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边的西塞罗
各位好，昨天《我不担心ChatGPT抢我饭碗，但我担心那件更要命的事》一文，最后谈到了一点工业革命之后清朝全面落后于西方的事情。这里索性就多讲一点，说说为什么清朝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最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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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单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清朝在“康乾盛世”之后措施发生工业革命最好时机的故事，似乎是非常让人叹息的。
从康熙登基到乾隆退位，中国经历了一段近一百四十年的休养生息时代，人口突破三亿，版图面积仅次于元朝，政局却保持整体稳定，巅峰时代国库存银高达八千万两，工农业总值占到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这个国力是巅峰时代的大英帝国都望尘莫及的（1870年时候，大英帝国GDP占全球的24.28%），翻遍史册，可能也就二战之后的老美，趁着其他列强都被打的稀烂的时候可堪一比。
可是我们却又知道，清朝在达到这样的巅峰之后并没有抓住机会突破农业社会的“天花板”，而是掉头一路向下，在鸦片战争洋人打上国门之前 ，就自己内部先出了问题，遭遇了“嘉道中衰”。尤其是转折，似乎还是清朝统治者的自选动作——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政府由于想通过与清王朝谈判开拓中国市场，派特使乔治·马戛尔尼等人访问中国。使团在递交国书之余，为了显示国力，带来了英国当时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的全套最新成果，从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地球仪、天文仪，到当时英国规模最大并装备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一应俱全。
以今人的眼光看，这些炫目的新鲜玩意儿理应对乾隆产生极大的触动，让他愿意与西方接触，向他们学习——就像百年前俄罗斯彼得大帝震撼于西欧的文化昌明，而锐意发动改革一样。
但历史现实却是乾隆高傲的拒绝了这个接触请求，还回了一封夸耀“天朝”国力强大、无所不有、原不需与外夷互通有无的凡尔赛式信件给英王乔治。
这就让人不免叹息了——乾隆皇帝是不是老糊涂了，为什么要没有察觉并抓住这个送上门来的变革机会呢？
我原先也觉得，清朝在顶峰时的这种措施，是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自身的故步自封与颟顸无知所致。但前几天读了一份很有趣的史料，突然觉得，乾隆可能没我们现象中那么傻。他未必没有看到英国人带来的礼物中的危险与机遇。只不过，他所治下的那个帝国，实在是登不上工业时代的滚滚巨轮了——非不知也，实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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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史料是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的，这一年其实非常特殊，因为年初正月时太上皇乾隆驾崩了，以装孙子的态度当儿皇帝的嘉庆终于可以放手实行真正的亲政。所以他立刻打出了“咸与维新”的旗号，鼓励士民工商都给自己上书提意见，搞百花齐放，让大家一起给已经出现衰落势头的帝国想出路。
可是这个“嘉庆维新”，搞的实则非常滑稽——三月，两广总督吉庆给嘉庆上了一份奇葩折子，称：“广东采挖黎地石碌铜斤，试办一年，额已短缺，而且该处滨海临洋，多人前采，恐致滋生事端，似应亟行停止；广东省局鼓铸，仍请运用滇铜。”
翻译一下，就是广东炼铜需要铜矿，原先开了个矿，可现在吉庆却奏请要把它关了，以后依然要从云南运矿过来炼铜。
我相信如果现在有个地方官，敢用给上级打这样一份脑袋疑似被门挤了的报告上去，肯定是挨处分没跑了。可是吉庆的报告打上去后，嘉庆的朱批却大加赞赏：“所办甚妥，所见极是。仍用滇铜，不必开采。”
请注意，这是嘉庆上台后第一次对工矿业表明态度，话虽不多，但观点鲜明，态度非常坚决——就是要严格限制，越少越好。
了解工业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开矿是工业革命的发轫之处，英国工业革命的那些玩意儿，什么铁路、蒸汽机，最早不都是在矿山里用出来的么？可为什么嘉庆却对此畏之如虎呢？
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嘉庆本人更详细的解答：嘉庆四年四月，有潘世恩、苏廷禄两位富商，找到门路向上了份呈请，想在直隶邢台境内开个矿采银。
在通过官府层层递交的“呈请”当中，这两位尚处“萌芽状态”的资本家挖空心思，极力想说服皇帝批准他们的计划——现如今不是，川楚白莲教作乱，朝廷不是缺银子么？我们开矿采银，给您多缴税，也解决了直隶滋生人丁的就业问题，这是官民两便的大好事啊！
可对这样一份努力“急朝廷所急”的呈请，嘉庆的批复却异常严厉：
“朕恭阅世宗皇帝朱批谕旨，于开矿一事，深以言利扰民为戒，圣训煌煌，可为万世法守。朕每绎思庄诵，志之于心，因无人以此陈请未经明谕。今有宛平民潘世恩、汲县民苏廷禄，呈请在直隶邢台等县境内开采银矿，给事中明绳辄据以入告，故特降旨宣示，使知朕意。
夫矿藏于山，非数人所能采取，亦非数月所能毕事，必且千百为群，经年累月，设立棚厂，凿砂煎炼，以谋利之事，聚游手之民，生衅滋事，势所必然，纵使官为经理，尚难约束多人，若听一二商民集众自行开采，其弊将无所不至，此在边省犹不可行，而况近依畿辅！他府犹不可行，而况地近大名！各该处向有私习邪教之人，此时方禁约之不暇，顾可听其纠集耶！且国家经费，自有正供常赋，川陕余匪指日即可殄平，国用本无虞不足，安可穷搜山泽，计及锱铢！
潘世恩、苏廷禄自因现在开捐，揣摩迎合，觊觎矿苗，思擅其利，乃敢藉纳课为词，以小民而议及帑项，实属不安本分。俱著押递本籍，交地方官严行管束，毋许出境滋事。
至给事中明绳，若系巡城，只当听断词讼，遇有此等呈词，亦应饬驳，况伊并非巡城，且系宗室，今以开矿事冒昧转奏，明系商人嘱托，冀幸事成分肥，殊属卑鄙。朕广开言路，非开言利之路也。聚敛之臣，朕断不用。”
在这份公开的上谕当中，嘉庆就干脆把话挑明了：
朕为什么要限制开矿？因为只要一开设矿场，“游手之民”就会聚集在一起“生衅滋事”，即便你让我深度介入管控（纵使官为经理）也管不过来那么多人啊！这种事儿其他地方我都不能允许，何况是在直隶这种皇城根底下？所以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草民不识本分，马上押回本籍，交地方官严加看管。至于替他们上奏的给事中明绳，敢趁着朕鼓励“咸与维新”、让大家提意见的机会上这种折子？殊属卑鄙！聚敛之臣，朕断不用！
你梳理嘉庆的这个思路，会发现他在自己逻辑中想的还是很明白的——川楚白莲教起义让清廷耗银上亿两才得以平定，地区一战掏空大清的家底。但清王朝从这场祸乱中吸取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朝廷一定要执行比之前更加彻底的将老百姓打成原子化的政策，不能让“游手之民”聚在一起，否则就会“生事”。而工商业相比农业，天然是更需要人群的大规模聚集协作的。
所以开矿牟利这种主意，在“大明白”嘉庆开来，就是饮鸩止渴，哪怕挣钱也不能搞！
更有意思的是，嘉庆在这段上谕的前面，其实还提了几句他爷爷“世宗皇帝”（雍正）的旧例，这就提示我们关注了一个事实：
清朝除了有备受诟病的“闭关锁国”的海禁传统以限制商业外，还有另外一个同样悠久的矿禁传统以限制工业。这一套“双管齐下”的“祖宗之法”，已经提前把中国良性而丝滑的走向工业化的通路堵了个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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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民间开矿这个传统，最早可能起源与明代万历年间，是为了方便皇帝“专利”而设置的，到了防止“聚众滋事”如防贼的清代，则更加严厉。清初的时候，康熙皇帝曾经“开放搞活”，松弛过一段时间的矿禁，但康熙在自述目的时，说的很有意思：“（开矿者）皆系无室可居，无田可耕，乏产贫民，每日所得锱铢，以为养生之计，若将此等乏产贫民尽行禁止，则伊等何以为生。”
也就是说，与英国工业革命是完成农业积累后的有产精英进行投资刚好相反，在仁慈的康熙的理解当中，他驰矿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走投无路、穷的过不下去的“乏产贫民”一条生路。是一种为了维持稳定而搞的权宜之计。
这种理解就必然导致了一个结果：当工矿业的发展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脱离“糊口经济”之后，朝廷一定会进行限制打压，因为你们肚子已经填饱了，再发展就属于“非分”了。
果然，到了雍正时代，矿禁复严。勤劳的雍正明确指出：“非人力种植可得，焉保其生生不息？今日有利，聚之甚易，他日绝利，则散之甚难”。因而，对广东、湖南、广西等省地方督抚疏请开矿的奏请，他“均不准行，或严旨切责”。
所以从这种反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朝对作为工业革命萌芽的矿业的态度——可以搞一点，但只以糊口为准，绝对不能搞大了，搞大了多事。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乾隆会对着送上门来工业革命成果无动于衷了，精明的乾隆，未必看不出这些机器背后蕴藏的变革时代的巨大力量。但问题在于，这种爆发式的力量，恰恰是他的列祖列宗为了“宗庙社稷”所要严格防范的。
清朝，或者更确切的说，整个古代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体系，之所以鼓励“农本商末”，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让其统治的臣民保持在一种分散的、原子化的状态下。这样才能够方便统御。
而与之相比，无论是航海时代的商业贸易、还是工业革命中的工业生产，都必然带来大量的人口聚集。这是乾隆手中那套体系所无法兼容、应对的。所以哪怕他能看出这是一个增强国力、让民众富足的机会，帝国也必须无视甚至拒绝它。
这，应该才是乾隆错过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不是他不聪明，不开眼看世界。而可能恰恰是因为他太聪明了，意识到“臣妾真的做不到”。——工业革命的基础逻辑与这个延续两千年的帝国是“不兼容”。
参照同时代的英国，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国的人口暴增都给产业升级、实现工业革命这种更大规模的社会协作提供了条件。
但与能利用这个机会的英国相反，清朝因为“生齿日繁”，反而进入了“越滋生人丁越穷，越穷越容易闹事儿，越容易闹事儿越要限制人群聚集、不让搞工商业，越不让搞工商业就越穷。”的死循环当中。于最终清朝和整个中国两千年帝制，是在这种死循环中窒息的。
写到这里，不得不一声长叹，在中学历史课上，你一定背过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大革命等等制度改革“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这句话很多人会背，但未必能明了其中的深意。昨天的文章中我们说，科技的革新给各个文明带来的机遇未必是公平的。而从今天讲的这段历史当中，我们能体察到这种不公平为什么会产生——
有时候，科技即便送上门来，摆在那里，让你去学，你也未必能学、敢学。因为科技不是死物，它需要有机的连入整个社会才能发挥其作用。而很多时候，新兴科技的连入会和社会中存在的固有机制发生“排异反应”，遭遇这种排异反映的社会，即便认识到了这项技术的重要，被时代所抛弃也是一个必然。
而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死因，其实就在于此——这个王朝，并不死于乾隆或其子孙骄傲或短视，而死于其对科技革命无法克服的排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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