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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 James Ford Murphy
2015年9月30日星期三
Lava/岩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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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 James Ford Murphy
2015年9月29日星期二
20150929一日段子荟萃
@virushu：我有几次从枫叶国人脸上体验到了culture shock。一次是给他们解释GFW到底是啥以及为什么存在。另外一次是跟他们说咱们吃饭这个不到20平米的房间在香港租金大概要超过2000CAD每月。两次他们都觉得我说错了，反复确认没错之后脸上产生了一种复杂的表情。
@minshengguancha：民生观察工作室收集了从2013年8月到2015年9月，两年之间遭到“央视审判”的17个案例，和已录视频因故未播出的案例。17个案例中除了吸毒的宁财神和柯震东之外，几乎都是“因言获罪”的典型案例，显示当局对新闻和舆论自由的重点打击。
@MyDF：近日，一对上海夫妇在日本旅游时，因为在便利内食用还未付款的冰淇淋而遭到店员的驱赶。这对夫妇觉得受到了侮辱，动手打了店员，因此被当地警方逮捕。//日本网友评论：遇到中国人就体谅一下吧，毕竟他们的政府如此，我们日本人被欺负还有政府帮忙解决问题，他们的政府只知道欺负自己的人民。
@szstupidcool：【狼来了！】重庆开征房产税了，10月1日实行。征收对象是单价高于平均价2倍的高档楼盘，以及二套房。税率是0.5%-1.2%不等，需要纳税人自主申报，如果不自觉，有加收滞纳金（万5每天）、阻止出境、银行扣款、交易限制、媒体曝光等辅助催收。
@cry0431：孟加拉国今年已经有四位写博客批评穆斯林的评论者被谋杀。有当街谋杀的，也有在家里被锤子砸死。有的人旅居美国，回家探亲就被杀了。之前在fb留言，敢回来就杀掉。这点穆斯林恐怖组织确实比你国共党狠。对批评者，共党是威胁或坐牢。他们直接就杀了。所以我就是比你国政府和恐怖组织相比了。
@letscorp：前几年民间借贷大批跑路，今年包装成互联网金融就高大上起来了。翻了近百个平台官网，大多数界面是九流设计师的作品，首页新闻“XX领导莅临考察”，取个名还是啥E贷，IE的E，一股拨号上网时代的气息。这种无门槛的金融产品国外就是各种传销和庞氏骗局的温床。居然政府出来背书宣传，呵以后有的瞧。
@朱孝顶律师：奥巴马联合国大会演讲：从华盛顿到曼德拉，这些老人留下了强大的有生命力的民主制度，保证了优秀领导人离去后国家仍然充满活力。而有些国家领导人贪恋权力、集中权力，甚至谋求超任期掌权，他们并不是为了人民而行使权力，而只是为了自己的权力……感觉是在批评金三胖和普京吧。
@MyDF：【死循环】日本所提出的“取消俄罗斯在联合国内的一票否决权”的提议，遭到俄罗斯的一票否决。
@alicedreamss：【对外送钱，对内盘剥的根本原因】有人问为何几内亚很穷，大凉山人民也很穷，政府宁愿援助几内亚也不扶持大凉山? 其实很简单，几内亚虽小，但在联合国有席位，关键时还能替天朝政府说两句话，大凉山人民连国内投票权都无，又何谈替天朝在国际上分忧?
@YE5MQ5Vtp2jlWX7：最可怕的是全民腐败，好的社会做好事容易做坏事难，现在的情况正相反。年轻人走进社会，要保持清白守住道德底线则难以生存，而与贪腐同流合污则顺风顺水。不但官场腐败，军界学界文化界新闻界企业界都腐败，连小学生都给老师送礼。这样的社会矛盾和被和谐的民怨，一旦发生动荡后果难以想象。
@YE5MQ5Vtp2jlWX7：环球时报今日发表惊天地泣鬼神的文章：“中国如果舍不得对外援助 没法在国际混”。觉得这次还是写得很真实的。为什么其它国家不卑不亢，你却需要当混子呢？如果一个人出去不花钱，就没法在朋友圈子里混，那这是个什么人呢？我觉得，当务之急不是去混，而是痛改前非不再混。
@梦晨伤：依我画了三年微博乱画的经验来看，如今中国新闻有三种：1.画完了也没人关心的新闻。2.画完了的真新闻就会变为假新闻。3.真新闻，但画完了会被抓走。
@网易网友：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到现在都过去三十年了，也没人来跟我谈接班的事。
@陇上一哥：【领导身边工作原则】1.领导没来，我先来，看看谁坐主席台；2.领导没讲，我先讲，看看话筒响不响；3.领导说话，我鼓掌，带动下面一片响；4.领导吃饭，我先尝，看看饭菜凉不凉；5.领导喝酒，我来挡，誓把生命献群党；6.领导睡觉，我站岗，跟谁睡觉我不讲。
@eachgo：庚子国难当然是国难，烧个圆明园是小事。主要是义和团把翰林院烧了才是国难。要不是当时英国使馆水兵奋力救火，还什么四库全书，什么永乐大典。统统都没了 “無論如何犧牲，此火必須撲滅。又有數十人從英使館而來……人數既加，二千年之文字遂得救護”。
@mchobits：#知乎 问：把叶良辰，赵日天和龙傲天关在一个屋子里，会发生什么？答：我龙傲天！我叶良辰！我赵日天！给大家拜年了！
@网易网友：一个优秀的台风！必须是个不影响节假日的台风！必须是个来前气势汹汹到足以发布紧急避险通知的台风！必须是刚好可以连着华丽的七天长假，硬把它凑成九天大长假的好台风！杜鹃必须是个人民群众公认的好同志！特此宣布：本年度中国好台风、十大感动中国台风等系列奖项由杜鹃全部包揽！！
@Zannmuling：中学时很多男生下课会到厕所抽烟，教导主任经常靠闻男生的手指来判断他们有没有抽。同学就想了个办法，用一次性筷子夹着烟抽。有次主任路过，正好赶上那群男生人手一双筷子有说有笑地从厕所里走出来。教导主任开始怀疑人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宁财神：真相是：NASA在火星上发现了一张留言条，翻译过来后，意思是“再见，我们去地球了”。
道高一尺，墙高一丈：互联网封锁是如何升级的
新时代的防火墙像手术刀，精准迅速，直击命门。而“翻墙”未来可能变成一门手艺，如何传承，任重道远。2015-09-04 特约撰稿人 VV
1987年，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由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发往德国，标志中国成功接入互联网。邮件内容是：“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穿越“巨墙”（长城），我们无处不及。与这封邮件几乎同龄的我，没想到生活中竟总离不开“墙”。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中多次穿墙，也去过世界各处，看“墙”越筑越高，有时义愤填膺，有时啼笑皆非。仅以此文，记录“墙”边的一些见闻。
国家公共网络监控系统
国家公共网络监控系统，俗称中国网络防火墙（The Great Fire Wall of China，常用简称“GFW”或“墙”）。一般意义所説的GFW，主要指中国官方对境外涉及敏感内容的网站、IP地址、关键词、网址等的过滤。随着使用的拓广，中文“墙”和英文“GFW”有时也被用作动词，网友所説的“被墙”即指被防火长城所屏蔽。
2008年校园网：“连坐”惩罚
2007年，我进入这所XX理工大学。它特别吊诡的设定是，大一不能带电脑，大二考过国家英语四级的人才可以带电脑。就这样，2008年秋天，我终于正大光明地连上校园网。千兆比特级别以太网直入国家主干网，中国电信、中国教育网双通道。这个规格，算是极高的。网速之快，前所未见；可是，总有一些网站访问不了。但这些小细节，终究不影响同学们DotA（一款基于Warcraft的对战地图）的热情。
那个时候，我们愉快地上Google，查Wikipedia，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不时有好事者，会键入诸如“六四”、“胡萝卜”、“温度计”（网民用来形容胡锦涛与温家宝的指代用词）这样的神奇词汇，于是全校与Google失联十数分钟。每当到这个时候，室友们相视一笑，“哦，谁又撞墙了！”但打壶开水，泡一杯面，还不等吃完，就又可以Google了。
那个时候的“墙”就好像霰弹枪，火力充足，但瞄不太准。一枪下去，打一大片，总是搞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墙如何运作？
一台机器要与互联网上的其他机器对话，需要一个IP地址，好比一个人需要身份证（ID），才能唯一标识一样。否则，你喊一句话，对方不知应该回话给谁。而IP地址的总量是有限的，就好比一个大小固定的蛋糕。美国入场早，切走一大块。接着列强瓜分。等到中国的时候，还剩下点面皮。而该理工大学在这轮“圈地运动”中，只得到2个IP地址，给全校数万师生共用。这下好了，一个IP后面几万人，究竟谁在干什么，从校外是看不清的了。早期的防火墙，只能粗糙地在IP级别上执行封锁，要管束，只能全盘封了整个学校的网络。但毕竟一所国家重点高校，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管理，但不封锁，又无法向监管部门交代。
墙早期对用户的“连坐”惩罚策略。制图：金秋枫
说到底，监管当局不乏能工巧匠，他们很快想出一个办法：封杀大约4千个连续的端口（Port）。如果我们把IP地址比作一栋房子 ，那么端口就是出入这间房子的门。不同于真正的房子只有几个门，一个IP地址的端口可以有65536（即2的16次方）个之多。端口在一定时期内是被内网的一个用户独占，于是数据包可以准确地回到始发地。不过，封一个端口不过瘾，只是撞墙者自己倒霉而已。试想，你好不容易把野马制服了，又会有一些原本安顺的良马变野，效果不佳。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成为害群之马，以做警示。所以，一旦内网某个用户登陆Google检索“敏感信息”，这意味着一个端口“撞墙”，“墙”就把接连着的约四千多个端口都封掉，令无辜群众也无法上网。这种断网的“连坐惩罚”短则几分钟，长则十几分钟，才能恢复服务。
2010年北京：合租服务器翻墙
3月，Google位于北京中关村的办公室楼下堆满了鲜花，网友以这种方式纪念因“遭受中国骇客攻击”和“网络审查”而决定退出中国市场的Google。
“墙”这个概念越来越清晰，也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2009年，Facebook和Twitter相继被封，昭示着中国政府通过防火墙阻隔国际互联网，建立“局域网”的决心——“局域网”是中国网民对墙内状况的戏称。
“咱们合租一个VPS（Virtual Private Server）吧”，这是技术青年们见面经常谈到的话题，仅次于买房和买车。VPS即虚拟主机，向服务商租取一段时间使用权即可。以前，大家合租VPS，多是为了搭个博客，赶赶时髦。而现在，合租VPS，多是为了翻墙。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翻墙”用Google检索最新资讯，使用垃圾邮件最少的Gmail，随时查询在线百科全书Wikipedia，通过Facebook、Twitter与同行保持密切的技术资讯沟通，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也有更多人翻墙是要选择不同服务器进行联网游戏，或下载最新的影视内容，“翻墙”就像玩猫和老鼠的游戏。
VPS如何帮你翻墙？
当你发一个数据包到Google或者Facebook时，防火墙可以直接识别目的IP地址而自动拦截。而前面提到的VPS，是虚拟主机，自己也有IP地址，但无公开记录其归属，难以确认是否是敌军。既然如此，我们把数据包先发到VPS，再由它中转到目的地，就成功绕开“墙”了。由于VPS的这种特性，它也被称作“跳板”。
“跳板”是所有“翻墙”技术的共通原理。制图：金秋枫
利用一个“跳板”绕过“墙”，正是许多翻墙软件的基本原理。曾经繁荣的翻墙软件“无界”、“自由门”，还有众多的“代理服务器”，包括后来更广泛应用的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都是借用跳板原理。VPN最早是用来帮助一个企业多地的办公室间互联，也可以让员工在异地进入公司内网，方便执行一些高权限的作业。这样一来，跨国公司天然就拥有了穿墙的隧道：数据包先发到海外办公室，再去向世界各地。所以，VPN也成了跨国公司员工翻墙的主流手段。
这年，我第一次用“ssh -D”（一行命令）翻墙。SSH可以让系统管理员连接上主机，进行远程操作。同时它相当于在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建立了一个隧道，所以也能传输其他的数据，包括“翻墙”流量。只要这台机器的IP不在墙的“黑名单”中，也就可以成功绕过墙的封锁了。对技术人员来说，买VPS是最简单且低成本的翻墙方法。即便一台VPS被墙，再买一台即可。一年几十美元的价格，合租下来非常便宜。
2011-14年香港：“墙”成为一门显学
在Google、Wikipedia中文、Facebook、Twitter等全球流行网络应用被阻隔在防火墙之外后，中国大兴土木建设的“局域网”，这几年也初现雏形。
搜索用百度，邮箱有163/QQ，社交有微博/人人，购物用淘宝/京东，即时聊天用微信——各种互联网服务，墙内应有尽有。对大部分网民来说，翻墙成了越来越不必要的需求。而剩下的一小拨执着于翻墙的用户，以及全世界致力于研究“墙”的学者，他们见证了“墙”的升级，与之斗智斗勇，也从一些滑稽的表象，捕捉到“墙”发展的各种蛛丝马迹。
因“墙”不同的工作原理，越来越多的翻墙工具被开发出来。对“翻墙”这个行当来说，这是个百花齐放的时代。
解析邮件
2011年初，Gmail大规模延迟，这可能是生活在中国的很多“良民”第一次看到墙的影子。他们并不是Twitter、Facebook的忠实用户，对自由世界的“危险信息”也并不感兴趣，只是日常收发邮件，竟也撞墙。实测显示，Gmail与大陆服务商之间的邮件有不同程度的延迟，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几个星期。人们纷纷猜测，“墙”已经进化到开始解析邮件。
“墙”开始尝试解析墙内外邮件，终因负载太高，造成大规模延迟。制图：金秋枫
敏感词触发RST，偶尔需要“向内翻墙”
这几年，我在香港求学，当时因为研究需要，我要下载大陆某公司的中文词库，奇怪的是，无论使用何种工具，进度条总是停在70%的地方。后来分析发现，每次下载到这个位置的时候，系统就会收到一个“RST”包──“RST”是“Reset”（重置）的意思。这是一种特殊的数据包，当计算机收到这种包的时候，会重置一条网络链接。这个特点被“墙”广泛用来掐掉“不和谐”的网络链接。好比A和B正在打电话，“墙”想要掐断电话，和以前粗暴地摔电话机不同，“墙”对A说：“B挂你电话了”，同时又对B说，“A挂你电话了”，不明真相的两人就真的自己把电话挂掉了。敏感词触发RST，这种“墙”的工作机制，如今已是衆所周知。而这种监控与阻断是双向的，出入都可能撞墙。有时候在墙内需要翻出来，有时候在墙外需要翻进去。
走出国门的DNS污染
DNS（Domain Name Service）即“域名解析服务”，功能好比是互联网上的电话簿。早期，仅通过IP来封锁服务的话，“墙”需要查看每个数据包，判断是否放行。但使用“DNS污染”技术，相当于直接给用户一个错误的“电话号码”，从源头就遏制了“不良通信”。值得注意的是，“DNS污染”这种强力武器，不仅能有效封锁国内网民对敏感内容的访问，还会连带影响其他国家。2012年，世界顶级网络通讯会议SigComm上，出现一篇匿名论文。论文发现，中国发动的“DNS污染”已经超越了国界。在测试了全球4万多个域名解析服务器后，他们发现其中26.41%的服务器受到了这种污染的影响，覆盖109个国家。
DNS污染。制图：金秋枫
近500个实体“哨所”
2012年，一组来自Michigan大学的研究者，对“墙”的位置进行了探测。他们发现，就像真实的长城并非连绵不断的，防火墙也并不是密不透风地“堵”在我们的“网络”上，而是一组散落各处的“哨所”，只有当发现威胁的时候，它们才用“RST”或“DNS污染”这样的方式进行干扰。截止2012年底，研究者总共探测到了近500个这样的“哨所”，在中国南方，部署数量头三位的省份为：广东（84个）、福建（29个）、湖南（28个）。
小插曲是，研究者把探测“哨所”的工具在GitHub（世界最大的开源代码托管服务）上开源发布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人认为，此举会激怒“墙”的管理者，导致GitHub被封锁，影响墙内程序员学习交流，所以应该删除这样的代码仓库，“保持技术社区的纯粹”。另一些人，则认为翻墙是程序员的基本技能，表示不受影响，所以力挺该项目，并极力反对技术社区加入“自我审查”的行列。
深度数据包检测
2012年底，“墙”的总设计师、北京邮电大学时任校长方滨兴的研究团队曾发表论文“网络流量分类，研究进展与展望”，文章提到了多种使用机器学习进行“深度数据包检测”（Deep Packet Inspection，DPI）的技术。随后几年，这些先进的技术逐渐在“墙”上部署开来。
要理解“深度数据包检测”的威力，我们可以把数据包想像成一封信。“浅度”的数据包检测，就好像是看看信封上的发件人和收件人，即决定是否放行。这给“跳板法”留下可乘之机：我们先将信送到中间站（如虚拟主机VPS），再转发到目的地，就绕过检查了。“深度”的数据包检测，可以理解成对信件内容的探查──相比起暴力打开信封，这种基于机器学习的技术更具有艺术性。它并不实际解读数据包的内容，而是搜集周边信息，对数据流进行“肖像刻划”（Profiling）。举个例子，你用Google搜索时，网络上只会有文本和少量图片经过，数据量很小，并且是突发的；但用YouTube看视频时，就会有持续一段时间的大量数据流过。“墙”的监控也是基于这样的抽象指标，比如它监控到到间歇而细小的流量，便推断你不太可能是在用YouTube。将诸如此类的可参考指标放在一起，就组成当前数据流的一副“肖像”。把这个“肖像”与数据库里面已经存放的巨量“翻墙流量肖像”和“非翻墙流量肖像”做个比对，就可以相应归类了。如所有的机器学习算法一样，这种归类会误杀一些非翻墙流量，也会错放一些翻墙流量。但日积月累，“墙”观察的样本越多，准确率也就越高。
2015年深圳：“墙”的疯狂进化
新时代的墙，像是手术刀，精准迅速，直击命门。
在深圳小住半年，我深刻感受到“数字围剿”的压力。随着2014年底，Gmail全面被封禁，墙进化迅速、部署增强，还配合行政措施打击翻墙势力。深度包检测的大规模部署、DNS污染的扩大、转守为攻的国家防火墙策略、ISP的深度合作——“墙”俨然是正规军，而翻墙的社区只能打一场场的游击战，越打越疲惫。
首先，是香港的学校专用VPN开始不好使了。据传，几种主流的VPN协议已经被“墙”破解，手段十分细腻：有时候连上VPN，可以使用Google搜索和Google Drive办公，但一旦链接YouTube或者Facebook，网络链接就立马被掐掉了。
紧接着，一系列政策出台：境外VPN需要备案。像Astrill等常用的商业VPN服务，迅速被封。
同时，“DNS污染”的范围与频度都扩大了。为了抵御“DNS污染”，我曾一度使用“DNSCrypt”——这个开源项目会加密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内容，不被墙查探到。然而好景不常在，很快，“墙”将已知的DNSCrypt的服务器IP计入黑名单，这样连访问DNSCrypt的服务器也是需要“翻墙”了……有段时间，我依赖SSH+DNSCrypt翻墙。但这套组合拳，最终打在墙上只是手疼，而墙还是泰然自若。
更有甚者，一些二级ISP（不自建主干网，但提供社区宽带接入到主干网服务的ISP）参与了合作，封禁“非常用”的DNS地址。家庭宽带用户，只能选择ISP默认分配的DNS，或者一些“广为人知”的DNS服务器，如Google多年前提供的8.8.8.8（该服务器的IP地址）就是其中之一。“4个8”曾经是大陆网民用来抵御“DNS污染”的缓冲剂，但它使用普通DNS协议，很容易被攻击。社区很快发现，“墙”会选择性地污染8.8.8.8返回的结果。
“DNS污染”、“RST攻击”、“深度数据包检测”——“防火长城”的一套立体防御体系已经建成。从左到右，精准度逐渐加大，防御成本也逐渐加大。这个时候，不管使用什么VPN，最常见的现象是，翻墙几分钟后，网络延迟加大，进而链接被阻断，导致日常工作都不能正常进行。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2015年3月，国家防火墙突然转守为攻。这是一种与“防火长城”（Great Fire Wall，GFW）部署在一起的设备，网友戏称其为“大加农炮”（Great Cannon，GC）。经过3月初的一系列测试，“大炮”从3月中旬开始发动疯狂攻击，其首轮攻击的重点目标之一是GitHub上“greatfire”这个代码仓库。“greatfire”上集结了大量的翻墙工具与资讯，俨然一个巨大的“翻墙军火库”。“大炮”攻击目标的原理简单而有效：它会劫持跨越中国边境的流量，注入恶意脚本，向指定目标发动“DDoS攻击”。
DDoS
DDoS（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分布式拒绝服务），是一种通过巨大流量导致目标服务器不堪重负而下线的攻击手法。DDoS是一系列方法的统称，他们使用不同的技术，“大炮”所使用的流量劫持并注入恶意脚本的技术是一种比较新的形式。衡量一场DDoS攻击的能量，可以使用“峰值速率”。如2014年6月，香港的公民投票网站“PopVote”受到超过“300Gbps”的攻击，连提供网络支持服务的Google和Amazon都抵挡不住，宣布退出，最终服务商靠着全球网络服务业者联手，才维持“占中”公民投票持续进行。2015年7月，支持加密功能的即时通信软件Telegram受到超过“200Gbps”的攻击，受影响区域很快从东南亚蔓延到全球，导致大量用户无法通信。要知道100Gbps的流量有多大，可以想像同时在线点播两万部高清（720p）视频。也可以参考的一个数据，据CNNIC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大陆的所有国际出口带宽总和为4100Gbps。
“墙”转守为攻的这一异常举动，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希望GitHub删除“有威胁”的代码仓库。最终，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大炮”停止了攻击。在墙的攻防体系中，“大炮”虽然不直接设防，但它对墙外的“反动势力”是一种威慑的的存在——必要的时候，随时可以出击。
在“墙”的拼命围剿之下，传统翻墙手段逐一失效。原因很简单：主流方法都有特定的模式，逃不过基于机器学习的“深度包检测”技术。机器学习的准确性是随着样本增加而提升的，所以要逃离“墙”的围剿，就得把自己的流量伪装得不一样。海外专业VPN服务Astrill，以及国内的“曲径”、“红杏”等后起之秀，都是通过打造私有协议，来绕过检测。
在这种形势下，开源翻墙利器ShadowSocks被更多的人注意到，基于SS搭建的翻墙服务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它的中文名为“影梭”，社区昵称为“SS”——这是一个由中国程序员发起的开源项目，主要开发者在墙内。
2012年4月，SS第一份代码提交；
2013年，SS完成主要开发；
2014年夏开始，由于墙的升级，SS受到社区更多的关注，进入高频升级的阶段；
……
ShadowSocks提供的其实是一套框架，支持多种加密方式，可以监听不同的端口，只需要很简单的配置，就可以在客户端和跳板机之间建立一条隧道。这些特点，让SS成为“游击队员”们最喜爱的工具。作为一款“非主流”的工具，SS曾经是非常有效的翻墙手段。但从15年初开始，深圳的部分ISP已经部署针对SS的阻断系统——推测是基于同一套“深度包检测”技术。好在SS的参数衆多，随便调整一下，即可生成不同的“肖像”，令“墙”在观测不足的情况下，无法迅速动手。但随着时间推移，“墙”总会搜集到足够的样本。刚开始的时候，选一套SS的参数可以坚持几个星期，到后来，就只有几个小时了。但墙一天不倒，游击战就一天不停。换密码、换加密协议、换端口，如每天吃饭一样，逐渐变得规律。实在不行，就只有换IP了，即再买一个VPS。SS的高级玩家，会加入自己定制的加密模块，使得流量更隐蔽。总之，SS是一个开源项目，玩法多种多样，打游击的优势巨大。
2015年香港：遥看墙内围剿“造梯人”
还有太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能将时间浪费在与“墙”无休止的游击战中——我决定搬回香港。
而墙内，一场密谋已久的围剿，终于显露。
8月20日，ShadowSocks作者在GitHub上关闭了相关项目的Issue面板并清空所有帮助信息，同时GitHub上“shadowsocks”组织的成员信息被隐藏。
8月21日，GoAgent（一款曾经主流的翻墙软件，托管在Google Code）的论坛上传出SS作者“被喝茶”的消息。
8月22日，ShadowSocks作者现身GitHub，证实“喝茶”，并删除了代码库。
8月25日，Google Code转为只读状态，GoAgent论坛散落。
8月25日，GoAgent托管在GitHub上的仓库被删。
8月25日，GitHub受到超过两个小时的DDoS攻击，攻击源目前不明。
8月26日，多处消息源显示，曲径、红杏等大陆多家VPN服务商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压力，停止服务。
……
以前干掉的是制造和售卖梯子的人，现在连设计梯子的人也要干掉。
未来会如何呢？可以想像，大规模的VPN服务会消失；一些小规模的地下服务，继续运行。另一方面，翻墙工具链，势必会持续升级。公开的成熟项目被封后，社区会衍生出不同变种，以适应“墙”的改变。特别是像SS这样的开放框架，稍作修改，又是一种玩法，无穷无尽。但没了牵头的人，没了集中的论坛，知识传递的形式将会反古。原本，互联网让知识可以扁平传递，现在“屠梯”行动恐将人们逼回“口耳相传”的模式。未来，“翻墙”可能是一种手艺，如何传承，任重道远。
原文链接
2015年9月28日星期一
20150928一日段子荟萃
@tenderkuma：别逼我动用在北京的势力，我本不想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 @FacheT:你不需要知道有多少种势力，你只需要知道，我叫叶良辰。
@Air_Mu: YouTube作为Google产品之一是被中国封锁时间最长的网站，持续时间长达2242天（截至2015年5月14日），高于伊朗的2160天和巴基斯坦的968天。
一千零一夜
@virushuo：说真的民运人士的确干了很多不靠谱的事。但就算如此，民运里面品德最差的在我看来也比管别人叫做“民逗”的人品好一些。毕竟他们就干自己的事，没花你钱，没用你资源。大部分人骂不着他们。相反贵党收着你的税干你，这两者怎么也看不出来有什么相似的。
@xiucai1911：党报五大事实驳斥中国免除外债是“穷大方”。“驳斥”个狗屁！你一个人参加辩论比赛，然后宣布自己获胜，不觉得无耻吗？你对着草人靶子一阵乱刺，然后宣布自己天下无敌，不觉得可笑吗？党报在党报上自说自话、自弹自唱、自摸自嗨，说“用五大事实驳斥…”，这也太无厘头了！你去反驳它，帖子很可能被删。
@hnjhj：竞选总统时跟独裁者划清界线，当上总统后跟独裁者勾肩搭背，这种不要脸的西方政客又何尝不是shameless。
@wangdan1989：轉眼，雨傘運動一年了。我的抽屜裡還有陶君行送給我的催淚彈彈殼，那讓人熱血而又擔憂的幾十天，曾經讓我無法入睡，落淚，憤怒的一場運動，竟然已經這麼遠了。有人對香港的前景感到絕望。坦率說，我也一時看不到新的方向。但是我知道，放棄，永遠不應當是我們的選項。香港加油！
@lianhuaxiaofo：【腾讯】托马斯·潘恩是英国人，却支持并参加美国的独立战争，并积极鼓动独立后的美国实现共和。依天朝今天的标准评价他，就是个民族败类。但就是这么一个民族败类，却赢得了全人类，包括英国人的尊重和敬仰。原因就是：民主和自由对于人类而言，比所谓的国家和民族利益，重要一千倍。
@c338ki：今天收到考拉赵威被确定山颠的罪名，一个墙大‘的国家，身握宇宙真理，心有三个自信，脚下百万雄狮，却怕一个弱小女子来山东癫妇，真的可笑。包子治国，山颠无数。以后没有被山颠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异见人士了！加油！终国的法律博大精深，总有一款适合你！我在仰望着“山峰之颠”！
@马靖昊说会计：中国在房地产上的税负已经相当重了，但购房者只感觉到房价高，却感觉不到税负重，这些就是间接税的优势，将税费包含在价格中。想起中国税制改革的方向是要逐步降低间接税的比重，我就想笑，可以说，如果将税率降下来，间接税非常好！中国税制改革的方向是降低税负，而不是调什么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重。
@cuixueqin：因为网络封禁而臭名昭著的中国，主办一个互联网论坛，结果美国的互联网巨头趋之若鹜，能守住节操的只有区区一个google。邪恶能够这样公然横行，这个世界真是不会好了。
@beidaijin：澎湃：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境外反洗钱工作力度、防范金融风险，中国境内银联人民币卡在境外提取现金，除每卡每日不超过等值1万元人民币外，增设年度限额。具体来说，自2016年1月1日起，中国境内银联人民币卡每卡每年在境外累计取现不得超过等值10万元人民币……
@wkpub: 联合国要是解散了，中国人会把总部大楼买下来然后墙上挂个牌：爱国主义教育（美国）基地。
@leonmail: 作为一个中国TA，和美国本科生解释自己为什么抵制脸书简直太困难了。首先得解释为什么中国不可以用脸书，其次要解释我为什么可以在中国用，然后才能解释它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导致我决定抵制...
@oscarlee_: 别人发好吃好玩的图，不解风情的评论范例：“哪里？”、“不叫我！”；正确的评论姿势：“带我去”。看到别人在发一件新买的东西，不识趣的回复范例：“多少钱？”，识趣的评论：“应该很贵吧？”玩朋友圈的一点心得
@lvkaiwen：前女友打电话来：“说话方便吗？” 我看了一眼旁边的女友说：“哦，还没吃呢。。” 对方又说：“那我等你方便了，再打过来。” 我笑了笑：“做好饭也得八点了！” 挂掉电话后现女友问我谁的电话，我说：“我前女友的！” 她瞪了我一眼：“讨厌，又逗我，肯定是你妈！”
@stang227: 全家人边吃早餐边看新闻，电视里正播放习大大的画面，我妈问我爸：“为什么我每次看到他，都会想起孙红雷呢？”我爸一口粥喷了出来，我大清早就做了一个大米美白面膜！
@maoz：我操我又见识到了。刚才那导游一路介绍各种日本特色“产品”，然后带着一车老头来到了一家店门口，每个人都在门口拿了一个篮子整装待发，导游一声令下，老头们一齐涌进店内，导游举起什么东西，他们就看也不看抢着往篮子里扔：酵素！降糖灵！纳豆素！健脑精！最后我妈抱着一篮子东西问我这些都是啥。
@Met_Summer：一位老主任，闺女追星，甚至跑国外去追。老主任不反对还支持。问原因，他答：“追星不易。她得攒钱买机票、自己跑签证吧，得自发学外语摄影化妆音乐吧，得懂礼貌知礼仪尊重别人吧，得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学会团队协作吧，得分清是非，得保持热情，得为爱成长...人生大课啊。
@controlsea：告诉大家一个发财的好项目，打狂犬疫苗一个疗程需要400块钱，而且两年内就不用再打，两年是730天，如果每天出去让狗咬一次，可以咬730次，每次狗主人给400块钱，两年下来除了成本可以赚290000元。又是一条谋生之道，没有你想不到的，只有你能不能做到的！
@Tin_Tse：在超市排队结账，前面一个妹子买卫生巾差一块钱，特别尴尬 ，翻了很长时间没翻到钱 ，我就帮她付了。走出超市她要请我吃饭。我说："我一向付出不求回报，今天我们相遇也是缘分，下个礼拜再一起吃饭吧。"
[河马新闻]习近平亲切接见Facebook党支部书记马克·扎克伯格，畅谈共产主义光辉理想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赞扬了马克·扎克伯格建立Facebook、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创举和情怀，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立根固本，就是要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足了功夫，才会有强大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伟大成就。Facebook的成功，是离不开马克的党性、离不开马克对党的信仰的。
从那以后，马克对习近平总书记愈发崇拜，并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下发给每一个员工学习，同时在公司主要位置悬挂习主席画像，员工每天都要向习主席画像早请示晚汇报，取代资本主义的打卡制度。部分积极分子已经开始学习忠字舞，并在业余时间进行表演。今年，在马克的提议下，Facebook成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党支部，马克也如愿以偿地被当选成为第一届党支部书记。
马克会后说，能见到习近平总书记，是他毕生最大的荣耀，他感到由衷的自豪和高兴，从此红太阳将照耀在硅谷Facebook上空，习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他将带领Facebook党支部认真学习习主席的讲话并积极落实到行动中去，努力把Facebook建设成为最大最好最强的为人民服务的交友网站。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马克拒绝回答成立Facebook党支部是否曾接受海外资金来源或成为洗钱目的地的问题，同时对成立党支部是否有助于Facebook进入中国的问题笑而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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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马新闻：最热门最严肃的华语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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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7日星期日
20150927一日段子荟萃
@LifeTime：试着用环球体来几篇狡辩的社评：《主编受处分彰显自我监督完备》，《内部处分轮不着敌对势力幸灾乐祸者》，《适度贪腐不被一棍子打死是一种理性治理》。
@十年砍柴：人民日报社是编委会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编委会为行政最高机构，是处分员工的适格主体，和有些报社只管业务的编委会不同。但2013年的事如今才处分，有些奇怪。存疑。
@宋石男41：空叼飞盘三十年，到头翻似烂柯人。
@王春生律师：向编委会申辩：可以适度腐败嘛。
@王彬：胡编89年毕业进入了“好单位”，很好奇在那场学运中他扮演了什么角色？
@红梅赞赞：胡锡进得罪谁了？像文强那样偷偷操了主子的女人被主子发现了？舔痔吸痈狗舔错地方被主子一脚踢开了？哈哈哈哈哈哈哈，拿胡锡进这条狗开刀，看来派系斗争很激烈，继续看大戏，它们互相砍死就是对人类最大贡献，哈哈哈哈哈哈哈
@zhangliang2：毛主席说习仲勋是坏人、关进监狱16年；毛主席说刘少奇是坏人，打倒、整死；毛主席说管军队的彭德怀、贺龙是坏人，全部整死；毛主席说公安部长罗瑞卿是坏人，罗瑞卿从楼上跳下去摔断腿……..…毛主席刚死、国家就宣布这些人其实都是好人。问题来了、那TM的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坏人？
@华生2010：最近外地朋友来访，都讲到经济萧条情况严峻，问我怎么看。我说这么多年来我对中国经济一直是有信心的，但现在真不敢乐观。不过今啥事不准妄议，阿谀逢迎咱做不来又于事无补。因此我只能说各位要谨慎。要知道现在只不过刚刚有点秋凉，冬天还远未至。按照现行政策导向，更加严峻的形势恐怕还在前头。
@Jianzhang1984： 前有教宗，后有博纳。大大变汪峰了。
@魏忠平：“我站在被告席上，这是我的多年梦想。我本应该站在原告席上，去控告这些滥用权力的人。不过没错，我在被告席上也一样可以控告。
@wuzuolai： 减免那么多国家上百亿美元债务，经过全国人大通过了么？国库感觉是党家私产。
@YE5MQ5Vtp2jlWX7： 今天主题捐钱。习总在联大宣布给贫穷国家援助20亿美元，习夫人给联合国妇女组织捐500万美元、、、好不风光、、、！！郭美美被收监了、但炫富后继有人、！！！
@王痞爷：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到现在都特么过去三十年了，也没人来跟我谈接班的事……//@下山剿匪：你爷爷的产被共了，你爸爸的产被共了，现在轮到你了，你不觉得你已经接班了吗？
@lijiansion：GDP已经抛开了货运量，用电量，PPI，CPI，走出独立行情！
@梁晓声：现在大部分中国人，仍如惊弓之鸟般地对政治忌讳莫深，仍把真话藏在心中，不敢当面指认裸奔的皇帝没穿衣服。文革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全体虚伪的民族。文革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最黑暗的逆流，其罪孽深重到无论用什么语言批判都不为过。
@会飞的咸鸭蛋：刚认识的女友交往了半个月，突然有一天趴在我怀里哭了，说她家族生意，老爸很势力，肯定要拿她的婚姻做交易，她说她和她老爸摊牌了，就看上我了，如果她老爸不同意就和我私奔，下午的时候，我忐忑的见了她父亲，结果……她爹是卖包子的，看上了隔壁炸油条的小伙，尼玛，你是对我多没有信心啊！
@BillGatesCN：某社交网站进不进中国都不是主要问题。合个影照个相，桌子上放本书就可以告诉华尔街接下来有十亿新用户，画个大饼，在这个用户增长速度和活跃度分分双低的前提下，犹太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网易网友：不错，我就是叶良辰。你们黄易小编的行为实在欺人太甚，小编若是感觉有实力跟我玩，良辰不介意奉陪到底。呵呵，我会让小编明白，良辰从不说空话。别让我碰到小编，如果在我的地盘，我有一百种方法让你们待不下去，可你们，却无可奈何。呵呵，良辰最喜欢对那些自认为能力出众的小编出手，你们只需要记住，我叫叶良辰。无妨，小编可以把所有认识的人全部叫出来，良辰不介意陪你们玩玩，若我赢了，你们给我乖乖滚出网易，别欺人太甚。当然，若是你们就此罢手，那良辰在此多谢了，他日，必有重谢。
@upsuperx：金山毒霸竟然敢给我弹什么规范软件行为……我看那个系统里最需要规范行为的就是它自己了……
@Zeove：中国所有的传统节日中，个人觉得最浪漫的就是中秋了，各种亲情、爱情、友情、基情随意流淌，抛开世俗的应酬和喧嚣，跟深爱的人品品月饼，赏赏月光，讲讲儿时过中秋的往事，天底下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
@poooo_chu：冬至湯圓，清明潤餅，端午粽子，中秋月餅柚子及烤肉，吃貨從不消停，傳統習俗因此得以延續。 #謎之感動
@isaac_koo：如果说俄罗斯方块教会了我什么的话，那就是犯下的错误会累积，取得的成就却会消失。 #evernote
@纯良大叔：我问老婆：“如果你中了五百万彩票会和我离婚吗？”她坚定的摇摇头说：“当然不会！”就在我感动时她又说：“奖金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就要分一半给你，我才没那么傻呢！”
Lost In Hong Kong/港囧
Frankly, I don't think this is a comedy, it is kind of serious drama, just coated like a comedy, rather than a comedy. The leading role by Xu Zheng is struggling for his life: he is the lowest in his family, his dream of being an artiest failed, he has the pressure of bearing a baby, etc., he has everything pressure but something relaxing. To find his first love in Hong Kong is a metaphor for him to reconcile with himself, to relax himself, even for a short while.
The last part of the three leading roles standing in the glass is a metaphor too. The mid-aged man has to balance his first love (his dreaming life) and his family (his practical life). Because this is a comedy so the balance is easily reconciled on the screen, but in real life there are few men who can easily solve this problem.
It's a surprise to see so many Hong Kong movie stars here, including lots of shining stars at the age of 1980's to 1990's, who are one of the best parts of my memory to Hong Kong movie. So glad to meet with them here and enjoy the old Hong Kong movie songs.
演职员印象：
导演：徐峥
主演：徐峥，赵薇，包贝尔，杜鹃，葛民辉，李璨琛，潘虹，王迅，冯勉恒，王晶，叶竞生（八两金），林晓峰，车保罗，苑琼丹，林雪，江约诚，田启文，吴耀汉，陶虹
2015年9月26日星期六
20150926一日段子荟萃
@kunlunfeng：89事件过去26年，西方不但没有因为中共的獠牙外露及时调整政策，反而坚持错误的接触渗透政策。近年的事例无可辩驳的证明，在双方相互渗透与反渗透的博弈中，中共取得了阶段性绝对优势，西方节节败退。导致经贸要挟下的对中政策左支右绌。西方领袖在中共领导人面前谈及人权的胆气越来越虚。
@kunlunfeng：中美（西）分赃机制中双方心知肚明且默契以对是牺牲中国人权换取利益，以美国为首的西利益集团想不为他们的短视和势力买单已没有可能。从政经层面毫不夸张地说，中共咳嗽，西方感冒，这里面既有全球资本主义无良逐利之因，也有西方政客的无限绥靖之故。而后者的恶果至为可怖但却刚刚显现。
@uponsnow：这篇纽时报道还提到，美国为了帮助树立习近平亲民形象，提出了几个行程建议，都被中方以安全理由拒绝了：在芝加哥看Nascar赛车，在西雅图去一家星巴克，看一场棒球。——美方也是吃得太饱，人家形象是否亲民关你神马事嘛。
@uponsnow：洛杉矶时报报道，在与中方磋商中，美方失望地发现，中方对习奥会谈能否深入取得进展毫无兴趣，只着重礼仪要一丝不苟，显然是为了对内宣传的消费目的。
@wanli_1994：教皇昨天使用英语讲话，最后在“上帝保佑美国！”声中结束讲话.....于是，美国立马就收到了300架大单。五十亿美元的大豆合同，灵验滴很......
@lianhuaxiaofo：【新浪】美国：你们的人权......中国：来100架飞机！美国：还是不错的，你们的军力发展......中国：再来100架飞机！美国：也还是很透明的，你们在南海、东海.....中国：一共300架飞机！美国：理解理解，啥时候签合同？
@xiaoming50：习在中国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威风八面，首次以元首身份访美，与美国学生交流却选在一个中学。是自知学养不足不敢与大学生交锋？还是怕落得温总在外国大学名校挨扔鞋的尴尬？看习访美行程，抗议如影相随，车队状况频频。比之教宗走进人群，受欢迎敬仰的神圣形象，习书记此行显得极虚伪特狼狈。
@LifeTime：官媒很忌讳有人抗议到访，所有照片都不能出现抗议人群，其实是不自信。哪个国家都有对外国领导人不满的存在，你报不报道都存在。中国观众不仅见过美国总统被扔鞋，也看过自己总理被扔鞋，有承受力。昨天教皇抵达纽约，万人空巷，仍然有几个人举着牌子抗议教皇，其实无所谓。
@BillGatesCN：习总到访华盛顿遇上结束访问飞机晚点航空管制的梵蒂冈教皇，开玩笑说共产党和天主教会真像。他说：“我们有宣传部，你们有万民福音部。我们有组织部，你们有枢机团。”教皇问：“那么，有什么不同？”中方的人对着全场大笑的人说：“你们是神，我们是魔鬼。”
@beidaijin ：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人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创建的一个Facebook页面，上面记录了习近平的访美经历。脸书在中国仍然是被禁的，因此这些流畅的英文帖子和习近平笑容满面的照片——全部由中国政府的宣传机关精心制作，该国的6亿互联网用户无法看到。
@avb001：刚看新闻说包总已经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华盛顿。就这样结束了？花那么多银子买飞机，想去国会演个讲都不行，被教皇抢了风头不说，没想到美帝居然连一个头条都不给，到最后还被访民惊了圣驾，估计此行很不开心哈。
@shifeike：外事不决问谷哥，内事不决问度娘，房事不决问天涯。这是谷歌撤出中国之前流行一时的网民顺口溜。一晃五年，新一代网民们估计不少连谷哥、推特、非死不可是啥都未必知道了。这就是局域网的效果。人的忍耐与适应能力真的是无穷大。想想五年前西域断网，近似天方夜谭匪夷所思的事情，也这么生生熬过来了。
@szstupidcool：这是一片娱乐到死的土地，大家只关注明星的绯闻，求婚的钻戒，风骚的小三，走光的内裤，却不记得9月25日这个重要的日子曾经发生过什么...... 遗忘意味着背叛，这个民族太让人失望了。沉痛悼念东莞扫黄三周年。
@lee91741：【经典问答】警察：你们整天在网上批评政府有用吗？网友：没用你找我干嘛？
@网易网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 ＂ 咱不要求你们牺牲一切，先实行官员财产公开行不？＂＂不行。公开了就有牺牲的可能。＂
@lijiansion：奥巴马：“我青年时代就读过《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也喜欢了解刘邦李世民等中国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我还读过鲁迅胡适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李宗吾的《厚黑学》是我实现美国梦的指路明灯…米歇尔嗔怪道：“你的枕边书明明是于丹《论语心得》不吹牛逼你会死啊！”奥巴马听罢，羞愧地低下了头。
@sunrrrr：中国人的整个精神氛围，就是把你对生命的渴望拖垮，把你的精神拖弱，沆瀣一气。谁也逃不出来，让每个人都不觉得自己还活着，除了一些老油条，在油锅里被滚得又焦又硬，但已没有营养。
@letscorp：对共产主义的推崇只能反映出在经济学上的完全无知或者在政治道德上的严重堕落，二者必据其一。
@letscorp：【一组神奇的数字】 1-7月，全国公路完成货运量193.2亿吨，同比增长6.1%；1-7月，国内货车累计产销165.79/166.34万辆，同比下降17.07%/16.12%；1-7月，成品油消费量15837万吨，其中柴油消费下降2.6% #货物一定是长腿自己在公路上走的
@_xiaohan：【标签党】骂暴政，他们说你是民粹主义；骂愚昧，他们说你是精英主义；推崇非暴力，他们说你是奴才；倡导正当防卫、正当复仇，他们说你宣扬暴力。有些人除了贴标签，根本不会讨论问题。
@wljoke：在“四川女孩向另一女孩求婚”这条新闻的评论里看到这样一句：“国家就不能出来管管女同，非得叫我们这5000万单身汉撸一辈子管吗？”话说得很妙，不仅符合懦弱卑鄙的人渣形象，更兼具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中国特色
@Scswga：孙悟空当了弼马温后一天玉帝来审查工作，问他：“你最近在干神马？”孙悟空心一惊：“卧槽被发现了……”
@ruozhi：海平面上出现海市蜃楼被我市城管依法拆除。
@cafe2code：现在我才发现，在床上推galgame的话，设备问题是解决了，背向墙侧卧也不会泄漏屏幕内容，但是！！我的面部表情会被一览无余的！！串寝室的同学在用着充满理解和安慰的目光看着我！！
@xueshudi：愿得一学渣，白首不相离。伴我上自习，一旁刷手机。我看GRE，他看四六级。考场坐我旁，供我吸RP。我考九十七，他考六十一。一生好基友，肥皂不相离。
@Scswga：遇到一碰瓷事件，太婆躺在地上：“哎哟！我腿被撞断了！”司机一脸无奈，我走上前去果断抢了那太婆的包，一路狂奔，老太婆势如闪电穷追不舍。人群中传来了感叹：“还是好人多啊！”
@ifww：爸爸：“你长大了想干嘛？”小明：“当病人”“哪有人想生病的”“那就做医生”“做医生不错，如果不做医生呢”“修理管道的”“修管道有什么好”“要不就送快递”“你他妈是不是玩我电脑了”爸爸把小明一顿胖揍，小明哭着说：爸我错了，我要好好学习，你给我请个家教吧。#转
@S_ziqing：发现朋友圈真是智商检测神器，好多平时看着很正常甚至学历还挺高的长辈，一开口就跟傻逼似的。
重重雾释鸭绿江：抗美援朝决策新解（连载六）
文/徐泽荣
第六章
6.1 引言
了解中国为何参加朝鲜战争是解释中国干涉目标的关键。不过，本章主要探讨的中国干涉目标，乃是那些只是在中国决定参战之后才以积极或者消极方式表现出来的目标。从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至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开始这个阶段，属于运动战阶段，北京正是以运动战冠名此一阶段的。于此阶段，志愿军发动了五次战役。正如西格尔所指出的，中国于此阶段表现出了多个干涉目标，多数随着不同情况以及战场变化发生改变。 我们可以如何描述这五次持续战役的性质？这些战役的结果如何改变着上述干涉目标？其中哪些目标保持不变或者能为中国秉持不放？中国有无利用自身出兵朝鲜之机，企图控制北朝？志愿军于其第一次战役之后对于联合国军的短暂脱离接触，原因为何？莫斯科，北京和平壤于第二和第三次战役后，在追击敌军问题之上，有过何种互动？中国是否曾受美国核弹威胁遏制？这些问题均属本章讨论要点。至于中国于此阶段军事战略为何，本章乃至本书不做聚焦， 仅在讨论干涉目标有所需要之时，略微提到它们。
6.2 首先控制北朝北部大块领土（志愿军的第一和第二次战役）
由于莫斯科推迟了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志愿军总部曾于1950年10月19日部队过江之前，请求将入朝参战推迟三个月，直至部队重新装备苏联武器。 毛泽东
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提出中国入朝参战的第一个目标是保住北朝的部分领土，使其免遭覆灭。
对此目标所做的解释是：（1）北朝被联合国军征服，将会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如毛泽东所说：它将使美国侵略者变得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2）同时，美国会对东北构成威胁。如毛泽东所说，如果美国占领朝鲜，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敌人控制。 （3）而且，它会鼓励美国进一步支持在越南的法国人，从而会令中国受到来自北方的朝鲜、东方的台湾和南方的越南的三处威胁。 （4）它还会导致北朝人民军剩余部队的覆灭，无法为保卫祖国而战。正如一位中国大陆学者所言，如果北朝人民军撤出朝鲜，今后他们就很难成功地打回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脱离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5）正如另外一位中国大陆学者所说，中国“必须在敌人占领朝鲜所有领土之前派出志愿军赴朝”，志愿军赴朝至关重要，如毛泽东所说，就算志愿军被打回中国，它还能再次打回朝鲜。 这就像是足球比赛，就算对方进了一个好球，己方仍能在脚下得球之后发动反击。
北京看来并无利用朝鲜危险局势趁机来行控制北朝的动机，尽管莫斯科曾一度考虑过让给北京这个权利。1950年11月初，在回复什特科夫请求将苏联军事顾问留在朝鲜以帮助组建新的人民军师时，斯大林说：由于我们不知道平壤今后是想要苏联顾问还是想要中国顾问，应当让金日成就此问题直接提出他的意见。 结果是金日成选择苏联而非中国顾问，北京对此没有发出一句怨言。 同样，北京没有利用这个机会，趁机提升北朝国内延安一派的地位，包括像崔庸健和武亭这样的干部。 中国参战后，北京还拒绝了以前在解放军服过役的人民军军官要求重回中国部队的请求。
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这个特点，迈克尔·B·亚胡达指出：中国方面没有与列宁进军波兰相似的举动。我们确实可说中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观念，在许多基本方面与苏联的不同。中国传给其他革命者和国家的信息是：内因为主，外因为辅。
为了达到这一守住北朝部分领土的干涉目标，北京命令志愿军在尚未被联合国军占领的元山—平壤铁路一线以北的大块山区建立基地，构筑两或三条防线。入朝参战初期，志愿军只须打防御战，主要以较弱的南韩军队为打击目标；志愿军不必打进攻战，直至六个月后苏联武器到达，至少有30个师受到重新装备和重新训练，从而达致——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对敌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一份由一个解放军临时委员会于1950年中编写的内部文件，曾经将志愿军的首现动机做过下述准确界定：为在北朝北部控制一定地区，遏制敌人进攻，稳定战争局势，掩护向北撤退欲行重组的北朝人民军，我军决定占领价川、泰川、九阳洞、德川、永元和五老里（Kaesong, Techno, Keying-dong, Tock chon, Yangon, and Only
）等地，旨在组织防御。
当时，北京最为担心的就是志愿军无法抵挡技术占尽优势的联合国军。毛泽东和彭德怀甚至想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将志愿军撤回中国本土。因此，志愿军初期的干涉目标和战争行动不能不保守，以至于在第一和第二次战役之时，北京甚至考虑过在北朝采用中共于其自身革命战争中采用过的“农村包围城市”方针。志愿军入北朝四天之后，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了这个观点。他有些天真地下达给他的指挥员的这一奇特想法，可被称为毛泽东的“月夜”农村革命战略，如下：如果我军能够进行夜间战术性质的行军、作战，而且做到纯熟程度，那么，即使敌人拥有大量飞机，仍然不能给我造成太大的伤亡和妨碍。除了大城市我无飞机无法进攻之外，其余地方的敌人都有可能被我各个歼灭。
志愿军的第一次战役（1950年10月25日—11月8日）。但是，当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时，战场形势突然变得对它极为有利。联合国军依靠机械化大部队推进，迅速占领了志愿军的预定防线，其先头部队业已逼近鸭绿江。不过迄今为止他们仍未发现志愿军已入朝。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军不仅沿着相隔八十英里宽的两条路线进军，而且在两条路线上也是分兵冒进。 联合国军的这个决定给了志愿军非常理想的机会，采用突袭来分割、包围和歼灭敌军。 普鲁士战略家冯·毛奇男爵指出：在战争中，没有何种计划能够避开与敌军的接触。 北京在平壤—元山铁路一线组织防御的计划也不例外。
看到这个有利形势，毛泽东立刻即兴做出了一个于他军事生涯当中最为杰出的决定之一：他于1950年10月21日两次电告志愿军，将预定防御态势立即改为突袭态势，借运动战歼灭敌军。
彭德怀信服毛泽东的大胆建议，执行了他的命令。 志愿军立刻对联合国军发动突袭。志愿军打赢了第一次战役，尽管战果不大。该战役包括具有重大意义的云山战斗，该役歼灭了美军第一骑兵师第八团的大部。
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1950年11月25日—12月24日）。尽管第一次战役取得了胜利，但战场局势并没有发生有利于志愿军的根本转变。人民军尚未恢复元气。正如彭德怀所指出：敌人的气焰还没有完全打掉，很有可能重新组织进攻。 志愿军还未能在北朝北部站稳脚跟。联合国军撤至清川江以南，经过短暂调整，就不仅在东线，而且在西线重新发动试探性进攻。志愿军的防线尚未稳定。 再者，彭德怀解释说，当时为志愿军和人民军所控制的地区还非常小，当地的人口无法为人数多达四十至五十万的两支军队提供物质支持。
在此情况之下，北京做出决定，志愿军应当进一步遏制联合国军的北进攻势。志愿军接到命令，再次发动反攻，目的是在东西两线至少歼灭敌人六至七个团，并将战线推到原定的平壤—元山铁路一线。如能取得成功，这次反攻将有利于志愿军的后续战斗。 毛泽东于1950年11月初时说，如果能达到将战线推到平壤—元山铁路一线的目标，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 1950年11月中，在对美国愿以维护中国在鸭绿江的利益来换取中国不予干涉朝鲜战争所作保证不予理睬之后，毛泽东进一步期望：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能将志愿军从防御态势转入进攻态势。
第一次战役末尾，北京对于敌军错误巧加利用，选择诱敌深入利于自身作战区域，而非向南继续反攻。志愿军故意示弱，佯作抵抗，主动撤退，将主力秘密集中到清川江和长津湖以北，在那儿构筑了防御工事，等待联合国军上钩。1950年11月25日傍晚，联合国军果然被诱入志愿军预设战场，志愿军随即采用猛烈的突击战术，大胆地从正面以及侧翼发动反攻。
联合国军在东西两线遭到重大打击，不得不放弃它的“圣诞攻势”。志愿军总部估计，联合国军还不得不放弃在平壤周围构建一道新的防线的应急计划，于1950年12月3日向南全面撤退，撤到能被更好防守的三八线一带。
中国方面的新揭史料清楚证实：志愿军于第一次战役后的20天主动脱离与敌军接触，乃是继续引诱联合国军深入之举，既非如同怀廷所说，乃是暂停战斗以“检验美国对中国干涉的反应”， 亦非如同西格尔所说，“给华盛顿一机会考虑应否逼近中国边境”。 此次短暂脱离接触敌军，乃是出于纯粹军事考虑。如果诱敌深入不成，志愿军便会按照彭德怀的计划发动进攻，或是攻击联合国军某些部队以做围点打援，或是通过德川穿插到联合国军后方发动两面夹攻。
6.3 继而夺回战前北朝全部领土（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
12月初，志愿军不仅在平壤—元山铁路一线以北成功站稳脚跟，且获得夺回平壤，继续扩大战果的大好机会。 根据新的战场形势，毛泽东于1950年12月初指示志愿军准备进攻平壤，如果平壤之敌撤退，就一直打到三八线。 这可以被视为北京的第二个干涉目标，即恢复北朝的全部领土。这一目标并非预先周密设想而是即兴出现，而且没费多大力气就达到了。志愿军取得的胜利，远远超过北京对第二次战役的期待。
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不仅收复了三八线以北北朝几乎所有领土，而且还夺取了三八线以西南的延安半岛和瓮津半岛。这一战果远远超出北京原定的在参战初期进至平壤—元山铁路一线的战略目标。
斯大林向毛泽东表达祝贺：请允许我对您，对您领导层里的朋友，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全体中国人民，就你们在抗击美军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表示发自内心的敬意。
更具意义的是，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乃是一个历史性的战役，在某些方面足令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大国（Great Power）出现。按照N·弗兰克兰和D·道林的话来说，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乃属20世纪当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 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可能没有想到这层，但是他们的确认识到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在此值得提起一个插曲：彭德怀以“38军万岁”来赞扬获胜的38军，这象征着一个伟大时刻的来临。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在中国军事史上，这是首次给一个军冠以“万岁军”的称号， 非同寻常极了。自1840年-1842年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以来百年有十，中国不断地被西方大国所威胁所打败，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的胜利，首次扭转了这一军事颓势，中国统治集团的释忧迎喜岂能够不溢于言表？入朝作战中国军队在第一次、第二次战役当中表现出来的气势如虹、骁勇善战、进退得当、棋高一着，足以令所有炎黄子孙热泪盈眶：眼前犹如刘汉李唐金戈、蒙元满清铁马再现。
北京原来曾对志愿军持有三个怀疑：它能胜任进攻、防御和后勤补给吗？现在毛泽东高兴地宣布：我们是否胜任发动进攻的问题已经得到回答。
此事足以鼓励北京随后采取更具进取性的姿态。
6.4 越过三八线以向斯氏表忠诚（志愿军的第三次战役）
1950年12月4日，葛罗米柯在与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的会谈中，建议北京进一步扩大战果，越过三八线，以便在停战谈判中占据上风。他强调中国应尽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双方都同意美军陷入混乱，处境不妙，华盛顿和伦敦之间发生意见分歧。中国大使引用前线的报告，指出美国士兵不能打，远远不如日军。斯大林也建议中国在夺取汉城之前不要与美国举行谈判。1950年12月7日，斯大林和毛泽东同意继续作战，并向联合国提出强硬的停战条件。
在此情况之下，于第二次战役末期，毛泽东和彭德怀都考虑威胁汉城以逼迫联合国军继续从平壤和咸兴向南撤退，使它遭受志愿军的追击和侧翼进攻。如果联合国军放弃平壤—元山铁路一线，志愿军将力图越过三八线，如果可能，夺取汉城。 联合国军的迅速撤退却使这些变得没有必要。
在这时候，金日成、朴宪永以及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都建议志愿军进入南韩追击联合国军。 但是，彭德怀现时受到各种困难的制约：部队机动能力落后、通讯手段落后、后勤补给落后，战士伤病疲惫，部队分散在东西海岸两翼以及后方。头脑保持清醒的他认识到敌人的主力还远未被摧毁，他的战士无法再继续作战。 因此，彭德怀命令志愿军抵达三八线后停止进攻，并将主力撤回平壤—元山铁路一线休整。
志愿军的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31日—1951年1月8日）。彭德怀和毛泽东对于志愿军的第三次战役的目标，看法大为不同，尽管最后彭德怀不情愿地对毛泽东作出了让步。
1950年12月初，第二次战役在东线尚未结束，北京就已开始考虑发动第三次战役。 抢在联合国于1950年12月中提出立即停战，现时对其朝鲜干涉愈来愈有信心的毛泽东，于1950年12月初，指示志愿军指挥员夺取汉城：只有当美帝答应撤出朝鲜，至少撤到三八线以南，才能举行停战谈判。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这将更有力地迫使美帝撤兵。
彭德怀手下的指挥员原则上同意毛泽东的指示。但是有着和彭德怀一样的担心的他们，也同意彭德怀的暂不越过三八线，直到1951年2月或者3月方才发动南下进攻的意见。 在北京，聂荣臻，可能还有周恩来都同意彭德怀和他手下指挥员的意见。 按照彭德怀的意见，在此暂停阶段，志愿军将固守在三八线北侧，严阵以待联合国军到来，才发动正面进攻。另外，在其于1950年12月8日拍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彭德怀建议：如果志愿军不能在三八线以北给予联合国军致命打击，就不要越过三八线。彭德怀争辩道：如果我们太过深入南方，就会将敌人逼退到大丘和大田，这将给我们以后的行动造成更大困难。因此，我们计划在三八线以北十公里处停止前进，让敌军呆在三八线附近。这样，一旦明年重新发动进攻，我们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歼灭敌军主力。
彭德怀此刻的想法，在许多方面都似乎回到了志愿军的第一个干涉目标和作战方针：只有在志愿军站稳脚跟，获得苏联先进武器，取得对于联合国军的地面、空中优势或者均势之后，才发动进攻，最终解决朝鲜问题。
1950年12月13日和21日，毛泽东正式回应彭德怀不越过三八线的计划，催促志愿军越过三八线：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止步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止，将在政治上带来很大的不利。 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曾是旧有分界线这一事实，美英两国正在进行政治宣传，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于此时应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
就在两天以前的1950年12月11日，毛泽东曾告诉彭德怀：联合国军可能会主动从汉城撤退。他甚至预计，联合国军会于短暂抵抗后最终撤出朝鲜。
毛泽东为什么一再地指示彭德怀不要在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发生犹豫？在他于1950年12月29日拍发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毛泽东尽管没有直说，但却相当明确暗示：如果我军不打此仗，民主各国必然有人不以为然，而且发生许多议论。他还进一步地暗示彭德怀：斯大林如今更加相信中共的立场，主动提出多给志愿军二千辆卡车，以表示他对志愿军越过三八线的支持。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一再坚持的背后，赫然有着苏联因素，这点将在第七章第五节再做详细讨论。
6.5 闪念解放朝鲜半岛南部全境（志愿军的第三和第四次战役）
早在1950年11月底，毛泽东就告诉志愿军指挥员，如果能成建制地歼灭美军和英军七个师和南韩五个师，第二次战役就能成为“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 由于第二次战役没能歼灭那么多个师——连那么多个团都没有，毛泽东不得不推迟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时间。一个月后，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加强对于官兵的政治动员”，让他们下定不赶走朝鲜境内敌人不回国的决心。 这些乃是说明毛泽东曾将统一朝鲜视为中国出兵朝鲜的目标之一的首批迹象。毛泽东的想法是：首先，美国提出在设定时间内停火的建议，乃属拖延战术，以求获得喘息之机。其次，更重要的是，如毛泽东所说，如到三八线以北即止，将在政治上为我带来很大不利。 这就意味着中国于事实上承认三八线为一合法分界线，这对中国“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激进政治目标不利。
根据毛泽东这一新的指示，第三次战役末尾，志愿军党委于1951年1月初通过一项决议，确定了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目标：经过从1951年1月15日至3月15日的休整，志愿军将能做到没有大的中断、大的停顿的继续作战，以解放朝鲜全境。 时任志愿军参谋长的解方回忆道：在讨论时，考虑到某些同志的情感，有人建议将解放朝鲜全境定为下次战役的目标。多数同志并不同意这个意见。但是彭德怀说：在决议中写下来。不然有些人会不高兴的。
彭德怀指出，为了取得第四次战役的胜利，志愿军须得增强自身实力。这样它方能与敌作战，且最终能将敌人赶出朝鲜半岛。
与原来提出的“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相比，“解放朝鲜全境”更具体地诠释了北京的干涉目标。它同时也暗示了北京新的战略目标：夺取整个朝鲜。但是这个目标显然不为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内心所接受。
因此，志愿军的第三次战役的目标，乃是越过三八线，在临津江以东和北汉江以西歼灭南韩军队的主力，如有可能，夺取汉城、洪川和江陵。 但是，除了越过三八线和歼灭南韩军队主力之外，毛泽东当时并无期待第三次战役具有决定性意义。从他于1950年12月中和12月底拍发给彭德怀的五封电报中可以看出，首先，毛泽东并无要求志愿军必得夺取汉城；其次，他改变了原定派出两支人民军部队深入南韩进行游击战的计划；再次，他还建议志愿军在结束第三次战役后主动后撤几十公里，好让联合国军恢复其在三八线和三七线之间的防线，等待志愿军发动春季攻势，而非迫使联合国军继续向南撤退和集结，这将非常不利于志愿军的有效作战。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的供给路线会被拉长，并会遭致联合国军更多的空袭。他同时向彭德怀保证，志愿军在结束第三次战役后将会获得急需的休整。 不难看出，毛泽东的战略目标在内容上与彭德怀的基本一致，主要的区别在于，毛泽东要求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后再休整，以令三八线失去合法性。
福特指出，第三次战役之后，所有关于北京对其边境高度敏感，或者关于北京希望保护鸭绿江上水电设施的谈论，都已显得十分愚蠢。中国军队看来已经准备将敌军赶出整个半岛。 “解放朝鲜全境”作为志愿军的干涉目标，只是在第三次战役后，毛泽东在其于1951年1月16日和29日拍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才被明确地提出来。在电报中，毛泽东谈到了“最终解决南韩问题的目标”，“确保最后胜利”，“在一到两个月内做好必要准备后，发动最后的决定性进攻”，以及“实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后一次亦即第五次战役”。他估计联合国军最终会撤出朝鲜，因为它认识到志愿军和人民军比它强大，继续抵抗没有意义。
彭德怀不情愿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指挥越过三八线的战斗。 但他坚持，一旦攻势遇到的抵抗很弱，就必须在适当时机中止战役；能否守住三八线取决于实际情况的发展。 同时，他坦白地告诉毛泽东，他看不出越过三八线有何政治意义，而且他会命令人民军而非志愿军去夺取汉城。 在内心深处，彭德怀更不同意毛泽东关于联合国军不久之后就会撤出朝鲜的预测。志愿军于1951年1月4日夺取汉城后，北京举行了一些庆祝活动。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甚至提出将美军赶入大海。 彭德怀对能否守住汉城尚存疑虑，所以他对这种不合时宜的沾沾自喜非常反感。 据说，当时彭德怀手里拿着那份《人民日报》，生气地对助手们说：这是否想迫使我们继续向南进军？简直是胡说八道。《人民日报》是中央官方报刊的权威，它怎么能散布这种速胜论？ 彭德怀当然也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即让志愿军夺取汉城，就会迫使美国撤出朝鲜。
第三次战役后，联合国军撤退到三七线。 朴宪永和拉祖瓦耶夫再次催促彭德怀深入南方追击敌军，以解放南韩。彭德怀最后说服了北朝人和苏联人，令他们相信，没有充足的准备而向南推进，是种冒险。 受到和第二次战役后相似的种种因素的制约，且担心联合国军会实施另一次仁川登陆的彭德怀，命令志愿军在抵达三七线后停止进攻。
饶有意味的是，他后来指出：在第三次战役末尾，他拒绝让志愿军深入南方追击联合国军，本身就是一个胜利。 他在自传中说：敌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引诱我军进攻它的筑垒地域。等到我军疲惫，他就发动正面进攻，并在侧翼登陆，截断我军后路。 另外，第四次战役后，他在一份报告中，再次强调不要越过三八线：如果我们不是那么急于发动第三次战役，其实没有什么不利。如果我们准备的时间长一些，战果就会更大。
苏联档案证实斯大林开始是支持朴宪永和拉祖瓦耶夫的。1950年1月8日，在祝贺志愿军攻占汉城后，斯大林也曾建议志愿军继续向南推进。但是彭德怀再次保持头脑清醒，他相信敌军的撤退并非迫于志愿军施加的压力，而是联合国军有意引诱志愿军深入南方。斯大林得知彭德怀坚持采用更加谨慎的军事方针后，改变了主意。毛泽东和金日成也同意彭德怀的意见。
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分歧在随后的第四次战役中达到顶峰，且有证据证明其他中共领导人和志愿军指挥员都站在彭德怀一边。事实证明彭德怀是正确的。
6.6 为等大量援军到来争取时间（志愿军的第四次战役）
志愿军的第四次战役（1951年1月27日—4月21日）。1951年1月底，联合国军发动全面反攻，令当时进入预定两个月休整期的志愿军措手不及，当时部队才休整两周。毛泽东原来设想的志愿军的第四次战役是一个短期战役，开始和结束都在1951年2月（实际上第四次战役长达四个月），战役结束，志愿军将再次休整，为下一个决定性战役做准备。 1951年1月27日，彭德怀命令志愿军停止休整，为新的战斗做准备。同时，他电告毛泽东，建议接受美国发出的在设定时间内停火的建议。 本书第七章将会详细讨论此事。
与彭德怀的悲观主义恰成对照，毛泽东认为联合国军的反攻可为志愿军歼灭敌军主力提供一个大好机会。他于1951年2月28日拍发给彭德怀的回电，其主要观点是：（1）志愿军应立即发动第四次战役，目标是歼灭美军和南韩军队两到三万人，然后向三十六点五度线推进。（2）不能放弃仁川和汉城，这也是斯大林强调的。 （3）在第四次战役后才举行和平谈判，对中国和北朝一方更加有利。（4）他相信疲惫的志愿军仍有能力继续向南挺进，打击几支美军部队和四到五个韩国师。（5）志愿军最好在抵达三十六点五度线后才行休整，为最后的第五次决定性战役做准备。
毛泽东的电报让彭德怀非常不安。他很清楚，志愿军已经十分疲惫，急需休整，根本无力发起从三十七度线推向三十六点五度线的进攻。这一进攻很有可能令志愿军的主力遭受重挫。 但是，彭德怀只能执行毛泽东的指示。
在此情况下，彭德怀命令志愿军尽一切努力阻止联合国军的进攻。同时，他请求军委命令已在安东驻扎的19兵团随时准备开进朝鲜。
从1951年1月25日至2月16日的这一时期，乃是第四次战役的第一阶段，志愿军采取的是在西线实行阵地防御，在东线实行运动反击的战术，但是发现自身无法在东西两线阻止联合国军的全面进攻，更不用说打到三十六点五度线。
从1951年2月17日到4月21日的这一时期，乃是第四次战役的第二阶段。志愿军在东西两线从防御战转为运动战，逐个山头逐条河流地抗击联合国军。第二阶段的目标是拖住敌军并给它造成伤亡，以为志愿军争取两个月的时间，迎接第二梯队的到达。同时，志愿军还须在敌军炮火之下，积极改进通讯和运输，储备作战物资，为下一次战役创造条件。为了拖垮敌军，缩短防线，争取时间，志愿军决定放弃汉城，重新采取运动战。这样可以达到保存志愿军有生力量，将敌军主力引入三八线一带的效果，可令志愿军能够按照计划，在这个更有利的地区歼灭敌军。
志愿军于1951年3月14日放弃汉城。不过，至1951年4月中，战线最后在离三八线以北一些的地方稳定下来。此时，联合国军发现，用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志愿军的强大的第二梯队，已经集结在志愿军的第一道防线后面，于是停止了进攻。
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开始时，彭德怀抵达北京，不顾疲劳和饥饿，直接去见毛泽东。据说，当时彭氏大吵大闹要见毛氏，不顾毛氏副官的劝阻，把毛氏吵醒。彭氏向毛氏报告给志愿军下达的任务不可行，解释为何无法取得速胜。毛氏做出妥协：如果可能速胜则速胜，如无可能速胜则缓胜。不久，中革军委提出入朝作战的正式方针：准备打持久战，但争取速决战。 毛氏所指的“胜”，到底是速胜还是缓胜，仍然没说清楚。
第四次战役终于让北京开始充分意识到有着现代化装备的敌军的力量所在，以及自身的相对劣势。正如杜平所承认，战局发展证明，中方解放朝鲜全境的干涉目标，严重低估了联合国军的能力。 杨成武进一步承认，第四次战役后，美国部分达到其保住南韩的目的。 这意味着第四次战役开始动摇北京夺取南韩的决心与信心。北京自此改变了解放朝鲜全境的雄心勃勃的目标。1951年3月1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去电，要求实施持久战的计划。他觉得在几年内都无法将美军赶出朝鲜。
不过北京认为第四次战役本身是成功的，它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一书指出：它迫使敌人每天付出九百多人伤亡的代价才仅能推进1.3公里；志愿军成功地完成了防御任务，即掩护战略预备队的集结，和为即将来临的第五次战役创造有利条件。
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曾经成功实施横城战术反击，此后，为了给集结部队争取时间，准备发动一场旨在改变被动局面的新的反攻，志愿军在两个多月内不断地实施了极其艰苦的防御运动战。当时志愿军的意图是，只要敌军地面部队占着上风，志愿军就不发动战役规模的进攻；如果联合国军迫使志愿军交战，志愿军就会让它进入三八线南北地区，一旦装备更强的第二梯队到达指定位置，志愿军就会发动一场新的更为强大的战役，以夺回战略主动权。
于此阶段，志愿军总部力图避免在三八线陷入僵局。它策划在联合国军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建立稳固防线之前，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攻。 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应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
6.7 避免美国对中国投放原子弹
众所周知，杜鲁门曾于1950年11月30日暗示，他正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正如马克·A·瑞恩所说：1951年3、4月间的一些事件，曾让一些历史学家得出下述结论：1951年春美国最为接近使用核弹。 美国的核弹威胁曾否成功遏制北京？
怀廷、瑞恩以及另外一些人都曾相信，面对美国核子武器威胁，北京在做出入朝参战决策之时，不惜顶冒经过计算的风险。考虑到干涉的全局需要，北京认为这个风险值得顶冒。 然而，根据新揭中国史料和苏联史料，这一问题需要重加探讨。在志愿军连续发动的五次战役当中，头三次是进攻战役，最后一次是反攻战役，只有第四次战役被中国军方界定为防御战役。当北京有着勇气发动进攻或者反攻之时，它不可能被美国可能使用核弹所阻遏。由此可知，考察第四次战役可令我们对此问题得出更好答案。在所有出自中方的史料和访谈中，我都没发现有何公开承认北京曾因受到核弹威胁从而盘算撤退或者停战的迹象，直至1996年11月6日，我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偶遇时任38军112师336团团长李耀庭那刻。李耀庭承认，在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总部确曾极度担心美国可能使用核弹，因此下过命令，要求部队不要向南过度挺进，尽量相互靠拢。 （但这只是一个上校的陈述。）
因此我曾猜想，存在着以下的可能性：当志愿军于第三次战役进入南韩领土之后，北京确曾认为此时美国的核弹威胁变得更为现实。我的猜想可以从我对于龙道权和张永枚的访谈得到证实，我在前一章提到过他们。龙道权当时是志愿军19兵团63军副政委。在一次访谈中，他回忆道：1951年春天，志愿军各部队的资深军官曾被轮番安排，观看了一部反映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的纪录片；当时，苏联军事当局曾发指示，要求驻满苏军谨防美国可能针对他们投放核弹。 当时任职42军文化教员的张永枚证实：核弹问题，据说中革军委专门开过会做研究。
那么，北京缘何还敢发动第五次战役进行反攻呢？徐焰的描述可给我们一个解答： 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中共领导人松了一口大气，因为此事可以保证他们先前所作“战争将局限在朝鲜境内”的预言得以实现。 与徐焰的解答相同的是福特的描述：1951年春天，美国军、政当局达成一致：朝鲜冲突应被局限在朝鲜半岛。之所以没有针对中国本土采取报复行动，乃是因为各方对于苏联有没可能针对中国本土受到攻击采取行动意见不一。由于有着这种意见不一，由于缺乏盟国对于扩大战争的支持，由于美国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软肋，杜鲁门政府于是提出基于战前状态谈判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北京又以不将针对联合国军的空袭升级，来行避免美国可能动用核弹针对中国本土进行报复。正如福特透露，杜鲁门政府曾经提出应急计划，以应对中国可能升级军事行动，如对美军和联合国军实施空袭。各方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发动针对中国本土的大规模海上打击和空中打击。只有罗伯特·胡佛提出，报复不必使用核弹，但是胡佛的声音看来未得响应。
北京是否预见到过上述危险？怀廷的观点是“中共至少是在认识到了，出兵朝鲜许会导致美国使用核弹或者非核空袭来行报复中国本土的可能后，才做出干涉决定的。” 康一民在我对他的访谈中表述了和怀廷相似的观点，他说：毛主席的想法是不要过度使用中国空军、苏联空军。一方面，它们不如美国空军那么强，另方面，过多使用空军许会导致美国空军实施轰炸东北来行报复。
实际上，莫斯科和北京都曾自我约束，没将对于联合国军的空袭升级，即在解放军空军于1951年1月底大肆参加空战之后，也是如此。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奥马尔·N·布莱德雷指出：他们没有使用空军攻击我们的前线部队，攻击我们在朝鲜的运输道路和港口。他们也没有使用空军攻击我们在日本的基地和我们的海军。 中国没有动用空军攻击联合国军地面目标，成了杜鲁门政府没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的主要理由之一。
因此不妨认为：尽管西方的核弹遏制战略未能遏制中国出兵朝鲜，但它确实遏制了中国对于联合国军地面目标的空袭。不妨想象：如果苏联空军、中国空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出动攻击联合国军地面和海面目标，会给后者造成多么灾难性的后果。正如福特所说：当苏联看起来至少是在履行某些物资支援义务，帮助中国空军增强实力，达到可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产生担心的程度之时，他们曾经一度担心中国空军会被用来给予撤出北朝的美军和联合国军毁灭性的的打击。
不过，在解放军史学家圈子中，长期以来有着以下传闻：如果杜鲁门敢对北朝或者中国投放核弹，斯大林就会在南韩甚至在西欧投放核弹以行报复，西欧有着好些美军基地。
出狱以后将近两年，我方发现这一传闻可以部分得到证实：1949年7月4日，代表着中共中央的刘少奇，在其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表达了下述观点：如果帝国主义要打，那么我们也打；如果他们使用原子弹，那么我们也使用原子弹。
由于其油箱较小，米格15以及米格15比斯的有效飞行加作战航程只能企及三七线（作战耗油极大，急剧减少航程）。说到空中保护志愿军的后勤供应路线，我发现北京当时犯了一个极大错误。如果它能想到可在北朝离岸海岛环绕海域建立水上机场，使用苏制水上战机，抛弃在北朝中部建设陆地机场计划——这些机场建成之后立即就被联合国军空军悉数摧毁，苏联以及中国战机就可成功掩护如今可以前出到三八线后方的上述志愿军的后勤供应路线，联合国军本会遭到更为沉重打击。这些海上机场可以得到岛上部署高炮以及来自鸭绿江口机场战机的有效保护。海上机场跑道可被什么战机摧毁？如此这般，这些海岛便可集体扮演志愿军所拥有的航空母舰角色。真的，有何不可？
6.8 尽量消耗联合国军有生力量
由于认识到了在短时期内志愿军并无能力将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毛泽东现在不得不把削弱联合国军有生力量定为新的目标，取代解放朝鲜全境这一旧的目标。过后，他可以根据战斗的结果，不管是好是坏，再来制订更为明确的干涉目标。
在其于1951年3月初拍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解释了他的新的战略方针：从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不会退出朝鲜。而要大部消灭敌人，必得需要时间。简而言之，在美军坚持作战和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打消耗战的情况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消灭美军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这样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1951年6月底，当冲突双方开始考虑举行停战谈判之时，斯大林仍然指示毛泽东应“准备对敌发动一次重大打击，击败敌人三至四个师。尽管这次打击规模不大，也远非一次进攻，”但是“这能让您在更宽广的地区实施更加成功的旨在疲惫敌人的机动。”
当联合国军于1951年中期迫使志愿军在三八线南北与其僵持之后，削弱联合国军有生力量就不仅具有局部意义，而且具有全球意义。周恩来于1952年4月，1952年8月和12月明确表示：如果敌人被吸在朝鲜，陷入一场持久战，那么他在其他地方的力量便会削弱；如果敌人可从朝鲜撤退，那么他在其他地方的力量便会增强。只有在朝鲜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敌人才会大大削弱，并且发生内部困难。故尔我们毋宁欢迎敌人留在朝鲜，与我做持久战。毛泽东认为持久战对我们有利，因为这会分散美国的力量，让它无法准备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如果战争再延长两年，敌军就会损失三十多万人。朝鲜战争将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无底洞、致命伤。 显而易见，斯大林正是这一战略的总设计师。
6.9 企图再一次掌握战争主动权（志愿军的第五次战役）
志愿军的第五次战役（1951年4月22日—6月10日）。1951年4月初，志愿军总部估计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后，会继续向北推进，以达到在平壤—元山铁路一线——这是朝鲜半岛最为狭窄的蜂腰部，大约与三九线重合——建立新的防线的目的。联合国军并有可能在志愿军后方实施登陆，予志愿军以严重威胁。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志愿军总部决定：志愿军应在联合国军从疲惫中恢复过来以及实施登陆之前，抢先发动反攻。 1951年4月中，彭德怀提出他的看法：第五次战役将会成为决定志愿军能否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以及朝鲜战争能否缩短的关键。
据徐焰说：志愿军总部对第五次战役寄予极大希望，计划在第一阶段歼灭敌军五个师，并进抵三七线。
然而事态发展却是：在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1951年4月22日—28日）的4月底，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经过三日三夜的作战，计划未能达到。看来有限的战果未能粉碎敌军的登陆企图。下一次战役应准备与敌军登陆部队作战。朝鲜地形狭窄，如果敌军不实施登陆，他们的部队会集中，因而反不易被分割。志愿军最好能利用敌军的登陆，登陆就会分散他们的兵力，以利我军将他们逐个歼灭。如果能够阻击敌军登陆部队一到一个半月，志愿军就能应付两线作战。因此，在这次战役中，志愿军主力不应向南挺进太深。志愿军主力应被部署在三八线本身以及以北一带便于机动的地区，准备歼灭敌军的登陆部队。”
中革军委批准了彭德怀的新计划，但建议他继续发动短暂进攻，因为估计敌军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得到足够的援兵来实施登陆作战。
于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志愿军主要在西线发动进攻，但战果远未达到预期目的。而且，志愿军不得不在第二阶段末尾停止进攻。第二阶段，志愿军主要在东线发动进攻，但却发现，自身在得到援兵的联合国军面前很难扩大战果。从1951年5月22日起，志愿军在联合国军的牵制下向北撤退。在这个阶段，志愿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损失，包括一个整师被敌瓦解。 但是，正如第四次战役结束时一样，志愿军最终在三八线一带设法稳住了战线。
值得指出，虽然大多数的相关中国资料，都没掩盖联合国军于第三次战役末尾实为主动撤退的这个事实，但是它们似乎都不知晓联合国军在第四次战役、第五次战役末尾放弃乘胜追击志愿军，转而在三八线一带建立防线的那一事实。 同时还有几份中方研究报告，提出联合国军有否计划在第五次战役前实施一次新的登陆的疑问。
中国官方史记评价第五次战役“粉碎了敌人通过侧翼登陆在朝鲜腰部建立新的防线的计划。敌军被迫重新评估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实力，转为战略防御，接受停战谈判。 但是，徐焰更准确地指出：此次战役末尾，最后得以稳住的战线，乃从原来战线后退，预定的歼灭敌军主力和打到三七线的目的，一个都没达到。 龙道权在我对他的访谈中也提到：第五次战役，由于炒面受潮发霉，63军的屙肚病员超过两万人。平均一个昼夜，伤亡达到一万八千人。战役后期，有好些人认为，美军的确难打，高超。
彭德怀于第五次战役后拍发给斯大林的电报，坦白承认联合国军士气相当地高，在志愿军中出现了“严重的右倾主义情绪”。 1959年，彭德怀承认第五次战役是他军事生涯中的四大失败之一。
6.10 大致沿三八线恢复战前状态
第五次战役是志愿军成立以后发动的最大一次战役。此役志愿军加上人民军（现在也由彭德怀指挥）人数超过一百万，但战果很小。它给了北京一个教训：缺乏空中支援、重型武器以及可靠后勤供给，志愿军很难打败联合国军。 在上述三个方面，联合国军都比志愿军来得优越。正如毛泽东所承认：我军入朝参战八个月所获经验清楚表明：在武器装备方面，我军与敌军存在巨大差异；改善我军武器装备极为迫切。 解放军总部于1954年总结回顾抗美援朝战争经验之时，也同意毛泽东的观点：连续发动的五次战役，尤其是有着新集团军投入的第五次战役，均未能使我军插入敌后来包围和歼灭他们。这证明若要大量歼灭敌军，我军必须成为合成兵种，必须得到空军的有力支援，得到现代化装备。在这些方面，我军暂时落后于敌军。这决定了朝鲜战争的时长。只有争取到了时间，才能最终彻底打败敌军。 这里所说的“争取时间”清楚表明，中方如今认识到与联合国军举行停战谈判成为必要。
这一认识乃为北京进入板门店谈判铺平了道路，中国出兵朝鲜的中心目标于是变为：恢复朝鲜战前状况。
6.11 装备苏联武器以实现现代化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有几个干涉目标属于固定不变，如实现解放军现代化、让它在现代化战争中取得经验、遏制国内动乱等等。
中国大陆的一份材料强调了采用苏联武器装备来使解放军事先现代化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考虑通过接受大量苏联援助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来尽快实现国防现代化。1952年7月，毛泽东指出，我们正处在军队建设大发展的阶段，即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可完全带来此种可能，只要我们不倦地做出主观努力，此种可能就一定能变成现实。1953年1月，毛泽东提出，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尽快提高我军水平，使它能在现代战争中取胜。在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号召大力学习苏联。因此，毛泽东的意见很清楚，实现国防现代化是我军坚定不移的方向。为了尽快实现这个目标，考虑到当时内外两方的独特条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向苏联学习，向苏联求援。
下列事实说明，毛泽东至迟是于1950年10月开始产生这个念头的。前面提到，在派出志愿军入朝参战时，毛泽东原来计划的是在第一阶段，志愿军将采取守势，抵挡敌军的小部队，等待苏联武器的到来。 根据师哲回忆，周恩来于1950年10月与斯大林会面之时，后者曾经告诉前者：我们这样考虑：中国派出一定数量部队参战，我们为其提供武器装备。我们这样考虑：装备中国各个地面兵种，如步兵、炮兵、工程兵，坦克兵、机械化部队以及空军，并设法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这会花很多金钱、时间）。基于中国出兵参战设想，斯大林提出了一连串建议，如中国军队能被装备多少个师，苏联能够提供多少坦克，火炮和战机，能够装备多少机械化部队和特种部队。斯大林暗示，他们在二战后存有大量剩余武器弹药。他对周恩来说：中国考虑重新装备它的部队，使其各个兵种实现标准化，一体化和现代化，这是完全正确，完全合理的。但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是，在战争中这样做比在和平时这样做更快，更好，更加有效。与此同时，由于重新装备的部队是在作战，那些武器装备有何不足便可随时发现，随时改进，这种方式能使重新装备取得更完美的效果。 上述师哲回忆清楚显示，如果北京派兵入朝，斯大林就会更加愿意——即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规模和更好质量的武器——帮助解放军实现现代化。
毛泽东不会忽视斯大林这个暗示。毛氏可能想到，早在1941年末和1942年初，斯氏就曾提出：如果毛氏派出部队打击日军，保卫苏联远东，他就愿意拨出苏联武器重新装备中共军队。毛氏此刻非常明白：一旦自己答应派兵入朝抗击联合国军，斯氏就会给他充足援助。这是他从1940年代中苏联红军曾将缴自东北日军的武器真个转给中共军队一事当中吸取到的经验。 当其时也，美国动用自己的军舰和飞机，帮助国民党将部队运到东北，令苏联在东北的利益受到威胁，觉得必须做出抗衡反应。
因此，毛氏产生一个想法：让他的部队在入朝之前，逐一获得苏联武器，重新装备自己。师哲所作回忆可以证实毛氏确有此种想法：在驻华苏联顾问呈交给斯氏的那些批评中方的事项当中，有两个值得点出：……第二，解放军部队被派往朝鲜的目的，乃是获得苏联武器装备重新装备自身。抵达朝鲜之后，他们首先被更换装备，然后才被派往前线作战。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会被撤回中国。然后他们上级会再派出一支新的部队入朝。解放军的部队就是这样轮换获得苏联的现代化武器来重新装备自己。师哲又说：斯氏认为这种作法属于明智，富于远见，是条捷径。斯氏期待，会有许多中国部队采用这种方法，达致重新装备自己的目的。
正如我在本节第二段所指出的，这种换装方法其实乃是斯氏自身首先倡导的，目的在于鼓励北京出兵朝鲜。他咋会像上述驻华苏联顾问那样，对此秉持批评态度？
更有甚者，中国出兵朝鲜以后，斯氏看来较前更加愿意为解放军提供苏联武器了。例如，1951年6月初，他甚至略带责备口气地提醒毛氏：您抱怨您只有很少的火炮、反坦克炮和其他武器。其实早在两个月前，我就告诉您，由于波兰方面撤回了他们的订单，所以我们今年可以给您增加武器供应，由此导致1951年对华军事贷款额度有所增加。周恩来同志当时对我的提议表示欢迎，并告诉我不久之后，您就会向我提出请求。但是，我一直没有看到您的新的请求。咋会如此？有何解释？我再次告诉您，如果您有需要，我们可以增加火炮供应。
毛氏当月做出道歉：我们将申请推迟了三个月，由此给自己造成了重大损害。今天我们突然提出请您在今后六个月内提供大量武器的请求，恐会让您感到为难。
韦瑟斯比在苏联档案中找到以下文字：中国对于武器供应的请求构成了斯氏和毛氏之间通信的极大部分，直至前者于1953年3月逝世。 在毛氏请求苏联供应武器的电报中，有两份值得注意：一份的发出日期是1951年6月某日，当时毛氏预料与联合国军的停战谈判很快就会开始；另一份的发出日期是1952年12月某日，当时毛氏预料朝鲜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大概担心战争一旦结束，斯氏便会减少对华军事援助的毛氏，在这两份电报当中请求得到大量苏联武器，数量之大竟令斯氏感到吃惊。
这项交易曾使新中国大大受益。至1950年代中期，中国总共从苏联手中得到了一百个师的装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指出：朝鲜战争期间，苏联为我国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帮助我国建立了兵工厂，生产作战飞机、坦克、军舰、雷达等。苏联提供的军事援助贷款占了它给我国贷款总额的61.5%，从而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防力量。特别是在我国决定抗美援朝后，斯大林最后消除了他对中国许走“民族主义”道路的怀疑，开始全力援助中国，向中国提供了一百五十六套工业设备和大量军事援助。
徐焰则是这样说的：建立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兵种，乃是许多中国人民多年以来的迫切愿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这一愿望得以实现：我们从无到有，建立了实力位于世界前列的空军；我们建立了强大的炮兵；我们的装甲部队、工程兵部队和通讯部队也实现了现代化。
1990年代初，位于南京的解放军政治学院有位研究生姓朱名之江。他的见解值得于此引述：朝鲜战争“为我军现代化提供了绝好的机会”。首先，在这个阶段，军事开支得到了充分保障。其次，我军武器得以迅速更新和统一。如果没有战争的巨大压力，这边厢，中国不会痛下决心，迅速统一和改进部队的武器装备；那边厢，苏联也不会加快对于中国的武器出口。从1950年至1951年，我军从苏联方面获得十二个空军师和三十六艘鱼雷艇；从1951年至1954年，我军又从苏联进口了六十个重装步兵师和三十六个轻装步兵师的武器。于此阶段，我军还开始建立可以仿制苏联武器的兵工厂。所有这一切奠定了首要物资基础。
难怪毛泽东曾于1954年中得意地说：经过朝鲜战争和几年的训练和巩固，我军实力提高了。现在它比二战前的苏联红军还强大。
6.12 借机遏制国内残余敌对势力
薄一波曾经说：1950年秋，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出兵朝鲜，打到鸭绿江。此时，一些不甘失败的地主富农变得趾高气扬。据天津地区五个县的统计，地主和富农要求收回被充公或被分享的财产的事件有一百一十七起。这一现象迅速蔓延到各地。至12月初，平原省有三十二个县，河北省有二十四个县，热河省有十九个县受到影响。一些地主和富农甚至对村干部和贫农积极分子进行疯狂报复。
如果朝鲜局势得不到稳定，这类国内动乱就很难被压下去。正如毛泽东在第五次战役后所指出：我认为朝鲜主要战场在彭老总的指挥下，在无数指战员的努力下，肯定会稳定下来。这将大大影响内政。一小撮国民党特务和匪兵就更易被消灭，一部分少数民族等着瞧的态度就更易被改变，国内建设就更易开展。
1951年4月，周恩来点出了出抗美援朝战争和遏制国内骚动之间的的关联：清匪和反霸、镇压反革命，是与抗美援朝联系起来的我们于1951年的主要工作之一。抗美援朝对于国内的影响必然极大。它启动了对于帝国主义在经济、文化领域残余势力和影响的直接清洗，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在每个人的物质生活和思想感情里的反帝高潮。目标是一年内肃清美国残余势力和影响，两年内肃清其他西方国家的残余势力和影响。 1950年10月底，中国决定入朝参战后，这一目标是否得到实现？陈兼是这样说的：1950年10月10日，就在毛泽东正式下令出兵入朝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发出了《纠正镇反运动中右倾主义倾向的指示》。该项指示强调，必须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下达之后，以‘镇反’为宗旨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与“伟大的抗美援朝的”迅速联袂展开。至1951年5月，超过两百五十万“反革命分子”被逮捕，七十一万人被处决。中共领导人以新成立的共和国将会处于危险为由，为这种大范围的恐怖做辩护。
6.13 中国出兵朝鲜目标尘埃落定
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本章以上列举的中国干涉目标当中，那些带有过渡或着即兴性质的目标，如占领北朝部分领土，恢复北朝全部领土，突破三八线，解放全朝鲜，争取时间以待援军，在志愿军第三梯队入朝参战之前削弱联合国军有生力量，夺回战略主动权，为开展谈判取得有利地位，等等，都逐一成为过去。于1951年6月5日至21日这十六天里，中国入朝参战的终极目标最后固定下来。毛泽东在下面三个文件中明示或者暗示了这些目标。
首先，在其于1951年6月初拍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说：我也和你一样，认为不应加快结束朝鲜战争。因为一场持久战争，首先能给中国军队提供在战场上学习当代战争的机会；其次，它能动摇美国的杜鲁门政府，打击英美军队的军事威望。
“我也和你一样”的话反映出来：斯大林此电乃是对于毛泽东此前拍发给他的电报的回电，后电响应前电某一观点： 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获取现代战争经验至关重要。 抗美援朝战争当中，解放军73%的步兵军，67%的炮兵师，55%的坦克团，100%的铁道师和52%的航空兵轮番参战，得到锤炼。
其次，在他于1951年6月中拍发给高岗和金日成，并转发斯大林的信中，毛泽东指示他们：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作为分界线。北朝和南韩互不干涉。关于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没有可能将其作为谈判条件之一提出来，因为中国可说由于联合国实际上已经成为某种侵略工具，中国目前对加入联合国一事并不看重。你们必须考虑是否值得将台湾问题提出来作为一个条件。为了向联合国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如果美国坚持另外解决台湾问题，我们可以做出相应让步。
事实证明，囿于自身实力地位不足，北京只得放弃新中国加入联合国和美军撤出台湾这两个干涉目标。本书第四章业已揭示，莫斯科和北京利用朝鲜战争让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计划，乃是在中国决定出兵朝鲜之前很久就决定了的。本书第七章行将揭示，1950年10月2日，斯大林曾经亲自向毛泽东建议，将美军可能抛弃台湾以及它企图单独与日本签订和和约这两个的问题，与中国入朝参战联系起来。但在志愿军运动战阶段，这两个目标没被公开提出，最后，毛泽东在他于1951年6月中手写给高岗和金日成的信中，放弃了它们。因此，同中国出兵朝鲜的其他干涉目标不同，这几个目标只是若隐若现。
再次，1951年6月底，毛泽东敦促斯大林尽快交付六十个个师的苏联装备：根据苏军总参谋部计算出来的六十个师的全套装备，今年只到了十六个（包括转交给北朝的三个师的全套装备），剩下的四十个师的装备要等到1952年、1953年才能交付。这与朝鲜战场军事行动的需要和时间是相矛盾的。我请求您尽可能加快交付所有步枪、火炮、坦克、战机、汽车，汽车零件、地面维修设备、药品和其他军用设备，从今年7月到年底，每个月交付总数的六分之一。我不知道这能否做得到，但我请求您尽力而为。
然而斯大林告诉毛泽东：我们能够完成交付六十个师的装备，但困难很大，只能在1951年，1952年，1953年和1954年的头半年逐步交付，也就是说要用三年半时间。 这可能是毛泽东意欲拖长战争的主要原因。
显然，在本章列举的多个干涉目标当中中，其中四个是由毛泽东在停战谈判之前拍发的三份电报中最后确定下来的。按提出时间顺序，这些目标是（1）让解放军取得现代战争经验；（2）安抚斯大林； （3）让朝鲜尽量恢复战前原状；（4）用苏联武器实现解放军现代化。中国于其出兵朝鲜之前制订的两个干涉目标：新中国加入联合国和美军撤出台湾，在上述三份电报出现之前，已被放弃。
另外，根据其他材料可知，在力争达致上述干涉目标同时，中国高层领导还曾希望达致以下两个干涉目标：（5）促使美国放弃报复中国本土或对中国本土投放核弹；（6）遏制国内骚乱。
6.14 小结
志愿军连续打了五次战役，前四次可谓成功，第五次属于失败。于此且仅于此期间，北京至少提出了十四个干涉目标，本章从6.2节至6.13节讨论了这些目标。当中绝对不含：中国占领北朝，中国在紧挨鸭绿江南岸走廊建立一缓冲区。囿于缺乏实力，更具体地说，囿于缺乏现代化武器和空军，北京无法达致其中五个目标，即：解放朝鲜全境、削弱联合国军有生力量、夺回战略主动权、新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军撤出台湾。在这五个目标当中，雄心勃勃的“解放朝鲜全境”只是一个即兴目标。彭德怀反对莫斯科、北京和平壤的建议，坚定拒绝深入南方追击联合国军，此一举动实际上让北京避免了从胜利者变为失败者。
但是，北京的确达致了其他九个干涉目标。莫斯科对于志愿军入朝突破三八线从而令到美国利益受损感到非常满意。北朝首先得到拯救，然后得以恢复全部国土。志愿军在朝鲜成功地部署了强大的第二梯队，仅其人数便足以令敌生畏。中国消除了美国报复中国本土或在中国本土投放核弹的危险。国内骚乱得到遏制。居于北京干涉目标之首的，乃是采用苏联武器装备来解放军，令其实现武器现代化，以及让解放军获得现代战经验。斯大林和毛泽东曾经对此谈论很多。这俩任务可以说是得以超额完成。
对于这两目标，西方国家似乎一直未予重视，原因许是它们很难充分理解，对于一个不幸根本、持续缺乏创新能力的第三世界国家例如中国来说，获得现代化武器和现代战经验能有多么重要。中国政军领袖曾于以往半个世纪中笨拙地仿效西方模式，试图建立本国军事工业。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他们发现自己仍得严重依赖外国输送现代化武器和现代战经验。没有此种外国输送，他们很难长身站起，令其祖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如今，朝鲜战争给了他们一个黄金机会来行推动此事。
第六章尾注：
西格尔《保卫中国》（英文），92页和95页。
关于中国于此阶段所采军事战略为何，建议读者阅读张曙光呈交给“朝鲜战争：历史记录评价”国际研讨会的论文“朝鲜战争中中国的军事战略”（英文）。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70-7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39和556页。
同上，539页。
同上，556页。
姚旭《从鸭绿江》，21页。
陈忠龙《一场不可避免》，80页。
南光编《毛泽东和他的四大秘书》（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110页。
姚旭《从鸭绿江》，22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 47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5，54和60页。
我于1993年11月28日在北京对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蒋建农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6-17页。
我于1993年11月30日在北京对魏宝玉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7-19页。
迈克尔· B·亚胡达“中国外交政策的道德信条：独立自主概念”（英文），拉尔夫·佩特曼编《世界政治中的道德诉求》（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79），375-376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56和560页；衡学明《生死三八线》，79页。
委员会编《抗美援朝》,12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 588-589页。
王焰等《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417页。
洪学智《抗美援朝》，40页。
如哈里·G·小萨默斯于其呈交给“朝鲜战争：历史记录评价”国际研讨会的论文“朝鲜战争范例”（英文）一文中所引述的，10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75-577页。
王焰等《彭德怀传》，414页；衡学明，《生死三八线》，82-84页。
《彭德怀军事》，341页。
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43页。
《彭德怀军事》，341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18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653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51页；《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658页。
张嘉裕“随着战场情况变化及时转换作战方针”，《军事学术》1982年第三期，12-13页。
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59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136页。
西格尔《保卫中国》（英文）,96页；克里斯汀森《有用的对手》（英文），171页。
《彭德怀军事》，341页；徐焰《第一次较量》，50页。
齐德学《抗美援朝》，91页。
《毛泽东军事》，680页。
杜平《在志愿军》，125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51页。
N·弗兰克兰和·C·道林主编《二十世纪的决定性战役：陆—海—空》（英文。伦敦：西奇维克和杰克森出版社，1976）。
洪学智《抗美援朝》，88页。第一次战役中39军在西线云山，第二次战役中27军在东线长津，分别一次歼灭美军一个团，近年被人誉为“千岁军”。但是对比日军在菲律宾能够一次歼灭美军两个师，还有很大差距。韦国清率领中国军事顾问团指挥北越军在奠边府能够一次歼灭法军一个师。
杜平《在志愿军》，125页。
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4-15页；金秋邦《三角关系》（英文），19页。
《彭德怀军事》，353页；《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712页。
姚旭“彭德怀对抗美援朝战争指挥上的贡献”，《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期，2-12页；衡学明《生死三八线》，192页。
杜平《在志愿军》，190页。
同上，138-139页。
同上，139页。
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76页。
杜平《在志愿军》，140-141页；洪学智《抗美援朝》，98-99页。
《聂荣臻回忆录》第二册，740-741页。
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66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722页。
同上，731页。
同上，719-720页；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92页；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5页；金秋邦《三角关系》（英文），19-20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741-742页。
同上，689页。
同上，734页。
同上，722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63页。
杜平《在志愿军》，186页。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192页。
杜平《在志愿军》，193页。
谭旌樵等《抗美援朝》，90-9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731-736页。
同上，734页。
福特《错误的战争》（英文），101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55-57页。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185页。
《毛泽东军事》，692页。
《彭德怀文选》，359-360页；徐焰《第一次较量》，62-63页。志愿军和人民军于1950年12月4日成立了联合指挥部，推选彭德怀担任总司令和政委。参看衡学明《生死三八线》，101页。
《人民日报》1951年1月5日社论：“庆祝汉城光复”。
徐焰《第一次较量》，67页；衡学明《生死三八线》，219-220页。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220页。
《毛泽东军事》，692页；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77页。
《彭德怀自述》，220页。
同上，193-195和199-200页；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56页；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聂荣臻和萨哈诺夫的两次谈话”，《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十一期。
杜平《在志愿军》，168页。
《彭德怀自述》，260-261页。
同上，220页。
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5页；金秋邦《三角关系》（英文），19页；王焰等《彭德怀传》，444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56页。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206-207页。
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6页。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209-210页；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55-57页。
杜平《在志愿军》，200页。
同上，197-200页。
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32页。
同上，203,206-207页；王建华和孟广明（执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北京：解放金出版社，1992）38页。
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117-118页。
张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星火燎原》1985年第六册，3-8页。
杜平《在志愿军》，185页。
杨成武《新的使命》，42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二卷，151-153页；金秋邦《三角关系》（英文），21页；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7页。
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118-119页。
同上，125-126页。
同上；洪学智《抗美援朝》，135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二卷，153页。
福特《错误的战争》（英文），116页。如欲详细了解美国对中国入朝参战的原子弹威胁，参看怀廷《中国跨过》（英文），134-136页，以及瑞安《中国对于核武》（英文），32-39页。
瑞安《中国对于核武》（英文）, 50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136页；瑞安《中国对于核武》（英文），32页；陈兼《中国走向》（英文），192-193页。
我于1996年11月6日在广州对李耀庭的访谈的内容，该访谈没有收入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
我于1993年11月5日在广州对龙道权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0-11页。
我于1993年11月4日在广州对张永枚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1-12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80-81页。
福特《错误的战争》（英文），130页。
同上，144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135页。
我于1993年12月4日在北京对康一民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摘要》第二部分，27-28页。
福特《错误的战争》（英文），138页。
同上，144页。
同上，124页。
《建国以来刘少奇》第一卷，37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二卷，151-153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59-60页。
“斯大林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英文），以及陈兼……的评述， 12页。
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126-127页；王建华和孟广明（执笔）《中国人民志愿军》，4和,51-52页；洪学智《抗美援朝》，136-139页。
杜平《在志愿军》，237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85页。
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135-136页。
同上。
徐焰《第一次较量》，87-94页。
西格尔《保卫中国》，94页。
沈宗洪和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152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96页。
同上，99-100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62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96页。
同上，99-100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62页。
委员会编《抗美援朝》，12页。
李德富和蔡仁熙《博大精深的兵学宝库：毛泽东的军事观》（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273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40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498页。
参看本书第二章。
师哲,《在历史巨人》，504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59页。
同上，62页。
同上，32，44，47-50，55，59，60-64和79-80页。
同上，62和79-80页。
《聂荣臻回忆录》第二册，758页。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41-43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195页。
朱之江“论抗美援朝对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作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2年第六期，70页。
李德富和蔡仁照《博大精深》，46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35-136页。
吴瑞林《抗美援朝》，130页。
《周恩来军事》第四卷，182-183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193-194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59页。
同上。
关于这个问题，参看《彭德怀军事》，337页；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45，51，61-65，68和70页；齐德学《抗美援朝》，132-133和291页；徐焰《第一次较量》，320-321页；《聂荣臻回忆录》第二册，746页；林虎主编《空军史》，292页；《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66-67页；庞春生“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谈结合的斗争艺术”，陈忠龙主编《论抗美援朝战争》（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99页；《毛泽东军事》第六卷，355页。
齐德学《抗美援朝》，132-133和291页；徐焰《第一次较量》，320-321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61页。
同上，62页。1952年12月18日至1953年7月27日这段时期，志愿军步兵师的数量最多时达到六十个。当时它的防线不仅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三八线一带，而且在东西海岸都大大加强。步兵师的数量可参看胡光正和马善营主编《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1950年10月—1953年7月)》（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153-154和186-187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62页。
本书第七章第五节将会提供更多背景情况。
2015年9月25日星期五
重重雾释鸭绿江：抗美援朝决策新解（连载五）
第五章北京终于正式发出入朝作战令，1950年10月1—19日
5.1 引言
北京实施出兵朝鲜决定的第一阶段乃为1950年10月的头19天。它终结出兵准备和启动了实施出兵。前两章所谈到的战前各种准备、争取和平解决以及意在阻止美国越过三八线的遏制——虽然力度不大——此时都向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躬身让位。
目前大多数有关韩战的学术研究成果，都同意中国实施出兵决定是由美军越过三八线触发的。如果美军止步于三八线并保证不越过三八线，中国还会出兵朝鲜攻击美军吗？中国真的担心美国会入侵中国本土吗？如果它判断美军不会入侵中国本土，那麽它是根据什么做出这一判断的？
如果仅从政治而非军事角度观察这一中国实施出兵决定阶段，这一阶段便会显得矛盾，引致疑惑丛生。为什么毛泽东不将北京于1950年10月2日和8日作出的决定告诉斯大林？出于什么目的，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和林彪告诉斯大林下述错误信息：北京将取消或者推迟出兵朝鲜？最后，斯大林为什么会推迟派出苏联空军掩护志愿军？斯大林推迟派出空军的决定是否曾令北京出兵朝鲜的决定发生过动摇？
5.2 金氏请求中国派兵入朝参战
1950年10月1日凌晨02：50分，斯大林收到金日成于1950年9月29日写来的紧急信件，由于朝鲜战局急剧恶化，后者请求前者立即施以援手。 金日成写道：当敌军跨入三八线以北之时，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苏联的直接军事援助。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不能做到这点，作为替代方法，我们请求中国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国际志愿部队”来帮助朝鲜。 不愿冒险触发苏美直接对抗的斯大林， 在其予金日成的回信中说：我们选择的援助方案是派出由志愿者组成的武装力量。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
当天凌晨03：00，于收到金日成信件十分钟后，斯大林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拍发电报，要求中国直接干涉朝鲜：我们的朝鲜朋友在汉城一线没有胜任抵抗敌军的部队。如果你们认为在当前形势之下，有可能派出部队帮助朝鲜人，就应立即部署至少五六个师向三八线推进，以令朝鲜同志得一机会，在他们的掩护下撤到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储备部队。
在电文末尾，斯大林告诉北京：关于此事，我丝毫也未透露，而且也不打算透露给朝鲜同志。 他将决定权交给了北京。
现在，金日成只能请求北京立即出兵参战。1950年10月1日，他给毛泽东写了封急信，然后派朴宪永带着信件飞往北京，当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求助。 在信中，他催促毛泽东在联合国军进攻三八线以北时，立即派解放军入朝，支援北朝人民军作战。他指出，在目前情况下，“仅靠我们的部队无法摆脱危机”。 当天傍晚，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大使，强烈要求北京尽快派东北边防军入朝。
第十次会议。第三章中谈到北京中央政府就支持或者实施毛泽东作出的可能出兵朝鲜的决定这一问题，召开了九次会议。1950年10月1日下午，朴宪永在北京会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聂荣臻，主人宴请了客人。 约于21：30送走朴宪永之后，毛泽东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金日成、朴宪永签署的信件以及中国驻平壤大使馆呈报的信件。这是毛泽东于1950年5月有条件地同意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提议后，北京中央政府就出兵朝鲜问题召开的第十次会议。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外，出席会议的还有朱德、刘少奇和任弼时。会议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凌晨。 看来，书记处各书记对于应北朝要求实施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没有异议。原因乃是：其一，1950年9月中，刘少奇向罗申证实，北京已做出决定，如果北朝人民军被美军打败，中国就一定会对它施予援手。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做好在必要时与美军作战的准备。 其二，几天以前，大约是于1950年9月30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接见了时任在中共中央和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之间担任联络代表的罗贵波。毛泽东告诉他，鉴于朝鲜的局势，我们决定抗美援朝，公开派出部队入朝参战。周恩来让他转告胡志明和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北京的这个决定。 尽管当时联合国军还未越过三八线，中国领导人已倾向于相信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周恩来于1950年9月29日向毛泽东所作的汇报所示：根据连日情报和倪志亮来电，美帝国主义者已公开宣布他们将进入三八线以北。人民军已无防守部队。敌人有可能直趋平壤。 其三，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宣布：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袖手旁观。
尽管如此，还应指出, 当时，联合国军会否越过三八线，乃是北京会否实施其有条件参战决定的关键。上面引述的周恩来的话支持了这个观点。这一点之所以关键，乃是因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在其于1950年8月底向中革军委呈交的报告中建议：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不仅在政治上对中国有利，而且在军事上也对中国军队有利（参看第三章）。
据聂荣臻所说，1950年10月2日凌晨——可能是在上面提到的会议上，北京接到一份错误的情报，说是美军已在大规模地越过三八线。 虽然实际上美军直到1950年10月3日才越过三八线，联合国随后于其1950年10月7日所作出的决议中批准了这一行动，但杜鲁门早在1950年9月27日就已批准麦克阿瑟这样做；韩国军队早在1950年9月30日就已越过三八线；同时，麦克阿瑟向金日成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无条件投降，并于1950年10月2日命令联合国军在向北进军，以上种种，便令这份错误情报显得可信。
北京如今迫切感到须得实施出兵朝鲜决定。1950年10月24日，中国出兵五天之后，周恩来如此解释中国为何不得不在外交努力失败后，对于美军稳步向鸭绿江推进采取武力行动：美军仁川登陆以前，我们曾经猜想，美帝国主义者打到三八线后许会止步，转入外交谈判。敌人夺取汉城以后，尼赫鲁曾经告诉我们，三国外长会议已经达成协议：三八线不能过，如果要过，须由联合国决定。但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意在首先稳住中国，过了三八线后，再搞中国。我们看穿了骗局，所以于9月30日发表声明：对于美国侵略朝鲜我们不能置之不理。10月1日、2日传来的消息是，美军已越过了三八线……我们曾向印度驻华大使指出，事态发展乃与尼赫鲁所说不同，因此我们只能加以干涉。我们请他经由尼赫鲁转告贝文。过了几天，敌军推进并无停止。不久，贝文经由尼赫鲁向我表示，过了三八线的联合国军，推进到了离鸭绿江四十英里时，便会止步。其时，敌人已经进入壤。目前，敌人又由平壤北进。这显然是对我们所做的又一次欺骗。这样下去，如果我们坐视不救北朝，敌人必会继续推进，咄咄逼人，直到进至鸭绿江边。然后做第二篇文章。我们过去的管法现在已经无效，只有拿出力量来管，才能起作用。
根据当时的情况，毛泽东于1950年10月2日2时电告高岗和邓华：高岗立即来京开会；邓华给东北边防军下令，要求他们提前完成备战，随时待命出发，按照原定计划与敌人作战。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美军停在三八线并保证待在那儿，中国还会出兵朝鲜攻击美军吗？陈兼认为，周恩来发出的遏制警告，可能只是拖延战术；就算美国止步于三八线后，中国仍会准备攻击南韩境内美军。
然而，再做深入调查可令我们想起：其一，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一周之后，周恩来就已明确指出，如果美军越过了三八线，中国军队便得参战。 其二，正如上文所提，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建议中国在联合国军越过了三八线以后，方才出兵。此时出兵，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和军事角度来看，均为有利。 其三，正如第四章所提，毛泽东曾经告诉尤金，如果联合国不接纳北京，华盛顿不承认北京，中国将自行其是，不受任何限制，并肯定会在亚洲采取针对美国的措施。 但是，正如第四章所提到的第二次维辛斯基和平提案所示，当北朝人民军于1950年9月底遭到全面失败后，莫斯科和北京便不得不降低他们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一方面强调无条件停战，一方面不再提新中国的正式联合国席位问题。 此事证明：尽管业已加强备战，北京仍想使尽浑身解数来令联合国军止步于三八线，为此甚至不惜牺牲自身加入联合国的权利。其四，我将在第七章提到，据记录，1950年12月初，相信联合国军或迟或早许会要求停战的毛泽东强调：只有在华盛顿答应将部队至少撤回三八线以南的情况下，才能举行停战谈判。 因此，我认为，如果美军自动止步于三八线并保证待在那儿，中国就不会出兵。但是，很明显，中国领导人更倾向于接受联合国军不会止步于三八线的可能。
对于“为何可能不会出兵”这个问题，托马斯·J·克里斯汀森推断出了与我上述意见相近的四个原因：（1）周恩来做出过上述多次声明；（2）此时中国对于国防的担心将会减少，因为此时北朝的生存，比起美军越过了三八线时，更有保证；（3）与美军深入北朝接近鸭绿江之时情形相比，如果中国跨过三八线作战，运输线路将会更加漫长，美军阵地将会更加坚固；（4）正如苏联档案所透露，斯大林的目的是防止美国控制北朝，而非确保北朝控制南韩。 不过应该指出，到了后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目标一度囊括南韩，但这是在与当时完全不同的形势下提出来的。
5.3 北京经过研究定下参战日期
第十一次会议。1950年10月2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实施出兵朝鲜决定。这是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书记处成员——除了任弼时，他许因健康问题缺席，再加上高岗和聂荣臻。必得明确，此次会议并无针对出兵朝鲜问题启动表决议程。正如第三章所示，实际上于1950年5月，毛泽东就亲自拍板：若有必要，定会出兵朝鲜，以助北朝度过难关。毛泽东在这个于1950年10月2日下午召开的会议上明确指出，朝鲜局势已经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不是是否出兵，而是是否立即出兵。出兵早一天或者迟一天，对整个战争局势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 此次会议的目的在于：首先，决定中国何时出兵；其次，决定谁来指挥部队。
出兵日期给定在了1950年10月15日。关于第二个问题，毛泽东告诉与会人员，他的首选乃是粟裕，然而粟裕当时病重，无法担当此职；次选乃是林彪。但是林彪并不赞同出兵，并以身体欠佳的理由拒绝接受这一任命。林彪认为，中美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一旦出兵，将会引火烧身，后果不堪设想。 聂荣臻后来回忆道，他和林彪共事多年，从来没有见过林彪如同这次那般怕死。 毛泽东推荐彭德怀为第三候选人，获得与会人员一致同意。过后，毛泽东指示周恩来第二天就为彭德怀派出专机，接他来北京。 但于当时，尚不知道彭德怀会否接受任命。
5.4 毛氏暂瞒斯氏出兵决定原因
1950年10月2日深夜，毛泽东于会后起草一份给斯大林的电文，通知后者：北京已经做出于1950年10月15日以志愿军的名义派出十二个师到北朝一些地区（但不会接近三八线）的决定，不惜冒战争许会扩大到中国本土的风险。中国军队的初期作战计划乃是采取防御态势，因为想着部队等到苏联武器装备运来之后方才策划进攻。 根据战争局势发展，将在明年春天或者夏天再派出二十四个师，作为第二和第三梯队。
奇怪的是，在中国官方档案中找到的毛泽东的这份电报原稿，在最新公布的苏联官方档案中却没有找到相应电报。中国大陆有位能够接触官方档案的中共党史专家李海文证实：在中方档案中，也没有找到斯大林针对上述毛泽东电报的回电。 直至1950年10月8日，当已确认联合国军越过了三八线，北京也没有向金日成通报出兵决定，东北边防军也没有接到挥兵入朝命令。 有鉴于此，本人认为：毛泽东在起草电文之后，又决定不将它发给斯大林。
导致毛泽东改变主意的原因，似乎是因为一份新的情报指出：美军尚未越过三八线。 这份情报乃是他在起草完电文之后才收到的。于是，毛泽东决定在美军越过三八线之前，先不实施出兵朝鲜的决定，而继续采取遏制手段。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如第四章所示，周恩来于1950年10月3日01:00唤醒和紧急召见了潘尼迦，再次发出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不会坐视不管，而会出兵干涉。
5.5 北京确信美国不会入侵中国
许多学者——例如西蒙斯、郝雨凡和翟志海以及克里斯汀森等——相信，北京所做预测乃是：如果它不阻止其在朝鲜推进，随之而来便是美军入侵中国本土。西蒙斯甚至辩称，在担心美国人会像日本人不多年前所做的那样制定了掠夺中国的计划的中国领导人眼中，中国防卫美国侵略中国本土，远比保护北朝重要。
这种观点成立吗？事实证明恰恰相反：首先，于1950年8月9日东北边防军成立一个月时，周恩来曾明确告诉东北军区和金日成，中央认为，在鸭绿江中国一侧，不会有任何敌人出现。 其次，出席第十一次会议的成员之一陈云回忆道：其一，在列举出来的有关中国出兵朝鲜的三种可能后果中，会议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乃是第二种后果：（1）我们的邻邦进入战争，我国维持和平；（2）我们的邻邦进入战争，敌军轰炸我国；（3）我们的邻邦进入战争，敌军在我国沿海登陆，全国卷入战争。其二，会议认为：目前我们的政策乃是基于第二种后果。 这就是说，就算极为重视美国轰炸中国，在中国领导人眼里，美军入侵中国本土之事也不会发生。再次，于1950年10月26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份文件指出：战争可以被局限在朝鲜，我们的目标一定可以达到。 这一预测显然曾在军内传达：根据一份新揭中国档案文件记录，1950年10月，时任海南军区副政委的黄康，向他的同事传达了中南军区转发的关于战争趋势的预测，预测指出：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全国无大战，广东许有战事 ——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可能会对广东发动进攻。
以上事实证明，尽管其下宣传机构一再指责美国企图入侵中国本土，北京实际上只准备应付美军的空中袭击而非地面入侵。我们可从毛泽东1950年10月24日对民主人士的讲话，和周恩来1950年8月26日对军队干部的讲话当中，找到中国调低美国入侵中国本土危险程度的最具决定性的原因。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和苏联之间有着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关系乃属密切。如果美国攻击中国，苏联必将履行条约上面规定的对于中国的义务。 周恩来也指出：美帝国主义者想克服其“太长”、“太远”的弱点，就必须花费更多时间在各地建设更多的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为了解决战斗力弱的问题，他们还要在不断发动的战争中训练美军官兵。总之，于斗胆发动大战之前，他们仍需一段较长时间才能准备妥当。
5.6 彭德怀接受出任志愿军统帅
尽管新的情报指出联合国军尚未越过三八线，但它这样做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北京不能停止出兵朝鲜的动员工作。
第十二次会议。1950年10月4日下午，再次召开了讨论出兵朝鲜的会议。这次乃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乃是前述五大书记，加上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林彪、邓小平和彭德怀。 一些材料指出康生和高岗可能并无出席会议。李富春、杨尚昆和胡乔木作为扩大的成员，列席了会议。
由于气候恶劣，直至1950年10月4日上午，接彭德怀的飞机在西安仍无法起飞。因此，彭德怀是迟至当天17：00点才抵达会场的，此时，会议已经开了两个小时。彭德怀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议题，直至毛泽东在会场门口欢迎他之后才知道。因此之故，在会议的剩余时间内，他只是听别人的发言，自己没有发言。
彭德怀抵达前，毛泽东于会议伊始，便已宣布书记处已决定于1950年10月15日出兵朝鲜。
接着，毛泽东让与会人员列出对于出兵朝鲜的赞同观点和反对观点。 列出的反对观点有：（1）中国自己的战争创伤还未愈合；（2）土地改革尚未结束；（3）土匪和国民党特务还未被清除干净；（4）一些解放军战士和老百姓厌战。 由于一周之后，周恩来和林彪向斯大林转述了这些反对观点， 不妨认为，这些反对观点许是毛泽东有意征集起来给斯大林听的。
但是，陈兼认为：可以说，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除了毛泽东，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出兵朝鲜秉持保留意见。旅日华裔学者朱健荣甚至说，与会成员产生了明显分歧，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强硬派。 时任毛泽东卫士长的李银桥于会议进行时，一直待在会场附近。他在接受我的访谈时回忆道，他没有听到何人发表真正的保留意见或者真正的反对意见，包括高岗和林彪。 高岗的遗孀李力群在接受我的访谈时，驳斥了所谓高岗坚决反对中国出兵朝鲜的谣传。她说：高岗全心全意支持抗美援朝，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但是现在的中共中央不让我说，邓小平不让我说。 时任高岗卫士长的魏宝玉在接受我的访谈时也说：我从未看出高岗对于抗美援朝持有丝毫勉强态度。 苏联档案文件同样表明，高岗是位抗美援朝的坚定不移的支持者。 由此看来，陈兼和朱健荣上述观点值得怀疑。
我们再次回到会议。关键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乃是彭德怀是否愿意接受任命他做东北边防军司令。10月5日上午，毛泽东让邓小平陪同彭德怀到自己住处交换意见。 实际上，在昨天会议上，彭德怀内心就已倾向于赞成出兵。4日晚上，彭德怀一夜无眠，反复思考出兵问题。最后，他觉得这是正确的、必要的、英明的决策，而且不容拖延。 在得知彭德怀的积极态度后，毛泽东告诉他，政治局业已决定任命他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经过短暂考虑，彭德怀说他愿接受任命。5日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彭德怀发言：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
会后，毛泽东请彭德怀和周恩来留下，讨论入朝初期作战计划细节，并一起进餐。彭德怀有十天的时间为出兵做准备。可能是为了表明自身坚定态度，毛泽东让彭德怀接受他的儿子毛岸英参加东北边防军。
同一天，19兵团司令部收到毛泽东发来的电报，电报命令该部于1950年12月5日前开拔到靠近东北的山东省集结，等候命令。
第十三次会议。1950年10月6日上午，周恩来召开中革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出兵朝鲜的细节。会议就如下问题作出了决定，安排：东北边防军入朝、更换旧有武器装备、后勤供应、为彭德怀司令部调派干部，等等。 第二天，毛泽东与彭德怀和高岗再次会面，讨论入朝初期作战计划和后勤供应问题。
5.7 毛氏正式发出抗美援朝命令
1950年10月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批准联合国军统一朝鲜。于其时也，北京只得放弃按兵不动即可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所有希望。在所有其他手段均告失败的情况下，北京现在只有诉诸武力挽救平壤这一手段。
1050年10月8日上午，毛泽东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待命入朝；同时，正式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兼政委；授权高岗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供应以及与支援平壤有关的工作。
为什么毛泽东要将东北边防军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陈兼的追溯是：一位亲共民主人士建议, 最好将入朝中国军队称为”志愿军”。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立刻看到这一建议的好处:可降低与美国正式开战的风险。
同一天，即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将出兵决定电告金日成，并请他派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和高岗见面，以对志愿军入朝和初始期作战做出安排。 柴成文回忆道，当他和倪志亮当晚带着毛泽东的电文进入金日成的办公室时，他们尴尬地看到金日成正和朴宪永激烈争吵。朴宪永离开后，金日成向中国外交官解释：朴宪永完全没有到山区开展游击战的决心。不过，毛泽东的电文看来可让金日成放弃进行游击战了。读完电文之后，金日成一跃而起。大笑喊道：“好极了！实在是好极了！请将本人、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的衷心感激转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这个事件清楚证明，直至此前，平壤都未接到北京通知，说明中国已经决定立即实施出兵救急方案。
1950年10月10日，高岗通知金日成，为了与他见面，彭德怀计划于1950年10月11日晚间抵达德川。当天晚上，北朝人民军一位副总参谋长在安东向彭德怀和其他志愿军领导人介绍朝鲜战争局势。 1950年10月11日，毛泽东电告金日成和彭德怀，建议他们指示来不及撤退到北方的北朝人民军部队留在敌后作战，并努力防止联合国军可能又在镇南浦至新义州一线的海边登陆。 毛泽东还电告彭德怀，同意他在出兵伊始就派出全部而不是部分业已集结的部队入朝。第二天，毛泽东电告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命令将第9兵团提前开拔到到东北。 1950年10月8日至10日，彭德怀在北京、沈阳和安东之间来回飞行：会见北朝使者、主持志愿军将领会议、安排作战准备、按毛泽东指示回北京与他当面讨论关键问题，等等。按照李聚奎的建议，从10月11日开始，将首批给予志愿军的后勤补给从东北运到北朝，比首批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入朝早了八天。
但是，在近年公布的苏联档案文件中，人们并没找到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给金日成的电文副件。我们可以推断毛泽东没有将出兵决定电告斯大林，同时毛泽东也没让金日成将此决定转告斯大林。毛泽东很可能是在想：在决定生效之前，中方须得等待证实苏联出动空军。金日成壁饰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没有将决定告诉斯大林。这点可以从他1950年10月9日给斯大林的电文中看出。在电文里，他对毛泽东1950年10月8日的决定只字未提。 在下一节，我将揭示毛泽东为何不将1950年10月2日和8日的决定电告斯大林的原因。
5.8 毛氏冀获更多苏联援助保证
再次回到1950年10月2日的决定。在隐而不发本应发给斯大林的电报后，毛泽东突然进阶，做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原先立场大步后退。1950年10月2日，在回答斯大林于1950年10月1日发出的请求中国出兵参战的电报时，毛泽东通过罗申告诉斯大林：我们原先曾作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派出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然而，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将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派出几个师的兵力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敌人可能迫使我们后撤。这十分可能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苏联难免会被拖下水。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现慎重乃属必要。出兵将会全盘打乱我们的整个和平建设计划，国内很多人会因此对我们心怀不满。因此，最好还是暂缓出兵。
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并不满足只得到几个师的苏联装备。但是，毛泽东没有把话说绝，他显然还是给斯大林留下了余地。他继续说：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我们希望与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往您的疗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
罗申显然大吃一惊。他报告斯大林，毛泽东的话表明北京改变了原来的立场，即所谓“斗志高昂的解放军能够打败美军，且认为美军比日军弱”。罗申继续说，还不清楚改变的原因，据他猜测：北京可能是受到国际形势、朝鲜局势恶化，以及英美集团通过尼赫鲁所施诡计的影响。尼赫鲁曾敦促中国保持耐心，勿行干涉，躲开灾难。罗申还提醒斯大林，中国军队急需一些技术装备，如反坦克武器和火炮。
1950年10月5日，斯大林以“一切皆为你好”的姿态，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够劝他回到原来立场。 信文如下：
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向您提出派出五六个师志愿军入朝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到：中国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发表声明说，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出几支部队前去援助朝鲜同志……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是至少而非至多派出五六个师，乃是出于以下几点对于国际形势的考虑：
（1）如朝鲜战事所表明的那样，美军目前还没有为介入一场大战做好准备；
（2）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实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予美国军事援助；
（3）美国势必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着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我方就解决朝鲜问题而提出的条件，这些条件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他们的军事基地；
（4）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不得不放弃台湾，而且还将不得不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不得不放弃复活日本帝国主义和使日本成为它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
在这方面，我进一步设想：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静观其变，而不是诉诸一场激烈的武装较量、一次鲜明的力量显示，那么中国就得不到上述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会把持台湾，把它当做跳板。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经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它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他用下列的话来鼓励毛泽东：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仍有可能被拖入大战……因此将把中国拖入战争，把苏联一并拖入战争，因为苏中签有互助条约。我们需要害怕？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合在一起，会比美英更有力量……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并无多大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来吧，而不要过几年以后才来，到那时候，军国主义复活了的日本将会成为美国的盟国，李承晚将会控制整个朝鲜，美日两国将会在亚洲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1950年10月7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去信，在信中，他表达了与斯大林信中表达的一致的基本立场，宣称他将派九个师，而不是六个师到朝鲜。 据沃尔克戈诺夫所说，毛泽东的回信还有以下这样的话：您在信中提到，中国和苏联应当共同战斗对抗美国。这让我非常高兴。如果我们必须打仗，那就马上打吧。对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毛泽东在信中就中国出兵一事给予斯大林的回答是：我们现在暂不出兵，过些时候才会出兵。他再次请求斯大林接见他的代表，与他们讨论军事援助北朝的详细计划。
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曾于1990年代初生动地描述过毛泽东不愿把话说白的习惯：在毛主席身边，我常常无法弄清他的意思。有的时候，他的话令人很难弄懂，让人一生都无法理解其中意思。近几年来，文艺界兴起“朦胧体”和“多义体”的风尚。我看毛主席的话就是朦胧的、多义的。你永远无法弄清那里面的意思。
1950年10月7日或8日，毛泽东的代表周恩来和林彪离开北京，于1950年10月10日抵达莫斯科。1950年10月11日下午，他们又从莫斯科飞到克里米亚的阿克哈兹，一个黑海海滨胜地，与斯大林会面。会谈乃在斯大林的别墅里举行，时间很长，从19::00到第二天凌晨05:00。中方出席会谈的有周恩来、林彪、王稼祥（中国驻苏大使）和师哲（翻译）。苏方出席会谈的有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米高扬、莫洛托夫（全部苏共政治局委员）和N·T·费多伦科（翻译）。
基于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给斯大林的似乎负面的答复，而非1950年10月7日给斯大林的比较正面的答复，周恩来强调，关于入朝作战，中国方面困难重重，最好还是不要出兵入朝。 毛泽东曾于1970年接见金日成之时回忆这段往事，回忆证实：周氏和林氏当时被派前往苏联的使命，就是告诉斯氏中国不愿出兵朝鲜。
斯大林没给中国使者施加太大压力，他请周恩来考虑，一旦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国就会对于中国，尤其对于东北构成巨大威胁。斯大林对在朝鲜开展游击战争没有兴趣。接着斯大林建议中苏两造通知金日成速将部队撤到中国东北，他们将来从那里比从苏联更易重新进入朝鲜，可给将来打回朝鲜埋下伏笔。
根据师哲回忆，其实不愿就此打住的斯大林，仍然抱有北京许有转圜余地这一希望。他继续说：我们曾考虑过如何帮助朝鲜同志，但是很久以前，我们就曾声明苏联军队已经全部撤出朝鲜。再让我们出兵实在困难，因为这会导致苏美两国直接交战。因此，我们曾经构想，由中国派出一定数量部队，由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开战以后，苏联派出一定数量空军，来为中国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当然，他们的行动将会局限在战线后方以及前进阵地，不能过深突入敌军战线，以免我们的飞行员被击落后落入敌手，这样必会造成不良国际影响。我们也看到了武装中国地面部队、空军的必要性，以及帮助中国建立海军的必要性。
关于这一点，师哲继续说：基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假定，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例如，苏联可为中国装备一定数量的步兵师、机械化部队和特种兵部队，提供一定数量的坦克、火炮和战机。言下之意，是说苏联战后存有大量剩余武器。
最后，斯大林指出：中国考虑重新装备它的部队，使其标准化、一体化和现代化，是完全正确和合理的。但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是，在战争中这样做比在和平时这样做来得更快、更好，且更有效。再者，由于经过重新装备的部队处在作战状态，就能同时发现不足，加以改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取得更好结果。
显然不过，斯大林是在暗示，他仍希望中国出兵援助朝鲜。
然而周恩来没做让步。 因此，无计可施的斯大林只好于1950年10月13日建议金日成将其政府和剩余部队立即撤到中国东北。 此一建议令到后者大吃一惊，表示北朝方面很难接受此一建议；但是，既然建议已是定案，他们只有接受。
我们知道北京已将派志愿军进入朝鲜的决定通知了平壤，且于1950年10月2日到12日之间，北京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加紧了备战。例如，1950年10月8日，就在毛氏告诉斯氏中国最好不派部队进入朝鲜六天之后，毛氏任命了彭氏为志愿军司令员。又三天后，东北军区后勤部接到了全力将物资运入北朝的命令。 那么，作为毛氏的代表，周氏和林氏为何未将这些情况告诉斯氏？
师哲认为，毛泽东这样行事是在有意哄骗斯大林。 在我对其访谈当中，师哲有此回忆：他问周恩来：您怎么能这么肯定地告诉斯大林我们不参战？后者既不加以反驳，也不给出任何解释。 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说明周恩来隐藏于胸的真正目的，乃与毛泽东的目的完全一致；北京实际并不反对参战。据毛泽东的警卫员李家骥回忆：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的那段时间，毛泽东曾告诉周恩来，继之，他应基于中国业已决定出兵的真相来与斯大林谈判，争取援助。 那么，毛氏和周氏为何需要如此哄骗斯氏？
师哲的第一个假定是：毛泽东希望通过推迟告诉斯大林中国出兵朝鲜的既定决定，来给对方施加压力，以此确保苏联为志愿军提供武器和空中掩护。 上面提到，毛泽东曾于1970年会见金日成。当时前者告诉后者：当做出出兵入朝决定时，我们迫切需要确切知道他们（苏联人）是否派出空军掩护我们。
毛泽东大有理由怀疑斯大林早些时候所做出的苏联可为中国出兵朝鲜提供武器装备以及空中掩护的承诺。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提，1930年代，斯大林没有切实履行他所做出的可向中共军队提供大量武器的诺言。而在朝鲜战争前五个月，莫斯科事实上并没有派出苏联空军掩护北朝人民军的事实，可能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于斯大林的这一怀疑。
毛泽东可能感到担心：除了早先建议的五六个师，斯大林是否愿意装备更多的中国军队。以下一章将会谈到，前者原来是想利用后者的积极态度，寻求后者更多援助，以达到利用苏联武器装备解放军五十到六十个师的目的，是原定五六个师的十倍。
师哲的第二个假定是：毛泽东肯定是想摆摆架子，不能让人——包括斯大林——留下他是受到后者摆布的印象。
我还怀疑，通过哄骗斯大林，让他感到绝望，毛泽东可能是在报复斯大林直到1945年前都没切实履行他曾作出的会给中共提供大量武器的诺言，此事一度曾将中共逼入绝境。但这只是假定，仍然有待切实证明。
为让此一计谋奏效，毛氏通过周氏和林氏，向斯氏列举中国参战的种种困难；为此毛氏还得向斯氏掩盖他对出兵朝鲜的真实态度——如前所述，毛氏将北京于1950年10月8日做出的出兵朝鲜的决定告诉了金氏，但随后毛氏和金氏却没有告诉斯氏。
尽管如此，正像斯大林最后还是向中共提供了苏联红军在东北缴获的大量日本武器，毛泽东此时也只不过假装不愿出兵朝鲜而已。1950年10月13日，斯大林可给金日成拍发一个利好消息了——下节即将给出有关细节：经过再三考虑和讨论，北京现在同意出兵朝鲜。作为回报，莫斯科同意大量装备中国军队，并为他们提供空中掩护。
在我看来，似乎此处存在一起重大档案缺失：经过讨价还价，中苏双方曾经签订一份秘密协议，规定：中国真个出兵朝鲜的话，苏联就不仅同意大量装备中国军队和为入朝中国军队以及有关中国本土提供空中掩护，而且还同意战后给予中国大量经济援助、国防援助。希望今后能够找出这一协议。
5.9 斯氏稍加推迟派出苏联空军
在拍给毛泽东的求救电报中，金日成和朴宪永一再强调美国空军的威力。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于1950年10月8日所作做出的出兵决定，仍然只是中国的单方面有条件决定，在决定生效前，仍需证实苏联空军可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
不过下列证据揭示，在周恩来和林彪于1950年10月10日与斯大林会谈之前，莫斯科并无通知北京它会推迟出动用以掩护志愿军的苏联空军。第一个证据乃是彭德怀于1950年10月8日拍发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文有关内容如下：至今尚未对地面部队与空军的联络方式做出规定。据说该项规定应由中革军委做出。请即详列规定。否则一旦出现误认，就会导致损失。
显然，当周恩来和林彪离开北京飞赴莫斯科时，彭德怀还不知道苏联将会推迟出动空军。第二个证据是直至1950年10月11日，当周恩来和林彪在莫斯科得知斯大林将推迟出动空军后， 毛泽东才电告彭德怀“惟（苏联）空军暂时无法出动”。
因此，可以肯定，当1950年10月8日周恩来和林彪离开北京时，莫斯科并无通知北京它将推迟出动苏联空军。周恩来和林彪去莫斯科，并不是因斯大林就出动空军食言而起，他们此行目的只是为了借哄骗斯大林向斯大林施加压力，以确保苏联为中国出兵朝鲜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掩护。
1950年10月11日，周恩来告诉他在北京的同事：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反对出兵朝鲜的决议，不持异议。 根据中共中央档案记载，如果北京决定出兵朝鲜，斯大林做了保证：苏联将会全部满足中国对于火炮、坦克、战机及其他装备的需要；关于出动苏联空军掩护中国入朝地面部队的问题，斯大林是这样说的：苏联空军至少需要两到两个半月的时间，才能准备好为志愿军在朝鲜的作战行动提供支援。
许多中国大陆和海外的作者，在其撰写的有关志愿军入朝作战的著作中，都曾指责莫斯科此次食言，认为“这无疑是在危机时刻的背叛”。 但是，作者认为，莫斯科的行为并非他们所想象的那般属于背信弃义。
第二章曾指出，毛泽东和斯大林曾于二人在莫斯科讨论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提议后，达成协议：在必要之时和特定条件下，莫斯科将会派出苏联空军掩护志愿军。 斯大林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保留，是因为他不想在朝鲜半岛引发苏美直接军事对抗，不想让公众知道在朝鲜有着苏联空军。因此，当他于1950年10月初做出保证，将会派出一个苏联空军师来掩护志愿军时，他的意思是：苏联空军只在战线后方行动，以免飞行员被击落后——无论是生是死——落入联合国军手中。 毛泽东显然同情斯大林的这一保留，因为在二人会谈当中，他甚至建议斯大林仅为志愿军提供苏军在东北缴获的日本生产的武器，而不提供苏联自己生产的武器，以免引起怀疑。 至1950年10月10日周恩来和林彪与斯大林举行会谈之时，中国诱敌深入的战略，已令联合国军逼近中朝边界，这使苏联空军在朝鲜没剩多少可以避免被击落苏空军飞行员落入敌手的作战区域。因此之故，斯大林希望推迟出动空军入朝，直至战线向南推移一定距离。我认为这才是斯大林推迟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的真正动机。
下一证据可以证实我的意见。1950年9月18日，仁川登陆三天之后，敌军还未入侵北朝领土，斯大林曾经命令苏联国防部制订一项为平壤提供空中支援的紧急计划。这时如果苏军飞机被敌击落，其飞行员仍可享有大片安全降落地区。该项计划预定从位于苏联远东海滨省的军事基地（包括战略海港符拉迪沃斯托克）调出几个苏联战机中队及其维修人员，连同雷达站和防空营，入驻平壤附近的机场。
这边厢，曼索洛夫和克里斯廷森认为，在1950年10月的最后两个星期里（美苏空军在朝首次空中较量，发生于1950年11月1日），斯大林并非信心不足，他只是无法满足中国就空中支援问题所提出的所有要求。那边厢，徐焰暗示，斯大林确为信心不足——而当时在东北苏联已部署了四个空军师。 我同意斯大林并非信心不足的说法，但坚持自己在上面文字里提供的对于斯大林推迟出动空军所做的解释。
开始，如我所示，为着智胜斯大林，毛泽东假装不愿出兵朝鲜。实际上，在斯大林推迟出动空军之前，他完全没有困难坚持原定积极立场。但是，现在暂时没了苏联的同步空中掩护，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中国根据原定计划派志愿军入朝，还可行吗？面临新的形势，毛泽东倒真有可能改变原来的立场了。
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在认真掂量了一天周恩来从莫斯科发来的不祥信息后，于1950年10月12日晚间，他命令13兵团和9兵团的司令员暂不执行1950年10月9日的命令，而在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1950年10月13日和14日，彭德怀和高岗相继遵令回到北京。
第十四次会议。1950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重新考虑出兵朝鲜的决定。会议做出的决议是积极的：中国将参加朝鲜战争，哪怕苏联推迟派出空军到朝鲜。
会议是否存在激烈争论？根据苏联档案记载，高岗曾告诉在沈阳的苏联人，会议期间，他和彭德怀坚决支持出兵朝鲜，与反对出兵的周恩来激辩。最后，他们的意见在政治局里占了上风。 但事实是：1950年10月13日，周恩来还在莫斯科，根本没有出席会议。高岗的意思大概是指他和彭德怀不同意周恩来于其1950年10月11日拍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里所表示的貌似消极的立场。他和彭德怀似乎也上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当。在我对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机要秘书的康一民的访谈中，对方回忆，周恩来此次访问苏联，他是随从之一；周恩来根本没有反对出兵。康氏提出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乃是：飞抵莫斯科之后，林彪立即写了一份长达四页的电报给北京，再次质疑出兵。这份电文乃由康氏译成密码。林彪曾请周恩来共同签署电文，遭到后者婉拒。后者对前者说道：这是你的意见。 因此，我认为北京其实从来没有对于自身原先作出的出兵朝鲜的立场发生动摇。时任志愿军42军124师师长的苏克之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暂停执行（志愿军入朝令）并不意味中国曾因苏联推迟出动空军，而在出兵朝鲜的决定上有所动摇。做出这个“暂停执行”决定，乃是因为需做更多准备，防范敌人针对我们的东北工业基地和东南沿海城市采取空袭行动。
应当指出，中国领导人事实上早就预计到了，苏联在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地面部队问题上，存在着不确定性。第二章指出过，通过他们于1945年前的革命经验，毛泽东和他的同事吸取了痛苦的教训：莫斯科可以违背它做出的可给中共提供武器的诺言。因此，1950年10月初，当其齐齐开会讨论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时，首先困扰他们的问题乃是：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弄清莫斯科会否履行诺言：装备中国军队并为他们提供空中掩护。吴瑞林在接受访谈时回忆道，在于1950年10月9日召开的志愿军军级以及军级以上的干部会议上，彭德怀指示他们，不要将希望放到苏联为他们的部队提供同步空中掩护之上。这样想是会犯错误的。吴瑞林还说，当时他们知道，抢在志愿军出兵朝鲜之前，苏联已将一个空军师派到东北，以防止美军轰炸鸭绿江渡口。他们明白仅一个空军师对于他们在战场上争取胜利，没有多少帮助。 因此，我认为安东尼·法拉-霍克利将军爵士的下述观点并非正确：当斯大林违背他所做出的愿为越过鸭绿江进入北朝的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的诺言时，毛泽东当即发生精神崩溃，尽管时间很短。
同一天，毛泽东将政治局的决定电告还在莫斯科的周恩来：经与政治局同志商量，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最为有利。他接着指出，如果改变原来的决定，首先对东北最不利，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的电力将被敌人控制。他最后指出，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关于斯大林推迟两到两个半月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和中国有关城市的决定，毛泽东告诉周恩来：可以接受。
在接到毛泽东的最后决定之后，于当天稍晚时候，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我刚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他通报说，中共中央再次讨论了朝鲜局势，最终决定向朝鲜同志提供军事援助，尽管中国军队装备不足。我正等待着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给我再发详细报告。根据中国同志做出的最新决定，我请你暂时推迟执行我于昨天给你的电报中所做的的指示，即撤离北朝，将北朝军队撤回北方。
第二天，当中方情况更加明了时，斯大林再次电告金日成：经过犹豫和做出了一系列临时决定之后，中国同志终于做出最后决定，出动部队帮助朝鲜。我很高兴中国最终做出了有利于朝鲜的这个决定。在此情况下，早些时候向你通报的为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所做出的那些建议，可告无效。你应与中国同志共同解决有关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具体问题。中国军队需要的武器装备将由苏联提供。
1950年10月14日，莫斯科时间01:38（北京时间07:38），斯大林接到罗申的电报。后者报告说：除了我于第2406号（第25612号报告随后就到）报告中所提到的那些，毛泽东还说：我们的领导同志认为如果听任美军推进到中国边境，朝鲜将会成为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危域，东北将会面临持续威胁。以往我们有些同志之所以产生过犹豫，乃是因为对国际形势、对苏联会否援助我们以及会否提供空中支援没搞清楚。目前，所有这些问题都得以澄清。毛泽东指出，现在出兵朝鲜对他们有利。中国有义务派出部队。先行派出由九个师组成的第一梯队，虽然装备差些，但是他们能够对付李承晚的部队。与此同时，中国同志将会准备第二梯队。毛泽东说，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空中力量。我们希望苏联空军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另外，毛泽东提出，中国政府目前无法为苏联提供的装备支付现款。他们希望以贷款方式获得这些装备。这样，1951年的国家预算就不会受到影响，且也容易向民主人士解释。最后，毛泽东申明，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中国必须在朝鲜同志进行艰难斗争之时帮助他们。周恩来将与菲利波夫同志再次会面讨论这个问题。已给周恩来发去指示。
现在，北京出兵朝鲜的决定将要马上成为事实。
5.10 二十余万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单独与彭德怀交换意见。 同一天，毛泽东告诉仍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肯定，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只采用有节制的防御方针。毛泽东此时在军事上似乎从原来的立场上有所后退，开始谈及革命战争：在第一时期，我军可在元山—平壤铁路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北朝根据地。” 10月18日，彭德怀和高岗再次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回到北京。
志愿军将按照原定计划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 他们的装备主要是由各式各样的轻型武器构成，原从日本军队以及南京军队手中缴获，现在要拿它们迎战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1950年10月18日晚间，彭德怀代表毛泽东在北京起草了给志愿军指挥员的命令，指示他们按照原定计划坚决参战。 由于莫斯科推迟出动空军来掩护他们的军队，这些指挥员对于当下即行入朝参战之事，曾表现出最后一刻犹豫。第七章将会详细讨论这一最后一刻犹豫。
在由北京回到位于鸭绿江边的安东后，彭德怀于1950年10月19日黄昏，带着一名助手、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越过鸭绿江。他将于10月21日早上在北朝的一个偏僻地点与金日成会面。 1950年10月19日17:30，二十五万五千志愿军官兵开始从三个地点越过鸭绿江，涌向北朝作战区域。为了便于伪装，所有部队严格按照命令，只在黄昏后和黎明前过江。
当天，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正式通知中央各地方局：志愿军已被派往朝鲜。 黄昏时刻，在接到聂荣臻关于第一批志愿军部队已经过江的报告后，据其卫士长回忆，毛泽东只说了两个字：“睡觉。”一经躺下，他马上就进入了熟睡。
5.11 小结
中国原来设法让联合国军止步于三八线的努力失败了，只剩下出兵干涉这个唯一途径，可望达到所想结果。与中外学者普遍接受的观点不同，本书提出证据，说明北京于实际上并不真正担心美国将借朝鲜入侵中国本土。据此推理，如果联合国军止步于三八线上，并保证不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不会出兵朝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会对由北朝在南韩发动的人民战争提供大量援助，就像它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在印度支那所做的一样，而不会诉诸直接武装干涉。
毛泽东和斯大林对于各自出动地面部队和空中部队入朝的决定，一度发生改变，都有合理原因。这边厢，毛泽东想向斯大林施加压力，以确保志愿军能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和空中掩护。那边厢，斯大林想避免苏空军飞行员被击落后落入联合国军手中。当其时也，联合国军已经逼近鸭绿江，给苏空军飞行员留下极少安全降落区域。毛泽东希望在两个月内就能看到苏联空军抵达，来掩护志愿军。结果，仅于志愿军越过鸭绿江七天而远非两个半月之后，苏联空军就来了。
尽管有着种种前述障碍，经过最后阶段动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边防军，终于得以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号，由彭德怀率领，于1950年10月19日开始陆续跨过鸭绿江。
第五章尾注：
曼索洛夫“新的证据”（英文），98页。
同上，112页。
同上，98页。
沃尔克戈诺夫《胜利与悲剧》，6页。
曼索洛夫“新的证据”（英文），114页；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3页。
同上。
张希“彭德怀与中国入朝参战”（英文），陈兼翻译，《中国人史学家》第6卷第二期（1993年春季号），5-6页；洪学智《抗美援朝》，14页。
金日成的话引自齐德学《朝鲜战争》，46-47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71页。
李家骥和杨庆旺《跟随红太阳》（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73页。李家骥曾是毛泽东的警卫员。据他所说，与中共领导人会谈并共进晚餐的人是金日成而非朴宪永。但由于大多数材料都是说是朴宪永而非金日成飞抵北京，作者认为他的记忆可能有误。
张希“彭德怀受命率师抗美援朝的前前后后”，高树等《历史巨人》，1，011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52页。
罗贵波“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典范：忆毛泽东和援越抗法”，编写组《缅怀毛泽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89-290页。
《周恩来军事》第四卷，58页。
“周恩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日。
罗印文《邓华》,194-195页。
《聂荣臻回忆录》第二册，736页。
《周恩来外交》, 30-32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38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180-181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5页; 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89页。
罗印文《邓华》，194-195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53页。
《人民日报》1950年10月9日社论：“坚决反对”，87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68页。毛泽东的所有著作都没有收录这个观点。
克里斯汀森《有用的对手》（英文），158-159页。
张希“彭德怀受命”，1，013页。
同上。
《聂荣臻回忆录》第二册，736页。
张希“彭德怀受命”，1，013-1，014页。
用于重新装备志愿军的的第一批苏联武器装，乃于1951年11月运达中国东北或者北朝，参看师哲《在历史巨人》，503页。
《毛泽东军事》第六卷，106-108页。
李海文“中国为何”（英文），92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第二版，72页。
《周恩来外交》，25-27页。
李跃然“我在周总理”，97页。
《周恩来外交》，25-27页。
西蒙斯《关系紧张》（英文），164页；郝雨凡和翟志海“中国入朝”（英文），101页；克里斯汀森《有用的对手》（英文），157-158页。
《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一卷（1997），63页。
《陈云文选，1949-1956》，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12页。
张曙光《遏制与战略》（英文），107页。
我于1994年2月21日在广州对黄康的访谈的内容，该次访谈内容未被收进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59页。
《周恩来军事》第四卷，46页。
徐远东主编《新民主主义》，631页。
齐德学《朝鲜战争》，49页。
张希“彭德怀受命”，1，017-1，018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23页。
《彭德怀军事》，320-321页。
李海文“中国为何”（英文），94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281页脚注78，此章朱健荣的观点出自此一脚注。
我于1993年11月27日在天津对李银桥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7页。
我于1993年11月29日在北京对李力群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7页。
我于1993年11月30日在北京对魏宝玉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7-19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58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183页。
《彭德怀自述》，257-258页。
同上，258页
张希“彭德怀受命”，1，023页。
杨成武《新的使命》，12页。
张希，“彭德怀受命”；徐焰《第一次较量》，23页。
张希“彭德怀受命”，1，024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43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187页。
同上。
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82-84页。
同上，65-67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47页。
同上，547-548和551页。
李聚奎“迎难而进”，44页。
曼索洛夫“新的证据”（英文），102页。
同上，114-115页；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3页。
巴贾诺夫“政治评价” （英文），13页。
曼索洛夫“新的证据”（英文），115-116页。
沃尔克戈诺夫《斯大林》（韩文），8页。
曼索洛夫“新的证据”（英文），15-116页；巴贾夫“政治评价”（英文），3页。
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3页。
曼索洛夫“新的证据”（英文），16页。
沃尔克戈诺夫《胜利与悲剧》，9页。
曼索洛夫“新的证据”（英文），16页。
高智和张聂尔《机要秘书》，92-93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97页。
李海文“中国为何”（英文），3-94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199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495-496页。
同上，496-498页。
同上，498页。
同上。
同上。
曼索洛夫“斯大林”（英文），119页；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3页。
曼索洛夫“新的证据”（英文），118页。
李聚奎“迎难而进”，44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199页。
李海文“中国为何”（英文），94页脚注32。
李家骥与杨庆旺《跟随红太阳》，74页。
同上，92-94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199页。
我于1995年7月21日在北京对师哲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37-39页。
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4页。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65页。
同上，69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48页。
李海文“中国为何”（英文），92-94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57页。
李海文“中国为何”（英文），93页。
例如陈兼《中国走向》（英文），200页。
我于1993年12月4日在北京对师哲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26-27页。
我于1995年7月21日在北京对师哲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37-39页。
曼索洛夫“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英文），95页。
我于1993年11月24日在北京对徐焰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2-15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52页。
同上。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58页。
我于1993年12月4日在北京对康一民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27-28页。
苏克之《铁马金戈：苏克之回忆录》（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128页。
我于1993年9月2日在北京对吴瑞林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6-8页。
安东尼·法拉-霍克利“关于朝鲜战争期间持续运用的战略的笔记”（英文），呈交给“朝鲜战争：历史记录评价”国际研讨会的论文，5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56页。
王亚志“抗美援朝时期的聂荣臻”，《神剑》1994年第二期，6页。
曼索洛夫“新的证据”（英文），119页。
同上。
同上，118-119页。
明荣“彭德怀同志率兵入朝前后”，《史学月刊》1985年第六期，116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56页。
明荣“彭德怀同志”,《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67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60页。
明荣“彭德怀同志”,《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68页。
胡光正和鲍明荣“对‘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一文的若干事实修订”，《党史研究》1981年第三期，28页。
杜平《在志愿军》，38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71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25页。
2015年9月24日星期四
20150924一日段子荟萃
@avb001：习抵达西雅图的同时，教皇抵达华盛顿，美国正副总统和国会领袖等倾巢出动亲赴机场迎接，美国人民夹道欢迎，媒体头条和焦点新闻都给了教皇而不见习的身影。把习当回事的只有中国人，还主要都是去抗议的，美帝这次赤果果的把贵国大大晾在了西雅图，这脸打的太狠了！其实习访美遭冷遇很正常，更何况行程还和教皇撞车，因为对欧美普通民众来说，共产党和纳粹、法西斯是一回事，都是属于臭名昭著的一类。
@Suyutong：包子在美国会见了404 not found网站负责人小扎。包子说：“小扎，不简单，网站都打不开还能上市，真能忽悠啊，学习学习！ ”小扎谦虚地说：“贵国财产都不用公开，就实现了反腐，佩服佩服！”
@letscorp：甲：小伙子不错，网站都打不开还能做到上市。乙：大叔您哪位，为什么搜你名字都不显示结果。
@XIA0R0NG：#习近平西雅图无意吐真相：如果国内有人创作有关中共高层内幕的《纸牌屋》这样的电视剧，早就被中宣部毙了，作者多半入狱；而一党专制（并非想象丰富的艺术作品）是13亿人每时每刻生活的现实。
@BillGatesCN：你能想象么，一个大国里宗教最不自由的国家的领导人和天主教教皇同时在一个宗教比较自由的国家访问。
@juntaowang：李进进和夏业良在向林肯高中学生演讲：习近平是个说谎者；他昨天说他喜欢美国国父的建国著作，但他是人权和民主的敌人。
@Zannmuling：智囊外交系统的笨蛋安排的什么狗屁时间，和教皇访美撞车。现在习老大是故意被冷落的，政府和媒体都故意冷处理；反观教皇所到之处人山人海，几十年难得一见啊，从华盛顿到纽约教皇所到之处都放假让人work from home，因为众人争睹教皇，新闻媒体更是洗版报道教皇一举一动。感受下
@ziliyang：法律对共产党来讲，往低级说是手纸，往高级说也就是个安全套，高低都难登大雅之堂。
@MyDF：“中国人民一向钦佩美国人民的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习近平说，“我青年时代就读过《联邦党人文集》、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等著作。”///《联邦党人文集》，也称《联邦论》，一直被视为美国宪法的解释文件，宣扬宪政，是西方邪路那一套，是共产主义的死敌。
@linglingfa：以前网易总黑小米，我就去找他们聊，网易的人说：我们连共产党都黑呢，你们小米算什么啊 ！我说，哎呀，给个面子嘛，雷总看了实在很难过啊。看在雷总的面子上把黑稿删了吧。网易的编辑说：“我们连丁磊都黑呢，雷军算啥啊！”囧rz，大网易威武！
@网易网友：【"五道杠少年"被高中破格录取】“五道杠”少年下乡记。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国庆佳节，万众欢腾。五道杠少年黄艺博在副班长以及学习委员的陪同下，亲切慰问了身患感冒的沈小虎同学，他高度赞扬了沈小虎与病魔斗争的顽强精神。期间，黄艺博与小虎父母拉起家常，他谈起了在校期间与小虎一起作弊逃课的有趣经历，不禁哈哈大笑。众人相谈甚欢，不亦乐乎，不觉时光飞逝。傍晚时分，沈小虎父母设宴隆重款待了黄艺博一行。晚饭过后，黄艺博一行人带着依依不舍离开了沈家。在离别之际，黄艺博叮嘱沈小虎要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回到校园，继续学习新知识，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ShengXue_ca： 天津大爆炸的启示：如果不想在下一次灾难中成为那个烧焦的、摔碎的、压扁的、撕烂的、捅死的、倒下的冤魂，现在就站起来活的像个人吧。
@五岳散人：共青团与任大炮一战，三两下就被打蒙。话说共青团这两下子就像少林下院刚练了一套长拳的弟子，碰到的是久走江湖的本派长老院长老，拉开架势一招黑虎掏心，被人大慈大悲千叶手一嘴巴打倒在地，而且因为阅历与见识，居然认不出这是本门武功，只能打着滚儿高喊：“我是名门正派！我们是武林领袖！”
@LifeTime：CNN播放了一个历届领导人访美短片，很值得回味。1）邓最诚恳。参加很多牛仔活动，尝试一些感觉很不习惯的食物，所到之处不断询问。2）江气场最大。敢于美国媒体互动，英文能基本交流，艺术上技能发挥淋漓尽致。3）胡最中规中矩。除了读讲话稿，几乎没有说话镜头。期待习的表现。
@ln_bo：小店酱猪蹄不错。晚上去买，剩5只都买了。收钱小妹问我：你一人吃吗？我说是啊。她说：会胖的。我说：没关系。她轻声说：偷偷告诉你这不好吃，别买那么 多！我纳闷小妹怎么了，说：我喜欢吃。她有点不高兴。给我打包时，她终于忍不住说：老板说如果到了关门，酱猪蹄还有没卖光，就给我带回去吃的。
@QiubaiBot：“你是我连在床上都舍不得用力的女人”“能把肾虚说的这么文艺的，也只有你了”“……”
@szshu：【各位不要再戴智能手环了】朋友老婆送他个智能手环。出差回来，老婆悠悠的问，出差很刺激吧？白天心率都80左右，晚上怎么120以上，有几分钟心率都150以上了，然后又80。你今晚心率要是上不了150，我打断你的腿！那些戴苹果表、各种手环的哥们，要注意了，陷阱！过节了，只能提醒到这了。
@东东枪：在美国的这几天，祖国的一草一木都使我惦念，很多在国内时不在意的美好细节都时刻萦绕在我心头，而且时间越久越令我挂怀，比方说鸳鸯火锅、羊肉泡馍、麻辣香锅、兰州拉面，还有大盘鸡肉炒馕夫妻肺片卤煮火烧烤板筋回锅肉西红柿炒鸡蛋……
@椰猫：群聊，听闻有人用someone like you这首歌来求婚，震惊！当女孩听到男孩唱“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时，真的不会想打人吗！就算不懂英文，整首曲子的悲伤调调总听得出来吧？然后某友淡定说：“不算啥。我还听过婚礼现场播《梁祝》的。”好吧，让我们坟前蹦迪，灵车漂移。
Home/疯狂外星人
Jim Parsons' voice is another reason for me to watch this movie. To some extent the leading role is specially set for him.
Performance impression:
Director: Tim Johnson
Stars: Jim Parsons, Rihanna
重重雾释鸭绿江：抗美援朝决策新解（连载四）
文/徐泽荣
第四章 为平息朝鲜战火而行外交努力 1950年6月—10月
4.1 引言
从朝鲜战争爆发至中国出兵朝鲜之间的四个月中，在莫斯科配合下和指导下，北京为取得自身联合国代表权采取了七次之多的外交行动。这些行动多与谈判结束朝鲜战争挂钩。北京所争取的“联合国代表权”分为两种，头种是可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正式代表权；次种是可参加联合国讨论会的临时代表权。头种争取不到，则退而求次种。苏中两国如何采取协同动作？怀廷曾问：北京怎么能够在支持平壤对抗联合国的同时，仍然觉着自己有机会加入联合国呢？ 本章换句话问，此时北京认为自身具有何种条件可以迫使联合国接纳它成为成员国？这些条件能够奏效吗？于此四月之久期间，北京就谈判解决朝鲜战争考虑到，提出过什么条件？
在威胁出兵援助朝鲜的同时，北京也采取了种种旨在阻止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外交努力，希望对方能够转到谈判解决的立场，但是未获成功，怎会如此？
4.2 欲以不出兵换取加入联合国
华盛顿出兵干涉朝鲜和台湾之后，毛泽东提出了严重警告， 声称亚洲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解决，而不应由美国来解决。 当时《世界知识》的一篇社论点出了毛泽东这一声明与朝鲜战争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一事，握有绝对的发言权；毛主席说了“亚洲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解决”，这对朝鲜和亚洲其他地区都适用。
1950年6月下旬至7月中旬，莫斯科发表了几个正式声明，否认联合国安理会1950年6月27日和7月7日所作出的对于北朝不利的决议的合法性，理由是苏联和中国都没代表出席安理会会议。 平壤和北京都赞同莫斯科的立场。 周恩来于其1950年7月初给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以及安理会成员国的电报中，以同样的理由声称：安理会1950年6月27日的决议无效。周恩来还谴责安理会没有针对华盛顿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表示反对。
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发表了声明，但于1950年7月中之前，北京似乎没有意识到：它可以利用朝鲜问题来解决它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下列事实说明了这一点：根据怀廷所写，朝鲜战争刚一爆发，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就通知中国，由于认定联合国将会讨论朝鲜问题，他的政府赞成：中国得到承认，获得联合国全权席位，苏联停止抵制，回到安理会席位。 英国、埃及也持相同观点。潘尼迦还说，如果中国同意，印度将向有关联合国成员国提出上述提议，促成讨论。1950年7月初，周恩来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传达了印度的这一提议，并提出了中国的立场：（1）只有在联合国驱逐国民党以后，新中国才会加入联合国；（2）北京同意印度和其他国家为新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而作的努力；（3）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不应与朝鲜问题挂钩，应作分别处理；（4）加入联合国后，新中国愿意参与讨论所有提交给联合国考虑的问题。 他同时将这一立场告诉了赖伊。
在共产阵营方面，不是中国而是苏联首先将解决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与谈判解决朝鲜战争问题挂起钩来的。正如上一章第四节所示，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不久，英国驻苏大使就向苏联提出，北朝若将部队撤至三八线以北，便有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为此，他想听听苏联政府的意见。斯大林认为“英国政府的这个呼吁是无耻的，不可接受的”。莫斯科向北京和平壤转达了英国的呼吁和苏联的立场，并征求它们的意见。 于其1950年7月13日给北京的电报中，斯大林说，我们想这样回答：朝鲜问题只有放在有苏联和中国出席的联合国安理会上，才能得到解决，同时还应邀请北朝代表出席，以便听取他们的意见。 第二天，平壤和北京双双积极回应苏联的立场。 这是表明莫斯科想让新中国获得联合国代表权的企图并无因为朝鲜战争爆发而终止的第一个证据。相反，苏联起念利用解决朝鲜战争问题来达到上述目的，野心勃勃地策划将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纳入共产阵营方面提出的谈判结束朝鲜战争的条件里头。下面是另一个证据：1950年7月初，莫斯科一方面同意北京愿让印度就新中国获得联合国正式席位开展调停的立场， 另方面也提出了它自己的提议。大约与此同时，印度驻苏大使也向苏联提出：朝鲜问题应由美国、苏联和印度三家一起考虑。不过印度驻苏大使却没提到其他有关大国以及中国。就印度的提议，莫斯科通知平壤和北京它的立场：（1）解决朝鲜问题最好的办法是由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来讨论，并让中国和北朝的代表出席会议；（2）如果这个提议不被接受，就交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北朝的代表来行讨论。
就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而言，与北京的四点提议相比，莫斯科的两点提议没有那么僵硬，对立双方容易据此谈判。这是因为莫斯科意识到了：谈判解决朝鲜问题可以成为解决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垫脚石，且有利于新中国最终获得联合国正式代表权。正如怀廷所指出的，让新中国派出临时代表出席联合国讨论朝鲜战争的会议一事，可以成为撬开新中国获得联合国正式代表权大门的工具。 怀廷还指出，印度的外交努力让北京首次正式地，公开地卷入了朝鲜战争；尽管他又补充：应当承认，与新德里、莫斯科和华盛顿相比，此时的北京还只是被动的旁观者。
北京很快地接受了这种挂钩。首先，周恩来告诉罗申，毛泽东完全同意莫斯科的意见。 同时，他还告诉潘尼迦，北京赞同印度的提议。当然，这次北京的立场与原来的不尽相同，北京修正了它的立场，使其与莫斯科的立场相一致。 其次，得到北京和莫斯科肯定的答复后，新德里开始采取行动。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他于7月中给斯大林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信中提出：他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认为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在于接受新中国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北京的媒体也开始采取同步行动。《世界知识》的一篇社论指出：今天的新中国对亚洲事务最有发言权。联合国安理会必须邀请新中国的代表出席它的会议。 《世界知识》和《人民日报》分别发表社论，在提醒公众注意所谓“联合国已经沦落为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机器”的同时，强调只有苏联和中国才能阻止联合国的这一沦落： 只要苏联和中国没有代表出席，联合国和安理会就名不符实。因此，要想在联合国和安理会里公正地解决朝鲜问题，接受尼赫鲁的建议应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再次，1950年7月中，在斯大林答应为中国派往朝鲜的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中革军委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后不久，周恩来就开始起草北京关于谈判解决朝鲜战争的条件。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这些条件是由莫斯科和北京共同制订的，二者将此视为可供新中国获得联合国代表权的机会。这些条件包括：（1）所有外国军队应当撤出朝鲜；（2）美国武装部队必须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3）朝鲜的内部事务应当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4）必须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驱逐蒋介石在联合国的代表；（5）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外交部长应当举行会议，为签订对日和约做准备。
应该指出，将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取得联合国代表权问题联系起来，是因为如果国际社会接受台湾是新中国的一部分，新中国便可自动取代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席位。按不同的成组排列或者一一单独列出的方式，这些条件被在各种场合公开发表。1950年12月初，周恩来正式通知了罗申这五项条件。
总而言之，正如福特所指出的，英国和印度的调停乃是基于它们认为可以利用新中国获得联合国的席位，作为恢复朝鲜半岛和平的交换条件。它们的努力激发了北京为取得联合国代表权所作的种种努力。
问题是北京握有哪些有利条件可以迫使联合国接受它的联合国代表权？首先，施图耶克提供了一些背景材料：由于英国外交部的叛徒盖伊·博格斯和唐纳德·麦克林曾将一些有关英美关系的文件交给苏联间谍，斯大林肯定知道几个月来伦敦一直在设法安排接纳新中国加入联合国。 1950年9月中，周恩来在谈到新中国应当获得联合国成员国正式席位的时候，告诉罗申，当前，美国、英国和法国都很担心苏联和中国会干涉朝鲜战争，中国已将大量部队从华南调到了东北。周恩来还说，北京认为这三个国家都不想在朝鲜卷入一场长期的战争，因此，中国和苏联应该利用这点，继续按照原定步骤行动。 在其于1950年9月底与苏联学者尤金的交谈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北京的目的。毛泽东说，根据目前朝鲜战争的趋向，华盛顿似乎没有打算发动一场全面战争。 它只是想了解莫斯科和北京的意图以及国际社会的舆论。何况，由于已经承认了新中国，伦敦不得不反对美国侵略中国的意图。毛泽东预测，战争将在这个限度里进行，甚至有这种可能性，华盛顿和伦敦为了结束战争而做出妥协，妥协的方式是它们会让联合国安理会制定某种方案让北京加入联合国。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它们必须知道，如果联合国接纳北京且华盛顿承认新中国，北京将会限制自己的行动，并且遵循它被要求遵循的规范；否则，北京将自行其是，采取某种行动，不受什么限制，而且会在亚洲采取其他美国的行动。这些“某种行动”是什么？毛泽东似乎是指武装援助或者装干涉。 在有限程度上，周恩来也国内公开地表达了北京的目的：在其于1950年9月底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发言中，周恩来指出：谁想将五万万人口的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想专断地解决与中国直接有关的东方问题，而无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利益，谁就会受到重大打击。 《人民日报》于第二天登载了这篇发言。
北京的意图引起了西方的注意。正如怀廷所描述的：当马利克的努力看来要失败时，北京添加了压力，意在说服西方：谈判解决战争胜于追求全面胜利。这种说服的外衣乃是遏制——北京威胁它有可能出兵朝鲜。
4.3 为获联合国代表权频做努力
从1950年6月到10月，莫斯科和北京采取了花样多变的七次外交努力，以取得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尽管为新中国取得联合国正式代表权的努力最终失败，但在经过第六次努力后，共产阵营取得了极为有限的成果：联合国终于邀请中国派出代表临时出席联合国大会，新中国获得了一次短暂的联合国临时代表权。
第一次努力。正如上文所提的，1950年7月中，在得到莫斯科和北京的同意后，尼赫鲁给斯大林和艾奇逊写信，指出：接受新中国进入安理会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
在接到尼赫鲁给斯大林的信后，葛罗米柯将他与印度大使的谈话告诉北京。信中表明，印度政府的立场是在接纳新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苏联恢复出席安理会之后，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磋商以及苏联、美国、中国以及其他有关国家的调停来解决朝鲜问题。印度大使明确指出，他的政府希望在调停中发挥作用。葛罗米柯注意到，为了解决朝鲜问题，印度大使的一个建议是：美国须从朝鲜撤军，但是他没提到英国的建议，即北朝应将人民军撤回到三八线。葛罗米柯继续说，苏联的立场是新中国应取代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席位。他还说他将敦促印度进一步加大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努力。
斯大林同意尼赫鲁的提议，强调：朝鲜问题必须在有五个大国——包括新中国——的代表参加的联合国安理会上解决，并邀请北朝代表出席。但三天后，艾奇逊拒绝了尼赫鲁的提议。
莫斯科和北京的第一次外交努力乃以印度为主要发言人，以朝鲜问题作为新中国取得联合国代表权的垫脚石。但是这次努力失败了。诉说对象分别是莫斯科和华盛顿，而非联合国安理会，因为当时莫斯科仍然在抵制联合国。
第二次努力。但是，尼赫鲁的提议既没有提及美国从朝鲜和台湾撤军，也没有提及四大国开会为签订对日和约做准备。
1950年8月1日，于抵制安理会近八个月后，莫斯科重回安理会。苏联档案材料揭示，在此之前，莫斯科曾就重回安理会一事咨询过北京。 马利克提出应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列入安理会议程，但没成功。 1950年8月，马利克三次向安理会建议：（1）新中国应当被接纳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次佳选择便是新中国的代表应当被邀请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2）所有外国军队应当撤出朝鲜；（3）朝鲜问题应当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次佳选择便是南北朝鲜的代表应当被邀请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陈述他们各自的立场。马利克特别暗示，让新中国成为安理会成员国是安理会的组成以及决议的合法性的前提，也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前提。 莫斯科将马利克的建议的内容通知北京。周恩来回复，一经接到毛泽东的正式批准，他便会给赖伊和马利克拍发电报，支持马利克的建议。
北京支持马利克的建议，尤其是第一点。1950年8月初，《人民日报》一篇看来主要是谈朝鲜问题的社论，却对马利克的建议做了逐条解释，且将其中有关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条件放在了第一位。 1950年8月，《世界知识》的两篇社论声称：如果安理会真想解决朝鲜问题，就必须邀请中国代表出席； 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就应首先听取朝鲜人民的意见，其次是中国人民的意见。 于其1950年8月20日给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利克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电报中，周恩来同意马利克的建议，将安理会应当邀请新中国的代表参与讨论朝鲜战争问题列为第一点。周恩来还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怀廷坚信北京是于1950年8月底才决定出兵朝鲜的。他认为周恩来的上述电报是北京突然转变态度的首次表现，表明北京有了新的决心。怀廷用了整整一节来阐述这个新的态度。 但是，根据新揭苏联档案材料来看，北京有条件地参加朝鲜战争的决定，乃为一早便于1950年5月做出，而且于此后从未动摇。因此，事实上并不存在怀廷所说的“突然转变态度”和“新的决心”的情况。
1950年9月1日，联合国安理会拒绝了马利克的提议。 莫斯科和北京的第二次努力乃以苏联为主要发言人，仍以朝鲜问题为垫脚石，以联合国安理会为诉说对象，但也失败了。
尽管马利克的建议没有提及美国从台湾撤军以及召开为签订对日和约会议做准备的会议的问题， 周恩来于其1950年8月底给马利克和赖伊的电报中，乃有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迫使美国从台湾撤军。在这封电报中，周恩来也没有将召开准备签订对日和约会议作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此后北京再也没有提出这项条件。再者，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 的第六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争期间的外交斗争”，也没有将对日和约问题包括在此期外交斗争中。从此书后记可以看出，该书实为一本新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官方外交史。基于这点，本书以后将不再涉这个对日和约问题。
第三次努力。第三次努力的主要发言人乃由印度和苏联担当。诉说对象乃是联合国大会，垫脚石在于要求让新中国出席第五届联合国大会，而非朝鲜问题本身。
1950年8月中，在会见罗申时，周恩来建议莫斯科提议由新中国取代国民党，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他建议莫斯科向即将于1950年9月19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而不是向安理会，提出这个提议。周恩来问罗申：莫斯科认为什么时候做出这个提议更好？是于8月份苏联仍然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期间还是之后？ 莫斯科回答他说，北京应在第五届联合国大会召开之前，就北京成为联合国成员国一事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请求，以便他能有足够的时间将该请求告知所有成员国。中国还应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请求，于1950年8月讨论美国侵略台湾和美军撤出台湾的问题。
然而，联合国大会否决了印度和苏联关于邀请新中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第五届大会的提议。 莫斯科和北京的第三次努力还是没有成功。
第四次努力。牢记新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的问题与朝鲜问题不可分割，新中国外交部于1950年8月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联合国大会否决我国出席大会的非法决议；中国人民知道，这是美国政府侵略中国和扩大战争阴谋的组成部分。
周恩来根据上面提到的莫斯科建议 采取了相应行动。他于1950年8月三次向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提出请求，要求安理会对美国侵略台湾和侵朝美国空军空袭中国本土实施制裁。周恩来还要求安理会迫使美国从朝鲜撤军。周恩来还给艾奇逊单独发过电报，抗议美军空袭中国领土。 周恩来告诉赖伊北京已经任命张闻天为首席代表，和另外四名官员组成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 于马利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期间，在他的支持下，安理会接受了北京于1950年8月底针对美国侵略台湾和美军空袭中国领土起草的两份决议草案，将它们纳入议程，但却仅此而已，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同时邀请新中国的代表出席讨论。
马利克竭尽全力地建议安理会邀请新中国代表参与安理会讨论后者起草的决议。但是他的提议又被安理会否决。 莫斯科和北京的第四次努力还是没有成功。此次主要发言人乃为苏联。乃以美国侵略台湾问题而非朝鲜问题本身为垫脚石，意图仍在争取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诉说对象乃为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尽管如此，安理会还是接受将北京起草的两份要求制裁美国侵略台湾和空袭中国领土的决议草案列入了议程。虽然没有邀请新中国的代表参与讨论，但此次接受还是为后面将会提到的1950年9月底的邀请打下了基础。
马利克没有忘记将这次失败归结为源出于美国政府企图将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动机，这样他再次提醒他的听众：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乃与朝鲜问题存在关联。
但是北京显然对它的两份决议草案能被列入安理会议程一事感到满意。《世界知识》的一篇社论欢呼：通过马利克的不懈努力，我国针对美国干涉者和侵略者的抗议最终被列入安理会的议程，这是正义的胜利。 社论还对莫斯科表示感激。
第五次努力。1950年9月初，周恩来告诉罗申，毛泽东不反对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北京的两份决议草案。他强调，在没有新中国的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北京绝不会承认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上述草案和朝鲜问题所通过的任何决议。
1950年9月10日，周恩来向联合国安理会主席、英国驻联合国代表杰布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提出请求，要求安理会邀请新中国的代表参与安理会对于北京针对美国空袭中国领土所提出的的决议草案的讨论。第二天，他的请求被拒绝。 莫斯科和北京的第五次努力是由北京做主要发言人，以美机空袭中国领土而不是朝鲜问题本身为垫脚石，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但还是没有成功。
第六次努力以及北京接到联合国的首次邀请。1950年9月中和9月底，周恩来一再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请求：（1）应就美机空袭中国领土和美舰攻击中国船只，对美国实施制裁；（2）应将新中国针对美国的这类行为所提出的抗议列入议程；（3）应接纳新中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讨论这类抗议的会议；（4）应迫使美国从台湾撤军。1950年10月7日，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苏联提出的要求联合国大会将北京针对美国的抗议列入议程的决议草案。它们还同意将美国提出的“福摩萨”（台湾）问题列入大会的议程。北京反对第二项决议，在北京看来，这将再次涉及中国对台湾的主权问题。
1950年9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厄瓜多尔针对美国干涉台湾所提出的决议草案，并同意邀请新中国的代表出席安理会将于1950年11月15日举行的针对这一决议草案的辩论。联合国安理会于1950年10月2日正式发出邀请。当天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个邀请，但是没做任何评论。六天后，《世界知识》称这个邀请乃是新中国的“胜利”。 1950年10月23日，北京正式通知联合国安理会它接受邀请，并提名伍修权将军为代表，出席安理会对于中国针对美国侵略台湾所提抗议的讨论。 莫斯科和北京为新中国取得联合国代表权的第六次努力是以北京为主要发言人，以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为诉说对象，以美军空袭中国领土和攻击中国船只为垫脚石，取得了成功，尽管是有限的成功。
北京为何称此联合国安理会邀请为其“胜利”？看来尽管当时北京尚不清楚它是否能达到以不出兵干涉朝鲜为条件，换取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目的，但它知道华盛顿非常关注它出兵朝鲜的可能性，并想知道它的意图。正如伍修权以下回忆所言：联合国的决议明显是违背美国的意愿的。但是，出于它自己的政策需要，美国也非常想摸中国的底。同时，又想努力将中国拉到自己一边，使中国不致完全倒向苏联一边反对自己。结果，它一方面在联合国大会上摆出反对中国出席的姿态，另方面它实际上又采取了勉强接受的态度。根据当时的形势，如果美国真的反对中国出席，它完全可以对中国关上大门，因为它已控制了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它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它希望抓住这个机会与中国进行对话。
第六次努力可被视为一直延续到了1950年10月。该月，北京再次请求联合国大会邀请它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讨论美军空袭中国领土和攻击中国船只的会议。北京将它的抗议发给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要求美军撤出台湾和朝鲜。
北京曾于1950年9月24日发表声明：侵朝美军对我国领空的挑衅性行动不断增加，没有停止的迹象。美国试图将朝鲜战争扩大到台湾，继而进一步侵略中国的目的昭然若揭。 必须指出，北京担心战争扩大仅是表面现象。
其实，北京并不认为美国真会入侵中国大陆。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于1950年8月给周恩来所发一份指示中，看出来这一点——该指示说： 美国海空军对于东北、上海以及山东沿海的侵犯很频繁。每次都提出抗议很麻烦。看来，每隔十天或十五天，针对一系列侵犯提出抗议方为合适。
作者将在第五章第五节提供更多的有关“北京并不认为美国真会入侵中国大陆”的证据。不过由上已然可见，北京不停地向联合国提出对于美军空袭中国领土和攻击中国船只的抗议，其主要目的，是为争取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开辟另外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解决“美国侵略中国领土”，而非解决朝鲜问题本身。1950年8月底，《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将朝鲜问题与本国安全联系起来：美帝国主义利用侵朝战争，已经严重侵犯了我国的主权，威胁到我国的安全。 当然，在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与朝鲜问题之间，仍然保有某种联系，即美军空袭中国领土的行动，乃是由驻在朝鲜的美国空军挑起的。北京表面担心战争扩大的第二个目的，乃是为它可能出兵朝鲜预先留给世界一个好的印象。一旦出兵朝鲜，北京可有证据说明美机对于中国领土无休无止的空袭，令它忍无可忍。北京最后的一个可能的却非重要的目的，乃是借此是警告华盛顿不要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但从刚才引述的毛泽东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并不太担心这种情况，至少在当时的朝鲜战争阶段。
1950年9月19日，美军仁川登陆四天之后，《人民日报》社论仍在重申北京高傲的谈判条件。可能北京此时判断联合国军不会越过三八线，或者因为人民军的抵抗无法很快越过三八线。这一判断错了，因为人民军的抵抗并不如北京所想象的那么有效。社论再次强调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如果联合国想名符其实，就应该通过决议，迫使美国陆海空军撤出朝鲜，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的内部问题；社论再次谴责了美帝国主义扩大侵朝战争，侵犯中国领土、领海和领空的罪行。
这篇《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必须看到：1950年10月1日之后的中国与这之前的中国完全不同了；社论发出警告：联合国如果继续无视这一重大差别，无视新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无视中国在维护远东和平方面的巨大能力，其精神与目的必将毁于一旦。
1950年9月底，苏联派驻联合国的新代表安德烈·Y· 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提出一个更为泛指的和平提案，显然是在设法为各大国承认新中国创造机会。这个提案可被称为“第一个维辛斯基和平提案”。维辛斯基提议：（1）联合国应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2）联合国应宣布第一个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为罪犯；（3）五大国，即美国、英国、中国、法国和苏联，应签订和平条约，条约应包括将目前的军队裁减三分之一。在发言中，维辛斯基再次批评美国和它在联合国的支持者肆无忌惮地拒绝接纳新中国加入联合国。 维辛斯基的这个和平提案旋被联合国大会否决，这是北京早已预料到的情况。
第一个维辛斯基和平提案的一个潜在用途，许是用于事先防范核战。正如《世界知识》一篇社论的副标题“粉碎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扩大战争的阴谋”所示，它可能意在掀起世界舆论齐齐抑制华盛顿将战争升级——使用核弹遏制中国出兵朝鲜。
第七次努力。仁川登陆后，在实力大增的联合国军的攻击下，人民军节节败退，很快便面临了全军覆没的命运。结果，莫斯科和北京不得不软化它们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9月28日，马利克的助手察拉普金接到训令：他应通知一个名为兰卡斯特的美国中间人，告诉对方，马利克希望与美国国务院的一位代表会面讨论朝鲜局势。训令特别指出：马利克愿意倾听美国国务院代表的意见，如果情况明朗，发现美国正在采取步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那么就应告诉对方，马利克将将会考虑会谈中提出的问题，并在下一次会谈时给予答复。
为了北朝的生存，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驻联合国的代表，于1980年10月2日向联合国大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新的和平提案。这份新的提案可被称为“第二个维辛斯基和平提案”。它建议：（1）立即在朝鲜实现停战，撤出联合国军；（2）举行大选，在选举前，成立临时联合政府；（3）成立由与朝鲜问题相关的联合国成员国，包括新中国，组成的联合国监督委员会，监督大选；（4）联合国援助战后朝鲜的重建，并接纳它加入联合国。 在这些条件中，特别强调“立即停战”，这远比“停止敌对行动”具体。
第二个维辛斯基提案反映了朝鲜战争变化了的局势，其条件远没有为马利克早期所提出的条件那么苛刻。首先，它赋予联合国更大的作用，不再坚持由朝鲜独自决定自己的命运。其次，如果在此危急时刻仍然将新中国的联合国的代表权放在首位，必然会危及目前所急需的停战。因此，莫斯科机会主义式地降低了它的条件。为马利克早期所提出的条件，声称只有接纳新中国加入联合国，才能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第二个维辛斯基和平提案降格以求，声称新中国应有权利参加联合国监督委员会，这个权利乃是基于中国的地理位置而非其在联合国的席位。莫斯科似乎相信，即使寻求建立新中国与联合国之间的这种极为牵强的联系，也是值得的。苏联于此阶段不愿放弃的一个条件，乃是联合国军撤出朝鲜。
1950年10月3日，周恩来于当天凌晨01:00唤醒潘尼迦并紧急召见了他，其原因将在第五章第四节解释。周恩来警告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绝对不会袖手旁观，而会出兵参战。他赞成谈判解决朝鲜问题，并令朝鲜问题地区化，呼吁：（1）外国军队撤出朝鲜；（2）所有有关国家应在联合国开会讨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战争的问题。 这样，周恩来再次将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与朝鲜问题联系起来。如此这般，周恩来便与维辛斯基同声同气。
1950年10月7日，联合国大会否决了第二个维辛斯基和平提案， 并在同一天将英国、澳大利亚、巴西、古巴、荷兰、挪威、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提交大会表决。联合国的这项决议，批准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领土，并可利用军事手段实现朝鲜半岛统一。据一位作者记述：这当然是一个事后追认批准：麦克阿瑟已于1950年10月2日命令他的部队进入北朝，而南韩部队早在两天之前就已进入北朝。早于战争伊始，杜鲁门行政当局就一直在考虑联合国军应否越过三八线最终统一朝鲜的问题。看来这一进军北朝的决定乃是早于8月中旬就由华盛顿最高层做出的。9月27日，麦克阿瑟被授权越过三八线并摧毁北朝人民军。两天后，乔治·C·马歇尔 指示麦克阿瑟可以“不受任何战术和战略限制，向三八线以北进军”。
北京和莫斯科再次对此问题秉持相同观点。《人民日报》在反对联合国新决议的社论中，强调双方应当立即停战，撤出联合国军。 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第二个维辛斯基和平提案乃为唯一合理和合适的提案，可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且保证朝鲜的独立、统一和民主。他进一步指出，联合国新决议是绝对不合法的，违背绝大多数朝鲜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意愿，实际上是在批准美国及其盟国的侵略军强行占领朝鲜。 按照北京的观点，只要接受这些条件，战争火焰可被扑灭，战争根源可被消除，远东紧张局势可被缓和。北京认为联合国新决议的关键，在于它不同意双方立即停战，撤出联合国军。它等于批准美国实际上军事占领北朝，随之而来的将是“资本主义专政”之下的“恐怖统治”。 跟苏联一样，《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和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不再强调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而是强调新中国必须参加由与朝鲜有关的国家组成的联合国监督委员会，监督大选，并且提出了”若无主要亚洲国家参与，朝鲜问题便会无法得到解决”这一含糊笼统的原则。
更重要的是，在赞扬第二个维辛斯基和平提案时，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似乎赞同“先停战，后撤军”。他说：这是一个和平的提议，因为它首先提议朝鲜敌对双方立即停战。这个提议将能保证朝鲜的独立，将能保证朝鲜实现统一。
三个月后，联合国正式提出相同的“先停战，后撤军”的提案，但却被北京拒绝了，北京机会主义式地毫不念及它原先的这一立场。
为周恩来召见潘尼迦时的发言、《人民日报》的社论和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所显示的，乃为北京对于第二个维辛斯基和平提案的第三点响应，它构成了莫斯科和北京的第七次外交努力。这一次努力乃由苏联担任主要发言人，诉说对象乃为联合国大会政治和安全委员会。用朝鲜问题作垫脚石，再次提出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为联合国实际上承认新中国创造条件，但是仍不成功。
4.4 警告美国人不要越过三八线
尽管北京做出过有条件的出兵——当北朝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将出兵朝鲜——决议，并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上做了几个月的准备，但于此时它仍然力图避免出兵。而这需要确知联合国军做出了不越过三八线的决定。因为这样一来，北朝的生存便会不成问题。这不仅可使中国避免出兵，而且还有可能为新中国加入联合国提供绝佳机会。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北京十分清楚，需要采取遏制手段。北京甚至抱有希望：美国将会自动止步于三八线，例如周恩来于1950年8月25日曾说：美帝国主义的最低限度企图，是将北朝人民军驱回三八线以北。
北京发出的第一个警告出于《世界知识》1950年8月26日的一篇文章，该文声称：北朝的敌人就是中国的敌人，北朝的国防就是中国的国防，北朝的胜利就是中国的胜利。
联合国军于1950年9月底夺回汉城之后， 北朝内政部部长朴一禹来到安东东北边防军司令部。他请求对方将平壤要求北京立即出兵朝鲜的请求传给北京。 由于当时一些国家及其人民正在呼吁联合国军止步于三八线，由于当时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于联合国军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的态度，仍不为外界清楚所知，北京当时仍然抱有希望：只要联合国军不越过三八线，就不出兵。 北京甚至希望华盛顿和伦敦许会制定一个计划，接纳北京加入联合国，以阻止北京出兵朝鲜。 正如周恩来于1950年9月中所说：我们认为美帝国主义许会在抵达三八线后止步，转取外交谈判。 柴成文回忆道，关于出兵援朝鲜，当时新中国领导人这样看：对外，首先应对敌人发出警告，令他们知难而退。如果敌人有可能在抵达三八线后就提出停火谈判，那么就不应放弃这个有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机会。
因此，北京此时仅以空洞的口号回答朝鲜的请求：我们保证成为朝鲜人民的坚强后方。 怀廷的看法与柴成文的回忆相同：其中一个原因许是北京对于预料中的联合国军的反击存有疑问：它会否止步于三八线？无论马利克的三点建议是否意在刺探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该建议肯定诱导出了下述答案：据美国派驻联合国代表沃伦·R·奥斯汀说，联合国的最低目标乃是控制朝鲜全境。只有在所有外交选择都告穷尽之时，北京才会觉得有必要冒险给予北朝积极的军事支持。
北京不停地向着对方发出它的意向信号以及警告，希望华盛顿转到外交谈判。例如，首先，它主要通过在安理会的苏联和通过印度的外交渠道，发动旨在结束战争或者能让联合国军止步于三八线的外交努力。 其次，它诉诸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1950年9月底，《世界知识》的一篇纪念日本侵略东北19周年，题为“新仇旧恨”的社论发出警告：在美国的扶植下，在仅被赶出东北五年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便又笼罩在亚洲人民头上。 这可能是在提醒美国注意上述中苏条约。实际上，早于1950年2月中旬中苏签署该项条约时，《世界知识》就已明确指出：新条约乃是用于防止日本以及与其勾结的国家再次发动侵华战争。因为一是被长达5五千海里的海洋与中国隔绝，二是惯于利用他国人民充当炮灰，美帝国主义必然需要日本充当它的基地，需要日本提供人力资源。 1950年3月，在一次内部报告中，周恩来在解释上述中苏条约的假想敌时说：条约所指的与日本勾结的国家就是美国。 再次，1950年9月底，聂荣臻曾向潘尼迦解释了中国的立场：一旦战争爆发，我们没有其他路可走，只能起来反抗。潘尼迦说起，当解放军解放南京时，麦克阿瑟曾经对一个美国记者说，如果给他五百架战斗机，他就能打败共军。对此聂荣臻轻蔑地回答：原子弹我们都看成是纸老虎，更不用说区区几百架飞机了。 复次，周恩来在庆祝1950年国庆的集会上公开宣布：中国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外国侵略，也绝不会允许和无视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侵略他们的邻邦。 同日，《世界知识》的一篇社论指出：美帝国主义不断向我们挑衅，这充分证明了它蓄意寻求征服中国，让中国和平的土地浸满鲜血。社论称：我们有信心有力量粉碎美帝国主义针对中国的战争。
应当指出，只是在断定只有出兵朝鲜而别无选择之后，只是在苏联答应为其即将派往朝鲜作战的部队提供大量武器和空中支援之后，北京的两项主要干涉目标，即让中国军队接受现代化战争洗礼和接受苏联武器来实现现代化，才有可能浮出水面。北京可能怀有希望：联合国军许会止步于三八线，此后许会召开一个解决朝鲜问题的国际会议，这将有利于实现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有利于新中国得到大国实际上的承认。显而易见，对于北京来说，这是一个更为迫切更为即时的目标。另外，北京当时还不清楚为莫斯科所答应提供的军事援助的数量和质量。以往的经验告诉中国领导人，这些不到最后时刻，斯大林不会透露。
4.5 军事欺骗导致外交努力的失败
一方面，北京希望华盛顿会自动止步于三八线，或因为莫斯科和北京的警告止步于三八线。另方面，正如我们所知，北京一直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为美军最终越过三八线，从而导致中国出兵朝鲜做准备。正如古语所云“能战方能和”，这两方面并不相互排斥。这里的问题是：从一开始，北京就故意隐瞒一旦挽救北朝成为必要它就必会出兵干涉的意图，因此，它没有采取什么公开的军事行动来支撑其外交努力的可信性，除了在东北边境集结部队，而这一集结本身并不表明中国必会出兵朝鲜。在这一点上，杰拉德·西格尔的事后评论是在理的：公开的军事行动和明确宣布的意图，本可更为有效地说服杜鲁门约束美军越过三八线。
下面解释为何出现这种情况。第三章已说过，早于1950年7月7日和19日召开的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第二和第三次会议上，中央政府就决定：为了取得军事主动权，以求初战必胜，我们不能过早让敌人知道我们行将出兵的意图，令其警觉，也不要提前通知朝鲜同志。 此后，周恩来于1950年8月做了题为“做好充分准备，夺取初战胜利”的发言。 在发言中，他指出：在适当时候，人民军将会暂时撤退，诱敌深入，诱敌分兵，以达到各路歼敌的目的。这一意图牵涉到我们的备战。他还反反复复地说：我们必须事先做好各项准备，不至于搞得在最后一刻还是匆匆忙忙。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以求初战必胜。为此目的，在我们做好准备前，不要过早惊动敌人。我们已经取消原来派出参谋军官组团赴朝考察的决定。采取这些措施的理由是，第一，如果因为无法按时做好各项准备而不能在几个月内出兵，朝鲜人民就会感到失望，于事无补；第二，为了取得初战胜利，我们不能让敌人得知我们的意图，令它提前做好准备。
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的李聚奎， 曾于1950年8月底请求周恩来批准将供给中国军队的物资提前运进北朝。周恩来却答道，为了保密，不能过早将这些物资运进北朝。
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命令东北边防军的所有战备工作都必须秘密进行。1950年7月14日，13兵团奉中革军委之令被调到鸭绿江边仅二十四小时，知名国际事务分析家陈翰伯就在《世界知识》上发表了一则带欺骗性的声明：中国和苏联应该参战吗？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于1950年10月初晋见毛泽东时，彭德怀建议：为了帮助东北边防军隐蔽其行动，媒体应在他们与联合国军交战之前，绝对保守他们的秘密，就算在交战之后，也应设法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诱使敌军指挥官做出错误判断。这样，中国方能取得军事主动权，取得先机。 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跨过鸭绿江后，毛泽东指示各报最近数月之内勿要公开报道出兵朝鲜消息，只有中共高级领导人才能被告知这一消息。毛泽东描述这种行动为“只做不说”。 1950年10月初，周恩来召见潘尼迦时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不会袖手旁观，而会出兵参战。 但是，中国没有采取任何防御姿态来支撑这一最后通牒，以证实周恩来声明的可信性。研究朝鲜战争的解放军研究员梁彦宁和胡光正，曾于1980年代透露：北京于1950年采取的这些措施，在隐藏中国真正动机方面，确实起到了亦真亦假的重要作用。
为什么中国选择采取含糊而非明确的态度呢？事实证明，当联合国军危及北朝的生存时，中国确曾试图引诱联合国军深入北朝北部，在那里，北京更有信心打败或者抵抗它。
正如作者在上一章中所指出的：首先，早在仁川登陆两周之前，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就向北京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 报告作出结论：人民军已经错失逐个粉碎和歼灭敌军部队的机会。 他们估计联合国军下一步将会以主力在人民军后方登陆，用少量部队将人民军主力牵制在朝鲜半岛的底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军将会腹背受敌，陷入困境。他们建议：东北边防军参战的最佳时机，应当是当敌军登陆并深入到三八线以北之后。这一选择不仅可以为中国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而且在军事方面也更有利，因为与敌军在靠近中国领土的地区交战必会比较容易。 其次，仁川登陆三天之后，周恩来曾向罗申提出建议，让金日成将主力部队撤到北方，脱离与敌军目前防线的接触，然后秘密组建和储备一支生力军，以备在决定性的进攻战役中实施对敌打击。 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决定性战役中实施进攻“的主力军只能由中国组建和储备。再次，1950年10月4日，为了不惊动敌人，周恩来指示中国武官观察团不要去三八线以南，甚至不要深入到平壤—元山铁路一线和三八线。 复次，邓超于1950年10月13日写的一篇文章，《世界知识》两周后给发表了，该文指出：人民军正在有计划地撤退，以便在北朝北部山区集中兵力，给予侵略者沉重打击。这一战略是绝对正确的。
仁川登陆之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部更加相信，联合国军将会继续向北推进至鸭绿江边。他们为东北边防军起草的作战计预案，再次强调“诱敌深入”：敌军不是全线疯狂向北推进吗？我们可在北朝北部展开战斗队形，以逸待劳地隐蔽等待疲惫的敌军。
正如上文所提，东北边防军司令部的想法不仅与中央的战略考虑，而且与当时毛泽东针对本国西南方向战场的战略思想不谋而合。仁川登陆一天之后，毛泽东指示中南军区：这两个师要注意不要离越南边境太近。如果国民党残军从越南骚扰我们，我军应首先将他们诱入我国国境五十至一百公里，然后切断他们的退路，从东到西消灭他们。无论如何，我军一定不要过早出击，否则，敌军将被迫逃到越南，给我军留下更多麻烦。
实际上，这一计谋曾在1949年2月解放军在广西平而关战役中成功地使用过，该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六千七百人。这一成功战例不可能不对毛泽东针对出兵朝鲜的战略考虑产生影响。
以上所述东北边防军、周恩来和邓超的观点，清楚地显示了在北朝人民军的撤退与中国志愿军的入朝之间，有着精心安排的应对预案。预案生效的前提是： 当北京预料到无论是北朝人民军的残余部队，还是莫斯科和北京的警告，都无法让联合国军止步于三八线。结果，恰如解放军中研究朝鲜战争的专家胡光正所说，这一军事运筹曾令志愿军于入朝参战初期，取得了战略上和战术上的突然性。
然而，“诱敌深入”的军事运筹却使北京不愿一早派出象征性部队入朝，以令外界认为它的外交努力可信。这些外交努力是：（1）于1950年6月至10月此一期间，以不干涉朝鲜战争换取它在联合国的正式代表权；（2）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之前，于1950年9月底或者10月初，遏制华盛顿止步于三八线。不提前出兵会给华盛顿留下北京“政治上强硬，军事上软弱”，只是“会吹牛皮，不会参战” 的错误印象。例如，艾奇逊曾在某一正式场合强调，如果中国人“想参与‘牌局’，他们就不得不在牌桌上摆出多过他们当时手中所有的赌注。” 即在联合国军进入北朝之后，中央情报局仍然判断中国和苏联参战的可能性很小。 再者，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于1950年10月15日在威克岛会谈时，进一步排除了所有关于中国和苏联可能干涉朝鲜战争的怀疑。麦克阿瑟只是简单地说了：干涉的机会“非常小”，如果中国人企图进入平壤，将会出现“大屠杀”。 最后，正如波顿·考夫曼所指出的：直到中国军队入朝参战，且于1950年10月26日抓到第一批中国战俘之前，美国都没有拟过针对中国参战的应急计划。
这一军事行动也欺骗了许多研究朝鲜战争的西方学者。怀廷于朝鲜战争中结束将近十年后出版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著作，对于这一军事欺骗也是一无所知。书中指出：其一，没有什么根据来说中国早有预谋直接参战”；其二，从1950年6月至7月，北京看来只是观望、等待。针对美国和联合国在朝鲜行动的反应，似乎乃由莫斯科决定，北京的主要责任仍是台湾；其三，否定以下假设乃属重要：中国曾经预先设计将联合国军陷于北朝的军事干涉；其四，证据说明中国并无出兵朝鲜的预先计划。
有谁认为军事欺骗和外交努力必是相互排斥的，建议他熟悉一下毛泽东的辩证思维方法。133作者在第二章第二节扼要介绍过这一点了。
4.6 小结
朝鲜战争爆发伊始，为着争取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北京和莫斯科在外交手腕上显示出灵活性：从苏联抵制联合国安理会，转到两方利用朝鲜战争。战争展开之后，为着争取谈判解决冲突，他们还提过几种方案。当北朝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北京和莫斯科可以毫无难色地降低他们的要求。
估计到美国和英国可能会接受它加入联合国以防它出兵朝鲜，北京在莫斯科的配合下和指导下，做出过七次外交努力，以取得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北京和莫斯科成功地争取到了联合国答应邀请新中国的代表临时出席联合国大会，但北京并未随之获得在联合国的席位。这证明以不干涉朝鲜战争来换取联合国的席位的想法不切实际。为着谈判解决朝鲜战争，周恩来提过五个条件。 随着战争的发展，这五个条件显得越愈来愈不现实。作者在下一章将阐述这个问题。北京还一再利用各种外交渠道，警告华盛顿不要越过三八线。
在制定参战初期的战略以争取初战即胜之时，北京企图引诱联合国军深入北朝北部，在那里，它更有信心打败或者抵抗这个对手。当然，这一战略乃是基于人民军残部或者北京自身外交警告，都无法阻止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这一设想而制定的。于是，北京故意隐藏其参战意图，没有及早派出一支象征性部队入朝，以令外界相信它为取得联合国代表权和阻止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的外交努力的可信性。北京的行动在华盛顿看来乃是吹牛皮。所以，怀廷的评论不失正确的：但从根本上来说，中苏战略没能达到目的。它既不能让联合国停战，接受平壤和北京参与谈判，也不能阻止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领土。” 这是北京力图实现其众多干涉目标过程中的第一次失败，而且是在中国出兵朝鲜之前遭受的失败。
第四章尾注: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59页。
“毛泽东主席在……讲话”，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3-4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423页。
社论：“中国人民密切注视朝鲜问题的发展”，《世界知识》第22卷第八期（1950年8月26日—9月1日），2页。
“安理会对朝鲜问题决议无效”、“《真理报》论资产阶级报纸对葛罗米柯声明的评述”以及“苏政府宣布安理会七月七日决议为非法”，《新华月报》第2卷第三期（1950年7月），527页；第2卷第四期（1950年8月），733-738页。
“周外长严正谴责安理会支持侵略的声明”、“安理会对朝鲜问题决议无效”，《新华月报》第2卷第四期（1950年8月），733页; 第2卷第三期（1950年7月），527页。
“毛泽东主席在……讲话”，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5-6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59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4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6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44页。
同上。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7-38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43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6页；宜“苏联重回安理会”，《世界知识》第22卷第五期（1950年8月5—11日），3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75页。
同上，61页。
同上，86页。
同上，87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48页；怀廷《中国跨过》（英文），60页。
社论：“美国拒绝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世界知识》22卷第六期（1950年8月12—18日），2页。
社论：“美帝挟持下安理会对朝鲜问题决议的非法性”，《世界知识》第22卷第二期（1950年7月14—20日），3页。
《人民日报》1950年7月24日社论：“和平力量是在继续高涨着——评对尼赫鲁建议的两种答复”，《新华月报》第二卷第四期（1950年8月），744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47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62页。
福特《胜利的替代》（英文。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0），21-24页。
施图耶克《朝鲜战争》（英文）52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49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5和53页。
《周恩来外交》，24页。
同上，20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79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48页；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8-39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8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48页；怀廷《中国跨过》（英文），60页；施图耶克《朝鲜战争》（英文）,51-53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40页。
福英“安理会中的两种立场”，《世界知识》第22卷第六期（1950年8月12—18日），15页。
“苏联代表马利克在安理会上的演说”，《新华日报》第2卷第五期（1950年9月），1，010-1，015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42页。
《人民日报》1950年8月7日社论：“拥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议”，《新华日报》第2卷第五期（1950年9月），1，016页。
社论：“美国拒绝和平解决朝鲜问题”，2页。
社论：“中国人民密切注视朝鲜问题的发展”，2页。
“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为支持苏联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电文”，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13-14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84-87和127页。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186页。
施图耶克《朝鲜战争》（英文），59-61页。
“苏联代表马利克在安理会上的演说”，1,010-1,015页。
该书于1994年由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42页。
同上，43页。
《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社论：“拥护苏联和平方案”，《新华日报》第2卷第六期（1950年10月），1，297页。
“外交部发言人对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声明”，《新华月报》第2卷第六期（1950年10月），1，298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42-47页。
“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为严重抗议美国飞机……”、 “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为要求制裁美国空军……的电文”、“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为要求制裁美国侵朝空军继续……的电文”，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15-19页。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369页。
同上，373-374页；“我抗美侵略案列入安理会议程”，《世界知识》第22卷第十期（1950年9月9—15日），4页。
“我抗美侵略案列入安理会议程”，4页。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373-374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54-255页。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254-255页。
社论：“中国人民的控诉”，《世界知识》第22卷第十期（1950年9月9—15日），2页。
同上，3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47页。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374页。
同上；“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为严重抗议美国侵朝空军再次……的电文”，“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为控诉美国军舰……的电文”， 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20-23页；“周外长致联合国电”，《新华月报》第2卷第六期（1950年10月），1，300-1，301页。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374页；怀廷《中国跨过》（英文），146页；施图耶克《朝鲜战争》（英文），93页。
“周外长致联合国电”，《新华月报》第3卷第一期（1950年11月），24页。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256-257页。
“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为要求联合国大会讨论……的电文”；“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为要求制止美国侵朝军队的抗议电文”；“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为严重抗议的电文”，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30-35页。
“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严重抗议美国侵朝空军再次……的电文”，宣传部编 《伟大的抗美》，20-2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22页。
《人民日报》1950年9月19日社论：“联合国第五届大会和它的前途”，《新华月报》第2卷第六期（1950年10月），1，249页。
同上，1，293-1，294页。
同上。
“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1950年9月20日”，《新华月报》第2卷第六期（1950年10月），1294页。
《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社论：“拥护苏联和平方案”，1,297页。
社论：“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一周年：粉碎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扩大战争的阴谋”，《世界知识》第22卷第十三期（1950年9月30日—10月6日）9页；《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社论，1,297页。
韦瑟斯比“斯大林和谈判解决朝鲜问题（1950—1953）”（英文），呈交给“亚洲冷战”国际研讨会的论文, 8和10页。
《人民日报》1950年10月9日社论：“坚决反对侵略集团对朝鲜问题的非法‘决议’”，《新华月报》第三卷第一期（1950年11月），87页。
“苏，乌，白，波，捷在联大政委会上关于朝鲜独立问题的提案”，《新华月报》第3卷第一期（1950年11月），86-87页。
《周恩来外交》，25-27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189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56页。
乔治·C·马歇尔当时是美国陆军总参谋长。
J·F·拉“联合国1950年10月7日决议”（英文），马特里编《历史词典》，496-497页。
《人民日报》1950年10月9日社论“坚决反对侵略集团对朝鲜问题的非法‘决议’”，87-88页。
“外交部发言人关于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八国提案的声明”，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28-29页。
《人民日报》1950年10月9日社论“坚决反对侵略集团对朝鲜问题的非法‘决议’”，87-88页。
“外交部发言人对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声明”，《新华月报》第2卷第六期（1950年10月），1,298页。
同上。
《周恩来军事》第四卷，43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70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76页。
洪学智《抗美援朝》，9页。
徐焰“出兵入朝”，9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53页。
《周恩来外交》，30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70页。
同上，77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72,78页。
郝雨凡和翟志海“中国入朝”（英文），102页。
社论：“新仇旧恨”，《世界知识》第22卷第二期（1950年9月23-29日），2页。
李纯青“防止日本及与日本勾结的国家重新侵略”，《世界知识》第21卷第七期（1950年2月24日—3月2日），12-13页。
《周恩来外交》，11页。
解力夫《朝鲜战争实录》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141页。
“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27页。
社论：“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一周年”，9-10页。
杰拉德·西格尔《保卫中国》（英文。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96页。
孟照辉“抗美援朝”，5页。
《周恩来军事》第四卷，43-50页。
同上，44-46页。
廖盖隆主编《总论》，291页。
李聚奎“迎难而进：第五次战役前志愿军的后勤工作”，《星火燎原》1985年第五卷，43页。
陈翰伯“中苏是不是应该参战？”，《世界知识》第22卷第二期（1950年9月23—29日），21页。
高树等《历史巨人》，1，024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71页。
《周恩来外交》，25-27页；李跃然“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片段回忆”，摘自裴坚章主编《新中国》第一卷，97页。
梁彦宁“试论抗美援朝战争我军的积极防御方针”，《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二期，44页。
杜平《在志愿军》，21页。
姚旭《从鸭绿江》，15页；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52页。
张晖“中美战略决策的较量”，36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48-49页。
《周恩来年谱》第一卷，84页。
邓超“美帝战略上的弱点”，9页。
洪学智《抗美援朝》，1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84页。
胡光正“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新发展”，《中国军事科学》1989年第二期，85页。
梁彦宁“试论抗美援朝战争我军的积极防御方针”，44页；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59-60页。
约翰·M·埃里森1950年10月4日备忘录（英文），摘自《美国对外关系》（英文）1950年第七期，868-869页。
伯顿· I·考夫曼《朝鲜战争：于危机、信任和指挥方面的挑战》（英文），第二版（纽约：麦格罗—希尔出版社，1997），68页。
关于威克岛会议的声明请参看《美国对外关系》（英文）1950年第七期，948-960页。
考夫曼《朝鲜战争》（英文），61-62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45，53，88，109和126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89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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