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至1962年，全国经济困难时期出现的大饥荒，出现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说法不一，各执一词。官方说：“1959年至1961年全国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大批人死亡。”可是死亡人数是秘而不宣，从未公布过。民间学者、专家经过调查，有各种版本的死亡数据。如：
金辉先生发表在1998年第十期《方法》月刊撰文说：“1959年至1961年全国饿死3400多万人。“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经历10年调查、访问，查阅各地档案、史志，著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说：“ 1959年至1961年全国共饿死3600多万人”。辛子陵在《千秋功罪》一书中表述：1959年至1962年全国共饿死3755.8多万人。刘源、何家栋在《你所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说：“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造成国家一片混乱，经济濒临崩溃，人民忍饥挨饿，直至付出几千万生命代价。”李志绥著《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记载：““ 1959年至1961年全国饿死3500万至5000万人”。著名“京夫子”著《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一书记载“ 1959年至1961年全国饿死7000多万人”.。冯客教授在《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中说：“（他）查阅了10个省、几十个县的1000多份档案和国内外的有关资料，采访了100人，估算出1958年——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500万人。其中有250万人即非正常死亡的百分之六至八是被干部、民兵打死和折磨死的”。
民间这些学者、人士的调查统计和推算、估算这些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之后，官方也不得不于2011年1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书中羞羞答答地承认：“困难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一千万人”还在向全国亿万人民说谎，还在遮遮掩掩。何时执政者不再欺骗人民啊。
今年5月10日，我的同事、公安部离休的局级干部、1964年夏，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任公安部治安局人口统计处副处长的赵文奇同志告诉我：1964年夏，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特别关注那几年经济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情况，考虑到各地上报饿死人情况都不准确，上报时都要经过党委一把手点头批准才允许上报。他要求公安部对这次人口普查中引起重视，一定要将非正常死亡数字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弄清楚，要我们通过这次人口普查，将全国实有人口计算统计准确，死亡人口搞准确，特别是对那几年经济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搞准确的指示精神。为此，成立了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杨尚昆亲自兼任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任副主任，我们公安部三局五处（人口统计处）全力投入这次人口普查工作，有处长白建华、我（副处长），工作人员王维志、沈一（益）民参加。确定以1964年7月1日凌晨零时为截止计算统计时间。我们按杨尚昆主任要求的指示，认真进行了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精心组织指挥，领导全国人口普查，对人口多、问题复杂的重点省还派出工作组去具体指导、协助。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各地公安机关都报来了人口数据。据统计，当时全国有人口73000多万。随后于当年8月底9月初，除西藏、新疆、内蒙三个自治区没有抽人到北京外，其余26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我们都抽调做人口统计工作的同志到公安部，再次对各地报来的人口数据，进行核算，以1957年、1958年和1963年这三年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和1959年至1962年4年各省、市、自治区每年人口减少数，减去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外，即是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数，1959年至1962年全国共有9600万为非正常死亡数。
赵文奇同志告诉我这一数字之后，我感到十分惊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数字？我开始怀疑，是否虚假。5月11日和14日我两次碰到赵文奇同志，问他此数据是否可靠？他说，绝对可靠，是各省、市、区报来的统计数，又经过各地同志的再次核算和推算，这个数据是应该信得过的。他说，统计数据档案材料，均已存入公安部档案馆，有案可查。同时，赵文奇同志还说，1964年9月初，于桑副部长要我们（有白建华、我、沈一民）同他共四个人，专门向杨尚昆主任进行了汇报。杨主任询问了一些情况之后，对这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圆满顺利完成表示满意，对按比例推算出来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作了肯定，认为就此数据作为依据。
（以上两段内容经赵文奇同志审核——笔者注）
从现在已解密的档案和一些学者发表的文章来看，造成那几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
一、虚报浮夸。分明亩产小麦、水稻几百斤，却虚报浮夸成几千斤、甚至几万斤，最高的广西融江县亩产达13万斤的天文数字。
二、高征购。毛泽东1958年8-9月到河北徐水、河南遂平县视察，问县委书记：“你们生产了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遂平县委书记刘国忠回答：“粮食多了不要紧，我们支援别人，支援外国，支援非洲”。这就出现了本来没有产这么多粮食，一虚报引出了高征购，拿不出粮食，就只有将社员口粮、种籽、牲口用粮食拿去交征购任务，河南、四川、安徽、甘肃、河北、山东、贵州、广西、湖南、广东等省出现了秋收后饿饭。
三、反瞒产私分。公社、生产大队交不出粮食，1959年9月2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反瞒私分的指示》。反瞒产私分运动一经在全国农村开展，各级干部、社员就遭殃，批斗吊打、逼死人命等违法乱纪遍及全国各地，仅河南信阳专区基层干部在反瞒产私分，搜查群众60多万户，吊打社员30多万人。
四、1958年全国粮食丰产不丰收。由于上面瞎指挥，人员被调去深翻土地，大炼钢铁，粮食烂在地里。
五、大办食堂初期，敞开肚子吃，吃饭不要钱，浪费严重。
六、围堵拦截外出生存、逃荒的饥民。饿死人严重的河南、安徽、河北、山东、四川、贵州、甘肃、青海、广西、广东等省区，宁让饥民饿死在村里，也不让他们外出逃荒求生存，对他们进行围堵拦截，当盲流对待。全国家喻户晓的安徽《凤阳花鼓》反应明代安徽农民逃荒要饭的情况：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个好地方，
自从有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花鼓走四方。
独裁、专制的封建王朝还让饥民外出逃荒求生存，号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号称“救人民出水火”的中国共产党人，竟不如专制独裁的封建王朝，真是草菅人命。
七、外购粮食、拿去支援外人。1959年、1960年我国城乡人民出现大饥荒，大量浮肿病人，大量饿死人时，我国政府用外汇向加拿大购买数万吨小麦，用船运回国途中，中共中央突然下发命令，令运粮船只转舵向亚得里亚海，将购买的粮食去支援“反苏、反修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
八、打肿脸充胖子，搞两弹一星。毛泽东等人，宁愿让亿万中国人饿饭，患浮肿病，饿死人，在1958年至1960年调出几百亿粮食去换外汇，发展两弹一星，去争取什么“面子”和“志气”，显示“中国的实力”。有人评论，晚二三年去发展“两弹一星”不行吗？
上述这些倒行逆施的作为，当时国人没有人敢吭声，真是咄咄怪事。
2012年5月15日
原文链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