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中国刚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中走出来，三年间，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于饥馑，至今没有确切数据，后来的正史将这一段旷世灾难称作三年“自然”灾害。
作为一个中部省份，安徽省在大饥荒中人口非正常死亡达数百万。正因为如此，在1962年的7000人大会（中央工作会议）上，安徽省领导受到重点批判，而此前在安徽省推广的“责任田”制度，也夭折在这场大会上。
历史充满了戏剧性，16年后，改变中国命运的“包产到户”也恰好诞生在这个省份。
饿殍与谎言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确认安徽饿死数百万人，主政安徽的第一把手曾希圣对此负有直接责任。
但是此前，如同皇帝的新衣，大规模饿死人的事情无人指出，偶有“天真的孩子”说破，旋即被打成反革命。1959年被打倒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安徽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委张恺帆是最著名的例子。
“张恺帆是安徽无为县人，参加革命早，早年参加无为县暴动。他在省委负责统战工作，反映了无为的饥荒情况，结果被打倒。我大跃进期间见过他，给我的印象不错。”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原安徽凤阳县委书记马维民对笔者说。
张恺帆因目睹家乡安徽无为县的饥荒现实，而提出解散食堂等主张，结果为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安徽省省长黄岩所不容。这是大跃进期间安徽省非常著名的政治事件。
马维民曾参加过1959年批判张恺帆的大会，但没有发言。“那时批判他‘为三面红旗抹黑’，是‘安徽的彭德怀’。批判张恺帆时，我们这些干部很矛盾，农村到处是妇女子宫下垂、浮肿病，死了很多人，但又觉得毛泽东是对的，彭德怀和张恺帆是给毛泽东和总路线抹黑。我们都不敢正视现实。”
那个时候，政府官员们似乎都患了失明症。马维民的一次亲身经历，很能反映那时官僚的冷漠和自欺欺人。那是在安徽定远县，马维民参加安徽省里组织的一次养猪大会，几十个人一边走一边开现场会。浮肿病人那时会被集中在一起，略微给补充些营养，但并不足够。他们看到一个农民在田埂上走着走着就倒了下去。他们装作没有看见，继续边走边开会。“不像现在会上去扶起来，那时都不管他。”
饥饿而死的人越来越多。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曾希圣开始考虑实行“责任田”。
张恺帆晚年在回忆录中，也专门提到责任田的问题。“历史上许多问题是错综复杂的。1960年底1961年初，安徽情况越来越严重，饿死的农民数急剧增加，曾希圣着急了，急中生智，搞了个‘包产到户’。但这不是曾的版本，出主意的是张祚荫。”
张祚荫1959年4月至1969年10月任安徽省副省长、省委常委、省农办副主任。按张恺帆的说法，曾希圣找张祚荫商量解决办法：“现在群众没有饭吃，你看怎么办？”张祚荫提到他此前下乡时看到的景象：有一户人家，因为儿子得了肺痨病，为防止传染，就一家人孤零零迁到附近山上开荒种田，因此避免了公社化，事实上成了单干户。也因此在四周围家家没饭吃的环境中，他们还过得不错。张祚荫因此建议说，“你看能不能把田包到户去种？”
“包产到户”——也就是责任田开始在全省推广开来。“有两个县，舒城还是肥西记不清了，没有搞责任田，书记还受了处分。”张恺帆说。
中央的默许
张祚荫所说的这个得肺痨病的人，指的是宿县褚兰镇农民刘庆兰的儿子刘自立。戴兴华曾撰写《刘庆兰父子首种责任田调查记》，对此有详尽表述：“1961年初，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张祥荫到蚌埠专区蹲点，来宿县视察工作。（安徽省水利厅厅长）孙禹和向他详细汇报了刘庆兰的事以及县里、公社的不同反映。张柞荫对宿县在1960年出现的严重困难局面深为了解。听了刘庆兰的情况，他深有感触，想不到就在宿县严重缺粮的1960年，竟还有这么一位老农能向集体上交一两千斤粮食。1961年2月，曾希圣来蚌埠视察，向蹲点的张柞荫谈了他设想的在农村搞包产到户的办法。张祥荫向曾希圣详细汇报了刘庆兰事迹以及刘庆兰提出的包工包产到农户的建议。曾希圣当即肯定刘庆兰觉悟高，走的是社会主义的路，并十分重视他的建议。于是，刘庆兰的事迹被宣传开来。”
曾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陆德生曾在《江淮文史》刊发《安徽责任田兴衰的轨迹》，对上述事件却有另一番表述。
陆德生提到，曾希圣1961年春节前后在蚌埠召开农村蹲点负责同志汇报会，张祚荫介绍了刘庆兰的事迹，并提及刘庆兰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种，不然生产搞不好，“这个事例对大家启发很大，在曾希圣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各方面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不断反映上来，充分表明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从上海来安徽，路经全椒县，在与一些老农闲谈时，他们就要求包产到户，责任到人，并且还质问：为什么不相信农民，不敢把田包给他们种。安徽省委还曾召开过劳模座谈会，就实行‘责任田’办法征询意见。曹满凡积极主张包产到户，杨桂林也很赞赏这个办法。应该说这时在曾希圣头脑里已经形成了‘责任田’的大体模式。”
“安徽搞合作化大锅饭，粮食年年减产，曾希圣就想搞责任田试验，分田到户。结果一试发现有效，比大锅饭放开肚皮吃好，他认为这样才能恢复农村元气，就开始推广。曾希圣和毛泽东关系好，长征时翻译国民党的电报很厉害，毛泽东信任他。责任田的事，他也向毛泽东汇报过，毛泽东没反对。”七千人大会代表、原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党委书记冯希仁对笔者说。
1961年3月，陆德生陪曾希圣前往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陆德生把汇总的“责任田”试点进展情况和各方反映，对曾希圣做了汇报。曾希圣在与毛泽东谈话时，就此做了报告。毛泽东的答复是，“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这给了曾希圣以信心，同月，安徽省省委出台《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的问题（草稿）》。
这一年的7月，毛泽东再次对此表态：“你们认为没毛病，可以普遍推广。”但到了年底，态度又发生变化，毛泽东说：生产已经开始恢复，是否把“责任田”这个办法改回来？到了七千人大会，“责任田”变成曾希圣的罪状，受到批判。
功过曾希圣
七千人大会的规模，在中共历史上颇为罕见。大饥荒刺激了中央高层，决定以这种会议方式寻求改善之道。
会议上，中央领导表现出对事件认识的分歧，譬如刘少奇说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著名惊世话语。
对史家常常提到的刘少奇讲话中的天灾人祸三七开，冯希仁反而记不清了。在他的印象中，接下来的讨论，“主要还是坚持三面红旗。”
七千人大会的确纠正了很多左倾错误做法，但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注定了安徽“责任田”试验夭折的结果。
近来，不断有人撰文讴歌曾希圣，称其如何顾及百姓利益，最后却因“责任田”而受到处分。有人甚至称其为“为包产到户罹难第一人”（见《中国老区建设杂志》2003年第6期，徐恒足《曾希圣：为包产到户罹难第一人》）。这种说法，遮蔽了曾希圣治下饿死数百万人的事实。曾希圣受处分主要源于此。
在七千人大会上，蚌埠市市委副书记马骞向党中央举报曾希圣。毛泽东在收到几封检举信后，决定将会议延长到春节后闭幕，并说“要摸老虎的屁股”。
张素华在《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称，曾希圣对毛泽东在大会上讲的“要摸老虎屁股”的话并没有在意，更没有意识到这些“老虎”所指，其中就有自己。当他得知刘少奇要来参加安徽组的会议，还请彭真捎话给刘，请刘给安徽的同志鼓鼓劲。而刘少奇来到安徽组，就对曾希圣说，你不是请彭真让我给大家鼓鼓劲吗？假如相当多的人肚子里还有气没有出完，越鼓，气就越多，不会有干劲的。要鼓干劲，首先是出气的问题，充分发扬民主的问题。刘少奇这样认识问题，应该说是正确的。
张素华说，刘少奇针对安徽这几年出现的非正常死亡、农业减产、工业减产、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又发出和他在大会讲话时一样的“天问”：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我在报告中讲了四条缺点错误，安徽有多少条？是多一条两条，还是减一条两条？错误的性质，我在报告中说，不是路线性的错误，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安徽是不是这样？错误的责任，总的来说是中央负责，省、地、县是个什么责任？刘少奇的这几问，直逼问题的核心，所有与会者震动极大，“气氛十分紧张”！刘少奇认为，安徽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所以他号召大家围绕这几个问题进行讨论，换句话说，是揭盖子。
张恺帆在回忆录中也提及当时的情况：“开会时，曾希圣也走进会场，少奇同志说：‘你来干什么？你去休息！你在这里，大家不敢讲话。’结果，都揭开了。五风问题，饿死几百万人的事，还有几个人的冤案：刘秀山、李世农、杨效椿、我。”
据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2 月7 日，七千人大会结束，安徽的同志仍留在北京继续开会。在大会结束的第三天晚上，2 月9 日，刘少奇三上北京友谊宾馆。这一次，他经过多方了解情况，看来已经胸有成竹，掌握安徽到底存在一些什么问题了。在会上，刘少奇发表了总结性的讲话。他说：看来，安徽的中心问题是省委的问题，省委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曾希圣的问题。接着，他对曾希圣的问题进行了解说。并宣布，曾希圣同志要求中央把他调离安徽，中央接受他这个要求。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任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同志。
其实，从刘少奇的本意而言，应不反对“责任田”，但在当时坚持三面红旗的气氛下，又不能不在列举曾希圣的过错时，避过这一点。
七千人大会对安徽省影响巨大，安徽是七千人大会上被批评的典型，包括曾希圣在内几个省委书记都降了职。曾希圣调离安徽，但仍任华东局第二书记。黄岩仍担任安徽省省长，只是降为书记处候补书记。张祚荫仍担任副省长，但被拿掉常委职务。处分相对严重的是桂林栖、宋孟邻和曾庆梅，三人一起被调到党校学习，而后分别出任唐山铁道学院书记、西安市副市长和山东淄博市市长。还有一个省委常委被开除党籍，下放当副县长。
“别的省如河南也有人受了处分，但没听说有像安徽这样换了整个省委领导班子的。”七千人大会安徽代表马维民说。
责任田夭折
时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一直关注七千人大会的进展，还曾向马维民等人了解曾希圣受批判的情形。胡耀邦想要知道安徽省推广的“责任田”将面临何种命运。胡耀邦对责任田的立场，是那个时代中央领导层整体认知水平的缩影。
在此之前，胡耀邦曾向毛泽东报送一份名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的报告。报告中，胡耀邦称“包产到户”（责任田）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但是他提议：“这种做法如大家还要干，仍可试行，但要允许不同意的地方不这样做，更不要把它说得绝对，避免被动。如果要转过来，也要有准备、有计划地转，不要造成混乱，使生产再受损失。”
胡耀邦还提到市场、中小城镇生产和职工生活。农村集市都开放了，很活跃，但有些地方也有点乱。由此可见，胡耀邦当时对责任田和农村集市都有所排斥。
毛泽东将胡耀邦的报告批示：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生产恢复之后，责任田的历史使命也就宣告结束了。
当时的《安徽日报》上对七千人大会只字未提。七千人大会刚结束没几天，1962年2月13日，《安徽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关于冯希仁所在的安纺一厂的报道。报道名为《推广先进经验要从实际出发反复试验——安纺一厂西纺车间干部从使用集棉器过程中受到深刻教育》，内称：1956年底车间投入生产时，有关人员没有弄清实际情况，就在纺纱机上一律装了集棉器，结果有的效果好，有的不好。1961年初，车间领导没有进行具体分析，决定将集棉器全部拆下，结果纱的强力降低，断头增多，回花上升。使用集棉器过程的这一起伏，使车间干部认识到，对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处理问题要从实际出发。
“从实际出发”，这是这篇报道强调的重点。也是七千人大会后，安徽舆论宣传的一个重点所在。但在“责任田”问题上，中央仍然意识形态挂帅，并未“从实际出发”，而是一刀切予以否定。
李葆华到安徽就职后，就开始贯彻中央决策，逐步取消责任田。
这中间有一个插曲。1962年，安徽宿县符离区委曾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上“万言书”，保荐责任田，但未被采纳，还受到批评，相关官员做了检讨。
1962年10月11日至11月12日，安徽省省委一届十三次全会在合肥召开，传达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指出安徽也存在“单干风”、“黑暗风”和“翻案风”，其中以“单干风”最为严重。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的决议》，表示坚决改正“责任田”，恢复和巩固集体经济。
到了年底，安徽省省委印发《关于第一批改正“责任田”的总结及今后的工作部署》，内称各地已改正“责任田”的生产队有60100多个，占总数的23%。安徽省省委要求各地在1963年春耕前改正一批生产队，其余部分则在1964年春耕前予以改正。
张恺帆晚年回忆称，李葆华来安徽主政时，安徽七十个县有六十多个都实行了包产到户，李葆华说包产到户是曾希圣的一大错误，但是李葆华的步子是稳的，他提出：责任田问题要慢慢改正，不要一下子翻过来，要分期、分批、一步一步改过来，对农村，要实行休养生息。1962年，安徽省的生产状况很好。工业方面，关停并转，非生产性的建设一律停止，研究生财之道。
目前普遍的看法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饿死人的现象开始受到遏制。1962年虽否定责任田，但因为其他因素的好转，故百姓的健康生命权利整体上有所提升。
一直到1978年，马维民曾任职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还是在巨大的压力下，选择了“责任田”，就此带动了一场改变整个中国乡村命运的大变革。
2012.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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