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有过“十月革命”吗？ 1

俄国有过“十月革命”吗？
（1，2，3，4，5）

作者：金雁

一　俄国历史进程中的“断裂”问题

1997年，在俄国革命八十周年时，我和秦晖曾在《二十一世纪》发表过两篇文章，其一讨论革命的背景，主要是俄国历史上的农村公社传统，以及1905年自由民主运动失败后发生的斯托雷平（П. А. Столыпин）改革对于革命的影响；其二讨论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传入俄国后，在上述背景下被“俄国化”的过程，尤其是传统民粹派西化（社会民主党化）和列宁派社会民主党“超民粹主义”化这一“双向异化”的过程1。

十年过去了。这一时期俄国、中国与世界又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人们对1917年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普京（В. В. Путин）时代的俄国，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一方面侵蚀了俄共的社会基础，使转轨中磨难最多的俄罗斯，反而成为唯一没有出现东欧各国普遍经历过的“转轨阵痛导致“左派”上台”的国家；另一方面这种“右翼强国梦”也导致了民主进程的某种“退步”和以斯拉夫主义反对“西化”的某种“保守”倾向。从怀念苏联大国地位的角度赞赏斯大林时代的言论也明显增加，甚至当年最激烈的异见人士索尔仁尼琴（А. Солженицын）据说也有这类言论。于是，中国的左派舆论便大肆宣传“索尔仁尼琴悔过了”2。其实，了解索尔仁尼琴心路的人都知道，他当年就是从斯拉夫─东正教传统的角度来反抗苏联的极权体制，早在1970年代他就与当时异见人士中代表自由主义与“西化”倾向的萨哈罗夫（А. Д. Сахаров）发生过著名的“索─萨论战”。今天的索尔仁尼琴一如既往地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抱怨俄国的“西化”。在索尔仁尼琴的观念中，列宁比斯大林坏得多，斯大林当然也比传统沙皇坏（但或许比“西化”的叶利钦 [Б. Н. Ельцин]“好”些？）。而普京则被索尔仁尼琴寄予复兴旧俄传统的厚望，因而对他十分看好。

基于这样的认知，索尔仁尼琴不仅对十月革命一如既往地深恶痛绝，而且对导致了“十月”的1917年二月革命同样反感。他从1970年代末开始，穷二十多年余生之力写作十卷本长编纪实文学《红轮》3，其1986年问世的第三卷就是讲述二月革命的。而二十年前他为该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4，于今年二月革命纪念日重刊后更是洛阳纸贵，受到普京政府的高度评价，普京甚至把该文作为文件发给政府官员们“学习”。索尔仁尼琴也为这次再版重写了序，极力强调反对“激进主义”对当今俄国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导致激进思潮的社会弊病至今仍存，如果不通过变革（他语焉不详，但显然不是列宁或叶利钦式的“西化”变革）除弊，“革命”的幽灵就仍在徘徊。

在这篇文章中，索尔仁尼琴认为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都是“西化”影响下毁灭俄罗斯传统的一丘之貉，前者几乎与后者同样激进，并且直接导致了后者。联系他的其他论述，我们看到他实际上打破传统的“左右”和“主义”界限，给出了新的“两条路线斗争”，即东正教─斯拉夫派─普京的“俄罗斯道路”和赫尔岑（А. И. Герцен）─列宁─叶利钦的“西化”道路。建立苏联的1917年革命是“西化”之祸，埋葬苏联的叶利钦改革也是“西化”之祸。那么，被1917年否定的晚期沙俄和被叶利钦否定的晚期苏联，岂不都成了“俄罗斯传统”的象征？而叶利钦与普京这前后相承的两人如果截然分属“两条路线”，又何怪列宁与斯大林也有区别：前者当然是十恶不赦的“西化”派，而后者如今似乎暧昧地具有了某种“斯拉夫特点”5。这种论点与十年前笔者提到的剧变后俄罗斯褒奖斯托雷平的言论一脉相承，也与中国近年来把五四、启蒙和1949年乃至文革串起来一并予以否定的保守主义很相似。

然而，这个看法与苏联时期把二月革命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十月革命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固然冲突，但也与后苏联时期自由知识界主流否定十月革命、却自认为是“二月民主”继承者的态度大异。如果说1990年代索尔仁尼琴此说在当时文禁初开、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并无多大影响，那么在普京与自由民主派矛盾日深的今天，在普京与索尔仁尼琴互相赞赏而共倡“保守”的情况下，这种说法似有逐渐成为主流与官方话语之势，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把“二月”与“十月”一锅端地予以否定，既不为十月革命的继承者俄共所接受，也受到“二月民主”继承者，即今天俄国的自由民主派的反驳。

作为反对党的自由主义者亚博卢联盟领导人亚夫林斯基（Г. Явлинский）就指出：1917年二月俄国的专制君主制由于不能适应进步而崩溃，在不经暴力和流血的情况下人民选择了民主，开始建立一个现代的、欧洲式的宪政国家。尽管后来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毁灭了她，但“二月民主”的精神到1990年代再造辉煌，这不是普京政府所能逆转的。他呼吁庆祝二月自由的节日，绝不放弃“二月主义”的旗帜。而支持普京的“以俄罗斯的名义团结基金会”主席尼科诺夫（В. Никонов）则反驳说：“1917年二月不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它在短短几天内毁灭了一个伟大的国家”，是此后一切不幸的根源。至于维护十月革命的俄共主张，由于了无新意而影响渐小。倒是一些左翼民粹主义者既不满索尔仁尼琴的保守主义解释，也不满亚夫林斯基的自由主义解释。如舍林（С. Шелин）就认为索尔仁尼琴与亚夫林斯基双方都出于精英立场，夸大知识阶级的作用，而他认为1917年俄国的命运是由普罗大众决定的6。但是，舍林同样没有对“二月”与“十月”作出区分。

显然，如果说在1990年人们对1917年革命的争论焦点在“十月”，那么时过境迁，今天“1917年”问题的焦点已经是“二月”。不管是同样肯定“二月”、“十月”的左派，还是对“二月”、“十月”一并加以否定的保守派，在看到“二月”与“十月”的连续性方面其实是一致的。而像亚夫林斯基那样区分两者、肯定“二月”而否定“十月”的观点，的确面临解释的困难。笔者在十年前的文章已经指出：1917年二月剧变的直接原因虽是战争引起的危机，但深层原因却是“专制主义市场化”的斯托雷平改革积累的民怨。剧变很快变成对斯托雷平改革的清算和恢复“公社世界”的浪潮，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

但是，“二月”以后俄国的发展就完全是连续而没有“断裂”吗？如果像索尔仁尼琴所说，包括“二月”、“十月”在内的1917年革命是一场急剧的“西化”而且并未逆转，那么几十年后叶利钦再来一次“西化”的根据何在？其实索尔仁尼琴的叙述已经暗示，列宁以后俄国似乎又回到了“传统”，而且尽管索尔仁尼琴本人并未明说，但那些把沙俄、苏联都看作“伟大国家”（列宁与叶利钦则都是瓦解“伟大国家”的罪人）的保守主义者，都认为变化似乎发生在列宁与斯大林之间（由此才引申出所谓索氏“悔过”之说）。但是这种说法虽然与赫鲁晓夫（Н. С. Хрушев）以后的苏联官方观点有点类似（只是赫鲁晓夫褒列贬斯，而今天的保守主义者则褒斯贬列），但却没有甚么根据。如今绝大多数人都看到，列、斯的体制基本一致，差异只是枝节。

如果断裂不在“二月”、“十月”间，也不在列、斯之间，那么它在哪里？这是总结1917年历史的一个关键问题。今天的中国同样存在“保守主义”把文革与五四、1911年与1949年一锅煮的问题，存在以所谓“传统”和“西化”来解释历史的文化决定论史观。而最近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更带出了左派政府是否必然极权化的问题。1917年的俄国历史应能提供一个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