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新宇
1，《欧洲漫录》的见识
1925年3月，徐志摩去欧洲游历，第一站就是苏俄。
在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已经接受苏俄的资助，因而开始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致力于完成苏共领导人多年之前就为中国规定的革命任务——“反帝反封建”。与知识分子的个人言说相比，政党的力量是巨大的，短短几年中，五四新文化就似乎已经过时，成为“落后的”或“反动的”，一些学者与一代年轮人一样，不知不觉中就学会了把政府称为“北洋军阀政府”，学会了高喊“打倒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等新口号。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发生了新变：由向西方学习转向苏俄学习；由“西化”转向“苏化”。在这个背景上，苏俄成了一些人想象中的圣地，纷纷前去学习取经。
苏俄是如此诱人，徐志摩也决定前去看看。所以，他的欧洲之旅就有了游苏的日程。《欧游漫录》记载的就是他对苏俄的观感。
走出国门，一路西行，穿越西伯利亚，徐志摩终于目睹了苏俄。俄罗斯的风光真美！徐志摩一再从心底赞叹，笔下也做了精彩的描写。但俄罗斯人的生活真苦！革命之后的所谓新社会，让徐志摩无法献上他的赞美。他早已读过许多关于苏俄的描写，但他一直怀疑，那也许正像苏俄所说的，是帝国主义对苏俄的恶意丑化，然而，眼前的事实，却出乎他的意料：
“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明显。今天我在赤塔站上留心地看，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问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地讨法，似乎他们的手伸了出来，决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在月台上，连站上的饭馆里都有，无数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么来的，全靠着我们吃饭处有木栏，斜着他们呆顿的不移动的眼注视着你蒸汽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他们的样子并不恶，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阴沉，看见他们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问这里的人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
在一个车站下车，天已经黑了，车站上照明的却是几只贴在壁上的油灯。昏暗的候车室里是满屋子黑黝黝的人群，“那情景我再也忘不了，尤其是那气味！悲悯心禁止我尽情的描写；丹德假如到此地来过，他的地狱里一定另添一番色彩！”
终于到了莫斯科，这是徐志摩初到科里姆林宫时的感受：
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和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冻的莫斯科河，你流着；在前途二十世纪的漫游中，莫斯科，是领路的南针，在未来文明变化的经程中，莫斯科是时代的象征。古罗马的牌坊是在残阙的简页中，是在破碎的乱石间；未来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间，是在人类鲜艳的血肉间。莫斯科，集中你那伟大的破坏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后奴性的人类的子孙，多多的来，不断的来，像他们现在去罗马一样，到这暗森森的雀山的边沿，朝拜你的牌坊，纪念你的劳工，讴歌你的不朽！
俄罗斯悠久的文化已被摧毁，但徐志摩知道，自己到莫斯科“当然不是看旧文化来的”。那么，莫斯科的新景观如何呢？徐志摩首先看到的仍然是贫穷和萧条：大街两旁古老的店铺大都倒闭，漂亮的店铺是见不到的，最多也最热闹的是食品店，是政府开的，物资却奇缺而且昂贵。俄罗斯人曾有的贵族气彻底不见了，街上走过一群群男人，却见不到一件白色的衬衣，更不用说礼服和鲜艳的领结。徐志摩写道：“我碰着一位大学教授，他的衬衣大概就是他的寝衣，他的外套，像是一个癞毛黑狗皮统，大概就是他的被窝，头发是一团茅草，再也看不出曾经爬梳过的痕迹……”徐志摩还拜访了另一位教授：“我打门进去的时候他躲在他的类似‘行军床’上看书或编讲义，他见有客人连忙跳了起来，他只是穿着一件毛绒衫，肘子胸部都快烂了，满头的乱发，一脸斑驳的胡须。他的房间像一条丝瓜，长方的，家具有一张小木桌，一张椅子，墙壁上几个挂衣服的钩子，他自己的床是顶着窗的，斜对面另一张床，那是他哥哥或弟弟的……墙角里有一只酒精炉，在那里出气，大约是他的饭菜……”
在这样的人群中，徐志摩觉得很窘。他说，有一次他与陈博生去英国，也曾经感到很窘，因为与周围的人相比，他们这两个中国人简直是叫化子。这次到莫斯科来，他又觉得很窘，却不是因为自己寒酸，而是因为自己的穿着太阔气。因为在莫斯科，“晦气是本色，褴褛是应分”，而且人们的脸上只有忧郁，没有笑容，一个个都好像心头沉重。
徐志摩
面对革命之后的俄罗斯，面对苏俄的所谓社会改造，徐志摩感慨万端，写下了这样的俏皮话：
什么习惯都打得破，什么标准都可以翻身，什么思想都可以颠倒，什么束缚都可以摆脱，什么衣服都可以反穿……将来我们这两脚行动厌倦了时竞不妨翻新样叫两只手帮着来走，谁要再站起来就是笑话……
《欧洲漫录》记下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有的涉及文化政策，有的透露了新制度的特色。徐志摩说：“我在京的时候，记得有一天，为《东方杂志》上一条新闻，和朋友们起劲的谈了半天，那新闻是列宁死后，他的太太到法庭上去起诉，被告是骨头早腐了的托尔斯泰，说他的书，是代表波淇洼的人生观，与苏维埃的精神不相容的，列宁临死的时候，叮嘱他太太一定要取缔他，否则苏维埃有危险。法庭的判决是列宁太太的胜诉，宣告托尔斯泰的书一起毁版，现在的书全化成灰，从这灰再造纸，改印列宁的书，我们那时大家说这消息太离奇了，或许又是美国存心污毁苏俄的一种宣传……”参加那次谈话的，还有陈西滢、郁达夫等人。因为他们都是作家，所以很关心托尔斯泰著作被禁毁的事。带着这份关心，徐志摩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问及那则新闻，托尔斯泰小姐却没有正面回答，而只是说：现在托尔斯泰的书买不到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妥斯陀耶夫斯基等人的书也都快灭迹了。徐志摩问：莫斯科还有哪些重要的文学家？得到的回答是：跑了，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徐志摩是礼拜六到达莫斯科的，本想利用周六、周日好好看莫斯科，没有想到的是，碰巧一位大人物死了，“因为他出殡，整个莫斯科就得关门当孝子，满街上迎丧，家家挂半旗，跳舞场不跳舞，戏馆不演戏，什么都没有了”。丧事办过之后，剧院可以演戏了。徐志摩等人去看戏，却又遇到了这样的事：剧院有戏，但售票处没人，找人询问，才知道“今晚不售门票”，原因是所有的座位都让党的俱乐部包了，一般人不能进。徐志摩等人特别幸运，因为找到一个朋友，他们就被请进了剧院，而且不用买票。
由此，徐志摩见识了新社会的新秩序，也见识了党在苏俄的权威。
然后是参观列宁遗体。正是这次参观，让徐志摩对对罗素产生了深深的歉意：“早几年我胆子大得多，罗素批评了苏维埃，我批评了罗素……我只记得罗素说，‘我到俄国去的时候是一个共产党，但……’意思是说他一到俄国，就取消了他红色的信仰。我先前挖苦了他，这回我自己也到了那空气里去呼吸了几天，我没有取消信仰的必要，因我从不曾有过信仰，共产或不共产。但我的确比先前明白了些，为什么罗素不能向后转……我觉得这世界的罪孽实在太深了，枝叶的改变，是要不到的，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有了这样的感受，徐志摩对于国内的苏化浪潮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深知中国的现实所孕育的不满，也深知中国历史形成的文化土壤，知道国人的反抗激情是多么容易被调动。他开始对国内的青年说话：
“怨毒”已经弥漫在空中，进了血管，长出来时是小疽是大痈说不定，开刀总躲不了，淤着的一大包脓，总得有个出路。别国我不敢说，我最亲爱的祖国，其实是堕落得太不成话了；血液里有毒，细胞里有菌，性灵里有最不堪的污秽，皮肤上有麻风。血污池里洗澡或许是一个对症的治法……但同时我要对你们说一句话，你们不要生气：你们口里说的话大部分是借来的，你们不一定明白，你们说话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还有，照你们的理想，我们应得准备的代价，你们也不一定计算过或是认清楚；血海的滋味，换一句话说，我们终久还不曾大规模的尝过。……照你现在的做法做下去时，你们不久就会觉得你们不知怎的叫人家放在虎背上去，那时候下来的好，还是不下来的好？我们现在理论时代，下笔做文章的时代，事情究竟好办，话不圆也得说他圆的来，方的就把四个角剪了去就就圆了，回头你自己也忘了角是你剪的，只以为原来就圆的，那我懂得。比如说到了那一天有人拿一把火种一把快刀交在你的手里，叫你到你自己的村庄你的家族里去见房子放火，见人动刀——你干不干？……
莫斯科是似乎做定了运命的代理人了，只要世界上，不论哪一处，多翻一阵血浪，他们便自以为离他们的理想近一步，你站在他们的地位看，这并不背谬，十分的合理。
……为什么我们就这样的贫，理想是得向人家借的，方法又得向人家借的？不错，他们不说莫斯科，他们口口声声说国际，因此他们的就是我们的。那是骗人，我说：讲和平，讲人道主义，许可以加上国际的字样，那也待考，至于杀人流血有什么国际？你们要是躲懒，不去自己发明流自己血的方法，却只贪图现成，听人家的话，我说你们就不配，你们辜负你们骨里的髓，辜负你们管里的血！
我不是主张国家主义的人，但讲到革命，便不得不讲国家主义。为什么自己革命自己做不了军师，还得运外国主意来筹划流血？那也是一种可耻的堕落。
革英国命的是克郎威尔；革法国命的是卢骚、丹当、罗佩士披亚、罗兰夫人；革意大利命的是马志尼、加利包尔提；革俄国命的是列宁——你们要记着，假如革中国命的是孙中山，你们要小心了，不要让外国来的野鬼钻进了中山先生的棺材里去！
几代人的苦难过去之后，我们知道，当时的人们没有听从徐志摩的劝告。但是，历史不应忘记，在那个路口上，有人这样提醒过。它至少证明，当时的知识界并非全都犯糊涂。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那样一个知识界大面积狂热的背景上，徐志摩何以能够独醒而不迷？众所周知，像鲁迅那样目光锐利的人，几年之后都没有看透那层伪装，自己被欺骗，却写了《我们再也不受骗了》那样的文章；像胡适那样头脑冷静的知识界领袖，也赞美过那“伟大的试验”，而没有意识到它将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后果；徐志摩平时对政治并不怎么关心，凭什么有这样的目光？
是依靠思想，依靠知识，还是依靠诗人那颗纯洁透明而未被污染的赤子之心？与胡适相比，徐志摩读书未必多；与鲁迅相比，徐志摩对社会的了解未必深入。徐志摩所拥有的知识和理论资源，胡适等人都该有。那么，徐志摩的优势来自哪里？也许真的首先来自纯洁而健康的人性，来自未被污染的灵魂。理论家、学者常常会变成没有温度的机器；而葆有赤子之心的诗人，或许可以凭本能而做出选择。徐志摩参观列宁遗体展览馆，没有像一些人那样产生对列宁的崇拜，因为他一进门就看到了一个红色的地球模型，由此产生了震惊与恐惧：“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是血色，旁边一把血染的镰刀，一个血染的锤子。那样大胆的空前的预言，摩西见了都许会失色，何况我们不禁吓的凡胎俗骨。”看到血红的地球模型和镰刀锤子而产生恐怖感，大概不是知识和理论决定的。
不过，徐志摩对苏俄的认识，也与知识有关。这得益于他的两个老师：一个是罗素，一个是韦尔斯。
徐志摩崇拜罗素，1920年，他放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不读，横渡大西洋，到英国去追随罗素。罗素的社会主义倾向众所周知，但他也是较早认识苏俄真相的人。早在1920年，他就随同英国工党代表团去苏联考察。苏俄的那一套，没有逃过罗素的眼睛，所以写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于罗素的著作，徐志摩每见必读，这次不但做了笔记，而且写了评论。他虽然并不完全认同罗素的看法，却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徐志摩在他的书评中说，罗素之所以拒绝苏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以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实现共产主义，人类要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二是即使付出如此代价，它所要达到的结果是否能够实现，也无法让人相信。就前者而言，它太残酷；就后者言，它太虚幻。为了实现那个虚幻的乌托邦，采用惨烈的暴力手段，让人类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是罗素害怕的。罗素不满于人类生存现状，但他拒绝流血。他也致力于救渡人类，但救渡的办法，只能是渐进的、和平的。这些思想，都对徐志摩产生了影响。
罗素
1920年，韦尔斯也去了苏俄，并且见到了列宁。归来之后，他把游俄见闻写成游记，刊登在伦敦的《星期日快报》上。徐志摩读过之后，也为他写了评论，并且寄回国内发表在《改造》上。通过徐志摩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韦尔斯苏俄亲身经历的事：参观一所小学校，韦尔斯问学生平时学不学英文，学生一齐回答：学。韦尔斯又问：你们最喜欢的英国文学家是谁？学生一齐回答：韦尔斯。韦尔斯进而问道：你们喜欢他的什么书？学生立即说出了他的十多种著作。韦尔斯不相信自己能够如此为俄罗斯孩子所熟知，觉得这这些学生是被训练出来的。于是，他独自悄悄来到一所更好的学校，把那些问题重新问了一遍，得到的回答却完全不同——孩子们对韦尔斯一无所知。韦尔斯又来到该校藏书室，书架上没有他的任何著作。韦尔斯明白了：原来一切都是演戏。徐志摩熟知这个故事，自然也知道苏俄是多么会演戏，知道那种制度是如何教会孩子们说谎，并建成一个依靠谎言支撑的社会。在写于1921年的那篇文章中，徐志摩就做出了这样的总结：“苏俄之招待外国名人，往往事前预备，暴长掩短。”
2，关于“苏俄仇友”的讨论
1925年秋天，《晨报副刊》发起了一场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大讨论。讨论的组织者就是徐志摩。这时候，他是晨报副刊的主编。
众所周知，《晨报》是一家大报，《晨报副刊》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全国著名的“三大副刊”之一。徐志摩访欧归来，兑现诺言，接管了晨报副刊。他于9月底上任，10月1日在报纸亮相。而在此时，正是他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出版之际，他本人的诗名如日中天。然而，《晨报副刊》却没有以诗歌引人注目，而是以忧国忧民的姿态，和关于国家何去何从的大问题而震惊了读者。徐志摩接管《晨报副刊》不到一星期，就发起了关于“苏俄仇友”的讨论。
讨论的起因是陈启修的一篇文章。1925年10月6日，晨报《社会周刊》发表了陈启修的《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陈启修，又名陈惺农、陈豹隐，《资本论》的最早中译者。翻阅旧报可见，1922年5月5日，北京大学“马客士主义研究会”举行马客士诞辰纪念大会，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发表演讲的有李大钊、顾孟余、高一涵，还有陈启修。1922年12月，陈启修到欧洲考察，第二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苏俄，陈启修成了一个列宁崇拜者。1924年1月列宁逝世，陈启修曾经去为列宁守灵。回国之后，任教于北京大学。
只要了解以上情况，就不难知道陈启修的立场和观点，他的文章是为苏俄辩护的。之所以要为苏俄辩护，也是有原因的：自从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以后，苏联成功地掌控了国民党人，并让中共加入国民党，从而通过国民党的力量在中国点燃了反帝的怒火，酿成了亲苏的潮流；但是，一些人仍对苏俄很不信任，而且把它看作帝国主义。他们把英美帝国主义与苏俄相比较，把前者称为“白色帝国主义”，而把苏俄称之为“赤色帝国主义”。陈启修的文章，旨在抵消这种影响，使人们把苏俄当作朋友。他言说的核心，首先是要说明苏俄不是帝国主义。然而，陈启修似乎没想明白，所以言说有点词不达意。想说的意思是苏俄不是帝国主义，因而是友不是敌，文章的标题却是《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无论答案是有是无，都离主旨甚远。不过，人们读他的文章，仍然不难看到他要表达的意思：苏俄不是帝国主义，不要把苏俄当敌人。
时隔两天，时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张奚若写了《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对陈启修进行了批驳。徐志摩显然赞同张奚若的见解，因而立即在《晨报副刊》上予以发表，并由此发起了大讨论。
在讨论中，徐志摩写下了许多按语和回复，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在《又从苏俄回讲到副刊》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对苏俄的问题……到今天为止，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积聚到不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著与隐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他甚至说：“假如在这时候，少数有独立见解的人再不应用理智这把快刀，直剖这些急迫问题的中心，我怕多吃一碗饭多抽一枝烟的耽误就可以使我们追悔不及。”由此，我们不难品味出他发动这场讨论的用意。他希望那些有独立见解的人用他们的理智指点中国现实的迷津；“希望少数有思想力的人有胆量认清眼前的事实，独立的从头想一个透彻”；“就只单纯的理想与信心可以灵感我们到救度我们自身伟大的事业。我恨的是糊涂的头脑，它是个偾事的专家；我敬爱的是锐利的理智，它是把破妖法的神剑。中国人灵魂是完全没有的，那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们要知道的是中国人究竟有多少脑筋，有多少真的思想力……”。
在讨论中，徐志摩刊发了一系列见解独到的文章。比如，陈均指出：苏俄名为工人专政，实为一D专政，“名为代表劳动阶级的利益，实则愚弄、压迫劳动者；名为扶助弱小民族，实则以政治手腕侵略弱小民族。”陈翔《友乎？仇也》中指出，“我认为苏俄之对于我们中国，与帝国主义者不差其旨趣。帝国主义者今日侵略吾国，算是各尽其能事。然而借友华之名而施侵华之实的苏俄，又何肯松其压迫，使我们国人翻身一下呢？”作为证据，陈翔还从“经济侵略”、“政治侵略”、“文化侵略”、“治外法权之侵略”四个方面论述了苏俄对中国的侵略，最后得出结论：“老实告诉你们受卢布的朋友，苏俄于中国，仇也，非友也，别再昏迷！”
徐志摩深知自己组织这场讨论的意义。他在为《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专栏撰写的《前言——记者声明》中说：“这回的问题，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的。”国民革命兴起之后，一大群年轻人天真地认为苏联就是人类的天堂，代表着人类的美好未来。徐志摩想通过讨论而让更多的人明辨是非，认识苏俄。
在这场讨论中，除陈启修、张奚若两位破题者之外，梁启超、陈翰笙、江绍原、李璜、张慰慈、常燕生、刘侃元、陶孟和、钱端升、丁文江、张荣福、胡石青等不少名流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尤其是张奚若的文章，的确是一针见血，振聋发聩。在《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中，他抛开帝国主义是否有赤白之分的问题，抛开苏俄是否帝国主义的问题，直接进入问题的核心：苏俄是友还敌。他旗帜鲜明地表示：苏俄是敌而不是友。他认定苏俄对中国的危害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还要大：“帝国主义的国家仅吸取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俄竟然收买我们的良心，腐蚀我们的灵魂；帝国主义只想愚弄我们的官僚和军人，苏俄竟然愚弄我们的青年和学者；欧战后，帝国主义的国家还唱尊重我们土地主权的口头禅，苏联竟然毫无原故的占据了我们的外蒙古；帝国主义的国家仅暗中帮助我们的吴佩孚、张作霖，苏俄竟明目张胆的在广东做我们的高级军官和外交官！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强暴恶劣的手段，在这个毫无自卫力的国家里横行无忌，‘如入无人之境’还要说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我倒要问问不是敌人是什么？”
在《联俄与反对共产》中，张奚若分析了苏俄对中国的用心，认为苏俄最大的希望就是中国越乱越好，所以他们对中国的原则是“利乱不利治”，因而不捣乱是不可能的。他告诉人们：
苏俄对于中国内政何以利乱不利治？说来原甚简单；他因要争他自己在世界上的生存和达到全世界劳动革命的目的计，不能不与拦他马头、截他去路的帝国主义者闹一个你死我活。但同时他独自一人却又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不能不找几个帮手……这完全是一个以俄国为发端，以俄国为归依的私利政策，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仁义道德在内。赤化各弱小民族的根本政策既定，其次就只剩下实行赤化的方法，或策略问题。策略固然因时因地而异，但无论何时何地他们均有一共同之点，就是：除完全听苏俄共产党直接指挥的政府外，无论何种政府，他都要无条件的攻击或推翻；除受苏俄共产党本身维持的秩序外，无论何种秩序，他都要无条件地扰乱或捣毁。
张奚若希望中国稳定，而不希望被别有用心者破坏。所以，他一再强调，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就不能联俄；只要爱国，就不能联俄。
徐志摩领导的这场讨论从10月6日开始，到11月29日晨报馆被放火焚毁，只进行了50余天，却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然而，它激怒了亲俄势力。来自苏俄的主义容不得不同的声音，在辩论中无力取胜，就要采取更为有力的手段。于是，晨报馆终于被烧毁。不同的声音被打断，青年们更容易听从他们的号令。
劫难之后，徐志摩不改初衷。他在《晨报副刊》恢复之后声明：“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并且表示：“我生平经历虽则不深，可是人事浮浅的变异轻易也骇不了我，吓不倒我。我就自恨天生力量不够，理智不够锐，感情不够烈，笔力不够强，但相当内心的平衡，我希冀，总还可以保持。本副刊以后选稿的标准还是原先的标准：思想和独立与忠实，不迎合照旧不迎合，不谀附照旧不谀附，不合时宜照旧不合时宜。”
3，与胡适的一场论争
1926年，徐志摩与胡适发生了一场论争。从这场论争可见，要比眼睛的洞穿力，当时的胡适远远不如徐志摩。
1926年夏，胡适取道苏联前往欧洲，途中在莫斯科停留3天，对苏联印象颇佳，写成长信寄回国内，对苏俄大为赞赏。
胡适一直倾心于自由和民主，此时却对专政全无反感，这事看上去有点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原因有二：一是作为自由主义者，当时的胡适并不坚定，尚有许多待补的课；二是在那短短的三天中，他迷迷糊糊接受了两个人的诱导。这两个人，一个是正在苏俄的美国左派，一个是苏俄外交官。
那位美国左派对他说：“此间作此绝大的，空前的政治试验，自不容没有障碍，故摧残一切所谓‘反革命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向来作Dictator(独裁者)的，总想愚民以自固权力。此间一切设施，尤其是教育的设施，都注意实在造成一辈新国民，——所谓‘Socialistic generation’；此一辈新国民造成之日，即是Dictatorship可以终止之时。”这种说法在中国很容易被认同，因为它与孙中山通过军政、训政而到达宪政的设想非常相似。这种表述有很大的欺骗性，而且可以推延开来：专政是为了终止专政，压迫是为了消灭压迫，杀人是为了消灭杀人……它向人们许诺的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未来，却为了未来而剥夺人们的一切。胡适当时竟无力冲破这个圈套。
那位苏俄官员对他说：“你不必对于我们的Dictatorship（专政）怀疑。英美等国名为尊崇自由，实在戴假面具，到了微嗅到一点危险时即将面具撕去了。如此次对付罢工的Everyway Power Act即是一证。他们也是一种Dictatorship，只是不肯老实承认。苏俄却是言行一致，自认为无产阶级专政。” 坦率承认自己专制，同时指责别人的自由和民主虚伪，这种做法也容易说服人，因为即使在最最自由的国家，也仍然存在不自由；即使在民主制度最健全的地方，民主的弊端也仍然存在。以真恶人指责伪君子，善恶不难辨别，但此时的胡适却点头称是。
由此可见，对于人类文明的正途，当时的胡适在学理上并不完全明白，立场上也并不坚定。
徐志摩却比胡适清醒得多。徐志摩知道，胡适之所以面对苏俄而兴奋，而极力赞美，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现实：“我们这里空气的沉闷，人道的腐败，生命的消残，的确是全世界没有比的。因此你一出国游历去，不论你走哪一个方向——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全是一样——你总觉得耳目一新，精神焕发，仿佛丹德走出了地狱似的爽荡……所以适之先生这次发现苏俄的政治试验有‘使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地方，也正在我们的意料之中。”然而，他不能放过胡适的错误，所以针锋相对进行了批评。
胡适盛赞苏俄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政治实验。他说：“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他又：“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
徐志摩提醒胡适：更值得研究的还有几点：一、“苏俄所悬的那个‘乌托邦理想’，在学理上有没有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二、“认清了他们的目标，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研究他们的方法对不对？这过程中所包含的牺牲值得与否”；三、“苏俄有否权利到中国来宣传他们单独发明的‘政治福音’”。这些问题，的确是胡适尚未认真思考的。
胡适表示认同苏联政府的新教育：“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
徐志摩指出：“由‘愚民政策’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这不是等于说由俄国式共产主义过渡到英国的工党，或是由列宁过渡到麦克唐诺尔德吗？真共产派先就不感激！”在徐志摩看来，这两者之间没有通路。徐志摩深谙苏俄教育底蕴，为避免胡适的文章误导读者，他在按语中引用被称作“中欧的智慧老人”的大学者捷克总统马沙里克的话说：“顶重要的事情是去悉心研究苏俄的学校。俄国问题的秘密全在那里。”然后回到胡适的话：“我看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胡适如此赞美苏俄，他做了怎样的研究呢？“不幸他下面接着说他一个学校都不曾见到；他看到的，使他‘惊叹’的，是他们的‘教育统计’。”徐志摩说：
……统计，统计！我们谁不知道这句成语：“数目是不说瞎话的，但说瞎话的人可以造数目。”并且统计即使是可靠的，统计表并不告诉我们实际的情形是怎么一回事。不错，苏俄的学校，不论大小，都是男女同学的，学生自治的精神是很充足的，但这就是“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吗？我们不是挑剔，我们很乐意知道苏俄“确”是在大规模的试验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但就我所知道的，他们的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他们侧重的：第一是宣传的能力；第二是实用的科目。例如化学与工程。纯粹科学与纯粹文学几乎占不到一个地位。宗教是他们无条件排斥的，那许是好事，但他们却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阶级战争唯物史观一类观念来替代信条——这也许是适之先生所谓世界最新教育学说的一部吧。
徐志摩毫不客气地继续写道：
我们一般人头脑也许陈腐，在这年头还来抱残守缺似的争什么自由，尤其是知识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但我们是这么回事，你有什么想法！不，我并不批评苏俄的教育制度，在他们悬定的目标下，他们的教育政策确是最有效率，最可佩服的，问题是在你赞成不赞成他们“造成一个有充分力量的共产党员”的目标。假如你赞成苏俄的共产主义，你就不能不在逻辑上赞成他们的教育；同样的，你赞许他们实际的教育，你就不得不在逻辑上归附他们的理想。就在这一点上，到苏俄观察的人等各家得到各家的结论。我们很期望适之先生下次有机会，撇开了统计表，去做一次实地的考察，我们急急地要知道那时候他是否肯定俄国教育有“从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的倾向。
徐志摩知道，在苏俄的一D专制治之下，人民没有选择的权利，对于专政者的意志，只能依，而不能异。他由此得出结论：一党的狄克推多，一阶级的狄克推多，也许是改造社会的最有捷效的路子，但这条路却并不通往自由和民主。退一步讲，即使它能够通往自由和民主，徐志摩问：“难道就没有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纯洁的心灵，美好的天性，坚定的人本立场，使他不纠缠于那些诡辩的理论，而是回到最简单的人性与人道的起点来思考问题。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无论面对多么美好的未来许诺，他也不赞同让现实世界成为苦海和血海。
徐志摩没有否定胡适关于苏俄有权进行政治试验的见解，但这一点也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在这一点上，胡适也是错的。就进行试验的权利而言，应该只限于拿自己去做试验，却无权拿别人去做试验，更无权因自己的试验而给别人制造苦难。像欧文那样，到美洲买下几万亩土地，人们自愿参加，而且来去自由，或者像日本新村那样，都是应该被允许的。而以暴力征服和霸占一个国家，强行进行这种实验，而且以强大的暴力手段相镇压，让受苦受难的人们无处可逃，这种试验就是世界上最残暴、最邪恶、最不人道的，因而也是最不合法的。面对苏俄的试验，胡适承认试验的权力，的确让人费解。他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以个人为本位，而苏俄却是以阶级和阶级专政的国家为本位。国家进行这种试验，个人却没有拒绝的权利。这就完全剥夺了个人的自由，胡适难道忘记了个人自由的神圣性？
面对徐志摩的批评，胡适曾经反驳说：资本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国家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政党政治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他甚至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与社会制度无关，无论在什么制度之下，有天才的人都是要努力向上，所以就会创造财富，“我们不能单靠我们的成见就武断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不能有伟大的生产力。”由此可见，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胡适在许多方面尚不具备应有的立场，他不明白自由首先需要有保障自由的制度，也不明白私有财产与自由的骨肉关系。面对一个蔑视一切个人权利的制度，竟然没有意识到自由已经失掉了屏障。关于苏俄的制度是否有普遍性这一问题，胡适说：“我的答案是：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这不是笑话，是正经话。我们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如其换汤不换药，如其不肯认真去做，议会制度只足以养猪仔，总统制只足以拥戴冯国璋、曹锟，学校只可以造饭桶，政党只可以卖身。你看，哪一件好东西到了咱们手里不变了样子了？”胡适甚至对专制完全没有戒备，因为他认定中国没能能够实行专制的领袖。他说：“今日妄想狄克推多的人，好有一比，那五代时的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这种捷径是不可妄想的。”他甚至认为独裁政治之下的阿斗，天天自以为专政，而事实上是只能画是而不能画不。此时的胡适的确很天真，竟然没想到像中国这样具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要自由和民主很难，要专制和独裁却容易得多。
徐志摩与胡适不同，他总是生怕中国人有幸得来的那一点点自由再不幸地失掉。他很敏感，知道政治上的专治与独裁、教育上的党化，都将严重危及个人的自由。在为张象鼎来函写的按语中，他的这种忧心得到了更充分地表达。
1926年9月18日，徐志摩收到一封信，作者是张象鼎，也就是后来大陆著名法学家的张友渔。他看了徐志摩对胡适的批评，写信与徐志摩商榷。他说：“其实依我看来，‘党化教育’便是新的教育，在世界的新国家里，除非你甘为‘老大帝国’，不论他是共产党专政，或者别的党执政，都应该采取这种教育政策。”徐志摩收到张象鼎的信稿，连夜写下了《对张象鼎来函的按语及答复》，与张稿一起发排，刊登在1926年9月20日的《晨报副刊》上。
张象鼎认定党化教育是新教育。但在徐志摩看来，这种教育却一点儿也不新，因为它在历史上已经有过。他告诉张象鼎：这种教育，在中世纪的欧洲就出现过，那就是中世纪的教会专政。“它不仅划定思想的出发点与方向，不容丝毫的含糊，并且干涉到非政治性的生活本体”，在这种专政之下，人们的信仰是规定的，知识范围是圈定的，习惯种种也大都有一定模型。在思想上，不用说怀疑上帝或怀疑教会，就是有一点非正宗的见解，被看作异端，也要被活活烧死。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不容忍时期，“幸而生在自由已经争得几百年后的欧洲人，回望那黑暗时代的嶙峋刿目，没有不打寒噤的。”自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来，人们才一步步获得了自由。徐志摩感叹道：“自由似乎也有使厌了的时候，我们有幸生在这二十世纪的，又听见什么党化教育的呼声；我们也见着了苏俄的‘大规模的试验’。是的，苏俄是中世纪政治的一个反响。”
由于对历史的孰知，徐志摩认定：苏俄的党化教育是“中世纪政治的一个反响”。徐志摩说：“有观察力的人到过俄国的，都觉得俄国的新政治是一种新宗教；不论他们在事实上怎样的排斥宗教，他们的政治，包括目的与手段，不但是宗教性，而且是中世纪的教会性的。”苏俄的政治和教育，是“中世纪的教会性的”这是徐志摩所下判断。因此，他提醒人们，在这种制度之下，人们虽然也能得到一些自由，但那只是有限的自由，而在根本之处，人们却连思想的自由都失掉了。
徐志摩动情地写道：“人类进化的一个意义，是意志自由行使的范围扩大；正如一个个人要做到他情感与本能的主人，人类的努力也只是要做到他周遭的势力的主人。他要支配，他不愿被支配；他要选择，他不愿被选择，他要做主，不愿做奴，他要争自由，也许是绝细的一点点，但这点点他还得争；一旦觉悟了，非到最后的一刻，他不肯，也不能舍手。我个人怀疑共产主义，怀疑党化教育，也就为顾恋一点点的私人自由。也许不时髦，但我就是这样的头脑；将来也可能变样，难说，但现在还不。再说如苏俄一类的党化教育（那简直是‘划一人生观’训练，说什么教育），是只能在一党完全专制治下才有实现的可能，它有几个前提是不容你辩难，不容你疑问的：天主教的上帝与圣母，共产主义的阶级说；你没有选择的权利，你只能依，不能异。”
不幸的是，苏俄的新教育很快就在中国成为现实。北伐成功之后，国民政府逐步开始推行苏俄式的党化教育。通过学校而向青少年灌输党义，并且培养对党魁的崇拜与忠诚。1929年胡适发起“人权运动”，锋芒直指国民党的一D专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44次常委会特地通过“因警诫胡适而引起之《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该条例要求全国各级学校都必须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规定“平均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须有一次之集合研究”。那是中国人被迫“政治学习”的开端。
（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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