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保罗·克鲁格曼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中国的人口去年出现了下降，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灾难性的大跃进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以来的首次。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终于承认人口减少了。许多观察人士对中国的数据抱持怀疑态度；有时，当中国发布新的经济增长数据时，我恰巧出席了一些会议，会上许多人的反应不是问“为什么有7.3%的增长”，而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决定宣布7.3%这个数字”。
不管怎么说，很明显，中国的人口正处于或即将达到顶峰；而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人口其实已经下降了好几年。但为什么要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呢？毕竟，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许多人担心世界面临人口过剩危机，而中国是这种压力的最大来源之一。中国政府自己也试图通过其著名的独生子女政策来限制人口增长。
那么，人口下降为什么不是好消息呢？要知道，这意味着中国和整个世界对有限的地球资源的需求将会减少。
答案是，人口下降会给经济管理带来两大问题。但只要思路清晰、有政治意愿，这些问题并非无法解决。不过，中国会迎接挑战吗？这一点还远不确定。
第一个问题是，人口下降也意味着人口老龄化——在我能想到的所有社会，我们都依赖年轻人来赡养老年人。在美国，三大社保项目是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Medicaid) ；前两个明确面向老年人，就连第三个项目也把大部分资金用在美国的老年人和残疾人身上。
无论是哪一个项目，资金最终都取决于劳动适龄人口所缴纳的税款，而对美国财政长期前景的担忧，主要来自不断上升的老龄受抚养人群的比例——也就是说，老年人与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
与我们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不发达，但中国的老年人仍然依赖政府援助——尤其是国家养老金。中国的老龄受抚养人群的比例正在飙升。这就意味着，中国要么得让老年人承受巨大的经济痛苦，要么大幅提高针对年轻公民的税收，要么两者兼而有之。
另一个问题比较微妙，但也很严重。为了保持充分就业，一个社会必须维持足够高的总体支出，从而跟上经济的生产能力。你可能会认为，人口的萎缩会降低生产能力，从而使这项任务变得容易一些。但是，人口减少，尤其是劳动适龄人口的减少，往往会导致一些重要支出的减少，尤其是投资支出。毕竟，如果工人的数量在减少，就不太需要建造新的工厂、办公楼等等；如果家庭的数量在减少，就没有必要建造新的住房。
这就导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适龄人口减少的社会往往会经历持续的经济疲软。日本就是明证：该国的劳动适龄人口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此后日本一直在与通货紧缩作斗争，尽管数十年来利率都处于极低水平。最近，其他人口结构开始与日本接近的富裕国家也面临了类似问题，只不过，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所导致的严重通货膨胀将这些问题边缘化了（我相信只是暂时的）。
平心而论，日本人在应对人口减少的问题上做得相当不错，通过赤字支出来支撑经济，从而部分避免了大规模失业。这导致高水平的公共债务，但没有迹象表明投资者对日本的偿付能力失去了信心。
但是，劳动适龄人口自2015年后持续减少的中国能否做得和日本一样好？我们有充分理由对此表示怀疑。
因为长久以来，中国经济都处于严重不平衡的状态。出于我也不能完全理解的原因，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一直不愿让过去经济增长的全部好处惠及家庭，导致消费需求相对较低。
相反，中国依靠超高投资率维持经济发展，甚至远高于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声名狼藉的泡沫经济高峰期的水平。通常情况下，对未来进行投资是件好事，但当超高投资撞上不断减少的人口，大部分投资的回报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衰减。
事实上，如今中国经济似乎依赖于一个泡沫膨胀程度难以置信的房地产行业，看起来确实像一场即将到来的金融危机。
以为中国无法解决人口问题的想法是愚蠢的。毕竟，如果站在长远视角，中国已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功故事，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就从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了经济超级大国。
另一方面，我的年龄足够老，还记得当年每一本商业书刊的封面似乎都印着日本武士的形象，承诺传授让日本成为全球经济领头羊的管理秘诀。
关键在于，经济体就像投资基金一样，过去的表现并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我们不知道中国的人口困境会在多大程度上拖累经济，但我们有充分理由感到担忧；我曾听悲观主义者说，中国的情况与后经济泡沫时代的日本相似，但中国没有那么高的社会凝聚力，让政府和社会可以去缓冲衰退的影响。
对了，中国还是超级大国，有一个秉持威权主义、似乎反复无常的领导人。我相信，如果经济状况不佳，对中国反应的担忧不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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