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娟
为什么是丰县
这一场解救小花梅的事件，让所有不了解历史和地理的人，也都开始注意徐州丰县这个地方。
人们也发现了徐州和丰县三番五次的公然撒谎，完全无视民意，公然拘留无辜人员，刁蛮的程度令人咋舌，好像那个地方还处在原始社会。
甚至让人不相信，都2022年了，居然还存在这样的地方。
后续屡次爆出来的资料显示，徐州的惨案绝对不止小花梅一件。
连续爆出来的拐卖人口，精神病女性，甚至河里打捞的女尸，让人觉得徐州这里是不是人间地狱。
我们总结，男女比例不平衡，重男轻女的观念一日存在，拐卖妇女儿童的惨案就一日不可能灭绝。
有人就问，这两个因素其他地方普遍存在，为什么徐州就这么黑暗？
是的，事情的发生背后都是人，但是，人都是环境和经历的产物。
为什么惨案在这里这么集中，为什么当地办案的风格这么简单粗暴？
背后有个根本的原因：黄河泛滥。
这里是黄泛区。
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生存方式，而生存方式决定人们对生活和世界的认识。
这是一片特殊的地带，从历史上看，这里是权力脉络的“隙地”，是内地的边陲，黄河泛滥催生了一批生活在农耕地区的游牧人群。
泛滥的黄河让这一代老百姓常年困在饥荒，逃荒中，疲于挣扎，所有的传统和心理就和富庶地带不同。
身处黄泛区的人民，没有农耕地区的稳定心态，又没有沿海贸易地区的开放心态，在一次一次大自然的肆虐下，心态必然扭曲。
他们是罪恶的，同时他们也是无辜的，他们制造着惨案，但他们也都背着祖祖辈辈的血泪。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层面了解以下黄泛区的故事。
历史上的黄河泛滥
黄淮流域之间的四省交汇处，是大片平原地带，本来土地丰饶，很适合耕种。
可惜黄河经常改道，经常决口。
汉文帝十二年黄河在酸枣（今延津县境）决堤，是汉代黄河最早的一次决口。
新莽始建国三年，黄河在魏郡决口，经平原、济南，流向千乘入海，这是史载大禹治水之后黄河第二次大改道。
第一次改道在周定王五年。
从此之后，黄河水灾频繁，到了宋以后更加严重，处在黄河下游的地区和百姓从此连年灾难不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有清一代 260 余年间，不计晚清改道后下游民埝的漫溢决口，仅有案可查的决口次数就达 170 多次。
但黄河泥沙含量太高，“黄河斗水，泥局其七”。
洪水流经之处，土地都被泥沙覆盖，原先的良田迅速盐碱化，粮食减产。
黄泛区本来就次次人民财富被洪水吞噬，再加上泛滥一次，土地恶化一次，这个地区就越来越贫困。
所以人们就只能经常逃难，逃难的路上打工偷盗。
当地人甚至把讨饭当成必不可少的生存经历，黄泛区的父母为孩子定亲的时候，还刻意要问问对方，你讨过饭没？
没讨过饭，可能是个累赘。以后洪水来了，怕是难以抵挡。
其实现在的人们，还活在历史中。在大自然面前，人力的作用微乎其微，面对黄河泛滥也是如此。
后来我终于理解了，我在本科时期，听到舍友只言片语背后的经历的惨剧。
我本科时，就读于郑州一所高校，同学们河南人居多。
舍友中就有三位河南同学。
我本来来自底层穷人家，却发现她们更穷。
一年暑假后开学，一位同学对我说：“孙娟，我们县都被淹了，黄河决堤。家里冲的什么都没了，地里种的也都被冲了。”
我问她：“那你们怎么办。”
她就给我回忆起她家里经常讨饭的故事。
有一年暑假开学，她居然兴高采烈的对我说：“孙娟，你知道不？今年没决堤，我家今年能有收成了！”
我当时还没意识到，这个高兴背后，是年年遭遇洪水的绝望。
同宿舍还有一个同学，开学来时，背来一编织袋红薯，花了十几元买了一个电热杯。
每天中餐，晚餐，煮一个红薯，吃了一个多月，没去食堂打饭。
她连红薯都省着吃，每天只吃两个。我当时怀疑，她这样不会营养不良吗？
当时我们习惯打饭后回宿舍吃，发现她放学后不打饭，坐在旁边等着。每天都有人吃不了一份面，一份菜。
这时候她就站起来说，我尝尝。说完就把剩下的吃光了。
后来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每天故意多打一些饭菜，每次吃一半就说我吃饱了，这位同学就赶紧过来，她要尝尝。
现在看来，她们的家乡都在黄泛区。
国民党“以水代兵”，致89万人死亡
在黄泛区，不仅大自然折磨着老百姓，就连军阀权贵，也在为自己的目的，人为制造灾难。
1938年5月，侵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当时的形势使郑州处于危急之中。
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政府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河南郑州北郊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
花园口决口后，奔腾的黄河水迅速下泄，确实挡住了日军。
日军被黄水阻隔后，就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
但花园口决堤事件给黄河下游豫、皖和江苏等地的中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黄河水下泄后，形成了大片黄泛区，间接导致了惨绝人寰的1942河南大饥荒。
根据韩启桐、南钟万于1948年出版印行的《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提供的数字。
从花园口决堤到1947年堵口，九年间黄泛区河南因黄泛而死亡人口有325598人，江苏死亡人数为160200人，安徽省推断在40万左右，共计89万。
而根据1945年12月国民政府深入豫皖苏泛区进行的灾情调查结果显示：“河南黄泛20个县截止到1944年底，共淹毙人口325037人，逃亡人口约631070人。”
看到这些数字，我心口很堵 ，就流泪了。
老百姓，都是一条条活生生的命，真的是任人捏玩的野草啊。
这种人祸曾在影视剧中也有体现，《大明王朝1566》中，奸相严嵩几十年宦海沉浮，早就摸准了皇帝的这根脉，在他最缺银子的时候，提了一个“改稻为桑”的国策，得到高度肯定。
什么是改稻为桑？就是把江浙地区的农田都改为桑田，从生产阶段逼迫农民种桑养蚕。
如果是放在21世纪，这是一个农业产业升级的提议，但是在五百年前的1566年，这个举措遭到民间的强烈反弹。
原因很简单：不划算。
改稻为桑遭到了阻力，朝廷是要问责的。这时候，严党头领、严嵩儿子严世藩会同江浙地区地方官员郑泌昌、何茂才一起，干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毁堤淹田。
他们趁端午汛期期间，掘开新安江九县堤坝的闸门，洪水滔天，田地、农舍瞬间淹没，家破人亡！
老百姓的命都不是命啊！
洪水过后社会失序
天灾人祸双管齐下，致使当地老百姓如同亡命之徒，社会必然会乱。
其实老百姓比任何人都希望社会稳定，国家统一。
老百姓没有野心，只想守着自己的土地，安安定定的生儿育女，尽享天伦之乐。
有口吃的，有衣穿，他们就不会有其他心思。
但是，最简单的生存方式，辛勤劳作，打得粮食，积累财富，增加子嗣，这些，在黄泛区都成了奢望。
每次洪水过后，当人们再次走进自己的田地里，发现地貌大变。
原先的地界都没有了，此刻，只能是谁抢到就是谁的。
一直以来，人们期待的稳定的用积累的财产购买土地的方式，都用不上了。
人们发现，只能靠抢。
财富是抢来的。
而且，农耕地区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直都是熟人社会之间的信用和道德。
可是，每次洪水过后，人们发现，自己的社会网络也被冲的七零八散，亲戚朋友债主仇人，都逃荒了。
社会契约和法律还没有出现，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也冲散了。
家人朋友等天然伦理关系的束缚也冲散了。
人获得了彻底的自由。
在如此极不稳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人们的行为模式会本能选择短期策略。
要么就尽快逃离。
所以清代安徽官府那才会这样评论：“民性不恋土，无业者辄流散四出，或弥年累月不归，十室而三四。
这一片灾难频发的土地啊，山高皇帝远，逐渐催生出吏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地主压迫深重、盗匪四起，百姓苦不堪言。
黄泛区盗匪如麻
既然这片土地靠循规蹈矩的积累财富无法实现，靠抢掠反而能获得土地。
又缺少族长，家长等稳定的世俗约束。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于家园常常失散，就变成了农耕地带的游牧人群。
可惜，这里不是草原，也不是森林，他们游牧和打猎的目标，只能是人。
民风自然争强好斗，为了防御，也为了攻掠，一旦手中有积累，农民不是购买农具、土地，而是采购长矛、刀剑、甚至火枪。
进可伤人，退亦可自保。
所以黄泛区盗匪如麻，盗匪不是独立于老百姓存在的，而是出去抢掠，能给自己家里多一个经济来源。
所以，这个地方的盗匪和老百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清朝思想家魏源曾在苏北为官，他形容此处“土地荒芜，民惰而好斗，习于抢劫，故该地素称难治。”
美国汉学家、人文科学院院士裴宜理指出，黄泛区盗匪如麻的根本原因，是当一户人家的粮食常常不足以养活全家。
于是，多余的儿子就变成“光棍”，自寻出路。有的光棍会去打工、乞讨、当兵，有的则会入“捻”为匪。
一小群人就是凝聚起来的一个捻子。
小捻子只有几个人，偷窃、盗墓、偷割庄稼。
大捻子有数十人至数百人，绑架、敲诈、收保护费、收买路钱。
更大的捻子则成千上万，动辄跨县连郡，攻占城池，甚至变成了事实上的统治者。
最大的捻匪首领张乐行，鼎盛时统兵二十万，控制几十个县城，是豫东皖北事实上的统治者。
英雄人物尽在黄泛区
所以现在就能理解了，为什么黄泛区出了那么多历史上的英雄好汉。
都是被天灾人祸逼的走投无路了。
民匪一家，长期下来战斗力强，养成了彪悍的民风。
家里的财产也没有什么可保护的，父母妻儿经常死的死，散的散，家庭成员也没有什么可顾忌的。
一旦被逼到极点，很容易揭竿而起，成为逐鹿中原的英雄好汉。
历代农民起义，很多来自黄泛区。
宋徽宗时期，被赋税和黄河水灾逼得倾家荡产的宋江，一怒之下，带着自己的农民兄弟会，就上了梁山。
元朝末年，出生在安徽凤阳的朱元璋被洪水和战乱搞的家破人亡。
一个脱离了所有世俗枷锁的人，在大地上游荡了几年，最后拉拢骁勇善战的老乡参加义军，消灭各路诸侯，一统天下。
出生在丰县的刘邦，早年就是在一群光棍里打滚的社会混混，环境教给他的无视规则的流氓习性，帮助他最终成为皇帝。
清朝末年，捻军虽不如南边的太平天国声势浩大，也同样取得不俗战绩：他们击毙了蒙古名将、八旗军统帅僧格林沁亲王。
从民国至今的近现代战争史上，黄泛区的民间行动也数不胜数。
丰县处于“隙地”
丰县的地理位置也很特殊。导致了当地的荒蛮的暴烈。
战国时代以来，中国就有一条干线道路网。汉代的大都市，都在这个网上，有干线分叉，就是各地区的道路网络。
这个道路上的连接点或者终点，就是郡县。郡县以下，这些道路网又联系到各地的乡里。
政治权力也是通过这个道路网下传，实现统治的。下面的信息民情，也是通过这个道路网上传的。
所以，离干线越远的地方，资源越匮乏。
这些道路之间的地方，照顾不到，就形成了隙地，隙地虽然离大城市不远，但离干线远，往往教化不达，政令不够。
相对于中央，相当于盲区。
所以就非常不稳定，这些隙地地带，往往就是土匪，和农民起义的发源地。
秦汉历史上，农民揭竿而起，甚至能颠覆朝代。
比如，陈胜、吴广起于云梦，新市绿林起于南阳乡聚。他们起事的地方都不在大路上。
所以，当他们起事时，官方可能一无所知，等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时候，一切已经晚了。
而徐州，也正好处在省与省的交界处，既有可能形成权力真空区，在历史上，也经常形成军事空白区。
（丰县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
湖西革命老区位于苏鲁两省交界处的微山湖西岸，其中徐州所辖的沛县、丰县地区自抗日战争起就是湖西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
那首革命歌曲“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爬上飞快的火车，
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车站和铁道线上，
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
这首美丽的革命歌曲，你一定很熟悉。
城市虹吸效应 使苏北更穷
城市虹吸效应，是指经济实力最强、发展潜力最大的城市将周边的中小城市以及一些小城镇的优势资源，包括财富和人才，吸引到自己身边。
这样就导致附近缺少机会和资源的地区加速衰落，或者难以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毗邻长江三角洲这个开放前沿的苏南，因为其地理优势，与苏北的发展就开始了巨大分化。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苏南出现了大量的企业。
民不聊生的黄泛区，看到这个能够生存挣钱的机会，人口便加速流向苏南。
青年都去发达地区务工，在弃婴潮中活下来的少数的女性，也能外嫁的外嫁，当地就只剩下大量的光棍了。
灾害频发，穷困无着，靠抢掠沿袭了上千年。
文化迂腐落后，资源匮乏，光棍集中。
又在天高皇帝远的隙地，这样的地方，发生惨剧就顺理成章了。
惨剧多有发生
有关丰县的惨剧这几天网络上全都被网友翻出来了，在这里也就不举例了。
而这样的例子并非个例，特别是在小花梅被拐卖的90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苏省志》曾有这样一段记录：
惨剧不是今天才发生，也不是只有小花梅一起。
我们悲愤于这个地区的野蛮黑暗，但是痛诉之余，要想想，怎么才能阻止惨剧继续发展下去。
当地人野蛮的背后，是他们对生存的无奈。
我相信，任何一个正常人，但凡能安居乐业，就不会去打家劫舍。
但凡能有个正常媳妇吃口热饭，就不会用铁链子拴起女人来折磨。
不到迫不得已，也不会杀人。
如果能给他们一些治疗根本的政策和管理，也许能把这个地区从罪恶中拉出来。也就能免于那么多无辜的女性受到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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