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末年，王朝内外交困、统治岌岌可危。为保住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不丢，慈禧太后在改革派大臣李鸿章、张之洞的推动下实行改革。改革之初，慈禧太后首先定下了“四个不能变”：即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这“四个不能变”把改革牢牢限定在经济领域，不能在政治领域越雷池一步，损害当权者任何既得利益。于是中国只能搞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也就有了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当时有话语权的人们认为，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西方社会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只能用他们的器物，不能借鉴他们的思想文化。也就是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可以利用外国的硬件，但必须使用中国的软件。只能让外国的硬件适应中国的软件，绝不允许改变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洋务运动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成长，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的中国社会的进步。然而，由于没有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腐朽的专制体制成了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在与其它国家的竞争中每况愈下。
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社会制度变革，可是顽固不化的满清王朝统治者为了保住极权，拒不接受政治体制改革，残酷镇压提出变法改革的维新派。当权的顽固分子固然保住了眼前的既得利益，却坐失了改革机会，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
此前，日本国已经为清王朝做出了榜样。日本执政者经过激烈辩论，终于接受了学者提出的“脱亚入欧”理论。即摆脱中国儒家文化和社会体制的影响，学习接受西方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用西方先进的制度提高国民整体素质，进而驾驭来自西方的硬件——这就是有名的“明治维新”。先进的社会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日本很快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并在甲午海战、日俄战争中接连取得胜利。
慈禧太后的所谓“四个不能变”说到底就是保护专制独裁特权，这正是东西方文明的根本区别。西方社会的价值观的核心是人生而平等，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在法律、道德面前人人平等。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价值观的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制度。君主有予杀予夺的至高无上特权，官员是君主的奴才，草民是君主的奴隶。国家的一切制度设计都是为了 维护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形态。
如果中国能够独立于世界之外，能够永久闭关锁国，那么在儒家文化的薰陶下，在严酷的专制压制下，清王朝延续的时间也许会长一些。可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已经打开了中国国门。西方的文化思想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着社会各界，觉醒了的国民不可能忍受这种极不合理、极不平等的社会制度长期存在。
然而执迷不悟的慈禧太后看不到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依然把自己的“四个不能变”奉为金科玉律，当成谁也不能触犯的高压线。这种一厢情愿的倒行逆使注定了满清王朝的灭亡——他的敌人是所有被统治者——因为说到底，没有谁心甘情愿当奴才、当奴隶。
世界上许多帝王能够审时度势，通过出让权力换得社会改革平稳进行，也保住了王室的延续。那些不肯拔一毛利天下的君主，最终只能与自己的腐朽王朝一同覆灭—— 你不允许社会制度变，社会制度就要改变你，这就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只不过，这样的结果往往需要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则使后人复哀后人也”。但愿一千年前诗人杜牧的名言能给我们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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