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5月在上海内山完造寓所前，鲁迅与日本铃木大拙等合影。
70多年来，鲁迅一直被称为“民族魂”、“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中国第一个圣人”。……
而鲁迅所谓的“最唤醒民众，最有思想性”的小说《药》发表于1919年，辛亥革命8年之后。由此人们发现一个现象，鲁迅笔下的中国人没有带有人性光辉的。如果非说有，鲁迅笔下的夏瑜和刘和珍是正面的人物，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最后都死于中国人之手，而且是受残害而死。特别是《药》里面的主人公夏瑜，死得毫无意义，事实上成为“于国不忠，于母不孝”之人，结局十分悲惨，夏母的情况尤其凄惨。
有网友指夏瑜的原型是秋瑾。又有的网友说“有人问鲁迅夏瑜的原型是否是秋瑾，鲁迅没有否认”，人们意识到这是中国语文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中国的语文课本里《药》的主题(摘自互联网)：“首先从作品本身来看。作品的明线也是主线，突出地描写了群众的愚昧和麻木。主人公华老栓愚蠢地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痨病，居然让孩子把革命者的鲜血当‘药’吃，而且对革命者这样冷漠无情，对刽子手康大叔反倒毕恭毕敬。茶馆里的一伙人对革命者宣传革命，‘感到气愤’；对革命者挨牢头的打，幸灾乐祸；对革命者叹息牢头不觉悟，纷纷胡说‘疯了’。革命者被杀害，人们‘潮水一般’地去看热闹。这些都充分说明群众毫无觉悟，麻木不仁。作品的暗线突出地描写了革命者的悲哀。革命者忧国忘家，却被族人告发；在狱中仍然宣传革命，却招来一阵毒打；在刑场被杀，只招来一帮‘看客’；鲜血还被别人当‘药’吃。他的母亲上坟，还感到‘羞愧’，也不理解他为之牺牲的革命大业。可见他是多么寂寞，多么悲哀。”
鲁迅与友人谈到《药》时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鲁迅自己的说法，既符合作品本身的实际，又符合当时他的思想，是对《药》的主题的精当的概括。”
然而，中国的中医药典里没有用人血馒头治疗肺痨的药方，民间也不会有这样的偏方，否则在中国大陆一定早就被发掘出来了。人们也很厌恶这部小说对中国人的负面描写，特别是对夏瑜的描写，死得窝窝囔囔，其母亲尤其凄惨。这样的牺牲是为什么？革命又是为什么？为人子者，还是独子，中国传统认为“百善孝为先”，夏瑜却要自己的母亲处于那种绝境，这样的革命者难道不是太冷酷，太无意义了吗？人们对夏瑜无法产生同情，也不认同夏瑜的“革命行动”。而鲁迅在写这部小说时辛亥革命已成功8年了，距离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秋瑾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已有12年。作为秋瑾的同乡的鲁迅不可能不知道秋瑾的事迹，也不可能不知道秋瑾事迹对当时革命的巨大影响。为什么鲁迅要把夏瑜写成那样呢？而且鲁迅更恶劣的是，在夏瑜死后，周围的人极其冷漠，最多是坟上出现了一个花环，带出了一点点的同情。但实际上当时革命党是有很多同党的，在社会上也有很多同情者和支持者。对于秋瑾的死，不仅是革命党人深感痛惜，就连当时的部分媒体和普通人都对她充满同情，甚至包括当时的知县在秋瑾被俘后，对秋瑾都多方关照，在秋瑾就义不足百日后，竟然为秋瑾殉义而死。最后革命党人陶成章等1908年密遣同志王金发，暗杀了被怀疑出卖秋瑾的胡道南于绍兴某寺为秋瑾报了仇。
秋瑾本可以从容离去，之所以不肯逃离，是决意要以自己的鲜血唤醒民众。用秋瑾的话“可以使革命提前5年成功”，她的死是壮烈的，是有价值的，不是无谓的牺牲，对推动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亲笔为秋瑾女士题写“巾帼英雄”四个大字，并书楹联一副：“江沪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浙江革命先哲褚慧僧先生与秋瑾生前挚友吴芝瑛、徐寄尘女士于1912年在西子湖畔建秋瑾墓和鉴湖女侠祠，特将李钟岳的“神位”祀于祠中，上题“清山阴知县李钟岳之神位”，下书“李钟岳先生，山东安丘县人，秋案中有德于女侠”，以纪念李钟岳保护秋瑾和为秋瑾殉道的悲壮义举。从此，李钟岳与秋瑾两位志士的事迹并垂青史。
秋瑾牺牲后，李钟岳令人购买华丽棺材盛殓，由其婆家扶回安葬于今双峰县荷叶乡境内。后由秋瑾最亲密的两位女友吴芝瑛、徐自华移葬秋瑾于杭州西湖西泠桥边——秋瑾生前选中之地。著名作家王树增在他的“非虚构中国近代历史系列”《1911》中是这样说的：志士们所期望的“以血唤起民众”的夙愿在秋瑾身上体现得格外灿烂。
秋瑾和鲁迅笔下的夏瑜是大相径庭的，鲁迅在辛亥革命成功8年后还要这样来写革命党人，居心何在？！在互联网上搜索“鲁迅与秋瑾的关系”，其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原来鲁迅和秋瑾不仅是同乡，还有过节，秋瑾曾经“判处过鲁迅的死刑”。日本学者永田圭介《秋瑾–竞雄女侠传》一书的问世，则有助于人们明了上述疑问：“作者将日文与中文资料互相对照，对秋瑾在日活动作了比较详细的爬梳，可望弥补国内学者的研究弱项。《秋瑾–竞雄女侠传》把秋瑾的一生放在中日两国的国情演化与中日关系的时代背景下来叙述，更容易使读者把握传主反清革命思想的成因与革命活动的具体内容，还通过运用大量的中、日文献资料，从秋瑾的诞生到密谋反清，对她的一生作了系统的描述。与一般学术论著不同的是，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文学读物，阅读起来并不干涩；与一般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这又是一本可信度较高的传记作品，不是信口开河，漫天演绎，而是一边叙述，一边拷问旧说，交代资料来源，不乏学术参考价值。在充斥我国书肆报摊的人物传记作品中，如此严谨的叙述似不多见。作者还在悉心搜集的基础上，将日文与中文资料互相对照，把秋瑾是如何去日本留学的，又是如何在日本生活和从事革命活动的，都作了比较详细的爬梳，可望弥补国内学者的研究弱项。作者还从资料出发，首次披露某些易为国内学界所忌讳的细节。作者根据日本报刊的资料记载，细述革命文豪陈天华因抗议日本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蹈海自杀和宋教仁、秋瑾等组织追悼活动的经过，云：翌日(12月9日)，留学生们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会上，她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鲁迅)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可见，在如何对待日本政府压制中国留学生革命活动的问题上，自费留学的秋瑾与官派留学的鲁迅、许寿裳等人之间出现过激烈的冲突，这对深入研究鲁迅的生平事迹与早期思想，也是不可多得的资料线索，弥足珍视。为了表明作者不是有意偏袒秋瑾，《秋瑾–竞雄女侠传》还特意引用北冈正子在《鲁迅–在日本这个异文化的国度中》一书中对秋瑾的赞誉，展示这位中华女侠的风采：这位女性，不仅姿色动人，还言谈爽快，令须眉黯然逊色。事情发生后，秋瑾带头四处奔走，在学生中做了大量的说服动员工作，在她身边很快就集结了七八百名学生，她领导学生开展工作，不断激励学生坚持斗争。”
“但是，对于秋瑾的道义之死，鲁迅却始终不以为然。在秋瑾英勇就义十多年后，鲁迅在他的小说《药》中，塑造了革命者夏瑜的形象，以暗喻秋瑾式的革命。革命者夏瑜的血，却被华老栓等愚弱者，当成了医治痨病的稀奇药引，这是怎样一种悲哀。秋瑾式的革命志士，试图以牺牲生命来缩短革命的时日，却不知，活的躯体里的沸腾热血，却被一大群愚弱痴钝的人引颈觊觎着。这样的革命，只能是悲剧结局，而他们的血也就算白白流掉。鲁迅曾在学生集会上说，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在他看来，秋瑾的死，是被她的同志捧杀的，而秋瑾的死也只是满足被捧的虚荣罢了。他还说，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鲁迅直把自己，当成跳出大愚圈子的幸运儿。鲁迅是惯于挑剔的，就算是对另一个古代同乡陆游，鲁迅也有复杂的评价。他对陆游，固然欣赏其文采和爱国主义，但也将他的喜欢夸张，好做豪语归入慷慨党之流，认为要打过折扣，才能见出真价值。因此，鲁迅自己对于战士，或者革命家的虚荣，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开宗明义地说，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我可以呐喊，呐喊是助阵，助威或帮忙，不是冲锋。确实如此，鲁迅曾在革命需要他冲锋的时候，临阵脱逃了。据了解，鲁迅留学日本时，曾参加过光复会，这是一个以组织暗杀，和会党起义为主的反清组织。年轻的鲁迅，曾以其激烈的救国热情，成为这个组织的积极分子。当时的光复会骨干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结果被恩铭的亲兵剖腹挖心。消息传到日本东京，鲁迅在集会上义愤填膺、慷慨陈辞，大有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意思。但是，不久另一个刺杀任务，被派到他头上。鲁迅起初是答应了的，但临行之前又退缩，理由是他有母亲需要奉养。”
鲁迅是个失败者，有智慧，但太消极，所以他所表达的多是谩骂，讽刺，连批评都谈不上。鲁迅就是这么一个悲观的人，一个对自己国家和民族，没有爱，没有激情的人，他眼中的中国，不论如何进步，他得出的结论永远是悲观的，这不是深刻，这是颓废。
人都是要死的，看见一个新生儿，对他的父母说，这孩子会死的，这不是高明。说出来这孩子会怎么死，享年多少岁，因为什么，这才是深刻和高明。人都有一死，为什么要活着？因为人还有一个生活过程，在鲁迅的眼中这个过程是没有意义的。
鲁迅用阿Q来讥讽秋瑾稀里糊涂掉脑袋。被“噼里啪啦拍死的”，是死于“虚荣”。革命英雄主义后面也有心理动机，有情感驱动，如果用这样消极的眼光看，黄花岗72烈士是被忽悠了，都是死于虚荣，都是给被“噼里啪啦拍死的”，就他周树人聪明，理性。鲁迅把中国传统说得一团糟，把所有中国不好的东西，甚至于“中国人放个屁都”会被鲁迅都上升到民族劣根性，以偏概全，而鲁迅笔下的日本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有一个网友说：“中国那时已经很惨了，人民很自卑，鲁迅的东西不是给中国加油，而是雪上加霜，要人民更自卑，以致绝望。”《药》所描述的中国和中国人恰如鲁迅给出的一个惊世骇俗的绝望比喻：“铁屋子”和“一群昏睡而将死的人”。
从秋瑾的事迹中，任何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可以得出结论：鲁迅的《药》是心怀叵测任意虚构的。那时的中国人没有那么差，鲁迅这样的写法根本就是对秋瑾的侮辱和对当时民众的污蔑。中国人现在要做的是提升自己的民族自尊和自信，而鲁迅的东西严重阻碍这一点。
所以，鲁迅的《药》，是戕害当代中国人心灵的毒药！
30年代左倾以后的鲁迅，最令人反感的地方，就是他不断地为苏俄和共产革命中的血腥和残暴辩护。他明明知道苏俄革命和肃反中捕人、关人、杀人，许多人——包括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被整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以致爱因斯坦等世界著名知识分子都表达过非议。然而他却告诉青年们说，象这样对反动派决不怜悯的无情打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为正当的”“正确的战法”，是有“坚强的意志的战士”所不能不采取的斗争方法。
决不对反动派实行费厄泼赖，虽然是鲁迅很早就有的思想，然而这在早期，却是激于血的教训，出于对残暴的反感，其中尚有人道的立场，还不至于公开赞扬革命的残暴。那个时候，他本人对杀人和残暴——不管是“革命”的残暴还是“反革命”的残暴——都保持着极度的反感与不安。后来鲁迅靠拢了苏俄，“费厄泼赖应当缓行论”与阶级斗争理论揉和到了一起，阶级论就压倒了人性论，人道色彩也愈见稀薄。于是，在1933年10月写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中，鲁迅就公开鄙夷人道主义了：“对于慈善者，人道主义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们不过用同情或财力，买得心的平安。这自然是对的。但倘非战士，而只劫取这一个理由来自掩他的冷酷，那就是用一毛不拔，买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钱的买卖。”换言之，他的所谓战士，是完全应该鄙夷人道主义的。鲁迅极为推崇卢那察尔斯基所作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因为这部十场戏剧深刻地揭露了人道主义者——而且是那种奋不顾身的真诚的人道主义者——的反动，“甚至于毒害”。这个剧本当中，在革命之前，吉诃德出于人道立场，用谋略和自己的挨打救出了革命者。然而当革命起来之后，专制者入了牢狱，这位人道主义者又把他们当做新的被压迫者，为之奔走呼救了。吉诃德还谴责那些变成了当权者的革命者，说他们“新的正义也不过是旧的正义的同胞姊妹”，指革命者为魔王，和先前的专制者同等。鲁迅告诉青年人说，象吉诃德这样的人道主义者，起的作用极坏，乃是帮着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放蛇归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
作为吉诃德的对立面，鲁迅最欣赏的是剧中革命者德里戈为革命后的专制和残暴所作的辩护：“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你看这把剑——看见罢？——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去杀人，我们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你的老脑袋要改变是很难的了。你是个好人；好人总喜欢帮助被压迫者。现在，我们在这个短期间是压迫者。你和我们来斗争罢。我们也一定要和你斗争，因为我们的压迫，是为着要叫这个世界上很快就没有人能够压迫。”——这就是典型的苏俄理论：只要是为了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今天的任何“专制”、“镇压”和“杀人”都是应当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逼，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中更是绝不能听吉诃德之流的废话。对此种理论，鲁迅表示了高度的赞许，认为“最为正当的”：“德里戈的嘲笑，憎恶，不听废话，是最为正当的了，他是有正确的战法，坚强的意志的战士。”
指出了此点之后，鲁迅结合苏俄大规模肃反的背景，指出吉诃德这样的人，虽然并非整个是现实所有的人物，然而却确实存在，象托尔斯泰派、罗曼罗兰、爱因斯坦都是，甚至高尔基也一度犯了吉诃德式的错误，附和着反动派的种种谣诼，非议革命的残暴，并且帮助反动分子者逃亡。
鲁迅叹息，象德里戈那样为专制和镇压所作的辩护，以及象他对反革命者的凶残和兽性所作的预测，在当时世界上人们未必相信，因为他们以为一党专政的时候，总有为暴政辩解的文章，即使做得怎样巧妙而动人，也不过一种血迹上的掩饰。鲁迅提出的第一项证据就是：“然而几个为高尔基所救的文人，就证明了这预测的真实性，他们一出国，便痛骂高尔基，正如复活后的谟尔却伯爵一样了。”鲁迅的这种理论，可以一字不改地用来为苏俄与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作辩护。
当年新生的苏俄，有许多文学家受到迫害，以致丧命，鲁迅并不是不知道。左倾之前，他就很同情横死的苏联诗人诗人叶赛宁。这位写出了许多优美田园诗的伟大诗人，革命后遭到残酷迫害，被人拷打以后吊起来，伪装成自杀身亡。然而，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鲁迅却告诉青年人，叶赛宁之死，不是因为革命的残暴，而是因为他自己跟不上革命的形势；鲁迅告诉青年人说，叶赛宁这样对革命失望的人，以后也有可能变成反动，“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他教育青年要改造思想，以免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
许多在国民党统治下敢于站起来反抗的人，怎么一到苏俄那里，面对形形色色的整风和迫害，绝大多数人都不敢挺直腰杆来，反而想方设法去改造自己的思想了？这跟当年鲁迅这样的大文豪，帮着苏俄灌输给他们这种远恶于传统专制的赤裸裸的极权理论，有没有关系？！
鲁迅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钦点的中国现代第一文圣人。伟大领袖1940年为他盖棺论定的时候，称他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是最正确的、最勇敢的、最坚决的、最忠实的、最热诚的”，毛泽东一口气用了三个“伟大”七个“最”。
以下是鲁迅的部分语录：“我向来不惮于用最险恶的用心揣度中国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挣到过‘人’的价格，最多不过是奴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确是数见不鲜的”；“凡有来到中国的，尚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鲁迅留学于日本，受到日本的深厚影响，几乎完全接受日本人的中国观。鲁迅曾多次引用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支那人气质》一书，其中论列中国人“特质”达26条之多，绝大多数与日本人的“支那观”、“中国印象”如出一辙。鲁迅影响最大的两篇小说《狂人日记》（1918）、《阿Q正传》（1921）背后，来自日本的“中国国民性”和“支那特质”何其清晰、纯粹。在解剖和抨击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时，鲁迅惊世骇俗的绝望比喻“铁屋子”、“一群昏睡而将死的人”以及将全部中国历史简略为“吃人”二字，又是何等地道的日式白描、何等炼达的日式修辞。
鲁迅所谓的“最唤醒民众，最有思想性”的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辛亥革命7年之后；《药》1919年，辛亥革命8年之后，根本谈不上“开启民智，唤醒民众”。《狂人日记》是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受害妄想来影射中国的历史，中国人中有精神病患者，不等于中国人都是精神病患者，在法律上精神病患者没有行为责任能力，所以法律是不采纳精神病患者的证词的。鲁迅倒好，拿精神病患者来忽悠正常人。
国民党政府于1928年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也获得了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党政府宣布，根据孙中山革命理论的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转到经济建设为主。1927年-1936年被国民党政府称成为黄金十年，十年中，中国的工业增长率达8%以上。对这十年有极端不同的看法。正面的看法认为，在恶劣的环境下，当局在农田水利、电力、矿业资源开发、化学工业、重工业的振兴等等，几乎每项对国家进步有关的事都在马不停蹄地齐头并进中。仅仅在1931-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创下民国以来第一次经济奇迹。同时交通事业的发展尤为蓬勃，除电讯、邮政快速成长外，铁路修建达2万余公里，公路增开了8万多公里，民航空运在这十年间开辟了12条航线，长1万5千多公里。并且在这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整个国家一直都还在动乱之中，前五年北伐、中原大战、九一八，后五年剿共、宁粤分裂、闽变，几乎天天都在打仗，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能有这些成就，说明新兴的共和国里是有自强不息精神的。
而鲁迅在国民政府内忧外患，政权并不巩固之际，痛骂当时广为人民拥护的新兴的国民政府。国民党腐败肯定有，但应该比以前的北洋军阀政府，腐朽末落的满清政府要好得多了，而且当时国民党内忧外患，也根本来不及腐败。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后，国民政府军事重点北移应对日本的军事行动，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于1931年11月7日，利用日本侵华，国军后方空虚，中国工农红军在国军后方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来扩大所谓的根据地。鲁迅生命最后的8年是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最艰难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的危机关头，这一时期救亡先于启蒙，然而鲁迅以所谓启蒙的名义严重打击中国人民的士气。鲁迅在那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当时有很多民族败类、流氓政客，他一概不攻击，专门攻击梁实秋这样的老实人和相当开明和进步的的中华民国政府。中日战争中有多少“砍头示众的材料”——英勇的中国的普通士兵为国捐躯，鲁迅却没有写一篇悼念他们的文章来彰表他们的事迹！！
关于鲁迅作品的选材，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笔下的中国人，自私，懦弱，猥琐，残忍，愚昧。而且放大到整个民族，整个历史，全部的文化。在那个年代，在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不幸的人，在西方的这一类的小说中，如《悲惨世界》一类的总还会有几个具有人性光辉的人物。然而在鲁迅的笔下，中国人好像都不配活在地球上，“都是砍头示众的材料”。
鲁迅不批评当时的流氓，军阀，也不批评日本人，而是专门中国文化如何坏，人民多么愚昧，多么无可救药。然后和日本人，苏俄人打得火热。鲁迅最恶劣的是，所有的当权的权贵他都不得罪，一味乱骂传统。鲁迅还有一个本事，就是“时间差”把握的非常好，那个时期政治风云变幻，“城头变幻大王旗”。满清时，他不骂满清，骂老百姓“都是砍头示众的材料”，他也不骂革命党；辛亥革命成功后，他骂满清，不骂北洋军阀，也不骂国民党；袁世凯死了，他骂北洋军阀，不骂国民党，也不骂其它军阀；北伐成功了，他骂军阀，不骂国民党也不骂苏俄；日本来了，国民政府风雨飘摇，他骂政府不骂苏俄，也不骂日本人。上海人有一种描述投机的说法叫“烧冷灶”，鲁迅只要有冷灶，他烧得一个不拉。他也敢“捣热灶”，看哪个灶快灭了，第一个冲上去猛捣一气。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他到现在都不会写文革的题材，他只会写1949年以前国民党如何如何坏，人民如何如何愚蠢。
鲁迅翻译过托洛茨基、高尔基的某些作品，所以可以肯定鲁迅应该对苏俄革命相当了解，然而鲁迅对斯大林/苏联共产主义很是推崇，反而对美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深恶痛绝。毛泽东和苏俄之所以喜欢鲁迅，是因为鲁迅把中国说的一无是处，一团漆黑。马克思的学说产生于资本主义早期，其学说的主体是工人阶级。而鲁迅所处时代中国还是处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主要还是封建时代，鲁迅的价值是搞出来个中国版的马列学说，最后被毛泽东发展成为土改和斗地主理论依据。毛泽东捧鲁迅的目的在于表明：1、夺取政权有合理性：是为了砸烂万恶的旧世界；2、掌权以后，毛泽东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权，人民最幸福。
鲁迅的世故远高于他的深刻。他的偏激，晦暗使他不可能成为一个思想家。单纯从文学角度，鲁迅的作品有可取之处，对于中国古代的批评有正确的地方，但不应该全盘否定中华文明。文明是物质的，文化是精神的，历史是既成事实，无法改变，只可尊重历史，无法否定历史。对于古代史的评论主要应该横向比较，不能拿当代的先进国家来进行纵向比较。
鲁迅被很多人捧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第一文圣人。然而鲁迅对中国文化毫无建设性的贡献。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这样的思想家？！甚至于一些思想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印度，阿拉伯世界，西班牙帝国和俄国，没有一个思想家如此憎恶自己的母国；但鲁迅笔下：“中国是4000年吃人的历史”。
鲁迅所谓的思想主要源于日本人对中国的思考，这就比如，犹太人用希特勒的理论批犹太民族的劣根。日本人意图灭亡中国，他们理所当然地要去发掘中国人的弱点和丑恶的一面为他们全面侵华做理论上和道义上的准备。而鲁迅作为一个中国人，全盘接受日本人的中国观，并把中国人的毛病提升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就好比一个医生，凡是病人找他看病，他的诊断一概是绝症，治疗方法一概是回家等死，在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圣人？！中国人的善良，坚韧，奉献牺牲精神什么时候都有，但在鲁迅的笔下没有。
经过几十年瞎折腾，那些中国的传统美德在当代是少之又少了。中国文化的糟粕是以法家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和封建皇权下的国家主义，而精华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孔孟之道，是仁，义，礼，智，信，孝，悌，勇，礼，节，让。批评了孔孟之道，在现代中国还剩下什么？！
“建房子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烧房子只要一根火材”。烧房子不是本事，鲁迅有多少建设性的东西？鲁迅彻底否定中华文明，偏激阴暗，不是要国人自省，学会“直面惨淡的人生”，而是起到了打断国人脊梁，要国人自卑，软弱的作用。
所以鲁迅，散文是一流的，杂文是二流的，译文是三流的，人品是四流的。
2012-08-31
第一国际日内瓦会议代表合影
罗伯特·欧文
1886年秣市惨案纪念画：罢工工人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
19世纪70年代，位于澳大利亚新洲的金矿与7位矿工
1913年，福特公司高地公园厂中的流水装配线
朝鲜建筑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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