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赵紫阳与80年代政改的历史遗产

80年代中国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存在邓小平与赵紫阳两条“政治体制改革路线”，但改革的方案设计和实施实际上是在赵紫阳的主持下进行的。中共十三大报告第五、六两个部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主要内容，以及十三大以后赵紫阳提出的加强廉政建设、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和民主政治新秩序等思想，都体现了赵紫阳对当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认知，构成了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丰富内涵。虽然在当时的改革实践中，这些内容有些得到了贯彻，有些未来得及实施，有些被歪曲以至篡改，在1989年六四后又大多倒退回到原来的起点甚至更糟，但它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改革方案和内容体系，是赵紫阳留下的政治遗产的主要部分，对于推动今日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仍然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和赵紫阳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丰富的、多方面的。如果要对其主要内容进行一个概括，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说：就是以民本主义、民主主义为基本政治理念，通过和平转型和逐步过渡的方式，完成中国从极权政治向宪政民主的转变，从一党独裁向现代政党政治的转变。

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明确地说：“当时总的想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改变，但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另外，人治的问题要改变，真正做到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他说，“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我那两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总的观点”（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2－293页）

当年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有一条最基本的内容，叫做党政分开。赵紫阳主张的党政分开，与邓小平的党政分开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以实现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为目的的，其基本涵义，是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是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实质上，就是要解决共产党凌驾于宪法、法律和国家政权之上的问题，解决实际上存在的共产党中央决策和宪法名义上的全国人大和政府决策这样两个决策中心的问题，实现国家权力重归人民代表大会。赵紫阳和他的主要助手鲍彤提出的撤销党委中与政府重叠的部门，撤销各级行政、司法机关中的党组，撤销各级政法委，实现党的组织属地化，把国家公务员分成政务、业务两类，中共组织部门不再掌握政府系统人事大权，改革人大选举制度，逐级实现真正自由选举等等，无一不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顺理成章的就是在开放人大中实现党派活动、党派竞选；权力重归民意机关及其选举出的行政、司法机关；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要受到民意的制约，也有下台的可能，也要实现党内的民主化。只不过，后面这些内容，赵紫阳、鲍彤们都已经意识到了，只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说出来而已。

遗憾的是，赵紫阳提出的这些改革措施，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只有撤销党委中与政府重叠的部门、撤销各级政府机关中的党组、撤销政法委等得到了部分实施。“八九”之后，不但这一切又退回到了历史的原点，已经推进了的改革也成为赵“搞自由化”的罪状。

赵紫阳一生的两次“大彻大悟”

在当年那场改革已经过去20多年的今天，有人仍然不能正确理解赵紫阳和鲍彤们当年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涵，不能正视赵紫阳与邓小平的政治分野，没有看到，或是不愿看到赵紫阳已经开始冲破共产党的传统体制、观念，开始逐渐转变为一个民主主义者这样的事实。

赵紫阳与胡耀邦都是中共党内改革力量的杰出代表，都认同普世价值，但他们也有不同。这个不同，最大的一点，就是赵紫阳在他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实际操作的那几年，已经开始逐步跳出了中共传统体制和观念的束缚，逐渐开始认同现代政治理论和观念，认同宪政民主和现代议会制度。而胡耀邦则缺乏认识这些问题的机会和历史条件。笔者的这一判断，根据就是赵紫阳和鲍彤当年提出的那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研究当年政治体制改革留下的那些资料，可以看到其中大量的向宪政民主发展的政治指向。党政分开、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在人大中开展党派活动、改革选举制度、发展基层民主、实现社会团体自主化、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法律化、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实现和保障司法独立等等，无一不是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发展的第一步。鲍彤当时就曾经说过：“十三大的方案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是改革的第一步。”只要走出了这第一步，后面的东西就呼之欲出了。

如果说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过渡，或许当时还只是赵紫阳和鲍彤们脑子里的一个影子，他们还没有直接意识到，或许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党内复杂的政治环境，他们还无法明确、直接地表达出来的话，那么在赵紫阳的晚年，他经过对自己一生，特别是对他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以后及此后15年的反思，就得出了明确的结论。

赵紫阳的一生，曾经经历了两次大彻大悟。第一次，是他经过十年文革，对中共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进行反思之后，从忠实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变为一个以人为本的民本主义为思想特征的改革者。这个时候的赵紫阳，还没有完全跳出共产党传统意识形态的框框束缚；第二次，是他经过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改革实践，特别是经过1989年的那场巨变，使他从体制的改良派转变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在他的晚年，离开了政治权力核心之后失去自由的15年中，他对自己的一生，对他所为之奋斗了几乎一辈子的这个党和这个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反思。他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6、297页）

渐进式改革是赵紫阳政治改革思想的一大特征

但是，赵紫阳并不认为中国可以一步就可以跨越到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而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他认为，“根据中国的情况，在过渡期，为了能过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仍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出发点，一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二是有利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顺利地过渡到比较成熟的文明的民主政治体制。也就是说，第一不可仓促、冒然地全部搬过来；第二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绝对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防止任何不利于甚至阻碍向这个目标前进的倒行逆施。”（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8页）赵紫阳还说：“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第178页）

关于如何实现向现代政治和议会民主转型的问题，赵紫阳还说：“关键是共产党领导集团有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信念，然后再因势利导，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行。但是也不能完全靠执政党的自觉，必须有社会舆论各方面的推动；也不能一切都不动，完全等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备了条件，在哪一天来宣布实行议会民主政治。这应该是一种渐进的逐步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政治体制上不断改良、改进，使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究竟如何过渡，我在前面讲的改进共产党执政方式所列举的那些内容都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在初期阶段。”（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8－299页）

赵紫阳主张的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是他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一大特征。这一点，在他当年主持改革研讨时，态度就十分明确。研究当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七次会议记录，特别是鲍彤领导的中央政改办的讨论记录，可以看到，近年来我们在政治改革讨论中经常提到的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党派政治等问题，在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研讨过程中都讨论到了。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纳入方案时，就要有取有舍。

在两难的选择中，政改方案的研讨者们不得不首先选择服从于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考虑到党内高层的承受能力，先把现在要做的而且能做的提出来，将来才有条件做的先不去讲，留到十年后再讲再做。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向前走一小步，但只要这个步子迈出去了，这一小步就可能会成为中国向民主社会转型的一大步，就有可能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造成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现在走出这第一步，几年后下次党代会上再走下一步可能就会阻力小很多，而再下一步可能就更好走一些。应该说，对这种逐步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赵紫阳、鲍彤和政改办的大部分同事们在当时都是明确的。

当年赵紫阳和鲍彤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时期，就曾经设想过，经过三至四届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整个国家体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变。赵紫阳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谈的想法与他在当年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时的主张，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

向宪政民主转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从19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被中止至今，20多年已经过去了。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政治改革的缺位，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极端化发展，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绝对控制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重。虽然在发展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经济上的市场化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化，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出现了体制性的腐败，导致了权力的市场化、资本化和私有化，权力腐败加速，权贵利益集团的形成；贫富鸿沟扩大，权贵贪婪掠夺，官员腐化堕落，社会矛盾加剧，群体事件此起彼伏；民众的维权意识、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日臻成熟，互联网等新传播手段越来越被民众所广泛利用，形成越来越巨大的舆论场；国内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完全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并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当局的经济和政治决策；中共的执政基础和政治合法性经过不断流失已经所剩无几，进入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中国开始进入“维稳压倒一切”的准紧急状态。与此相适应，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迅速向党国一体化的维稳体制演变，集权程度更加趋向极端。当局拒绝政治改革而实行的维稳政策，加剧了公权力与民众的矛盾，这种矛盾在许多地方开始走向对抗。

这些情况，赵紫阳生前都看到了，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及宗凤鸣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等书中也都有记录。赵紫阳认为，这种情况表明，现阶段执政党所坚持的“经济上放活，政治上收紧”，以经济发展代替政治改革的政策完全是一条死路。通过政治改革，实现中国社会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转型，是唯一的出路。赵紫阳的这些看法，不能不说是诛心之论。

向民主化社会转型，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然和迫切要求，但是这条路怎么走，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和各派政治势力能否形成基本的共识。为了减少国家、民族、民众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动乱造成的痛苦和损失，避免由此产生的经济上的滑坡和国力上的倒退，应该承认，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做法，和赵紫阳所主张的由体制内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政治改良，是实现向民主化转型的一条社会成本最小的道路。

赵紫阳认为，能否实现向民主化的和平转型，关键在执政党。世界上许多国家进行民主转型的经验表明，由执政者主动进行政治改革，果断放弃集权体制，是有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也有可能得到成功的。1980年代台湾、韩国等向民主社会成功转型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陆1980年代那场由赵紫阳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也为执政党主动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当然，顽固坚持极权统治，拒不进行民主改革的当政者也有许多，但其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民众和历史所抛弃，这种结局，也是有目共睹。

六四过后的1989年6月23日，在为罢免赵紫阳总书记职务“履行正式手续”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赵在他的“自辩发言”中，对这个国家的政治改革讲了一段话，值得引在这里。赵紫阳说：“一党领导必须能够解决民主的问题，能够解决对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消极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败现象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一党领导才能增强生命力。因此我想我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办法去解决新问题。例如，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完善并改进选举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用具体法律来保证和规范言论自由，允许经过合法申请和批准的游行，等等。总之，要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享受到真正而切实的民主和自由。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增强对人民吸引力、凝聚力，它的优越性才能更加显示出来。因此，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就必须适应在民主和法制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和生活。适应民主，意见纷纭，表面上是‘乱’。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范围内的正常的小‘麻烦’，就可以避免大乱。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今后，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而且，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因为我看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党的地位已经大为削弱的时候去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难控制。我想，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地位相对巩固的时候，主动地去搞民主建设。这样就可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发展一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当然既使这样做，在民主和法制建设过程中，仍然会有一些痛苦、摩擦、甚至震荡，但这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危机，在我们党经过一番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更加适应新时代要求以后，将会以崭新面貌，朝气蓬勃地率领全国人民前进，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赵紫阳：《关于‘六四’事件的自辩发言》，载《改革历程》第367－368页）

这段真诚、平实、在理、发自肺腑、真正为共产党着想的话，值得每个中共党员，特别是对中国未来尚有责任心的中共领导人认真读一读，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