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间谍行动结构简述

文/刘佳明

本文主要是来谈一下中国的非法技术获取以及间谍活动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麻烦，千头万绪，冰山一角，资料还十分有限。

根据我查到的各方面材料，中国最近二十年情报行动最显要的特征，一句话总结，就是将传统的特工行动与网络空间的能力相结合。几乎在情报收集的每一个阶段，国家安全部和军事情报部门都能够利用计算机网络来补充传统的人力情报，反之亦然。

所以现在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中国的传统特工行动是什么东西，长什么样子；二，中国的网络间谍行动（cyber espionage）又长什么样子。

先说第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间谍行动长什么样子。西方的研究者总结为以下的五个特征：

1.  倾向于使用大量的业余情报收集者，而非使用专业的情报人员、特工来进行正式的行动

2.  倾向于引诱对方主动给出机密，而非花钱去买

3.  倾向于跟中国人打交道，无论是发展线人、招募特工，都倾向于华人群体

4.  倾向于招募所谓的“好人”，大善人，而非去利用对方的弱点或者缺陷人格，比如贪财、好色等

5.  不倾向于使用传统的间谍技巧

首先展开讲讲这五条是什么东西，以及对这五条的批判。从这一来一往当中，我想应该就能大概掌握中国间谍行动的一个轮廓了。

第一条，“倾向于使用大量的业余情报收集者”。

这一条西方人的术语叫做“Thousand grains of sand”，可以翻译成“聚沙成塔”。这是什么意思呢，西方研究者曾经打过一个比方：

如果某个海滩上沙子的成分被世界各国认定为情报目标，那么一些国家会派遣一艘潜艇开到近海，然后在漆黑的夜里，一支特种部队会从潜艇里出来，用橡皮筏划到海滩上，舀起一两桶沙子，然后撤退到潜艇里，而对这桶沙子的分析将产生大量的数据。而另外一些国家会让他们的间谍卫星在上空飞行，将他们复杂的红外和光谱扫描仪转向海滩，这同样将产生大量的数据。然而，中国的做法是让一万个中国人在海滩上溜达一天。当这一万个人晚上回家之后，他们抖一抖毛巾和衣服就行了，而这一万个人抖下来的沙子将会产生比其他方式都要多的数据。

用稍微专业一点的语言总结的话就是，中国的情报部门从不同的、看似不相关或不重要的数据中建立起一个有利的情报图景…中国的情报部门大量地收集“小块的情报”，然后将其组合成一个更全面的画面，这意味着中国情报部门的收集门槛很低，不分机密与否，都能吸纳信息。

这种模式乍听起来好像非常有效，用美国情报官员的话说，在这种模式下“任何人都是潜在的情报资产”，并且由于其性质，它很难被反间谍部门抓到足够的证据来采取行动，因此，美国人把这种零敲牛皮糖式的方式造成的损失总结为“在小规模的行动中日复一日地遭受损失”。

这是一种经典描述，但是近年来是遭到了批判，新一代的研究者和业内人士并不否认中国政府使用了大量未经训练的非专业收集者，但对分析的核心假设提出了质疑，因为这个“聚沙成塔”的说法实际上实在说北京控制不了，或者说不能要求收集情报的方向和内容，说白了就是有啥算啥，然后看看能不能中奖或者拼出一些写着中奖号码的彩票。但是现实情况其实不是这样的，回到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沙滩的比方，现实情况实际上明确地指出，北京非常清楚他们想要的是哪一片沙滩上的哪一种沙子，而那一万个人也会根据要求，会主动地把自己的衣服毛巾往那些地方蹭。

那么在这里就要讲一个案例了，就是 2007-2008 年的麦大志案。他是 Power Paragon 公司的工程师，该公司是南加州的一家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之一 L-3 集团的子公司。他和他老婆 1985 年移民美国，开始为 Power Paragon 工作并于 1996 年获得安全许可。他早期的套路是定期前往香港，把情报交给他弟弟麦大泓，麦大泓是解放军的军事情报部门总参二部的人，在香港的身份是凤凰卫视的广播工程师，后来也同样移民美国，在加州为一家中文媒体工作。2004 年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他们家，05 年 2 月 FBI 特工从麦大志家里的垃圾桶里拼凑出一份撕碎的中文文件，其中显示了中国对一系列美国海军机密的情报要求，包括宙斯盾系统、潜艇推进技术、导弹发射程序、驱逐舰技术和舰载通讯等等的一份清单，并且敦促他要加入一些专业协会，参加更多关于特殊课题的研讨会等等。10 月，FBI 得悉麦大泓和他老婆即将前往中国，并同时注意到麦大志家里也有异动，他正在把他们公司正在为美国海军研发的 Quiet Electric Drive，静音推进系统的资料存到磁盘上，本来 FBI 想继续蹲点，搞个大的，但是美国海军认为这个系统太有价值，并且作为总工程师，麦大志之前就传递过与此项目相关的信息，无论如何不能让这块磁盘送到中国，于是 10 月 28 日，FBI 就在洛杉矶机场逮捕了他们全家，并在手提包中发现了那块磁盘。

麦氏兄弟起初拒绝与 FBI 合作，否认向中国传递过任何机密信息，后来法庭也的确是这样认证的，认为他传递给中国的那些材料还不能构成间谍行动的标准。

2006 年 6 月的时候，美国人连麦大志的儿子，一个 UCLA 的学生，也一并起诉了，指控他协助他父亲加密信息。最后，简单地说，2008 年 3 月的时候，联邦法院认定他们全家都有罪，麦大志是违反出口管制、作为外国势力的代理人和对联邦特工撒谎，判了 24 年，他老婆是 3 年，他儿子 11 个月，他弟弟 10 年，弟妹缓刑 3 年。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种“聚沙成塔”式的说法实际上由高估了中国的 intelligence community（如果真的有这个东西的话）跨机构间整合情报、数据的能力，也就是说，你似乎不能指望国家安全部、中央统战部、总参情报部之间有一套完善的机制可以把散乱的资讯整合到一起并产生出有效的情报，更不用说——这一点在偷技术上更为显著——党、国的机构，或者就说是国家机构吧，能和地方的各个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大学以及地方级别的部门进行大规模、长期的合作。打个比方，如果有五万页胡乱堆放且没标页码的纸（比如说电影《华盛顿邮报》里的桥段）需要整理，但是负责整理这些文件的人互相不能通气，那其实就很难拼凑出什么东西了。因此，简单总结的话，在“聚沙成塔”范式的问题上，更准确的描述应当是中国的情报和科学组织确实雇用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收集者，收集大量的小块信息，但这种收集的成果很可能在另一端被隔开，支离破碎，无法重新组合以获得最大的利用和收益。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点，即“倾向于引诱对方主动给出机密，而非花钱去买”，或者说“引诱而非利诱”。

根据前中情局北京站站长，1989-1991 年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 的说法，中国喜欢在“合作者”和“卧底”之间玩模糊，换句话说，目标人士可能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算什么东西，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中国情报机构利用了。

在这一点上，传统的描述是这样的：大多数情况下，这种 "合作 "的方式发生在前往中国的旅行中，中国的对话者（通常是科学界的同事或 "朋友"）可以利用时差、令人昏昏欲睡的宴会、喝大酒等等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招待来获取信息。注意这一点和上一点是对应的，即中国人不会非要让你提供机密，这不就暴露了么，他们会像周瑜耍蒋干一样，让你喝多之后多说一点，多透露一点，完了还会给你施加一点微妙的压力，从中美关系到“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到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到你在中国的七大姑八大姨等等等等。其实有点像钓鱼，我鱼饵下去，天天在你眼前晃，上不上钩你自己看。

此外，认同这个模式的有效性的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人不会是，我给你多少多少万美元，你给我什么什么东西，他不弄这个，他弄我刚才说的那些，而不给现金看起来也有不少好处，最明显的一个好处就是不留证据，让美国人无法起诉你，并且这种靠中美间的商业、科学交流本身来获取情报的模式本身就规避了风险，它不需要向麦大志的案例一样，需要一个什么人，或者是本人，太平洋两岸来回跑来送文件。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中国人实际上更倾向于“要耳朵里的东西，而不是公文包里的东西。” 据反间谍官员和联邦检察官称，这种策略使中国的情报行动在美国反间谍人员和检察官面前 "刀枪不入"，甚至消息来源可能不知道他们正在提供有价值的数据。

和第一点一样，我会提出一个典型的案例，实际上这个案例非常出名，就是 1990 年代轰动一时的李文和案。李文和 1939 年出生于台湾，后来在德州农工大学拿了博士，然后在 1978 年进入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他进入实验室的时候，因为美中关系逐渐升温，两国启动了核能科学家之间的互访工作。

1988 年时，中国测试了一颗中子弹，当时美国人就认为中国人实验用的那颗炸弹怎么和美国的这么像，FBI 就开始调查，当时还不是洛斯阿拉莫斯，而是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同一年，李文和第二次去中国访问，访问期间就有中国核武器项目的负责人来拜访他，比如二机部（核工业部）九院理论部的胡思得，他虽然不是两弹一星元勋，但是资历也非常深，主持过多种核武器的设计工作。胡思得到李文和的酒店房间就开始问他关于核武器引爆的问题。六年之后，当胡思得回访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在招待会上热情拥抱了李文和，并且当时有旁观者后来作证说听到了胡思得感谢李文和在核武引爆上的帮助。

问题在于，李文和 1988 年回到美国之后从未向实验室安全部门报告此事，他是在十年之后接受测谎仪测试的时候才承认与胡思得的接触的。而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于，同样从 1988 年开始，李文和开始大量的从洛斯阿拉莫斯的加密内网中复制代码、下载文件到一台未加密的计算机中。他这个行为一直到 1993 年才被实验室计算机的安全系统注意到，但是只是计算机注意到了，反间谍部门还没有，直到两年之后的 1995 年。

1995 年的时候，CIA 从一个 walk-in（其实就是字面意思，一个人没有预先跟情报机构接头，直接就走进大使馆或者情报站，要提供服务或者文件）那里获得了一些关于中国核武器项目的情报，开始注意洛斯阿拉莫斯泄密的情况了。

这个人提供的信息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关于三年之前的中国核试验，也就是 1992 年的时候，中国在罗布泊地下引爆了一个 66 万吨当量的核装置，当时美国人搞不清楚中国人怎么突然弄这个，现在清楚了，因为这个 walk-in 提供的文件，简单地说，就是指出中国的核装置是是参考了美国刚服役的 W88 热核武器弹头的技术的。这是什么，这是苏联原子间谍要重演？然后美国人就慌了，开始查研发 W88 弹头的洛斯阿拉莫斯，并且根据三个标准列了个嫌疑人名单：有权限获取 W88 弹头的信息、曾前往过中国、过去有过安全问题。这个名单其中就有李文和。

然后呢，美国人自己就开始乱了，跨机构合作出了问题。本来这个事儿是能源部自查，然后 FBI 开始介入，介入了之后又发现自己资源不足，人手不够，这还不算完，CIA 又出来说他们认为这个 walk-in 有问题，可能是受中国控制的双重间谍，但是能源部的科学家又认为，说你不要管那位是不是双重间谍，那位给的材料站得住脚啊，中国的确有窃取 W88 资料的嫌疑，某个地方肯定有间谍。

这还没完，1997 年 8 月的时候，FBI 向司法部要求对李文和进行监视，然而司法部认为李文和的安全嫌疑不足以证明授权监视的合理性，给否了。到 1998 年的时候，李文和案已经成为了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争论当中的一个政治足球，因为就在一年前有指控称中国为克林顿的竞选连任提供了资金。加州商人约翰尼·钟向司法部承认，他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捐助实际上来自解放军，并且另外还有三名来自印尼的捐款人也被指与中国情报部门有联系。印尼的这几位是来自华侨公司力宝集团的，一共捐了几百万美元，而力宝集团则在此前被华润收购。此外，克林顿在竞选连任期间曾被华裔商人牵线，与王震的儿子王军见面，而王军，众所周知，是中信的董事长，保利的总经理。

国会中的共和党多数派借此开始发动攻势。参议院就中国对美国选举的影响举行了听证会，1998 年 6 月，众议院以压倒性的票数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由众议员克里斯·考克斯领导的该委员会于 1999 年 5 月发表了一份严厉的报告，明确声称由于积极的间谍活动和政府的忽视，中国才推动其新型核武器计划。尽管有一些核专家质疑中国利用其窃取的美国机密所能取得的进展到底有多少，但考克斯委员会的报告仍像一颗重磅炸弹。

鉴于以上这些事件的政治风波，李文和案突然又有了转折。就在考克斯委员会于 1998 年底对其报告进行最后润色的时候，李文和前往台湾。但 FBI 此时仍然没有找到对他不利的一丝证据，在调查手段所剩无几的情况下，联邦调查局只好同意了能源部的建议，在李文和旅行后对他进行测谎。

李文和通过了测谎仪测试，但首次披露了他 1988 年在北京一家酒店房间里与胡思得的接触。这一供词足以让能源部将李文和从他的机密职位上暂时调离，转到一个不太敏感的职位。而由于担心自己的工作处于危险之中，李文和设法重新获得了他的机密计算机账户，并潜回他的旧办公室，删除了他在十年间下载的文件。也就是说，在几个星期内，他成功地 “删除了可能是洛斯阿拉莫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计算机安全事故的证据”。

李文和

1999 年 3 月，《纽约时报》披露了中国人可能在洛斯阿拉莫斯从事间谍活动的故事，因此，原本的秘密调查现已被公开，作为最后的努力，FBI 在报道发表后最后一次与李文和对峙，但他继续否认任何间谍活动的指控。3 月 8 日，在他与联邦调查局会面的两天后，他被洛斯阿拉莫斯开除，原因是他没有报告与外国的接触，没有保护机密，以及在安全问题上欺骗实验室官员。与此同时，FBI 对他家的搜查终于发现了他大量下载实验室文件的零星证据，而使人们对他的间谍活动的怀疑上升到了一个高潮。但李文和解释说，他下载这些文件是为了保护它们免受计算机崩溃的影响。

国会中的一些人开始给李文和贴上“世纪间谍”的标签，要求逮捕他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尽管 FBI 获得的证据很不充分，司法部长和 FBI 局长决定，还是逮捕了吧。

1999 年 12 月 10 日，就在他 60 岁生日前夕，李文和被逮捕。他被指控犯有 59 项处理机密信息不当的罪行。然而，这其中并没有关于 W88 核弹头的事，因为 FBI 仍然没有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

详细的审理过程在这里没有必要从头到尾讲一遍了，其实主要就是在争李文和下载的文件当中有没有关于 W88 的，并且假如的确传递给了中国人，那么中国人到底能用这些资料弄出多少东西来，并且假如中国人真弄出了些东西，那又会怎样，是影响战略平衡了还是核不扩散条约了？此外，双方还争论了李文和在多大程度上有欺骗联邦政府机构和特工的行为。最终双方是达成认罪协议，李文和承认了一项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的重罪，然后同意向 FBI 交待更多信息，最终是羁押时间折抵刑期，直接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就开始起诉美国政府和五家新闻机构侵犯他的隐私。2006 年和解，美国政府和这五家新闻机构给了他 160 万美元，就这样。

说完李文和，还是回到第二点，即“倾向于引诱对方主动给出机密，而非花钱去买”，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李文和的确没从中国那拿什么好处，但是不代表别人不拿好处或者中国就完全不给钱，著名的金无怠，他就据说拿了一百多万，隔三岔五去拉斯维加斯挥金如土。另外还有一些案例也证明，尤其是在发展外国人的时候，总得给个几万十几万的。但无论如何，虽然中国情报部门在历史上确实成功地诱导人们，主要是科学家，在非正式场合免费提供机密或敏感信息，而同样确实的就是，中国情报部门也清楚直接经济补偿的重要性，并且在一些情况下，补偿的相当丰厚。

然后再说第三点，就是中国情报机构据说喜欢跟中国人打交道，喜欢招募华裔人士为他们工作。在这个问题上，一般的论点有三个。一，美国研究机构里中国人太多，与华裔人口的比重完全不搭调，所以潜在目标多；二，北京对华裔更放心，正如张明敏的歌曲当中唱的，“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三，华裔身上有很多东西，比如国内的亲戚、生意，比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值得也方便被利用，这一条基本上可以被称为“软招募”，即使其成为 "中国的朋友"，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中国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努力发展与尽可能多的华裔美国人之间的关系，希望这种关系能在某一天，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可以被利用”。实际上，这一点是符合我们的直觉的，就是在很多案例当中，证据的确显示他们的目的就是在海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或者用下文将会提到的波音工程师钟东藩的话来说，“想对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至于对这一点的批判，自然是种族问题，但是实际上提种族问题是比较虚弱的，因为提种族问题实际上是把情况倒置，至少部分倒置了。因为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美国只针对中国科学家、研究者，实际上是果，因还是在北京那里，只要他们一直还倾向于认为发展华裔大有可为，比发展西方人要更方便，更有利可图，那么西方抓到的与中国有关的间谍和偷技术的，那必然以华裔居多。打个比方的话，钓鱼带了三十个鱼饵，二十八个都是人工的假饵，那湖里的鱼吃到嘴里的东西主要是什么，当然是假饵，这和鱼偏食与否有多大关系？当然了，最近其实北京也有变化，扩大了他们的范围，也开始逐渐招募非华裔人士给他们干活，所以当下的情况实际上还在逐渐变化。

再就是第四点，这一点就是据说中国“倾向于招募所谓的“好人”，大善人，而非去利用对方的弱点或者缺陷人格，比如贪财、好色等”。这一点其实也是不对的，比如 2008 年的时候，英国首相布朗的一名助手在上海住酒店的时候出门蹦迪，就被一名中国女子搭讪，勾引，但无论如何，完事之后他就发现自己随身携带的公务黑莓手机没了。

最后就是第五点，即中国情报机构“不倾向于使用传统的间谍技巧”，这也是不对的，没有这回事。实际上中国情报机构采用了各种各样传统的间谍技巧，无论是西方对手们用的，还是原来克格勃用过的，中国情报机构全部都用过，总而言之，中国情报机构在专业化的这个层面上，不说达到了多么先进的水平，起码也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