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和“知情公民”

文/徐贲

互联网时代，许多人知识丰富，不是变得越加开明、公正，而是变得越加偏执、狭隘和头脑禁锢。他们根本不具备与知识增长相匹配的理解力，不懂得如何独立提问、价值判断、批判思考。互联网时代，许多人知识增长，理解力倒退，这成了一个常见的现象。

美国地产大亨当劳·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成功获得共和党候选人提名，让许多政治观察家、政治和媒体精英，以及普通美国人觉得震惊和失望。特朗普的逆势上位，也让许多人对今天美国民众的政治理性产生了怀疑。有中国媒体嘲笑说：“为什么大家都看错了呢？看来只能用当前流行的网络语解释了：是‘这届美国人民不行’。”

美国出现特朗普现象，是“这届美国人民不行”呢？还是另有需要深入探讨和思考的原因？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这些原因不仅对美国民众的政治理性发生影响，同样也在对其他国家许多人的政治意识和行为发生影响，因此不容我们幸灾乐祸地将特朗普现象只是当作隔壁邻居家的笑话。

美国康乃狄克州大学哲学教授迈克·林奇 (Michael P. Lynch)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谷歌）搜索即相信：特朗普完胜知情公民》（下称《搜索即相信》）一文，讨论了特朗普现象与互联网时代有关的群众认知和心理原因——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使得一些原本隐藏在人们认知和心理习惯暗处的东西暴露了出来。

互联网为政治民粹主义提供了方便的新媒介，互联网信息的“自我引证”(self-referential)和“部落极化”（tribal-polarization）效应不仅对“知情公民”（informed citizen）的政治参与行为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正在加剧一些社会中本来已经存在的分裂。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卡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所说，“差异的人群起先并无固定想法，且彼此立场也似乎差别不大，但仅仅因为（在网络上）阅读和看到的东西不同，结果走向了不同的极端”，这时候，社会的极端碎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一、互联网上的信息和知识

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中，“知情公民”受到信息来源的不当影响和操控，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然而，互联网的影响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了。“知情公民”依然是美国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也是争取民主的国家里公民权利要求的重要部分。

互联网时代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什么是知情”和“怎么知情”的新问题——公民政治参与需要怎样的知识？在什么意义上他们能够或不能够从互联网上获得这样的知识？互联网的信息生成和传播方式到底在对公民政治知识发生怎样的影响？

知情公民的理念在杰弗逊那里有着最经典的表达，“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是我们作为自由人民生存的关键”。倘若公民们要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政治参与来影响政府的某个决策，就需要对政策的实情（事实或情况）有所了解，还需要懂得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后果。

倘若他们要选择国家的领导者，他们就需要知道那些候选人以前的言行记录，以判断他们是否可信可靠。这就是为什么政治研究者们总是担心公共政治信息是否公开、透明、准确，公民们是否对公共信息有足够的政治知识和理解能力。

政治信息对于美国自由民主制度依然重要，但是，随着“大媒体”向“大数据”发生转移，大多数民众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和方式发生明显的变化。今天令人担忧的已经不再是谁在控制信息的内容（例如，30多年前乔姆斯基特别担忧的那种可能操控民意的“大媒体”），而是谁在控制信息内容的流向。

林奇对此写道，“人们越来越多地从社交媒体获得选举的消息，社交媒体既是他们的信息来源，也是他们表达自己观点的渠道。赞同仍在被制造，但却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的制造，消费的对象是那些已经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信息是不是事实，并不重要”。

哈佛大学资深研究员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在《知识的边界》（Too Big to Know）一书里指出，今天，人们从互联网获取信息有两个工具性的途径，一个是利用电脑提供的无限大信息记忆，上网搜索获取答案；另一个是利用社交手段，藉助朋友们的选择或引导，来找到感兴趣的信息。这两种途径也经常结合在一起，例如，浏览新闻或别的网站的人们也经常通过微信、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获取信息。

人们喜好从社交媒体获取信息。首先，朋友圈里有共同的兴趣，经常可以看到意气相投的观点和看法。这个来源的信息自然比较“有趣”，因为有趣，也特别“有用”。其次，互联网上有太多的信息，对每一个事件、人物、主张，都有太多的正反“事实”，如何取捨，需要有人为我们做某种“筛选”。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所作的筛选自然要比意见不合的外人更为“靠谱”，更具“可信性”，并因此更容易直接当作是靠得住的“知识”。相比之下，不同的意见或观点则被认为只是一些靠不住的“看法”。

被信任的信息被当作“知识”。“信任”是区别信息和知识的一个关键因素。早在公元前3世纪，柏拉图就已经提出了什么是知识的问题，在《米诺》(Meno)篇里，苏格拉底区分了“真实看法”(true opinion)和“知识”（knowledge）。

苏格拉底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要去Larissa，问道于路人，路人自己并没有去过Larissa，但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哪怕是用猜的，只要他指了一条正确的路，那就是真实的看法。但是，这并不是知识。

苏格拉底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什么是知识，“真实看法”就像是神话中艺术家Daedalus那些栩栩如生的雕像，如果不把它们用锁链紧紧拴在地上，它们就会很容易逃走。知识就像是紧紧拴在地上的雕像。

今天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让信息变为知识的是我们对信息真实性的信任，如果指路人自己亲自去过Larissa，他的经验就会给他的信息赋予真实性，使之成为可以信性的知识。当然，如果他能够有一张今天我们使用的地图，那也是可以信任的。

林奇在《我们的互联网》一书里指出，对事物的看法和知识是不同的，“傻瓜也能有看法，但有知识的人却不多”。这句话似乎也可以理解为，看法就是傻瓜的知识，他们不再需要别的知识。对知情公民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看法，而是知识。

但是，对于许多从朋友圈里获取信息的人们来说，他们经常不清楚朋友们的看法是不是知识，更糟糕的是，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只对朋友圈内流传的消息感兴趣，而对互联网上与他们不同的观点或消息则因没有兴趣，所以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在共和党候选人初选时，特朗普的竞争对手，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抨击特朗普在非法移民问题上言行不一，他呼吁选民上网查一查有关特朗普的相关事实信息。35年多以前，特朗普建造位于纽约市第五大道725号的川普大厦（Trump Tower），拆迁原先的房屋，僱用的就是没有合法身份的波兰劳工。这样的事实信息是公开的，在互联网上垂手可得。但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要么对此不予理会，要么就是将此视为无关紧要的“小事情”。

公民们带着偏见，有选择地挑选方便的事实，排斥不方便的事实，这对民主政治来说不是一件小事，是“知情公民”失职的一个危机信号。用林奇的话来说，这种公民失职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有关民主哲学根基的问题：那就是，知情公民还是不是民主的理念？”这个危机甚至让某些人悲观地预言：“民主的丧钟已经敲响。”

二、信息——知识与理解力

这个世纪初，人们对互联网帮助“知情公民”获得更多、更好政治信息的前景非常乐观。许多人认为，人的理性行动需要有知识的指导，同样，理性的政治行动也需要政治知识，互联网正在为选民们获得重要的政治信息提供前所未有的方便。人们乐观地以为，互联网正在起到“知识民主化”的积极作用。特朗普现象使美国政治学者们第一次不得不非常严肃地重新反思这种想当然的民主乐观主义。

特朗普现象在美国被许多人视为具有法西斯主义的特征，也是世界范围内法西斯主义似乎在以新形式捲土重来的一个不祥征兆。因此，如何才能保证有效的民主公民参与，抵御可能的法西斯主义，便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这个问题与互联网时代的“公民知情”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也使得21世纪初的一些互联网研究成果显得特别重要。林奇认为，作为一个政治理想，“公民知情”所指的不应该仅仅是获取信息—知识多多益善，甚至不是信息—知识必须是“事实”，而应该是对信息—知识有深入批判的“理解力”（understanding），“有理由相信，我们今天并不比以前更接近理解力意义上的公民知识理想，甚至可以说是离的更远了”。

互联网时代，许多人知识丰富，不是变得越加开明、公正，而是变得越加偏执、狭隘和头脑禁锢。他们根本不具备与知识增长相匹配的理解力，不懂得如何独立提问、价值判断、批判思考。互联网时代，许多人知识增长，理解力倒退，并不只是一个美国现象，在别的国家里也是常见的现象。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21世纪的互联网研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那就是，互联网时代制造了一种特殊的“谷歌知识”（Google-knowledge），一种可以快速、方便取得，但证据与理由经常不清楚或不可靠的“信息—知识”，是“谷歌认知”（Google-knowing）的产物。

对来自互联网的信息，许多人直接当作知识——可以信任的信息——来运用，因此搁置或放弃了对信息和信息源应有的信任检测。对此林奇指出：“信任不起作用的信息，它的‘快速’接受过程在特定的情况下是可靠的，但绝对并不总是可靠的。我们在互联网上搜索，一定不能忘记这个有关认知过程的教训。”

由于互联网便利而只是在网上获取和接受信息—知识，这使得大多数人成为“接受型的知识者”（receptive knower）。林奇指出，“谷歌认知经常是（尽管并不总是）快捷、便利的。如果你谘询一个大致可靠的网源（如维基百科），认知过程在特定情况下基本上还是可靠的，……你可以由此得到真实的信息——对接受型知识者而言，这就够了”。但是，接受型知识本身并不充分，因为“你并不能用它来解释‘为什么’特定信息是真实的，你也没有追问那个信息的来源为什么是可靠的”。

互联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提供有用的网络知识（如果求知者知道如何去寻找比较可靠的网源和如何核对网络知识可靠性的话），但是，互联网不能为我们提供对网络知识（或任何其他知识）的“理解力”。互联网非但不能为我们提供理解能力，而且可能阻碍理解能力的发展。

理解力是我们作为社会成员，而非仅仅知识个体的知识者，所必须具备的一种智能，它让人能够对局部问题举一反三、灵活变化，并思考和解决其他有关问题。理解力让我们不仅知道“什么”，而且还知道“为什么”。

例如，科学家对伊波拉（Ebola）的理解不仅在于知道什么是伊波拉病毒，而且在于知道它为什么会扩散为一种可怕的疫情。又例如，如果你不仅知道什么是忧鬱症，而且知道为什么你的朋友经常忧鬱，为什么贪腐官员跳楼并不都是因为患有忧鬱症，那么，你对忧鬱症便可以说是有了你自己的理解。

林奇指出，“在现实生活里，所有的认知方式都是重要的，但是，若无理解，就会丢失许多深层的东西。我们（在互联网时代）的数码生活方式虽然给了我们更多的事实，但却不能给我们更多的理解”。对知识具有理解能力的人会对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追问“怎么会”和“为什么”。这不是所有专业人士都具备的智识素质和能力，越具备专业知识并不等于越有理解能力。一个法律教授可能拥有关于“财产权”的专业知识，但对强行拆迁民居、侵犯个人财产权的现象不能提出“为什么”和“怎么会”的质疑，问题不在于他的知识不足，而在于他的理解力缺失。

同样，一个参与选举的“知情公民”可能并不缺乏有关的政治信息—知识，但却不具备必须的理解力。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有鑑于互联网信息产生和传播的特征，许多研究者发觉，问题不是出在信息—知识的内容（虚假不实或故意欺骗），而是出在信息—知识的来源。互联网使用者经常错误地把互联网当作了可靠信息的来源，而不是寻找可靠信息的工具。

互联网这个信息来源不是中立、客观的，网上的每一个信息源都预先“筛选”了信息的内容——保留了一些事实，而排斥和排除了另一些事实。而且，“事实”需要通过解释和理解才能获得特定意义，互联网所提供的事实既可以用来核对实情，也可以用来加强偏见——经常是同时的。

林奇指出，“互联网上的群体极化是数码生活的现实。自由派与自由派‘交朋友’，分享倾向于自由派的媒体消息，保守派与保守派交朋友，也是一样”。信息来源的单一化、部落化造成了桑斯坦所说的民众观点“极化”，他们变得越来越偏激和固执，“不断受到极端立场的影响，并觉得许多人都持有这样的立场。可以预见，这一定会使那些受影响并带上偏见的人们越加坚信自己的想法。”

三、互联网时代“知情公民”的认知缺陷

在公共信息自由、公开的美国，互联网时代的政治信息超级丰富，但并没有自动成为民主福音，相反却带来了民主知识的困境。早在30多年前，波兹曼就已经在《娱乐至死》一书里警告过“赫胥黎危机”的知识困境。

互联网加剧了这一困境：奥威尔害怕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琐碎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信息被剥夺，赫胥黎则担心人们在庞大的信息中日益被动和自私。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赫胥黎则担心的是，我们将会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更早之前，1946年，哲学家卡尔·波普就对现代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抽象”和“去个人化”表示担忧。对于社会中人们之间越来越加剧的隔离和碎片化，波普写道：“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实际上从不打照面，办事的方式是孤独隔离的个人用文字信件或电报互相联系……这样的虚构社会可以称为完全抽象或去个人化的社会。”

波普的这段话是他在论述民主、法西斯主义和知识的时候说的，他一生捍卫“开放社会”的理念，而且警告，开放社会始终存在着一个危险，那就是社会的抽象或和去个人化。这样的危险当然在不开放的社会中同样存在，但原因有所不同，因此不能混为一谈。今天，互联网时代的美国社会正在证明波普的预言是多么正确。

开放社会，按照波普的说法，是一个以自由为基本价值的社会，人们坚持言论和思想的自由，互相理性地平等对待，可以在说理中互相批评，推动社会进步。开放社会保护交往和信息的自由，媒体多元化，政府权力极少对之加以干涉或限制。

以这样的标准来看，美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开放社会，而互联网正是其开放性的一个标志和条件。但是，也正因为有了互联网，人们可以足不出户，躲自己的小天地里，只是用敲键盘来与他人——经常是从未谋面的陌生朋友——维持联系。

波普的预言似乎实现了，但是，正如林奇所指出的，见面说话也好，写信、电报、敲键盘也罢，无论是博客、微博、微信，人际交际总还是人际交际，现在是问题已经不再是相互隔绝的个体人，而是相互隔绝的部落。

人们能够在互联网上非常容易地找到“谈得来”的朋友，结成“志同道合”的团伙，形成一个个隔绝的“部落”。信息传播的“部落化”会对人们接受信息知识的方式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阻碍他们成为有效民主所需要的那种知情公民。

负面影响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媒体研究者所说的“信息串流”（又称“信息流瀑”，information cascade）。一个信息，观点或看法，在人群中传来传去地散播，只要形成一种说法，无论内容真伪，其本身都会对不同的看法有排斥和抵制的作用。

信息串流并不是今天才有，从古到今，一直都有“三人成虎”“众口铄金”“一传十，十传百”的现象。社会心理学观察现代社会的群众（群氓）行为，把非理性信息串流（人云亦云、随众盲信）作为一个研究的重点。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串流发生在同声呼应、同声相求的部落圈子里，强化了人云亦云、随众盲信的“羊群心理”。

这种心理效应是，既然这么多人都在流传和散播同一观点，说明他们都赞同这一观点，也说明这一观点是对的，值得赞同。这也被称为“回音室”（echoing chamber）效应。在回音室效应的作用下，许多人会自然而然地以为接受到的信息就是可靠的信息，根本不会对之有所怀疑或进行独立的批评思考。

许多低劣的大众文化产品（或商品）也都是因为群众性信息串流而“红火”起来的，无论其品质如何低劣，只要开始有人捧，那么，“喜欢”的人越多，就越能引得更多的人喜欢。这个现象当然并不只是在美国才有，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这种现象也非常普遍。

第二个特点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串流和回音室效应加剧了不同意见的对立和敌视，因而变得越加偏执和极端。意气相投、同声相求的信息经常是针对某个“对手”或“敌人”的，一味负面而具有攻击性，用来发泄仇恨和暴力情绪。

许多观察家指出，特朗普的支持者各有各的利益诉求，让他们能够形成联合阵线的凝聚力是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强烈反对、厌恶和痛恨。这种群众心态——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并不是今天才有，但人群的高度部落化加剧了这种倾向。非友即敌的部落化信息串流和回音室效应在互联网时代之所以特别严重，是因为，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方便地在互联网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事实证据”。

温伯格在《知识的边界》中指出，互联网上有太多的好东西，也有太多的坏东西，“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白痴的看法都可以一本正经地提出，而每一个严肃的观点都可以受到白痴般的对待”，我们看到——至少有理由这么想——每一个看法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反证。互联网正驱使许多人更加紧紧抓住自己的看法不肯鬆手。

互联网时代的今天，许多人获得更多的信息，但却变得更加固执，更加不肯放弃自己偏见。这是否将变成一种趋势？是否会将“公民知情”的民主理念陷于一种毁灭性的困境？如果不是，那么又该如何摆脱这一困境？

四、怎么办？

以目前人们对这一困境与互联网的关係（造成这一困境的其他原因姑且不论）的认识来看，摆脱它的出路似乎只有两条：一条是设想对现有的选举制度进行改革，另一条则是通过公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尤其是知情公民对公共信息和知识应有的独立思考、理解、辨别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现实情况是，第一个途径不过是少数学者的理论探索，付诸实施的可能微乎其微，而第二途径则已经由许多人在实践，主要体现在不同层次的学校教育和具体的课程要求之中。

美国圣母大学哲学教授加里·古廷（Gary Gutting）是提议制度改造途径的一个代表，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每个人都必须投票吗》中建议，可以仿照陪审团的模式来挑选人数有限，但素质较高，尤其是“知情能力”较有保障的选民来进行选举。

美国的民主理想是让尽量多的公民参与投票和选举，主张参与者越多民主就越优秀，所以鼓励人人参加投票。

但是，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汤姆·德鲁卡（Tom DeLuca）在《政治冷淡的两张面孔》（The Two Faces of Political Apathy）一书里详细讨论的那样，公民冷漠和不参与一直是美国民主现实的一部分。许多政治学家都认为，好的民主运作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来参与。

古廷认为，在民主政治中，公民不参与也是一种参与的方式，不参与的人们并不是没有政治想法。不参与经常出于两种政治原因：第一是认为自己人微言轻，投一票不过是六千万分之一，根本起不了作用。第二是认为选举反正是富人的游戏，表面装装样子而已，因此普通人参与其中毫无意义。

这次选举中的两位候选人都非常令人失望，许多选民既不支持特朗普，也不支持克林顿，由于他们认为反正选举不出什么好的结果来，所以才特别表现出政治冷漠。

公民的政治冷漠对民主政治是有害的，不参与的人越多，就越是给少数最积极参与的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制造了很少人或极少人就能左右大形势的机会。

古廷认为，不应该听由选民愿意参与就参与，不愿意就不参与，但是，“知情不及格的选民”（poorly informed voters）对选举确实反而会起到负面的作用。特朗普的胜出可以说正是这种负面作用的一个现实例证。

选民“知情不及格”的问题不仅在美国有，在其他民主国家也有。为此，墨西哥经济研究与教育中心（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y Docencia Económicas，简称CIDE，墨西哥顶级智库之一）政治学系学者罗佩斯-古艾拉（Claudio López-Guerra）提出了“选票摸彩”(enfranchisement lottery)的设想。古廷认为，这也是一个值得美国人考虑的选举改革途径。

选票摸彩的大致构想是，用随机海选的办法产生一批将要投票选举的候选人（避免提名制度可能造成的舞弊不公和操纵），通过一定的知识和能力测试来筛选掉不合格者，以保证入选者的合格公民资质和能力。接下来为合格者提供与特定选举有关信息和知识（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确保他们的充分知情。然后由这些“知情选民”（人数多少可以另议）进行选举。这种选举与现有的陪审团机制是相似的，成为一种规模大得多的“选举陪审团”（electoral jury）。

在今天的美国，选票摸彩顶多不过是一个设想，会碰到不少宪政和其他方面的问题。

首先，这种选举法会有是否违宪的问题。美国宪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每个公民都有投票权，但有不允许因种族、肤色和性别差异剥夺公民选举权的“宪法第15修正案”，从这个修正案可以推断，不让每一个有选举权的公民投票是违宪的。改变现有的民主选举方式，就必须修宪，而修宪的门槛是非常高的。

更重要的是，一国之内的这种修宪不只是“内政”，用古廷的话来说，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里，限制全体公民的投票权利“都是违背历史大潮的逆流。……因此，‘选举陪审团’制度肯定会遭到公众的强烈反对。公众有正当的理由把公民选举权视为检验公民是否真正自由的一个标准”。

古廷提出，作为妥协，也许可以设想让“选举陪审团”先行投票，然后将结果与理由公诸于世，再由全体选民进行决定性的投票。这样，“即便选举陪审团并不决定选举结果，他们的选择理由也很可能对选举结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样的陪审团也许是通向更知情，更明智的公民投票之路”。

设想“选举陪审团”的出发点是，人的“天性”中就有认知和心理的弱点，因此事实上难以彻底消除“信息串流”、“部落极端化”、“回音室效应”等等的影响。就算不在部落化的信息圈子里，人在头脑中还是会偏向选择与自己一致的观点，排斥异己的观点，人的脑壳本身就是一个天生的“回音室”。

因此，与其设法改造人的“天性”，还不如设计可以约束它的制度。用美国建国之父麦迪逊的话来说，“人民是一群野兽”，对这样的“兽人”能否进行自我治理是无法确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制度建设比什么都来得重要。

但是，另一位美国建国之父杰弗逊却非常强调公民教育对于民主的意义。他不是不要制度建设，而是同时指出，没有高素质的公民，再好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自动良好运作。杰弗逊的教育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美国的公民教育和人文教育理念，包括批判性思维的教育。

公民“知情不及格”的弊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批判性思维的教育来纠正。特朗普的支持者在美国人当中毕竟还是少数。2016年初，还在特朗普与其他一些共和党人竞争党内提名的时候，《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显示，他的支持者收入和学历都较低，其中62%没有大学学历，60%家庭年收入低于75000美元。

较低的教育程度与较低的家庭收入之间有互为因果的关係，这二者都会成为“知情不及格”的原因。教育程度的高低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理性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这是一种关乎理性探索、求证、理解和判断能力的教育，贯穿于学生教育过程的始终，从小学高年级、中学到大学，在阅读、写作、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等各个学科中都有全面的融入。

批判性思维不仅要求学生对别人观念背后的“认知原则”和“道德原则”有所察觉和辨识，而且要求他们有自我反思和反求诸己（self-reflective）的自觉意识和意志力，只有这样才能有意识、有决心地克服自己的认知偏见和心理障碍，遏制自己的情感和情绪衝动——对自己的要求比对别人的要求更难做到。互联网时代的许多认知和心理缺陷皆与批判性思维的缺失有关。

重在批判性思维的公民教育，它要提升的不仅是思维的能力，而且同时也是公共道德的品质：讲理、谦逊、宽容、谨言慎行。这更应该成为“知情公民”的教育要求。在这个教育过程中，每个公民都有可能（当然会有程度的差异）变得更智慧，学会克服自大、偏见、自我封闭和情绪衝动，从而变得理智、公正、开放、富有同情心、善于从别人的角度来易位思考。

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说，智慧不只是知识，而是三个要素的结合：知识、意志和情感，没有智慧的知识是危险的，我们需要用智慧来扩充和加深知识。这在罗素的时代是如此，在互联网的知识时代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