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使用火药比西方人“早几百年”，而西方人只花了一百多年就造出比中国厉害得多的火炮，是中国人特别热爱和平，还是西方人开挂了？文：赵新宇
70多年前，鲁迅曾发表过一句感慨：“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
此后至今，每当人们讨论“国民性”、“屈辱的近代史”之类的话题，这句话都会反复出现，仿佛从东西方火药应用的差异入手，即可参透各文明发展不均等的天机。
然而，火药、枪炮与爆竹的历史不是像鲁迅唏嘘得那么简单。西方人的火药应用并不晚于东方人太多，而古代的中国人也绝非一味热爱和平，以至于耽误了军械研发，不得不任由西方人纵横于近代世界。
中华火药史前史
一般认为，火药发明于隋末唐初的东亚。也有些当代人出于民族自豪感，将早至东晋时期的炼丹家葛洪封为火药的发明者。鲁迅的感叹和许多人的困惑都由此而起：既然中国拥有火药比欧洲早了至少500年，那中国人怎么没早造出枪炮弹药来？
事实上，古代发明很难确认具体时间，而且古书上记载的“火药”，与后世打仗开矿的火药也不全是一回事。
早在东汉年间，便出现过把含有硝、硫、碳的物质混在一起炼丹的方子，但当时是用水炼而非火炼；葛洪虽然前进半步，采取了把硝石、猪大肠、松脂和雄黄放到一起火炼的炼丹法，但根据记载，似未造成爆炸或爆燃的效果，很难称得上是火药的起源。
唐初火药则是将等重量的硫磺、硝石放在罐子里，加入炭化皂角子或马兜铃并予以加热。长期以来，这种得到记载的“伏火”法都被用作“中国人早已发明火药”、比西方人早出数百年的证据。然而，所谓的“伏火”并不是为了搞爆破，而是要加工药料，改变其易燃易爆性、毒性或挥发性。真正意义上的火药应用，比这些炼丹技术的出现要晚得多。
事实上，与鲁迅的想象相反，中国人第一次在炼丹外的领域使用“火药”，就是在货真价实的战场上，虽然也不是后世制造枪炮使用的爆炸性火药。
唐朝末年（10世纪早期）的战争中，留下了“发机飞火”的记载。围城者用箭头绑了火药球的“火箭”，发射出去烧灼城门。很明显，这种“火药”只能作为燃烧剂，不会产生爆炸效果，和现代枪炮中使用的爆炸性火药相去甚远。
1个多世纪后，“火药”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在了文字记录中。1044年，北宋曾公亮等人在官修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中，详细记录了三种火药——火砲火药、蒺藜火球火药、毒药烟球火药——的制作方法，配方都颇复杂，配料至少也有十种。
以比例相对科学的火砲火药为例，它的成分包括了晋州硫磺、窝黄、焰硝、麻茹、干漆、砒黄、定粉、竹茹、黄丹、黄蜡、清油、桐油、松脂、浓油等各种物品，品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
这些东西调配起来的产品，显然也与现代人理解的黑火药差别很大。它不但杂质过多，硝、硫、碳三种组分的比例也不合理：按照“一硫二硝三碳”的正确配方，硝酸钾、碳和硫三样物质应分别在黑火药总质量中占比74.8%、13.3%和11.9%；而在《武经总要》的火药配方中，硝的用量最多只占总质量的一半，在算上外壳的毒药烟球火药中更是连30%都不到。
现代学者曾按照《武经总要》记载的方法，完整重现过宋朝火药的使用效果。他们用五层白纸包裹火砲火药，结果发现用木炭火和皮纸绳火都无法点燃，只有按照《武经总要》记述的点火方式——用烧红的铁锥扎上去——才能点燃这包火药。
即使在点燃以后，宋朝火药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虽然它燃烧得颇为猛烈，中心温度达到了1300度，但要是把火药放进空心铁球或竹筒里，即使用铁锥点燃后也还是缓慢燃烧，100克火药能烧上11分钟，中心温度只有130度左右。
针对另外两种火药的实验，得到的结果也相差不远。试验结果非常明显：北宋火药难以点燃，根本不会爆炸。
随着战争进步的中华火药
和鲁迅的感慨尤其相反的是，我国的“火药”不但是在军事文献中第一次亮相，而且其配方也在战争技术的提高中逐渐涌现和改进，而催生出了最早的爆炸性火药。
1132年，镇守德安（今湖北安陆市）的陈规下达命令，以“火砲药”制造了20余条用于城防的“长竹竿火枪”。这种“火枪”的长度不短于两丈，非常笨重，需要两人才能操作，可以从竹筒里喷出火焰，烧毁敌人攻城的天桥。“火砲药”的配方虽无详细记载，但既然在塞入竹筒后还能剧烈燃烧，其配方应比《武经总要》记载的要科学一些。
在1161年的宋金采石战争中，又出现了史上第一种用于爆炸的火药 “霹雳砲”。这是一种掺有石灰的纸炮，其功能并非伤人性命，而是以爆炸挥散的石灰烟雾眯住敌兵的眼睛，使对方无法发挥战斗力。显然，这种火药武器并非现代军火的同类，而更像是武侠小说中的流氓斗殴伎俩。
真正意义上的爆炸性火药，是在1221年的战场上第一次被记录下来。作为最早的铁制外壳炸弹，金人的“铁火砲”威力巨大，能够将不幸中弹的宋兵的头部炸掉一半。有了这种革命性的爆炸性火药，我们日常所说的枪支弹药才有可能出现。
放鞭炮又是怎么回事
而“爆竹敬神”的民间鞭炮，也还是在军用火药的影响下才诞生于这一时期。
当然，在熟悉中国古诗词的文人眼中，“爆竹”的历史非常悠久，远在宋代以前。所谓中国花炮祖师李畋就是唐初人士，刘禹锡笔下也有“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的句子。北宋王安石的那首著名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更是让人相信燃放爆竹已是普遍的民俗。
但读诗的人未必知道，诗中的“爆竹”并非当代的鞭炮，只是指火烧竹子发出的爆破声。哪怕是在王安石的年代，也不会有人往竹筒里塞火药，因为会很难点燃，即使点燃了声音也比不上普通的燃烧。
文字记载中第一次出现真正的“鞭炮”，已经到了宋高宗时期，官员王铚用“小儿放纸砲”来形容“又爱又怕”。显然，民间的“纸砲”连名称都直接沿用自“砲”这样的军事名词，恐怕其匠人的灵感就来自于军火的影响。到13世纪初，“以硫黄为爆药”的火药也逐渐取代了其他燃料，变成了“爆竹”、“爆仗”的必需品。
此外，作为文娱用品，鞭炮也不是一夜之间就普及开来的。在1235年写就的《都城纪胜》里，“放爆竹”还是一项“瓦舍众伎”的表演项目；到1264年的《梦粱录》里，就已经有小贩叫卖“成架烟火”这样的玩意了。
而中国民用火药的发展之所以会晚于军用，宋朝对火药的管理政策也是重要原因。由于制作火药的硫黄大量进口自日本，为防止辽国通过转卖获取原料，北宋政府垄断了这项贸易，并禁止民间“私买硫黄、焰硝”。只有在金国占领中原，宋朝不再独占原料来源之后，鞭炮才得到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当然，也有两项对火药“民用先于军用”的明确记载。一项是引火线，据《武林旧事》记载，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已经出现了“内藏药线”的连珠鞭炮；另据《续夷坚志》记载，金世宗大定末年（1189年之前），有猎人用一种以“卷爆”引发的“火罐”来猎狐狸。它的军用记录极其稀少，唯有金末的“飞火枪”点火靠“小铁罐”，可以推测是使用了引线。
不过，《武林旧事》和《续夷坚志》都是几十年后的作者所著，把自己对鞭炮的认识移植到过去的可能性很大；而战争中使用的“霹雳砲”、“铁火砲”等，既然要把点火与爆炸分开，也必须用到引线一类设置。
真正可以确定为“鞭炮敬神”早于“子弹御敌”的，是对火药燃烧产生反作用力的应用。宋朝的军用火器中，并没有用反作用力发射的武器。所谓“火箭”只是箭头加有火药、再用弓弩发射的箭而已。一些学者根据“自空而下落水中”的描述，认为“霹雳砲”是火药反冲式武器，实在过于牵强，且难以解释为何应用如此之少。
相反，南宋宫廷里为娱乐所放的“地老鼠”（记载于《齐东野语》）倒确实是反作用力应用的先驱。由于难以控制，它竟然还钻到了太后座下，吓得太后“拂衣径起”，宴会也搅得不欢而散。
西方甩开中国
“铁火砲”在宋金战争中亮相后，其革命意义一目了然，配方遂迅速传遍欧亚大陆。1262年，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在抵御基督徒军队进攻时使用了一种会爆炸的铁球，是为炸弹在西欧最早的使用记录。相比之下，南宋制造使用“铁火砲”的记录也是在1257年才第一次出现。中国人在开发枪炮炸弹方面，与西方人几乎是齐头并进，没占到什么先机。
在此后一段时期内，东方的军火发展也不落后于西方。比如说，中国人造出管状火器的时间比西方要早——后人会从陈规火枪算起。最早能“射出弹丸”的火器也出现在中国，即1259年南宋军队制造的“突火枪”，它“以巨竹为筒”，可发射“子窠”——应该是颗粒装的散弹。不过，这种竹制“突火枪”没有批量生产，也没有留下任何作战记录。
在金属火器方面，1326年的一卷西方手抄本描绘了一座造型奇特的铁制炮，成为迄今所知西方最早的金属火器。它的形状与其说是大炮，不如说更像烧瓶，发射的也不是炮弹而是箭头。“铁瓶炮”的设计应该颇为原始，起的作用也不显著。它在英法百年战争中被使用过，但出现的并不频繁。
而在东方，元朝出现的第一批真正的类枪炮武器看上去比西方同时期的“铁瓶炮”要靠谱一些，发明时间也很可能更早。到元朝末年，已经出现了不同口径铜火铳的区分：小口径的以手持发射散弹，大口径的装在架子上发射单发石弹。
不过，再过不到一百年，西方火炮就要把中国同类远远抛在身后了。重达十多吨的巨炮——臼炮——的诞生，一举扭转了东西方军械的实力对比。
从尺寸上，这种气势惊人的新武器口径往往超过50厘米，动辄可以把六七百磅的石弹射出一公里，气势惊人。中国人从未造出过这样的庞然大物，像明朝的碗口炮，最重不过“上百斤”。《武备志》里的“天字号神炮”，重量也只有280斤而已，还不如臼炮的炮弹重。
不过，西方人之所以能造出臼炮，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火器技术上占据了优势。臼炮虽然外貌惊人，但仍需要在药室与弹丸间塞上木塞来增大爆炸推力。明成祖从越南得来的“神机箭法”，使用的也是这一技术。臼炮体现的炮管铸造技术也不比中国人精细，只不过双方最终制成武器的体量和威力天差地别。
真正导致东西方军火发展差异的，还是各自军火实际应用上的差别。
与西方不同，中国不存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人造堡垒，夯土城墙一直到明朝才砌上了砖。而且，东亚战争的参与人数虽远多于西方，单兵装备却落后甚远——在装甲方面，只有御林军级别的军人才配有锁子甲。无论是在元末内战还是在明蒙战争中，大家都不会感受到研发先进军械、勇攀科技树的必要性，把太多资源投入到这个方面反而可能是不太明智的行为。
在这一点上，奥斯曼土耳其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直到14世纪，土耳其还对火器毫无建树，而随着战事的不断推进，1453年时他们就能搬出巨炮，轰击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土耳其巨炮的发射过程极为复杂，搬运也需要几十匹马加200多人，但其发射的600磅石弹，还是能在连续两个月的炮轰下，将伟大城市君士坦丁堡的坚固城防击垮。
到16世纪时，西方军事科技突飞猛进。铸铁技术已能够铸造一体成形的炮筒，发射火炮因此变得更加安全，射击的威力也更加巨大。粒化火药技术为不同用途的火器提供了合适的弹药，再也不必以木塞提升膛压，枪炮装填变得容易。
近代弹道学也逐渐成形，1537年，塔尔塔利亚出版了史上第一部射击理论著作，把枪炮从原来的巫术领域拉到了计算与实验的世界。
后来的中华军火
在不同的军事环境下，东西方的“爆炸性火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逐渐走进科学之后，中国却还在以玄学为基础探讨军火。不但本国火药研究拘泥于旧理论，就连引进西方军事科技的《西法神机》，在解析火药配方时都要用上阴阳五行。
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一般文人都没有准确描述军火的能力，而往往在文字中极尽夸张之能事。《金史》介绍早期炸弹“震天雷”，说它的爆炸声“闻者百里”；《武备志》记载手铳“单飞神火箭”，只用三钱火药就能伤敌于三百步之外，敌军人马中弹后被直接射穿，一次还能贯穿好几个。即使在反映当代枪战的电影中，这样表现枪械的力量也会因过于夸张而遭到批评。
当然，文人笔下火力强大的“嘴炮”，其缺陷一经前线将领使用就会暴露无遗。比如手持火铳“神枪”，邱濬称其能射出百步之远，敌人听到枪响就已经被射中了；到了面临实战考验的戚继光手里，便发现其射出的箭矢歪来扭去，甚至常把箭屁股朝前打出去，几近废品。对于碗口炮，《武编》认为它声势很大，射击角度调一点点，射程就变了一大截；戚继光却说它“腹小口大”，火药装填量小，炮弹又太重，发射无力，派不上大用场。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对火器吹过牛的不止中国人。1622年来华的传教士汤若望，在他与中国人合作编著的《火攻掣要》中声称，小弗朗机炮仰放可到二三千步，大弗朗机炮，仰放可到三四千步，把射程夸大了两倍都不止。作为接受过欧洲科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汤若望显然也在他的中国生涯中习得了卓绝的放卫星技术。
明朝士子忙着吹牛的同时，西方火器开始进入东方，并在明朝后期战争中叱咤风云。弗郎机炮、噜密炮、日本鸟铳、红夷大炮等等西方色彩浓厚的名字，纷纷给东方战场上的人们带来空前的震撼。
而再过两个世纪，东西方两个世界就将带着各自的军火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并以其惨烈的战果，引发鲁迅和无数中国文人的爆竹之叹。
原文链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