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小舰队”的说法从何而来？

1987年11月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在当时大概算得上是中共中央最为精干的一个正部级机构，全部研究人员、行政人员，加上司机也不过30人。中共十三大以后，它在鲍彤的带领下，除了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提出的各项措施的落实，了解和掌握全国政治改革的动态，并进一步研究改革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以外，还承担和参与了中央许多文件的起草工作，这其中包括了为总书记赵紫阳起草许多讲话和几次中央全会的报告。与此同时，它还要对中央各部门起草和准备下发的许多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关的文件进行讨论和提出修改意见。这样多的工作，对于仅有不到20个研究人员的机构说来，压力很大。

工作的压力尚可承受，但是许多无形的政治压力，也随着1988年底治理整顿开始以后高层政治形势的变化、“倒赵风”的刮起，开始向鲍彤和他的部下们压来。这种情况，不能不说与鲍彤身上有强烈的赵紫阳色彩有关。

鲍彤从1980年赵紫阳调到中央工作开始，就一直担任赵的秘书，“总理办公室负责人”。中国领导人的秘书，实际上就是领导的幕僚。在1989年6月以前的那些年里，他为紫阳起草了大量的讲话和文稿，特别是主持十三大报告的起草，让他更是才名鹊起。十三大前，曾经有人向中央七人人事小组提名鲍彤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赵紫阳没有同意。赵紫阳后来曾经对鲍彤说，一直让你做秘书是个失误。要是早点像张岳琦那样安排就好了（张在任赵紫阳秘书的同时，兼任中办副主任）。意思是说不应该让鲍彤一直做他的秘书，让鲍更多地带有了赵的个人色彩。十三大后，鲍彤虽然不再是赵个人的秘书，但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这个职务，仍然把他与已经担任了总书记的赵紫阳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许多人眼里，他就是赵紫阳的政治智囊。由鲍彤担任主任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被赵紫阳的政治对手们划到了赵的圈子里，将其视作为赵紫阳出谋划策的政治参谋班子，成为赵紫阳政敌们的眼中钉。

在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的“清查清理”当中，被派到中央政改研究室的清查工作组曾经听到过一个说法，说年初的时候，鲍彤的部下自己就说中央政改研究室是赵紫阳的“小舰队”，工作组如获至宝，他们试图以此来证明“坏人”鲍彤与赵紫阳不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中央政改研究室是赵支持和操纵动乱的一只“黑手”。当然，后来查清的事实证明，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赵紫阳既没有支持动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也不是什么“黑手”，而是为中央做具体工作的中共中央正式机构，与“小舰队”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
“小舰队”原本是文革后期的政治术语，是指林彪之子林立果当年组织的“以武装夺取政权”为目标的小团体。据1971年11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及其附件的说法，林彪当年为抢班夺权，建立了两套班子，一套是由其铁杆部下，把持“中央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组成的“大舰队”，一套是其子林立果组织的“小舰队”。小舰队由林彪和林立果的死党及一批秘密据点、若干“分舰队”组成，其目标是以武装手段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谋害毛泽东，篡党夺权。

那么，把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比喻成赵紫阳的“小舰队”，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在这个“传说”的后面又有些什么背景？笔者后来在与此事有关的唐欣、陈小鲁（原任中央政改研究室社会局的正、副局长）的多次探究中，大致梳理出了它的来龙去脉。

1989年下半年，“倒赵风”刮起来以后，开始有一些对鲍彤领导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负面的议论在中央机构内流传，其中最恶毒的说法，莫过于说中央政改研究室是“赵紫阳的小舰队”了。这说法最早起源于何处已不可考。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中，最早听到这种说法的是陈小鲁。笔者曾经就此问过陈小鲁这个说法的来源，陈小鲁回忆说，‘小舰队’这个说法是从外边传过来的。记得当初是一个朋友和他谈起的，但是不记得谁说的了。他听到后，曾经和唐欣在室里议论过。

据唐欣回忆说，陈小鲁在和他在议论这件事时，陈还谈到了政改研究室副主任周杰说过的一件事，十三大后，有一次胡启立要出差搞调研，其中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一些问题。启立说要带几个人，周杰就向启立建议说，是不是叫中央政改研究室调两个同志陪你去。胡启立马上说，政研室的人我不带。周杰跟小鲁说，你看咱们这儿都成了人家不敢碰的地方了，老虎屁股摸不得，这很危险。

就在陈小鲁和唐欣议论过“小舰队”这个说法后不久，11月5日，中央政改研究室准备做1988年的年终工作总结，开了一次全室人员的“民主生活会”。鲍彤因事不在，由秘书长陈群林主持。在这个会上，社会改革局局长陈小鲁把“小舰队”这个说法“捅”到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桌面”上。

陈小鲁在2010年回忆这次会时说：“领导要听意见。秘书长就说，开个会，大家提提意见。当时我提了三条。第一条是说，我们是中央的一个政治机构，不能光为紫阳一个人工作。大致是这么个意思，讲得比较委婉，没那么直白。因为当时政治局一位常委到东北调研，当时决定中办派一个人，政改研究室再派一个人。可是，这位常委没带我们室的人，退回来了。当时我们就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就是认为你们是紫阳的人。你说这是个什么问题？老鲍平常跟赵紫阳是单线联系。紫阳经常出题目嘛，这样我们就好像成了一个直属赵的机构，这就不太正常。第二条是讲，我们是一个研究机构，不是一个写作班子，不能光给领导写讲话，我们得研究点问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么大的课题，我们现在是流于应付。第三条就讲，弄不好啊，我们就成了‘小舰队’了。我当时就用了‘小舰队’这个词。因为当时确实已经有人说我们是‘小舰队’了，而且不是一般人，是党内一些高层人士、一些权力部门说的这种话。这就是党内矛盾的反映。”（陈小鲁：《回忆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经历》，载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版）

唐欣在这次会上也发了言。唐欣在六四过后的1989年10月27日，就此事写给中央清查小组的回顾材料中，谈到了他的这个发言。材料中说：这次会上“我和本室其他发言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对本室近一年的工作是肯定的。我个人对室领导的主要意见是，精力过分集中在起草文件之上，对研究工作协调抓得不够，我因此提了几条建议。”唐欣说他在发言中也提到了周杰说到的胡启立出差不愿意带中央政改研究室的人这件事。唐欣在这个材料中还说：“小鲁和我议论此传闻时，共同感到我室对外给人造成是某个中央领导‘私人班子’的形象甚值得忧虑。据此，我在会上讲了必须注意对外形象，不要给人造成我们是某某人的‘小舰队’的印象。”在这个材料中，唐欣针对工作组调查的“研究室内部就有人说自己是赵紫阳的小舰队”这个说法，澄清说：“我以上讲话，本意并非认为我室就是‘小舰队’，而仅是担心让外人误解罢了。我的这些意见，主要源于本室主要精力过于集中在起草文件、讲话，给人形成似是‘秘书班子’之形象。因此，我主张加强政改研究室的协调工作，并提了三、四条具体建议。”

这次会后，那天秘书长陈群林向鲍彤汇报了会上大家的意见，特别是“小舰队”这个说法。鲍彤感到事情有点严重。他专门找陈小鲁、唐欣了解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他又组织大家开了一次会，听取大家的意见。这次会，笔者由于出差没有参加。据唐欣后来回忆，在这次会上，鲍彤并没有把“小舰队”的话点出来，只是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要搞，但我们室就这么大，就这么多人，我们还担负了其他部门的几个课题，中央这些文件要起草，总书记那边的事，还有其他一些事我们都要管，那么你们看，我们其他的还能做些什么呢？

在后来的一次会上，中办副主任兼研究室副主任周杰也谈了他对研究室工作安排的想法。他说，我们的任务应该排列一下。中央交办的任务和本职工作，这都是要坚决完成的。研讨小组那时候，那一年多当中的工作就是这么搞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我们起草文件，5・13讲话（指赵紫阳1987年5月13日将当时进行的反自由化运动扭转到改革开放上来的重要讲话）以及十三大报告，这是在全局上都起了重要作用的。今年我们又搞了两次全会的报告，明年还有两次全会，建国40周年还要有讲话，这些都要放到第一位。政改工作是全局工作当中一部分，起草文件也是全局性工作。要把握好全局，把全局的事情搞好，政治体制改革也要协调好。

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确认，“小舰队”这个说法，是从外界人之口传到中央政改研究室的；陈小鲁、唐欣等人在室内会议上郑重提出这个问题，意在解决室里的研究和起草文件、讲话的平衡协调，以改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防止供人口实，以此攻击赵紫阳和鲍彤。但是，当时中央政改研究室就那么10几个人，10几条枪，顾此失彼也在所难免，这也是让研究室领导感到十分无奈的事。
1989年初，又发生了一件与“小舰队”的说法有关的事情。这次的说法，直接来源于曾经主管的中央意识形态方面的最高领导人，当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胡乔木。

唐欣向笔者回忆说，“1989年3月，胡乔木要到美国去做一次学术访问，美国人希望乔木讲一讲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机制。为了起草这个演讲的讲稿，他就想起了我。因为父一辈的关系（唐欣是前冶金部部长唐克之子，其父与胡乔木熟悉），我和乔木一家都很熟，他的儿子胡石英、女儿胡木英也都是我的朋友。乔木就叫胡木英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去一趟。时间大概是1989年1月吧。我去以后，乔木对我说，这次叫你来，是请你帮我起草一个到美国去的报告。我说，可以。您想怎么讲，和我说一说，我帮您整理一下。我就开始做记录，他就从头开始讲他的想法，中央整个决策机制是怎么回事，实事求是地讲得非常详细。我把他讲的都记录下来，回去后整理了一个大概十几页的讲话稿。这件事我回来后和我们局的局长陈小鲁说了，小鲁同意我帮乔木起草这个稿子。”

唐欣说：“稿子整理完了以后，就送给了乔木。过了几天，胡木英打电话要我过去。那天我是约了陈小鲁一起去的。我们一进屋，看到乔木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严肃。在他旁边还坐着有林。有林曾经是我的上级，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分管信访局的，后来调到《求是》杂志当总编。乔木见到我，劈头就问，说小唐我让你给我起草的东西，你写的这是什么？我十分惊诧，稿子明明是按照他讲的记录整理的，怎么怪上了我？胡木英在旁边捅我肩膀，意思是别说话，听着。我就那儿一声不吭地听着。胡乔木说，你现在是不是在鲍彤那里工作？我说是啊。他问，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我说我是社会改革局的副局长。他说，你不是搞政治体制改革吗？你写的这个，我到了美国能这么讲吗？唐欣对笔者说，你说我当时能说什么，他那么大年纪，又是父辈，‘德高望重’，我只好听着。说着说着，这个老头就把火发到了我的工作单位中央政改研究室头上。胡乔木问我，你们研究室有多少人？我说，大概20来人吧。胡乔木说，你们是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就应该搞政治体制改革的工作。可是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不知道你们室做了些什么，也没看到你们有什么让人看得见的成绩。你们叫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这个名字，就是向全党、全国人民的一种许诺，你们没做出什么成绩，将来怎么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代？你回去告诉鲍彤，政治不是玩的！是很严肃的事情。搞不好，你们要变成‘小舰队’的，你知道吗？说完，胡乔木还要我和陈小鲁把他的话转告鲍彤。”

唐欣对笔者说，“乔木的这句话让小鲁和我都十分震惊。小鲁回来后，很快向老鲍做了汇报。那天，胡乔木之女胡木英随我们从乔木那儿一起出来。我说，木英，我写的东西明明都是他说的，现在，这老头怎么变了？木英说，人老了，不知道又搭错了哪根筋，你别放在心上。我后来分析，胡乔木改了主意，并且说了这番‘政治不是玩的’和‘小舰队’话的原因，应该不会是空穴来风，更不会是他自己的发明。也许是他最近听到了一些对鲍彤和政改研究室的议论。当着有林的面来否定我起草的稿子，又对我们讲这些话，也是在表明他的政治态度。”

1988年9月“物价闯关”（指当时中共中央拟进行的价格双轨制的并轨）中止之后，赵紫阳开始承受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党内保守势力开始在高层掀起一股“倒赵风”，许多有关赵紫阳身边这个参谋班子的说法在此时产生和流传，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对这个由鲍彤率领的政治智囊班子，早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反“自由化”时期，保守势力的大佬们就已经很是看不顺眼，认为这些人给赵出了许多坏主意。十三大之后，这个班子成了中央的正式研究机构。他们认为，这个机构已经成了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策源地，对赵紫阳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实际上，这完全是在戴着政治的“有色眼镜”看问题。
无论是在1987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期间，还是在十三大后，鲍彤领导中央政改办以及后来的政改研究室所做的工作，都是按照赵紫阳和中央的部署进行的。鲍彤和他的部下们或许可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提出过一些工作上的建议，但说到对赵的政治立场和主张有多大“影响”，那完全谈不上。赵紫阳是一位有长期政治斗争经历和丰富政治经验的成熟政治家，他所提出或是认可的政治主张，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赵紫阳之所以会重用鲍彤，不是因为鲍彤能给他出主意，而是赵认为鲍彤的思想观点与他本人有强烈的一致和共鸣，鲍彤和他的部下所做的工作能够充分地体现他的思想和主张。

鲍彤后来对笔者回忆，在赵紫阳担任总理，主持经济体制改革那段时间，有一次紫阳曾经和鲍彤说，我知道在一些政治观点上我们并不完全一致，但在经济改革上，我们完全可以合作嘛。后来紫阳当了代理总书记，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紫阳又对鲍彤说，以前我说过，咱们是可以在经济改革上合作的。这回，咱们也可以在政治改革上进行合作了。“合作”这两个字，确实可以概括赵紫阳与鲍彤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光明正大的。那种以“阴谋论”的眼光去解释赵与鲍的关系的看法，完全是持这种看法的人自己的阴暗心理在作崇。

但也正因为如此，党内保守势力此时要“倒赵”，他们首先必然要“倒鲍”，那么，说“政治不是玩的”，以“小舰队”的说法往鲍彤和他的部下们身上泼污水，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党内高层中一些人听到了这种说法，为了避嫌不想过多与中央政改研究室打交道，也是十分自然的。

鲍彤、周杰和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在听到党内和社会上流传的这些说法之后，开始有意识地在工作方式上做了多方面的调整，以减少供人攻击的口实。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亡羊补牢。当时是“羊”虽未“亡”，“牢”也在“补”，但实际上都已经无济于事。党内的保守势力已经打定了主意要搞赵紫阳下台，在他们看来，“鲍彤是坏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小舰队”的帽子无论如何是摘不掉的。赵紫阳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六四”以后，王震曾“说我是反革命，是小舰队后台”。这话表明，“小舰队”这个说法在中央高层中已是流传甚广。无论你工作如何做调整，都已经不可能改变他们的看法和说法，因为，“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