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濂
假如希特勒在1938年死于一场刺杀，德国人将会如何评价他？约阿西姆·费斯特在《希特勒传》中设想了这么一种可能，他的结论是：“只会有少数人犹豫把他称为德国最伟大的国家巨匠，或者德国历史的完成者。”这真是一个让人沮丧的判断，因为它很有可能就是事实。
希特勒上台之前，由于他显而易见的混乱、癫狂和可笑，以至于多数知识人对他轻蔑有加，图霍尔斯基就曾经说过：“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他只是他制造的噪音。”希特勒上台之后，人们一开始对即将到来的政治清洗充满了恐惧，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除了重点打击、定点清除了少数几个代表人物，多数人并没有真的受到波及，他们只是被雨点打湿了衣服，被大风吹翻了帽子，但并没有受到真正意义的伤害。于是，预想中的绝望，以及绝望中的反抗，都没有出现。相反的，人们暗自松了一口气，相互举杯，竟有了劫后余生的欢欣。
更加致命的是，劫后余生的德国人发现他们正在“追随”希特勒经历一场极权主义“奇迹”：
在经济上，“1933年1月，希特勒上任帝国总理的时候，德国有六百万失业人员。短短的三年以后，德国实现了充分就业。原先不堪入目的苦难与大众贫困，变成了普遍的小康状态。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希望与自信取代了不知所措和绝望。更奇妙的是，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过渡不是通过通货膨胀实现的，工资与价格完全稳定”。
在军事上，“在希特勒就任帝国总理的时候，德国只有一支十万人的、没有现代武器的陆军，没有空军。1938年，德国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大国与空军大国”。
在外交上，成功扩军意味着“废除了《凡尔赛和约》的关键部分，即对于英国与法国的政治胜利，意味着欧洲权力格局的剧烈改变”。
面对此情此景，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解读希特勒》中干脆利落地做了总结：“从1930年至1941年间，不管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与军事方面，希特勒的所有行动都是成功的。”
甚少有人能够抵御大国崛起带来的眩晕感。也正因为此，哈夫纳承认费斯特思想实验的结论：如果希特勒的生命在1938年戛然而止，德国人将会永久地怀念他、歌颂他，因为那些曾经对希特勒心存疑虑的人已经深深折服于他的“成就”和“伟业”。
事后之明总是太过轻巧甚至廉价，哈夫纳说：“今天，老年人容易说：‘当时我们怎么能……？’年轻人很容易会问：‘当年你们怎么能……？’”但实情却是，对身处其境的人来说，“必须具有极为罕见的敏锐与深刻的眼光，才能在希特勒的成就与成功中看出后来灾难的根源，而且需要极高的人格力量才能抵抗这些成绩与成就的魔力”。
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彼得·德鲁克无疑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日后成为现代管理学奠基者的年轻人当时还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毕业生。1933年希特勒掌权之前的几个星期，年仅二十四岁的德鲁克开始着手撰写《经济人的末日》一书，最早的节录本在1935-1936年间由奥地利天主教徒和反纳粹的出版商以小册子形式印刷出版，1937年底完成书稿，1939年正式出版。今天，当我们站在尘埃落定的历史尽头回看《经济人的末日》，会不由自主地叹服于德鲁克的先见之明：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将会受其内在逻辑的驱使走向“终极方案”，也即屠杀所有的犹太人；西欧的大军将无法有效地阻挡德国人；斯大林最终会同希特勒签署协议。所有这些在当时正派的欧洲人听起来天方夜谭式的预言，都一一得到了验证。
这是一本异常杰出的政治小册子——敦刻尔克大撤退和法国沦陷之后，英国首相丘吉尔下令把它列入英国预备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书目，以期起到政治教育和宣传的功能。但是这部小书名垂青史的原因不仅在于它的预见性和战斗性，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具独创性和开拓性的社会学专著。它不像哥顿·克雷格《德国：1866年到1945年》那样探讨极权主义的政治史和经济史起源，也不像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那样梳理极权主义的哲学史和观念史渊薮，对希特勒的生平个性更是只字不提（此类代表著作包括约阿西姆·费斯特的《希特勒传》、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经济人的末日》遵循的是韦伯开创的伟大的社会学传统，探讨社会力量的此消彼长，解剖个人的社会身份、地位、功能以及组织方式，对社会现象进行真正的“社会”分析，研究社会的紧张、压力、趋势、变迁和剧变。正因为观点和方法上的独树一帜，让这本小书不断地重印再版、历久弥新。在1994年的再版序言中，德鲁克不无骄傲地指出：“本书是20世纪前半叶，也就是极权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事件兴起之际，第一本试图理解这一主要社会现象的书。即便是20世纪后半叶，它仍是如此尝试的唯一作品。但愿光凭这点就能使本书值得一读。”
当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情发生时，极度震惊的人们往往会像兔子呆视着巨蟒那样陷入肌无力和脑瘫的状态。一厢情愿地默念咒语“我没看见！我没看见！”或者“它会消失！它会消失！”是无济于事的，满腔愤懑地指责、控诉甚至反抗同样无济于事。抵御希特勒的魔力需要人格的力量，刺穿纳粹德国的盛世幻象则须凭借理性的力量。
德鲁克认为：“所有抵抗法西斯威胁的运动皆徒劳无功的原因，在于我们根本不知道在抵抗什么。我们知道法西斯主义的表征，却不了解它的起因及意义。而那些自称反法西斯主义者、将反对法西斯作为主要信条的人士，所坚决抵抗的是他们自己捏造的幻觉。这种无知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分析法西斯主义之成因，看来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白没有发生什么，或者说，在所发生的事情中，哪些是根本的，哪些是无足轻重甚至毫无意义的。
德鲁克告诉我们，关于极权主义的成因与本质，有三种流俗的说法毫无意义：
第一，极权主义是“人类原始残忍野性的恶意爆发”，这个说法之所以没有意义，是因为它能够解释的对象太多了——“暴虐、残酷和血腥是每一场革命的共有特征”；
第二，极权主义是“资本主义拖延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一搏”，这个说法之所以没有意义，是因为它不过是在“扭曲历史”，纳粹德国的国防经济压根就不是资本主义，极权主义的兴起也与资本主义的失败无关；
第三，极权主义的兴起是因为法西斯和纳粹“无耻而技巧完美的宣传手法”，以及“群众被宣传麻痹了”。对这个广为接受的说法，德鲁克的观点尤其让人意外，他直斥其为“对法西斯主义最危险也最愚蠢的解释”。德鲁克的理由是，首先，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直到法西斯主义胜利之前，所有宣传工具其实都牢牢地握在反法西斯分子手上。没有哪家拥有广大读者的报纸不极尽揶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能事，支持纳粹及法西斯的报纸则乏人问津、濒临倒闭。”其次，德鲁克认为“宣传只能改变本来就相信的人，也唯有满足人们现在的需求，或平息人们面临的恐惧时，宣传才具有吸引力”。一言以蔽之，“宣传并非起因，反宣传也绝非解决之道”。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德鲁克的回答是：“群众的绝望，才是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关键。”需要明确的是，此处的“绝望”既不是群体的心理幻觉，也不是政治宣传的扭曲结果，而是社会力量此消彼长以及社会结构变迁所导致的公共政治文化心理的真实体现。一言以蔽之，所谓群众的绝望乃是由“旧秩序瓦解又缺乏新秩序所造成的绝望”。
有人也许会问，“群众的绝望”难道只是德意两国的特殊经验吗？它为什么没有蔓延到英法诸国，进而摧毁英国人和法国人对资本主义以及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心？作为一个失败的民主实验，魏玛共和国可供检讨的问题非常多。有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当时半总统制和纯粹的比例代表制的结合，导致整个新兴的民主政体无法解决魏玛面临的基本政治经济问题，从而使独裁作为一个替代性的方案登场。也有学者从公共文化政治心理的角度解释魏玛共和国的失败，比如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在《非自由主义的失败》中认为，“非自由主义的倾向”在1866至1933年德国的政治发展中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具体表现如下：有非常多受过良好教育但不问政治的市民阶层，日益高涨的文化自豪感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强调德国道路，对魏玛宪法以及民主政府的深刻怀疑，对俾斯麦重大问题只能由铁和血才能给出回答的主张深信不疑。
对德鲁克来说，德意两国之所以出现民主崩溃的现象，是因为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民族统一大业以及“崇高理想”对德意人民具有致命的诱惑力：“德国与意大利在19世纪吸引民众情感忠诚的伟大经验，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秩序的胜利，而是因为民族统一的胜利。两国的革命运动首先都以民族为目标，其次才是民主。为了民族统一而战，为了民族统一而流血牺牲。资产阶级秩序只是作为实现民族统一的工具才被接受的。”归根结底，德意民众与民主信条之间并未建立起真正的情感联系。一旦时势不利，就会出现“救亡压倒启蒙”、“民族解放压倒个人自由”的结果。相比之下，“英国、法国、荷兰和北欧国家为民主奋斗的经验和传统，则深植于民众的心中。这些国家早就完成了民族统一，因此民主信念能凭本身的条件显出情感的价值”。因此，哪怕西欧和北欧民主同样面临着“经济人末日”的威胁，但是民众在情感和情绪上依然对“民主表象（facade of democracy）”抱有忠诚。德鲁克相信，这种忠诚能够确保外在形式（outward forms）继续存活相当一段时间，哪怕背后的结构已经倾倒。
人是热爱秩序的动物，古希腊哲人阿那克萨戈拉说：“在万物混沌中，思想产生并创造了秩序。”通过思想分门别类，让宇宙星辰各归其位，江海河川井井有条，飞鸟虫鱼适得其所，老少贤愚各司其职，人心才能安顿，社会才能安定。不同的秩序拥有不同的基准，在德鲁克看来，欧洲两千年来所有的秩序和信条都源自基督教，它以自由平等为目标，并且把最终一定会实现自由平等作为秩序正当性的根据。
在极权主义兴起之前，欧洲人有过两次建立秩序的失败尝试：一次是资本主义，一次是社会主义。这两种主义看似水火不容，实则分享了同一种人性观——“经济人”，说得更明确一些，就是“人类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方法。似乎只有经济上的满足，才是对社会重要且有意义的事”。
资本主义曾经自信地认为能够“自动”实现自由和平等，但事实却是，经济的自由虽然导致物质富足，却无法实现平等，阶级冲突和社会撕裂不减反增，“这个事实摧毁了20世纪欧洲人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信仰”。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品和拯救者，苏联同样没有实现自由平等的理想。苏联的强大吸引力在于它承诺会带来“新的社会秩序”及“建立平等”，德鲁克认为他们“无法奠定真正的自由”。
分析至此，德鲁克得出结论，导致经济人的末日，并且催生极权主义兴起的并非资本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是经济人的最后一搏，这场斗争一旦未果，意味着“再无可能调和经济领域的至高无上性与对自由平等作为社会之真正目标的信念”。
这就是德鲁克眼中欧洲大陆正在发生的事情：旧有的社会政治秩序已然土崩瓦解，废墟之上，绝望中的群众亟需一种力量来填补真空，重建秩序。在德鲁克看来，资本主义和其他主义都无法实现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传统的基督教会同样难堪大任，它只能“提供个人的避风港和精神寄托”，无法成为建设性的社会力量，“赋予群众一个新社会秩序的理性”。面对战争和失业这两个现代社会的恶魔，绝望的欧洲人亟需出现一个驱魔者，哪怕这个驱魔者看上去粗鄙不堪像个小丑，哪怕这个驱魔者本身就是伪装的魔鬼。
万万不可将这里的魔鬼人格化为希特勒，在经济人末日被召唤出现的魔鬼，不是某种人格化的存在物，而是“法西斯主义下的非经济社会”。
《经济人的末日》立足于两个前后相因的判断：“经济人社会已经走向末日”，以及“非经济社会的诞生具有必然性”。对此我们至少存在两种回应方式：一是接着德鲁克往下说，追问“非经济社会”的可能性及其具体形态；二是反思检讨“经济人末日”这个判断的有效性。
如果接着德鲁克往下说，那么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德鲁克的基本取向不是回到过去（比如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或者前工业社会），而是超越现在（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人社会）。“非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就在于不把经济人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但是其具体构想到底怎样？无论在《经济人的末日》还是三年后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都言之不详、付之阙如，很显然德鲁克只有一个模糊的愿景。1950年代以后他从宏大理论转入管理学领域，表面上看偏离了“非经济社会”这个理想，实则是在“曲线救国”，因为他的基本判断是：“唯有让社会释出新的基本力量，才有办法真正抵御极权主义的攻击。”管理学的思路着眼于现代公司制度下的人的组织方式，以此对抗经济人的基本理念和组织原则，只是尺度从国家缩小到了公司。
在德鲁克的构想中，不管“非经济社会”的具体形态是什么，都必须实现自由与平等这两个基本价值。这是甄别真假“非经济社会”的照妖镜，“法西斯主义的非经济社会”之所以是一条邪路，理由正在于此。
根据德鲁克的观察，过去的革命好比“新瓶换旧酒”：打破旧制度的外立面（facade）时毫不犹豫，代以新形式和新口号也干脆利落，但旧制度的“里子”——社会的实质内涵却改变得异常缓慢。相比之下，法西斯主义者的做法却是“旧瓶装新酒”，旧秩序的实质被无情地摧毁，最表层的旧形式却被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下来。
以自由为例，虽然与极权主义的逻辑相互矛盾，但纳粹德国并没有把自由弃之不用，而是将它窃为己有，把“作为个体权利”的自由偷梁换柱成为“多数人反对个人权利”的“新自由”，悍然宣布这才是“真正的自由”。面对这个前无古人但后有来者的发明创造，德鲁克评价说：“路易十四从未在废止自由的同时，装腔作势地颁布自由。反观法西斯主义，却宣称成功地发明了真自由的秘密，这个秘密就在于废除自由所有可能的内涵。”
相比自由，法西斯主义对平等的“实现”更具欺骗性和蛊惑力。各种法西斯组织如意大利的“下班后”、德国的“欢乐力量”把工人阶级的闲暇时间充分组织起来，一方面进行无孔不入的政治监控，实现“人的社会化”（关于这个问题，哈夫纳有过精彩论述，他强调希特勒虽然没有把生产资料社会化，但强调“人的社会化”——也即把人们从摇篮到坟墓集体地组织起来，采取集体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牢牢地束缚于一套纪律”），另一方面让工人阶级在闲暇时光享受到只有特权阶级才能享受的“奢侈性消费”：“戏剧、歌剧、演唱会的门票，赴阿尔卑斯山和国外的假日旅行，冬天到地中海和非洲，夏天到挪威北角的海上航行，等等。”不要小看这些非经济满足的价值和功用，作为“社会地位的权力符号”，它们足以“补偿长期以来的经济不平等”，使得“现有的经济不平等看上去比过去要不那么难以忍受”。
法西斯主义“实现”平等的手法，一言以蔽之，就是“用非经济的满足取代经济的满足，非经济的回报取代经济的回报，非经济的考虑取代经济的考虑，以此作为工业社会中的个人等级、功能和地位的基础”。托克维尔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的各种制度最大程度地发展了人心中的嫉妒情感”，通过提供非经济的满足以及社会平等感，“法西斯主义的非经济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很好地解决了嫉妒难题，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它真的解决了欧美资本主义和苏联都无力解决的平等难题吗？德鲁克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些努力顶多只是真实事物的廉价替代品。它们可以补偿经济的不平等，但不能把作为社会区隔要素的经济不平等彻底移除。在车祸中失去一条腿的人也许可以通过保险得到相当可观的赔偿，但是没有任何保险赔偿可以给他一条新腿。”
由是观之，“法西斯主义的非经济社会”并没有真正实现自由和平等，德意民众见证的不是奇迹而是幻象。
可是，问题在于，德意民众何时能“意识”到自己见证的不是奇迹而是幻象？在1939年极权主义的极盛期，德鲁克没有任何现成在手的客观证据来证明极权主义的必然失败，他拥有的只是理性，还有当理性不足时必须诉诸的价值信念。这个信念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自由平等是无法阻挡的。
以极权主义经济“奇迹”为例，德鲁克认为其奥秘只有一条——“管制性消费”：通过全面管控经济生活，特别是管制消费，挤压出资本，从而用来投资生产。在此过程中，虽然表面上还保留着私有财产和私人获利的原则，但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失去了自主性。德鲁克相信，管制性消费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经济领域而在于社会和政治领域”。这是因为极权体制下的民众“愿意”接受降低消费，这样一来，“枪炮取代黄油”就不是经济选择，而是一种道德和社会的选择。也正因为此，与一般人的观点相反，德鲁克认为“降低消费并非极权主义社会的弱点，反而是它主要的力量源泉”。只要在降低消费的过程中，下层阶级的降低比例小于上层阶级，就足以承担“非经济奖赏”的功能，从而维持住“极权主义非经济社会中最重要也最有效的社会满足感”。也正因为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德鲁克承认，“极权主义奇迹的有效性和极权主义社会的稳定性都无法通过经济得到证实或者证伪”。但是从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对人性的基本洞察出发，德鲁克相信：“这些决定性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极权主义能否完成它的社会和政治奇迹，以及它能否驱逐恶魔，恢复社会和世界的理性。”
简而言之，“如果崩溃真有一天到来，那也会是道德的而非经济的崩溃”。我认为这是一个无比英明的判断，它不仅在德意两国日后的失败中得到了验证，而且对于今日各国也极富启发性，很多学者判断经济发展是国家的稳定器，除非经济崩盘社会才会崩溃，但德鲁克告诉我们，全力以赴地提振经济，希望以此来延缓和疗治社会和政治的病征，也许恰恰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或许有人会不满意德鲁克的分析进路，认为其中掺杂了太多社会心理学的分析和价值判断的元素，但是在我看来，丧失了道德维度的社会科学将不能解释人为何如此行动，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稳定性问题。价值判断不是非理性或者反理性的，它是人类理性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理性不足时的必要补充。
德鲁克坚信蛰伏于社会深处的、基于个人自由才有可能蓬勃生长的力量。为此他一再警告西欧民主国家，切不可让经济生产附属于军备和工业防御，因为军事和组织永远都不是首要的目标，个人自由、个人在经济社会中的尊严和安全才是。也正因为此，德鲁克接受“经济人末日”这个基本前提，但绝不接受“法西斯主义下的非经济社会”这个解决方案，他把希望寄托于“在我们现有的经济社会基础上，发展出一个新的、自由平等的非经济社会”。
在我看来，“经济人末日”不是一个普遍有效的论断，在时间上它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地理上只适用于德意两国而不适用于英美等国。“经济人末日”这个论断既低估了“经济人”概念的弹性和容量，也误判了“经济人社会”的苟延残喘能力（以苏联为例）以及自我纠错能力（以欧美资本主义为例）。
一直以来，理论界都在试图扩充理性-经济人的概念，用合情理的、自爱等观念去增厚理性-经济人的单向度理解，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理论上的修订不能反映到制度安排上，如果社会组织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仍旧是传统的经济人假设，那就只是理论家的自说自话。毋庸讳言，现代资本主义所孕生的巨大不平等与选举意义上“彻底的民主制”构成的巨大张力，是当时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所无法消化的积食。但这不意味着只有“非经济社会”（无论它是法西斯主义的还是自由民主的）一条路可走，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就是在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内部进行挖潜，部分承认社会主义以及平等价值的合理性，但不放弃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
1920年代，英国保守党议员斯克尔顿意识到英国正在步入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带来的关键问题是“普罗大众——他们中的多数人依靠工厂的工资生活——的政治地位和教育地位远远胜过其经济地位”。斯克尔顿相信，整个国民生活因此处于结构性失衡的危险之中。修复这一失衡的方法不是走“法西斯主义的非经济社会”道路，而是实现所谓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斯克尔顿明确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理由是“每个人所有，就等于没有人所有”。但与此同时，他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对财产匮乏的普通民众所具有的魅惑力，就此而言，“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本质上是执两用中的策略：在反对公有制的同时，通过大范围地拓展财产所有者的数量让保守主义者得以正面回应社会主义的挑战，这么做的优势在于“既不会导致革命也不会对工人阶级的要求无动于衷”。与此同时，鉴于私有财产对于个体性的充分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唯有有产者才有能力保持人格的独立性、主动性和责任感，因此，在“彻底的民主制”成为现实的“新时代”，就应该大范围地扩展财产所有者的人数，借此将工薪阶级的经济地位提升到与其政治、教育地位相匹配的程度，保证他们拥有实践政治自由的品格与能力，从而解决国民生活失衡的时代问题。
“财产所有的民主制”致力于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自由平等价值，按照德鲁克的标准，这当然仍旧属于经济人社会的思路。从战后的发展看，这一努力（包括二战期间兴起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以及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虽难言彻底成功，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资本主义因其巨大的自我调适能力而续命，并未走上德鲁克预言的“非经济社会”的道路。同样的，苏联在战后仍旧坚挺了四十余年才轰然倒塌，尽管它的确从未真正实现过自由平等的现代承诺。
马克思说，历史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遗憾的是，人类似乎天生是一个闹剧演员，谁都无法预言那些东西会不会再次卷土重来。
时间来到2016年，距离二战结束已逾七十年，这七十年里，有的大国崩溃了，有的大国正在崛起，有的奇迹业已证明是幻象，有的奇迹光环褪色，巴黎刚刚经历暴恐袭击，伊斯兰国的威胁如影随形，朝鲜的核试验又纷至沓来，追求平等的欧洲福利国家危机空前剧烈，以自由立国的美国正在遭遇桑德斯与川普的左右夹击，时代似乎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类法西斯的“非经济社会”的诱惑再次出现。
也许，德鲁克关于经济人末日的预言并没有错，它只是提前了半个多世纪？
德鲁克在1994年的再版序言中说：“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现在的世界，或许跟之前的所有社会一样，疯狂错乱。但偏执不是治愈疯狂世界的良方。相反，要在疯狂的环境中生存，更需要保持清醒。”现代性的根本宗旨就是凭借人类理性去营建和维系一个理性、有序、可控和可理解的社会秩序。虽然二十世纪的历史充满灾难和无序，但在一个上帝遁形的时代，我们只能将现代性的自由平等理想坚持下去，让自己的行为理性起来，正如德鲁克所言，唯有如此，我们才有机会拥有一个正直的、有意义的、有成就感的人生和一个正直的社会。
就此而言，德鲁克给我们的启示也许并不在于“非经济社会”这个理想，而是无论采取哪种社会组织形态，我们都必须坚持“自由平等”这个信念。
所谓“败而不溃”，或许这就是现代人的宿命吧。
本文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380期，2016年5月15日，原标题为《“非经济社会”的诱惑再现》。
假如希特勒在1938年死于一场刺杀，德国人将会如何评价他？约阿西姆·费斯特在《希特勒传》中设想了这么一种可能，他的结论是：“只会有少数人犹豫把他称为德国最伟大的国家巨匠，或者德国历史的完成者。”这真是一个让人沮丧的判断，因为它很有可能就是事实。
希特勒上台之前，由于他显而易见的混乱、癫狂和可笑，以至于多数知识人对他轻蔑有加，图霍尔斯基就曾经说过：“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他只是他制造的噪音。”希特勒上台之后，人们一开始对即将到来的政治清洗充满了恐惧，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除了重点打击、定点清除了少数几个代表人物，多数人并没有真的受到波及，他们只是被雨点打湿了衣服，被大风吹翻了帽子，但并没有受到真正意义的伤害。于是，预想中的绝望，以及绝望中的反抗，都没有出现。相反的，人们暗自松了一口气，相互举杯，竟有了劫后余生的欢欣。
更加致命的是，劫后余生的德国人发现他们正在“追随”希特勒经历一场极权主义“奇迹”：
在经济上，“1933年1月，希特勒上任帝国总理的时候，德国有六百万失业人员。短短的三年以后，德国实现了充分就业。原先不堪入目的苦难与大众贫困，变成了普遍的小康状态。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希望与自信取代了不知所措和绝望。更奇妙的是，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过渡不是通过通货膨胀实现的，工资与价格完全稳定”。
在军事上，“在希特勒就任帝国总理的时候，德国只有一支十万人的、没有现代武器的陆军，没有空军。1938年，德国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大国与空军大国”。
在外交上，成功扩军意味着“废除了《凡尔赛和约》的关键部分，即对于英国与法国的政治胜利，意味着欧洲权力格局的剧烈改变”。
面对此情此景，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解读希特勒》中干脆利落地做了总结：“从1930年至1941年间，不管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与军事方面，希特勒的所有行动都是成功的。”
甚少有人能够抵御大国崛起带来的眩晕感。也正因为此，哈夫纳承认费斯特思想实验的结论：如果希特勒的生命在1938年戛然而止，德国人将会永久地怀念他、歌颂他，因为那些曾经对希特勒心存疑虑的人已经深深折服于他的“成就”和“伟业”。
事后之明总是太过轻巧甚至廉价，哈夫纳说：“今天，老年人容易说：‘当时我们怎么能……？’年轻人很容易会问：‘当年你们怎么能……？’”但实情却是，对身处其境的人来说，“必须具有极为罕见的敏锐与深刻的眼光，才能在希特勒的成就与成功中看出后来灾难的根源，而且需要极高的人格力量才能抵抗这些成绩与成就的魔力”。
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彼得·德鲁克无疑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日后成为现代管理学奠基者的年轻人当时还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毕业生。1933年希特勒掌权之前的几个星期，年仅二十四岁的德鲁克开始着手撰写《经济人的末日》一书，最早的节录本在1935-1936年间由奥地利天主教徒和反纳粹的出版商以小册子形式印刷出版，1937年底完成书稿，1939年正式出版。今天，当我们站在尘埃落定的历史尽头回看《经济人的末日》，会不由自主地叹服于德鲁克的先见之明：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将会受其内在逻辑的驱使走向“终极方案”，也即屠杀所有的犹太人；西欧的大军将无法有效地阻挡德国人；斯大林最终会同希特勒签署协议。所有这些在当时正派的欧洲人听起来天方夜谭式的预言，都一一得到了验证。
这是一本异常杰出的政治小册子——敦刻尔克大撤退和法国沦陷之后，英国首相丘吉尔下令把它列入英国预备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书目，以期起到政治教育和宣传的功能。但是这部小书名垂青史的原因不仅在于它的预见性和战斗性，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具独创性和开拓性的社会学专著。它不像哥顿·克雷格《德国：1866年到1945年》那样探讨极权主义的政治史和经济史起源，也不像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那样梳理极权主义的哲学史和观念史渊薮，对希特勒的生平个性更是只字不提（此类代表著作包括约阿西姆·费斯特的《希特勒传》、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经济人的末日》遵循的是韦伯开创的伟大的社会学传统，探讨社会力量的此消彼长，解剖个人的社会身份、地位、功能以及组织方式，对社会现象进行真正的“社会”分析，研究社会的紧张、压力、趋势、变迁和剧变。正因为观点和方法上的独树一帜，让这本小书不断地重印再版、历久弥新。在1994年的再版序言中，德鲁克不无骄傲地指出：“本书是20世纪前半叶，也就是极权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事件兴起之际，第一本试图理解这一主要社会现象的书。即便是20世纪后半叶，它仍是如此尝试的唯一作品。但愿光凭这点就能使本书值得一读。”
当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情发生时，极度震惊的人们往往会像兔子呆视着巨蟒那样陷入肌无力和脑瘫的状态。一厢情愿地默念咒语“我没看见！我没看见！”或者“它会消失！它会消失！”是无济于事的，满腔愤懑地指责、控诉甚至反抗同样无济于事。抵御希特勒的魔力需要人格的力量，刺穿纳粹德国的盛世幻象则须凭借理性的力量。
德鲁克认为：“所有抵抗法西斯威胁的运动皆徒劳无功的原因，在于我们根本不知道在抵抗什么。我们知道法西斯主义的表征，却不了解它的起因及意义。而那些自称反法西斯主义者、将反对法西斯作为主要信条的人士，所坚决抵抗的是他们自己捏造的幻觉。这种无知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分析法西斯主义之成因，看来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白没有发生什么，或者说，在所发生的事情中，哪些是根本的，哪些是无足轻重甚至毫无意义的。
德鲁克告诉我们，关于极权主义的成因与本质，有三种流俗的说法毫无意义：
第一，极权主义是“人类原始残忍野性的恶意爆发”，这个说法之所以没有意义，是因为它能够解释的对象太多了——“暴虐、残酷和血腥是每一场革命的共有特征”；
第二，极权主义是“资本主义拖延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一搏”，这个说法之所以没有意义，是因为它不过是在“扭曲历史”，纳粹德国的国防经济压根就不是资本主义，极权主义的兴起也与资本主义的失败无关；
第三，极权主义的兴起是因为法西斯和纳粹“无耻而技巧完美的宣传手法”，以及“群众被宣传麻痹了”。对这个广为接受的说法，德鲁克的观点尤其让人意外，他直斥其为“对法西斯主义最危险也最愚蠢的解释”。德鲁克的理由是，首先，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直到法西斯主义胜利之前，所有宣传工具其实都牢牢地握在反法西斯分子手上。没有哪家拥有广大读者的报纸不极尽揶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能事，支持纳粹及法西斯的报纸则乏人问津、濒临倒闭。”其次，德鲁克认为“宣传只能改变本来就相信的人，也唯有满足人们现在的需求，或平息人们面临的恐惧时，宣传才具有吸引力”。一言以蔽之，“宣传并非起因，反宣传也绝非解决之道”。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德鲁克的回答是：“群众的绝望，才是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关键。”需要明确的是，此处的“绝望”既不是群体的心理幻觉，也不是政治宣传的扭曲结果，而是社会力量此消彼长以及社会结构变迁所导致的公共政治文化心理的真实体现。一言以蔽之，所谓群众的绝望乃是由“旧秩序瓦解又缺乏新秩序所造成的绝望”。
有人也许会问，“群众的绝望”难道只是德意两国的特殊经验吗？它为什么没有蔓延到英法诸国，进而摧毁英国人和法国人对资本主义以及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心？作为一个失败的民主实验，魏玛共和国可供检讨的问题非常多。有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当时半总统制和纯粹的比例代表制的结合，导致整个新兴的民主政体无法解决魏玛面临的基本政治经济问题，从而使独裁作为一个替代性的方案登场。也有学者从公共文化政治心理的角度解释魏玛共和国的失败，比如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在《非自由主义的失败》中认为，“非自由主义的倾向”在1866至1933年德国的政治发展中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具体表现如下：有非常多受过良好教育但不问政治的市民阶层，日益高涨的文化自豪感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强调德国道路，对魏玛宪法以及民主政府的深刻怀疑，对俾斯麦重大问题只能由铁和血才能给出回答的主张深信不疑。
对德鲁克来说，德意两国之所以出现民主崩溃的现象，是因为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民族统一大业以及“崇高理想”对德意人民具有致命的诱惑力：“德国与意大利在19世纪吸引民众情感忠诚的伟大经验，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秩序的胜利，而是因为民族统一的胜利。两国的革命运动首先都以民族为目标，其次才是民主。为了民族统一而战，为了民族统一而流血牺牲。资产阶级秩序只是作为实现民族统一的工具才被接受的。”归根结底，德意民众与民主信条之间并未建立起真正的情感联系。一旦时势不利，就会出现“救亡压倒启蒙”、“民族解放压倒个人自由”的结果。相比之下，“英国、法国、荷兰和北欧国家为民主奋斗的经验和传统，则深植于民众的心中。这些国家早就完成了民族统一，因此民主信念能凭本身的条件显出情感的价值”。因此，哪怕西欧和北欧民主同样面临着“经济人末日”的威胁，但是民众在情感和情绪上依然对“民主表象（facade of democracy）”抱有忠诚。德鲁克相信，这种忠诚能够确保外在形式（outward forms）继续存活相当一段时间，哪怕背后的结构已经倾倒。
人是热爱秩序的动物，古希腊哲人阿那克萨戈拉说：“在万物混沌中，思想产生并创造了秩序。”通过思想分门别类，让宇宙星辰各归其位，江海河川井井有条，飞鸟虫鱼适得其所，老少贤愚各司其职，人心才能安顿，社会才能安定。不同的秩序拥有不同的基准，在德鲁克看来，欧洲两千年来所有的秩序和信条都源自基督教，它以自由平等为目标，并且把最终一定会实现自由平等作为秩序正当性的根据。
在极权主义兴起之前，欧洲人有过两次建立秩序的失败尝试：一次是资本主义，一次是社会主义。这两种主义看似水火不容，实则分享了同一种人性观——“经济人”，说得更明确一些，就是“人类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方法。似乎只有经济上的满足，才是对社会重要且有意义的事”。
资本主义曾经自信地认为能够“自动”实现自由和平等，但事实却是，经济的自由虽然导致物质富足，却无法实现平等，阶级冲突和社会撕裂不减反增，“这个事实摧毁了20世纪欧洲人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信仰”。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品和拯救者，苏联同样没有实现自由平等的理想。苏联的强大吸引力在于它承诺会带来“新的社会秩序”及“建立平等”，德鲁克认为他们“无法奠定真正的自由”。
分析至此，德鲁克得出结论，导致经济人的末日，并且催生极权主义兴起的并非资本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是经济人的最后一搏，这场斗争一旦未果，意味着“再无可能调和经济领域的至高无上性与对自由平等作为社会之真正目标的信念”。
这就是德鲁克眼中欧洲大陆正在发生的事情：旧有的社会政治秩序已然土崩瓦解，废墟之上，绝望中的群众亟需一种力量来填补真空，重建秩序。在德鲁克看来，资本主义和其他主义都无法实现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传统的基督教会同样难堪大任，它只能“提供个人的避风港和精神寄托”，无法成为建设性的社会力量，“赋予群众一个新社会秩序的理性”。面对战争和失业这两个现代社会的恶魔，绝望的欧洲人亟需出现一个驱魔者，哪怕这个驱魔者看上去粗鄙不堪像个小丑，哪怕这个驱魔者本身就是伪装的魔鬼。
万万不可将这里的魔鬼人格化为希特勒，在经济人末日被召唤出现的魔鬼，不是某种人格化的存在物，而是“法西斯主义下的非经济社会”。
《经济人的末日》立足于两个前后相因的判断：“经济人社会已经走向末日”，以及“非经济社会的诞生具有必然性”。对此我们至少存在两种回应方式：一是接着德鲁克往下说，追问“非经济社会”的可能性及其具体形态；二是反思检讨“经济人末日”这个判断的有效性。
如果接着德鲁克往下说，那么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德鲁克的基本取向不是回到过去（比如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或者前工业社会），而是超越现在（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人社会）。“非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就在于不把经济人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但是其具体构想到底怎样？无论在《经济人的末日》还是三年后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都言之不详、付之阙如，很显然德鲁克只有一个模糊的愿景。1950年代以后他从宏大理论转入管理学领域，表面上看偏离了“非经济社会”这个理想，实则是在“曲线救国”，因为他的基本判断是：“唯有让社会释出新的基本力量，才有办法真正抵御极权主义的攻击。”管理学的思路着眼于现代公司制度下的人的组织方式，以此对抗经济人的基本理念和组织原则，只是尺度从国家缩小到了公司。
在德鲁克的构想中，不管“非经济社会”的具体形态是什么，都必须实现自由与平等这两个基本价值。这是甄别真假“非经济社会”的照妖镜，“法西斯主义的非经济社会”之所以是一条邪路，理由正在于此。
根据德鲁克的观察，过去的革命好比“新瓶换旧酒”：打破旧制度的外立面（facade）时毫不犹豫，代以新形式和新口号也干脆利落，但旧制度的“里子”——社会的实质内涵却改变得异常缓慢。相比之下，法西斯主义者的做法却是“旧瓶装新酒”，旧秩序的实质被无情地摧毁，最表层的旧形式却被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下来。
以自由为例，虽然与极权主义的逻辑相互矛盾，但纳粹德国并没有把自由弃之不用，而是将它窃为己有，把“作为个体权利”的自由偷梁换柱成为“多数人反对个人权利”的“新自由”，悍然宣布这才是“真正的自由”。面对这个前无古人但后有来者的发明创造，德鲁克评价说：“路易十四从未在废止自由的同时，装腔作势地颁布自由。反观法西斯主义，却宣称成功地发明了真自由的秘密，这个秘密就在于废除自由所有可能的内涵。”
相比自由，法西斯主义对平等的“实现”更具欺骗性和蛊惑力。各种法西斯组织如意大利的“下班后”、德国的“欢乐力量”把工人阶级的闲暇时间充分组织起来，一方面进行无孔不入的政治监控，实现“人的社会化”（关于这个问题，哈夫纳有过精彩论述，他强调希特勒虽然没有把生产资料社会化，但强调“人的社会化”——也即把人们从摇篮到坟墓集体地组织起来，采取集体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牢牢地束缚于一套纪律”），另一方面让工人阶级在闲暇时光享受到只有特权阶级才能享受的“奢侈性消费”：“戏剧、歌剧、演唱会的门票，赴阿尔卑斯山和国外的假日旅行，冬天到地中海和非洲，夏天到挪威北角的海上航行，等等。”不要小看这些非经济满足的价值和功用，作为“社会地位的权力符号”，它们足以“补偿长期以来的经济不平等”，使得“现有的经济不平等看上去比过去要不那么难以忍受”。
法西斯主义“实现”平等的手法，一言以蔽之，就是“用非经济的满足取代经济的满足，非经济的回报取代经济的回报，非经济的考虑取代经济的考虑，以此作为工业社会中的个人等级、功能和地位的基础”。托克维尔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的各种制度最大程度地发展了人心中的嫉妒情感”，通过提供非经济的满足以及社会平等感，“法西斯主义的非经济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很好地解决了嫉妒难题，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它真的解决了欧美资本主义和苏联都无力解决的平等难题吗？德鲁克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些努力顶多只是真实事物的廉价替代品。它们可以补偿经济的不平等，但不能把作为社会区隔要素的经济不平等彻底移除。在车祸中失去一条腿的人也许可以通过保险得到相当可观的赔偿，但是没有任何保险赔偿可以给他一条新腿。”
由是观之，“法西斯主义的非经济社会”并没有真正实现自由和平等，德意民众见证的不是奇迹而是幻象。
可是，问题在于，德意民众何时能“意识”到自己见证的不是奇迹而是幻象？在1939年极权主义的极盛期，德鲁克没有任何现成在手的客观证据来证明极权主义的必然失败，他拥有的只是理性，还有当理性不足时必须诉诸的价值信念。这个信念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自由平等是无法阻挡的。
以极权主义经济“奇迹”为例，德鲁克认为其奥秘只有一条——“管制性消费”：通过全面管控经济生活，特别是管制消费，挤压出资本，从而用来投资生产。在此过程中，虽然表面上还保留着私有财产和私人获利的原则，但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失去了自主性。德鲁克相信，管制性消费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经济领域而在于社会和政治领域”。这是因为极权体制下的民众“愿意”接受降低消费，这样一来，“枪炮取代黄油”就不是经济选择，而是一种道德和社会的选择。也正因为此，与一般人的观点相反，德鲁克认为“降低消费并非极权主义社会的弱点，反而是它主要的力量源泉”。只要在降低消费的过程中，下层阶级的降低比例小于上层阶级，就足以承担“非经济奖赏”的功能，从而维持住“极权主义非经济社会中最重要也最有效的社会满足感”。也正因为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德鲁克承认，“极权主义奇迹的有效性和极权主义社会的稳定性都无法通过经济得到证实或者证伪”。但是从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对人性的基本洞察出发，德鲁克相信：“这些决定性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极权主义能否完成它的社会和政治奇迹，以及它能否驱逐恶魔，恢复社会和世界的理性。”
简而言之，“如果崩溃真有一天到来，那也会是道德的而非经济的崩溃”。我认为这是一个无比英明的判断，它不仅在德意两国日后的失败中得到了验证，而且对于今日各国也极富启发性，很多学者判断经济发展是国家的稳定器，除非经济崩盘社会才会崩溃，但德鲁克告诉我们，全力以赴地提振经济，希望以此来延缓和疗治社会和政治的病征，也许恰恰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或许有人会不满意德鲁克的分析进路，认为其中掺杂了太多社会心理学的分析和价值判断的元素，但是在我看来，丧失了道德维度的社会科学将不能解释人为何如此行动，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稳定性问题。价值判断不是非理性或者反理性的，它是人类理性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理性不足时的必要补充。
德鲁克坚信蛰伏于社会深处的、基于个人自由才有可能蓬勃生长的力量。为此他一再警告西欧民主国家，切不可让经济生产附属于军备和工业防御，因为军事和组织永远都不是首要的目标，个人自由、个人在经济社会中的尊严和安全才是。也正因为此，德鲁克接受“经济人末日”这个基本前提，但绝不接受“法西斯主义下的非经济社会”这个解决方案，他把希望寄托于“在我们现有的经济社会基础上，发展出一个新的、自由平等的非经济社会”。
在我看来，“经济人末日”不是一个普遍有效的论断，在时间上它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地理上只适用于德意两国而不适用于英美等国。“经济人末日”这个论断既低估了“经济人”概念的弹性和容量，也误判了“经济人社会”的苟延残喘能力（以苏联为例）以及自我纠错能力（以欧美资本主义为例）。
一直以来，理论界都在试图扩充理性-经济人的概念，用合情理的、自爱等观念去增厚理性-经济人的单向度理解，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理论上的修订不能反映到制度安排上，如果社会组织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仍旧是传统的经济人假设，那就只是理论家的自说自话。毋庸讳言，现代资本主义所孕生的巨大不平等与选举意义上“彻底的民主制”构成的巨大张力，是当时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所无法消化的积食。但这不意味着只有“非经济社会”（无论它是法西斯主义的还是自由民主的）一条路可走，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就是在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内部进行挖潜，部分承认社会主义以及平等价值的合理性，但不放弃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
1920年代，英国保守党议员斯克尔顿意识到英国正在步入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带来的关键问题是“普罗大众——他们中的多数人依靠工厂的工资生活——的政治地位和教育地位远远胜过其经济地位”。斯克尔顿相信，整个国民生活因此处于结构性失衡的危险之中。修复这一失衡的方法不是走“法西斯主义的非经济社会”道路，而是实现所谓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斯克尔顿明确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理由是“每个人所有，就等于没有人所有”。但与此同时，他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对财产匮乏的普通民众所具有的魅惑力，就此而言，“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本质上是执两用中的策略：在反对公有制的同时，通过大范围地拓展财产所有者的数量让保守主义者得以正面回应社会主义的挑战，这么做的优势在于“既不会导致革命也不会对工人阶级的要求无动于衷”。与此同时，鉴于私有财产对于个体性的充分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唯有有产者才有能力保持人格的独立性、主动性和责任感，因此，在“彻底的民主制”成为现实的“新时代”，就应该大范围地扩展财产所有者的人数，借此将工薪阶级的经济地位提升到与其政治、教育地位相匹配的程度，保证他们拥有实践政治自由的品格与能力，从而解决国民生活失衡的时代问题。
“财产所有的民主制”致力于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自由平等价值，按照德鲁克的标准，这当然仍旧属于经济人社会的思路。从战后的发展看，这一努力（包括二战期间兴起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以及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虽难言彻底成功，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资本主义因其巨大的自我调适能力而续命，并未走上德鲁克预言的“非经济社会”的道路。同样的，苏联在战后仍旧坚挺了四十余年才轰然倒塌，尽管它的确从未真正实现过自由平等的现代承诺。
马克思说，历史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遗憾的是，人类似乎天生是一个闹剧演员，谁都无法预言那些东西会不会再次卷土重来。
时间来到2016年，距离二战结束已逾七十年，这七十年里，有的大国崩溃了，有的大国正在崛起，有的奇迹业已证明是幻象，有的奇迹光环褪色，巴黎刚刚经历暴恐袭击，伊斯兰国的威胁如影随形，朝鲜的核试验又纷至沓来，追求平等的欧洲福利国家危机空前剧烈，以自由立国的美国正在遭遇桑德斯与川普的左右夹击，时代似乎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类法西斯的“非经济社会”的诱惑再次出现。
也许，德鲁克关于经济人末日的预言并没有错，它只是提前了半个多世纪？
德鲁克在1994年的再版序言中说：“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现在的世界，或许跟之前的所有社会一样，疯狂错乱。但偏执不是治愈疯狂世界的良方。相反，要在疯狂的环境中生存，更需要保持清醒。”现代性的根本宗旨就是凭借人类理性去营建和维系一个理性、有序、可控和可理解的社会秩序。虽然二十世纪的历史充满灾难和无序，但在一个上帝遁形的时代，我们只能将现代性的自由平等理想坚持下去，让自己的行为理性起来，正如德鲁克所言，唯有如此，我们才有机会拥有一个正直的、有意义的、有成就感的人生和一个正直的社会。
就此而言，德鲁克给我们的启示也许并不在于“非经济社会”这个理想，而是无论采取哪种社会组织形态，我们都必须坚持“自由平等”这个信念。
所谓“败而不溃”，或许这就是现代人的宿命吧。
本文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380期，2016年5月15日，原标题为《“非经济社会”的诱惑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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