上讲，都属于任何社会都会加以鄙视的失德和犯罪行为。在任何时候和场合，对这样的行为进行谴责批判甚至惩处，在一般民众眼里，都具有充分的合法性。由于运动获得了部分来自传统的资源的支持，不仅便于动员群众，而且使斗争对象在道义上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只能任凭处置。在整个运动期间，虽然斗争对象自杀、甚至全家自杀的事件在各地都有所闻，但没有听说过任何一次反抗行为，运动过程中被冤枉的人成千上万，但几乎没有人想过反抗，这一点，跟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不一样的。
不过，尽管运动的道德批判具有普遍主义的意味，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普世道德的背后，运动话语依然被赋予了阶级斗争的意义。像“三反”这样的运动，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说它是阶级斗争还有点牵强，而“五反”运动的开展，则不仅顺利地将“三反”纳入了阶级斗争的轨道，而且填充了“剥夺剥夺者”的火药味。在经过“解放”的一般下层民众眼里，所谓的阶级斗争，就是斗富人，均贫富。所以，运动在实质上仍然跟土地改革一样，具有强度追求社会公正，向“剥夺者”开刀的别种道德内涵。
在“三反”运动中，斗争对象是那些掌握权力的大小官员，而“五反”的对象则是“为富不仁”的资本家。无疑，这种具有斗争性的道德诉求，对于一般民众、一般学生和机关干部来说，很具有吸引力，比较容易挑起人们那根敏感的神经。在“三反”运动中，没有权力的一般职员、干部和学生往往比较兴奋，乐于参加运动，而负责干部在开始时往往不积极，在高压下不得已开展运动之后，也往往凭藉领导运动的地位，尽可能利用权力技术操控运动的走向。至于“五反”运动，则更是工人和店员们的节日。开会、斗争，工人不上班，工资却拿最多的，有的地方甚至要求平分资本家的财产。
据李新回忆，中国人民大学在“三反”运动伊始，学生就很兴奋，一下子贴了校领导许多大字报，群情激奋，不可遏止，同时，校领导层的关系也开始恶化，最后不得不有劳中央出面协调，被迫对学校主要领导进行调整，才算把局面控制住[12]。公安部每天开会开到大半夜，“有的单位群众自动要求通宵开会，群情激奋，空气紧张……火力十分旺盛，出现了公安部机关成立以来未曾有过的热烈的群众运动。”[13]东北出现了所谓“极端民主化倾向”，高级干部用公家的钱买参考书，也被说成是贪污，大连工学院要求驱逐校长，有的单位群众把“三反”理解为“整领导”、“整共产党”的运动。甚至认为，除了毛主席，没有手脚干净的[14]。有的农村，农民听到消息后自发进行运动，准备批斗村干部[15]。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颇具规模的群众自发上街请愿和游行示威。
在这种道德氛围里，“三反”实际上变成了“一反”，即捉老虎（贪污犯），因为只有贪污才最能激起人们的义愤。“五反”则变成了“六反”、“七反”，上海、天津、济南、南京等地甚至提出“反暴利”的口号，“以算剥削账的办法去算暴利”，不仅资本家的任何一点不轨和劣迹都可以成为被斗争的理由，甚至他们的正常经营也一样可以被清算[16]。而且在运动中，人们特别热衷的事情，其实是追赃和退补，即让贪污的官员和资本家受损失，甚至让他们倾家荡产。所以，运动所调动起来的人们的情绪，实际上跟土改有点类似，都是对占了便宜和得着利益的人们的某种嫉恨。“五反”运动中的“反暴利”口号的提出，特别有象征性，等于是说，资本家之所以被整，其实是因为他们的“暴利”，而对“暴利”的界定实际上是非常难的，真的实行起来，就可能像土改运动一样，只要有点利润，甚至只要你比别人过得好一点，就被视同为有“暴利”。但是，在运动中，只有这种嫉恨才具有杀伤力，可以使运动火爆起来。
运动被发动起来的标志就是出现了剧场效应，参与者在其中“联欢”。但是，如果想要实现这种“联欢”，除了赋予运动合法性的道德主义之外，还需要领袖给予他们非常态行为的特许才行。我们看到，这种特许在运动中是存在的。为使运动快一点火起来，毛泽东曾经提出过“大胆怀疑”的方针[17]，他所特别推崇的解放军六十六军的典型经验里，指导思想就是“大胆怀疑，追加预算”的八字方针[18]。在“三反”中，要求各级干部“人人下水洗澡”[19]，对“五反”的打击面也是唯恐不宽。1952年1月14日，解放军总政治部针对西南军区的一份运动简报有个避免斗争扩大化的批示，由于简报里说，有的单位几乎百分之百的人员有大小不同的贪污行为，因此总政要求避免把一般性的公私不分都说成是贪污。但毛泽东看后认为这个批示不妥，在他看来，当时运动的“偏向”是右，而不是左[20]。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12月一个月内，毛泽东有关“三反”的批示和按语，提到“大张旗鼓”四字凡八次，有的地方在“大张旗鼓”后面还要加上“雷厉风行”字样，可见其非把群众发动起来不可，将运动搞得火爆起来的决心。
不过，被动员起来的群众热情容易导致运动的失控，甚至威胁到现存的政治秩序。在“三反”运动中，发动的时候需要党和政府的组织系统，然而发动起来之后，运动的运转却容易把矛头指向运动的发动者，从而使得局面出现失控。为了避免运动中出现人民大学那种混乱情况，自刘青山、张子善之后，各单位的主要领导一般都由于某种来自上面的默许，处于运动的领导位置，从而避免被当成老虎来打，尽管他们未必“干净”。虽然运动的主导者毛泽东未必对党政军各级系统的主要领导有多少偏爱，但对运动失控的担心，却使得在客观情势上不能真正放手“打老虎”，甚至有时不得不同意给予过去革命有功劳的人以罪过减免[21]。据薄一波回忆，中节委在运动中也曾接到过针对高岗的检举信，说他也派人查了，但显然不可能有结果[22]。尽管高岗的腐化当时在党内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但在一场以反腐败为名的运动中，却根本触动不了他一根毫毛，显然是由于他特殊的地位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运动后期重心从“三反”转为“五反”，虽说是“抓住了资产阶级的小辫子”，为党内的腐败找到了真凶，但其实也不乏为自己人开脱的意思。同样，在“五反”运动中，工人群众当然希望多打大和超大级别的老虎，但由于有改善财政状况的初衷，从稳定市场的角度，那些顶级的大资本家事实上是不能真的打倒的，所以在运动后期，愈是大资本家处理就愈轻，上海给荣毅仁等几十个大资本家评为基本守法户之后，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23]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运动就是为了打老虎，实际上在运动的本来意义上，可以说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三反五反”运动始终都存在着群众运动的内在趋向和现实政治经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被煽惑起来的道德主义的情绪，实际上是双刃剑，既可能修补体系的道德，也可能伤及体系，甚至导致体系的损毁。愈是具有道德氛围的群众，破坏力就愈大，激愤的人们往往不会局限在某个特定的轨道，道德的要求也会水涨船高，直到令人窒息，群众运动特有的反权威反秩序特质，在这种窒息的气氛中，会产生爆发性的效果。由于“三反五反”运动触及到中共的党政军领导机构，反权威的特质表现得特别明显。
三、压力操作与运动技术
严格意义上讲，中共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群众的参与和热情基本上是动员出来的。因此，自上而下的压力是必需的。“三反五反”运动可以说是中共利用党的一元化权力体系，凭藉中共的组织系统，实施压力操作的一个典型范例。
在建国以后的中共历史上，凡规模大一点的运动，基本上都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而且往往是毛亲自推动的，“三反五反”运动也不例外。毛泽东推动运动、施加压力的方式，有一般的行政命令，运用权力杠杆，对于不服从、不主动的下级官员，动辄以扣帽子、动摇地位来威胁，认为凡是不积极推动运动的人，本身就是官僚主义，要求先打“思想老虎”，甚至在一份提到本单位有对运动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人的报告中批覆，要求补报这些人姓甚名谁，要求给这些人一个限期，如果还不改正，予以撤职严办[24]。但据目前的资料看来，毛泽东主要还是利用批转下面报告的形式加压。毛泽东总是在各地关于运动的汇报中，选择那些跟自己意图接近的，加上按语和批语，转发全国各地和各个单位，利用各地各单位领导人相互攀比和争宠的心理，让他们比着做起来。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毛往往选择那些响应号召比较积极，动作快也难免有些冒进的报告，批转下去，一步步促使运动升温。他会不断地将抓出的“老虎”比例比较高的报告批转下去，明白地表示赞许。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只要有新的“捕虎”纪录被刷新，那么这些纪录就会一次次地被毛批转下去，直到毛觉得温度已够。
毛甚至还要求各大军区发每周运动简报，“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判。”[25]有的时候，毛会选择那些在运动中表现比较合心意的报告，批转给某些同类的其他单位，借机表达他对这些单位的不满和责难，比如把志愿军第十九兵团的报告批给志愿军党委，说这个报告重视抓贪污犯，而志愿军的其他单位还只是反浪费和官僚主义，“而没有着重反贪污”[26]。比如，毛在1952年1月9日批转甘肃省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时，表达的是别的地方抓老虎太少，报告不真实甚至有欺瞒的不满[27]。还有的时候，批转报告是为了推广某些新的经验和方法，比如批转李富春中财委关于打虎必须算账的经验[28]；推广济南“五反”举办“劳资见面会”（斗争资本家）的经验[29]；推广天津十一区“五反”运动中，利用矛盾分化资本家的经验，认为“这是天津同志的有益创造”[30]，以及推广六十六军的打虎典型经验等等[31]。在运动高潮的时候，几乎每隔几天就会介绍推广一个“典型经验”。
毛泽东的另一种加压的方式是规定和追加指标法，将运动的斗争对象预先划出比例，做出“预算”，而且不断地追加比例数字，以求运动不断升温。我们看到，在“三反”运动初期，各地各单位的“老虎”数字不断地被刷新，指标节节升高。毛泽东甚至认为，在某些单位，比如军队的后勤机关，贪污份子的比例达到34%“是合乎事实的”[32]。在这种压力的推动之下，底下没有不动的道理。运动迅速升温，各地各单位为了更好地表现，或者完成任务，在技术操作方面往往花样翻新，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这些具有“首创精神”的方法和技术，经过中央的及时推广，极大地刺激了运动的热化。
有的技术属于曾经用过的，比如，“五反”时为动员工人检举揭发企业主，发动工人开展诉苦活动，派工作队（打虎队）进驻重点单位的方式（有的地方直接将土改工作队改成打虎队），都是土改时的招数。还比如，“三反”期间开大会，动员被检举的人员上台坦白，痛哭流涕，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而主持者对坦白的人予以表扬，插红旗，戴花。这是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场景的重演。还有，所谓面对面和背靠背的检举揭发，也是延安整风中最常用的招数。甚至，在这个看起来很道德主义的运动中，过去在土改中用过的物质奖励“激励法”，比如奖励运动积极份子浮财，也再次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上海市在“五反”中有这样一项规定，说是“鉴于过去某些不法资本家为了便于达到自己行贿、暴利、盗窃、偷漏等目的，常以小恩小惠施之于店员、职员、工人（如分肥、入股份、额外津贴、多分红利等），或曾利用店员、职员、工人之手去进行非法行动，故只要店员、职员、工人们积极检举不法资本家的非法行为，政府保证这些已归店员、职员、工人的利益，一律归自己所有，也不做任何追究与处分”[33]。
有的方法和技术则是从军事学的战术那里直接扒下来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六十六军典型经验，其中打虎“攻坚战”的战术是：“1、反复讲政策，动摇敌心；2、大会压、小会挤，结合干部谈话，内外夹攻，八方围歼；3、调虎离山，放虎归山，打破共同防线；4、‘勇敢加技术’，打要害，打弱点，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乘胜深追猛追，直至夺取核心工事。”[34]严格说来，这些招数在此前的运动中、尤其是延安整风中也使用过，但是这样用规范化军事术语将之整理出来，还算是此次运动的一个特色。由于是直接套用“对敌斗争”的战争用语，所以，我们在其中已经可以很明显地看到阴谋诡计的成分（比如“调虎离山”、“放虎归山”）。在这些类似军事学的战术应用的背后，是大量的逼供行为，普遍的肉刑和变相肉刑[35]。
最常见的逼供方式是车轮战，一位当年的打虎队员回忆道：“我们当时还有一个战术叫做‘磨盘战术’，意思就是说，我们组织很多人来攻击一个人，当时我们都是年轻力壮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大家轮番对这一个人审问，不让他睡觉，非得让他说出贪污了钱不可，记得有一回一个人被我们逼得竟说自己贪污了两火车皮的黄金。”[36]运动中这种技术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各种审查、审讯和关押上，也体现在各种斗争会和围剿大会上。“五反”的斗争会名称比较文雅，叫做“劳资见面会”，即工人、店员斗争资本家的会（这种方式，被毛泽东赞扬为“成熟的领导艺术”），在各地劳资见面会上都出现过肉刑或者变相肉刑的情况，至少是以一种非常难受的姿势接受斗争。比如南京“五反”时，资本家在会上坦白时，“两手不许捧底稿，一定要把稿子放在桌子上，两手垂直，两脚靠拢，眼睛向下，头低垂。”[37]苏北直属机关在总结“三反”“攻坚战”的经验时认为，套用整风三查的老经验，靠讲清政策，启发自觉，群众压力，鼓励坦白，对于那些较大的贪污份子或者已经变质蜕化的份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结果是“放了空炮”[38]。所以，不采取这种战争手段，是根本完不成运动任务的。
很富有创意的运动技术，是发动斗争对象身边的人从内部瓦解攻击，以及利用老虎之间的矛盾的“以虎攻虎”战术。
于前者，打虎队不仅动员怀疑为老虎的人周围一切熟人、朋友，甚至将工作做到他们的家里，动员他们的亲戚、家人甚至妻子父母对他们施加压力，或者直接检举揭发。南京的“五反”，资本家在厂里开会受工作队的压力，回到家里，“‘白天母亲劝，儿子唱，夜里睡在上老婆又督促坦白’，左右邻居又问：‘你坦白了没有？’”客观上使他们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可以避风躲雨[39]。
事实上，只有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也只有中共，才可以做到瓦解斗争对象的朋友亲属甚至家庭的联系纽带，将斗争开展到作为中国人最后堡垒的家庭里去。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共的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对社会、家庭有着强烈的渗透作用，在这种渗透面前，传统的家族伦理和亲情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另一方面，新中国所体现的事业具有强烈的诱惑，往往是那些斗争对象的亲戚和家人所无法抵御的，特别是那些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小知识份子，他们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使得自身要求进步的需求很快就压倒了残存的一丝伦理和亲情，即使没有人特别做工作，他们做出检举揭发自己父母的事情也并不奇怪。
至于后者，当时被称为挑唆“狗咬狗”的战术，属于“三反五反”运动中特别有效的一种运动技术。无论“三反”还是“五反”，只要把斗争对象放在一起开会，让他们互相揭发，很快他们就会打起来。因为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态势，让这些斗争对象以为只要主动揭发，就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过，所以，很多人都想通过把别人拉下去来救自己。在具体的开会过程中，只要有一个人开了头动起来，那么很快就会“咬”成一团，大家心理都是一样：你不让我好过，那你也别想好。这种会，如果特意将某些相互有过节的人安排在一起，效果就更明显。
受到毛泽东点名赞扬的天津十一区，在这方面特别有心得。他们的做法是，一是许诺减轻处分，争取一部分资本家“起义”，在交代完自己的问题之后，让他们“向顽固的资本家进攻”。二是按行业召开资本家训练班，让他们在会上互相检举揭发，“以便利用同业矛盾，一撕破脸皮即把老底全部端出。”“有的资本家说：‘咱们奸商也得要讲点良心呀！我偷，你们真不偷吗？’”于是大家就互相咬起来。主持运动的人干脆就将这种会称之为“咬狗会”。这种会有的时候只派一个派出所长在那里，“资本家就互相斗起来”[40]，特别有效率。
我们由此看到，即使是一个以道德主义为追求的运动，在进入技术层面的时候，也一样毫不犹豫地走向了非道德选择。运动就是目的，运动就是一切，手段是可以不计较的，可以做出非常极端甚至突破社会道德底线的选择。
街上的宣传漫画
四、运动的后果与解决困境的出路
毛泽东是个具有浓厚诗人气质的政治家，凡是他所发起和操作的运动，从来不担心过火，甚至生怕不过火，总是力图把火烧得愈旺愈好，对他来说，矫妄过正是一种事物的必然。他所估计的“敌情”，往往都是凭自己的主观臆测，并没有多少客观的依据。在“三反”中，比如他断定“一个分区，一个军，一个小市，一个县，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这是决然无疑的”[41]，说得这么肯定，有根据吗？没有。过了头，整错了人，运动收尾的时候再纠正就是，个中的逻辑跟他在中央苏区打AB团肃反时一样：为了党的事业，需要有人做出牺牲。如果整错了人，就当对他的一次考验。如果被整的是剥削阶级中人，那么无论具体事情上的对错，都是罪有应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加上打虎的预算，追加指标的加压手段的催化，运动从开始就在过火的程度上运行，直到收尾时的纠偏，实际上还是有点“左”，被定罪的人中，有相当部分不是被冤枉的，就是罪与罚不相称。
据薄一波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不包括军队）参加“三反”的总人数383万多人，经核实的贪污一千万元（旧币）以上的有十万人，占参加运动的总人数的2.7%[42]。鉴于当时军队参加运动的比例相当大，连处于战争状态的志愿军都不能幸免，所以，如果加上军队的数字，估计所查出的贪污犯要增加一倍左右。
关键是，这个数字是运动结束时复查定的，而在运动中，遭受冲击的人要比这个数字至少多几十倍。西南军区后勤部门，有的单位上报的“老虎”数是百分之百，西南局参加运动的机关工作人员27万多人，自动坦白和被人检举的贪污份子达12.4万多人，占总人数的45%[43]，其他地区“老虎”高达三至四成的单位比比皆是。经济落后的苏北地区仅仅十天，就查出贪污份子1,557人，占全体参加“三反”学习的人数22%，其中贪污一千万元以上的仅2人，一百万元以下的1,459人[44]。
就是说，真正称得上是贪污犯的，仅占打出的“老虎”中的千分之一强。事实上，在运动的过程中，连多抽了几支香烟，多用了几张信纸也被视为贪污。
至于“五反”运动，资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几乎是人人过关，个个挨整。这种状况，同样也不是运动执行者的“过火”，而是得到毛泽东亲自肯定的既定方针[45]。一个当年的打虎队员说：“我们那时候的工作方针就是‘撒大网’、钓大鱼，先全部捞上来，再挨个的过筛，也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和经济贴边的人，全部打成老虎，再审查。”[46]在运动中，由于群众斗争的“火爆”，导致自杀的情况几乎无地无之。在苏州，一个区委书记在一个茶叶加工厂领导“五反”，一上手就使用肉刑，逼得一家六口自杀[47]。浙江大学在运动期间，对面的市民医院救护车每天出动数次，教职员工自杀者时有所闻。连苏步青、蔡邦华这样的著名学者，也被整得七死八活，几次检查过不了关[48]。杀鸡取卵的打土豪方式，不仅使运动初衷之一的改善财政状况无从实现，反而造成了巨大的财政损失。这一切，显然是一个新生的还没有恢复元气的政权所无法承受的。华北第一大商埠天津，自“三反”以来，商业批发减少一半，运输减少四成，银根紧，市场交易不畅，粮食成交下降达一半，生产下降，税收减少三、四成[49]。
天津市委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诉苦道：“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如不采取措施，经济上的萎缩现象还要发展，时间过长，则元气损伤过大。”[50]重庆一些工厂商店歇业停工，钢铁、机器、建筑、卷烟、针织等业目前均极度困难，生产停顿，已有两万工人失业[51]。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发来了措辞严厉的电报，说是重庆很多市民已经到了无食缺食的地步，开始对“三反五反”运动表示不满[52]。上海“三反”以来，失业工人增至十三万人，比1950年初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经济形势最糟时还要多[53]。事实上，直到1952年底，因运动导致的经济形势恶化尚未好转。毛泽东在一份调整商业的中央指示稿上，还有有关公私关系紧张，失业增加，致使中小工商业者和摊贩对中共不满的批语[54]。打贪污得到退赔和“五反”得到的退补，还不够堵运动造成的窟窿。国家的开支，战争的费用，以及千百万城市居民的吃饭，所有的一切都是执政的共产党人所必须承担的。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也许意识到了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大国的当家人，不再是当年的造反者，所以，一场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运动也只能迅速收缩，草草结束。
尽管如此，运动并不是一无所获，运动的结果虽然跟发动者的预期有距离，但至少在当时看来，还是向预期目标靠拢了。对于治理很有意义的是，经过运动，原来兴盛的“机关生产”大体瓦解，各个“山头”的家当（当时称“家务”）都归了中央财政。中共原来在战争状态下，各个山头分立，各显神通搞经济，或多或少形成了“山头主义”、分散主义的局面。
这种局面经过中共建国前后的这种措施，已经逐步减弱，到了取消机关生产这一步，山头进一步被削平了。同时，经过运动，中共还部分地解决了建国初大量的留用人员问题，将这些有“旧社会污毒”的人，以最正当的借口逐出各个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
至于毛泽东特别在乎的执政党腐败问题，经过运动，至少在某些层级上得到了较大程度的遏制，进一步促进了整个社会，尤其是党内部分人的简朴节约风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国上下，除了满足人基本需要的衣食之外，任何一点多余的装饰品都可能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禁欲主义的道德至少在中下层，确立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藉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来遏制中共党内的腐败，实际上是一种打击资产阶级的主动出击，一种治自己的病在人家身上开刀的疗法。这种打击，不仅削弱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将这个阶层搞臭了，使他们在传统意义的信用和道义上破产。在运动中，被抓住的资产阶级“小辫子”，被中共视为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而且“不法资产阶级份子”是“目前承袭并且支持这些污毒的主要的社会阶级基础”[55]。所以运动过后，虽然中共放了工商业者一马，没有斩尽杀绝，但已经从政治和道德上公开判处了他们的死刑。“五反”过后，工商业者普遍处境艰难，苏南地区私营公司的信用受到怀疑，人们担心它们的产品是否“货真价实”。资本家生产积极性不高，有关单位不得不采取威胁改变他们的“类别”（即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严重违法、完全违法五等类别）的方法来迫使他们开工[56]。
有的店厂，工人劳动纪律松弛，但工资却要拿最高的。“五反”后试行的工人监督生产制度，“在大的私营企业里成立了增产节约委员会，建立了工人对生产的监督，从此，资本家的‘三权’（人事调配权、经营管理权、利润分配权）受到了限制，变成了‘三靠’，即资金靠银行，原料靠国营，生产靠工人。”[57]这等于是中共借工人监督之手，进一步控制了私营资本。泰韦斯（Frederick Teiwes）甚至认为，运动不仅导致了国家对私营资本的控制加强，还产生了更加忠于党的新的城市精英[58]。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工商业者心萌退志，大家都明白，眼下的放一马，不过是暂时利用而已。大家明显感觉到中共原来承诺的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已经靠不住了。有些资本家认为，今后只有公私合营一途了，甚至打算立即放弃资产，变成无产阶级（他们表现进步的子女也起了很大的作用）[59]。
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反五反”运动为日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政治上铺平了道路，在客观上使得中共改变原本预定五十年的过渡期，加快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建国后一直从事统战工作的李维汉就明确地说：“这场斗争（指”三反五反“，笔者注）的伟大胜利，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和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奠定了基础。”[60]
1956年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中也说道：“1952年的三反五反的斗争，开始造成了我们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实际上，经过运动，毛泽东解决困境的思路已经很明晰了，那就是，用迅速消灭私营经济的办法，切断执政党的腐败之源，从而避免在社会主义到来之前，革命党丧失自己的道德基础和革命精神。
当然，解决问题还有另外一种思路，那就是改革革命党的性质，党退出对经济直接管理，走民主化的道路，靠权力结构性的制衡和舆论的监督，解决转型政权的腐败问题。显然，当时的中共是不可能有这种思路的。薄一波在1952年7月总结“三反五反”运动的报告上说：“这次运动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的国家究竟是要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要走向资本主义这样根本性质的问题。”毛泽东也说，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61]。
在冷战的格局下，第二种思路势必被看成大逆不道的资本主义路线，不仅不能考虑，而且要加以批判。然而，后来的岁月告诉我们，在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完全公有化之后，毛泽东发现1951年底困扰他的问题并没有真的解决，虽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但革命党道德的困境，对革命精神丧失的担忧，也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也可以说是一场大规模的“三反”，属于一场道德清洁运动。由于毛不惜打碎自己的党政系统，因此搞得特别彻底，也特别混乱，禁欲主义的道德推行也更加彻底，不留余地，最后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浩劫。
五、简单的结语
跟苏俄的革命不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农民造反。因此，革命后的中共拥有自己特殊的问题，所谓李自成式“进城难局”，即如何在城市的条件下，保持原有的农民式的朴素道德团体氛围。中共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属于制度变革的范畴。古今中外，历史上造反者夺取政权，尤其是农民造反者成功，都面临一个制度化建设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化过程，一般都依照前苏联的模式，靠建构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和完备的计划，管理国家和进行生产，实现国家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技术化。这样的结果，虽然国家政治也能步入正常轨道，但必定要牺牲掉革命党固有的道德与革命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以列宁主义方式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夺取政权之后，由“党”变成“党国”，即党和政权系统结合起来，势必要发生某种蜕变。这个蜕变，其实主要不是阶级成分的变化，而是党的行政机关化，变成了像前苏联式的官僚集权体制。应该说，以俄为师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没有这种苏联式的国家制度建设和相应的官僚化过程，但是，这个过程进行得并不顺利，没几年就开始强调中国特色。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一直对道德主义路线情有独钟，总是喜欢以不停顿的道德整肃，来维持革命精神和保持道德原色。在他看来，这才是革命党的优势所在。显然，毛泽东不希望看到，在国家的制度化建设中损耗掉革命党的精神。斯大林也搞党的内部整肃，但主要是为了清除政敌（尽管有些政敌属于幻想出来的），而且手段也不采用群众政治运动的方式。毛泽东则不然，他的内部整肃，至少有一半以上属于道德清洁或者是思想整肃。整肃往往以开放的运动方式进行，直接诉诸群众，要求参加者实现自我道德完善和修补，实际上属于集体的道德自省。
显然，这是传统理学的某些因素的泛化。在毛泽东看来，掌握政权之后，党也必须保持革命精神，维系革命道德，否则在资本主义面前，就失去了力量优势。要保持革命精神，必须借助群众的参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集体的道德自省，才能完成这一过程。在西方政治学视野中，群众是个跟“暴众”有关、意义多少有些暧昧的概念，而在毛泽东那里，同样的词汇，却是人人可以为尧舜，具有巨大的能动性的力量之源。就像传统中国的圣人之道，所谓“礼失求诸野”一样，党的道德缺损，也需要借助群众来弥补。当然，这种群众政治运动进行多了，无论干部还是群众都有不胜其扰的感觉，但是，在制度化不完备的国度里，有时，运动确实有助于政治任务的完成。久而久之，搞运动成了某种新的传统，具有不可抗拒的惯性，不搞就无所措手足，这就是为什么在后毛泽东时代，尽管明令宣布不搞运动，但运动的阴魂却依然不散缘故。
【注释】
[1]参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下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第七章第二节。
[2]许蕾：〈政治运动的动员机制——以“三反”运动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一、二部分。
[3]、[4]、[5]、[6]、[24]、[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页498；570；524；535；651；646。
[7]上海清算出十万亿“违法所得”数，超过了资本家1951年全年的实际所得。后来不得不大幅度地降下来。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页439。薄一波在回忆录里也提到，蚌埠有150家工商户，资本只有15,000亿元，要退补的就达三万亿元。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页177。
[8]、[22]、[23]、[42]、[6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页142；147；174；144-45；145、165-66。
[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页147。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里也有叙述此事，不过，那里说毛派专人给中南军区负责人谭政送的是一封信。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页209-10。
[10]1952年1月4日和6日，毛泽东曾经在薄一波的一份报告上批覆说：“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页19。
[11]、[18]、[19]、[20]、[26]、[27]、[28]、[29]、[30]、[31]、[32]、[34]、[41]、[50]、[54]、[5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页411；197；95；64；94；30；134；184-85；169；195；64；197；52；214；610-11；412。
[12]李新：〈人民大学“三反”记〉，《百年潮》，1998年第1期，页50-53。
[13]1952年1月8日公安部报告，转引自许蕾；〈政治运动的动员机制——以“三反”运动为个案〉，页50。
[14]新华社：《内部参考》，1952年1月25日，1952年2月1日。
[15]比如陕西省长安县，由于靠近西安，部分村庄农民听说“三反”消息后就自发进行“三反”运动。参见新华社：《内部参考》，1952年2月20日。
[16]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页27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页171。
[17]这个提法，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都没有查到，但在某些地方“三反”史料中，有这样记载。参见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编：《“三反”、“五反”运动。江苏卷》（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3），页131-32。
[21]毛泽东1952年1月21日在薄一波的一份报告上批道：对一些对革命有功、偶然失足情节甚轻者，可以免于处分。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页74。
[33]周而复：《往事回首录——雄鸡一声天下白》（北京：工人出版社，2004），页87。
[35]肉刑的花样非常多，吊打、杠子压什么都用，沈阳有的机关“把老虎放在烧得红红的火炉旁边烤”，一边拿着纸逼着老虎，连叫“写！写！写！”（新华社：《内部参考》，1952年3月1日）。上海文化局机关连续三天三夜不让斗争对象睡觉，直到他们昏过去（新华社：《内部参考》，1952年2月18日）。南京一个洗澡堂的老板娘被店员工人斗了五天五夜，剥光了衣服，跪在放满了雪的澡盆里，头上还要放一个雪团（新华社：《内部参考》，1952年3月18日）。
36、46杨汉基口述（74岁，离休干部，现居山东威海）。曹楠整理。
[37]新华社：《内部参考》，1952年3月18日。
[38]、[39]、[44]、[47]、[56]《“三反”、“五反”运动。江苏卷》，页176；288-89；176；96；121-22。
[40]新华社：《内部参考》，1952年2月7日，1952年3月3日。
[43]新华社：《内部参考》，1952年2月21日。
[45]华东局1952年3月9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上，提出要在“五反”中“使所有资本家无例外地在工人面前过一次关”。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认为这个报告很好。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页350-51。
[48]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页273、275。
[49]新华社：《内部参考》，1952年2月15日。
[51]新华社：《内部参考》，1952年2月22日。
[52]《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页227。
[53]新华社：《内部参考》，1952年3月19日。
[57]、[6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页727；727-28。
[58]参见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页92-93。
[59]《“三反”、“五反”运动。江苏卷》，页239；新华社：《内部参考》，1952年4月23日。
《二十一世纪》2005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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