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照相的宋师傅
去年底至今，简中舆论场大概只有三个主题，丰县小花梅事件是列第一位的，冬奥像是插播的临时活动，等到乌克兰战争爆发，冬奥会及其明星运动员的光环快速熄灭。即使远程围观战火时，小花梅事件仍能冲将进来，在战争悲剧上嫁接铁索寒。
这是一个耐人琢磨的问题，小花梅事件为什么能对泛知识阶层造成如此大的冲击，如此普遍地表现出PTSD的共有症状？一个悲惨女性，苏北村落的荒蛮，罪与罚的狡猾与公愤，官家面貌与官僚主义等，在别的事件中也有，可为什么丰县事件别具一格？
同时，这是一个转回头来需要讨论、值得重视的问题。当民间叙事独立成文，各种通报、发布再也无力干涉民间文本的形成，泛知识阶层阐释并“拥有”小花梅的故事后，到底是什么力量造成这一切？以致于，过去那套有效的主流叙事机制在这件事上完全失效。
这套主流叙事机制由近年来体制内外的变动塑造而成，因应信息环境的新格局，服务于舆情应对的政务目标。在影响大众认知上，它实际上表现为一个配套的矩阵：机关报（媒体）打头定下基调，在社媒形成舆论氛围，地面政务跟进稳定事件，打消影响。
从舆论的角度看，丰县事件是一次没有新闻机构参与的、完全由社交媒体推动的信息运动。在此一事件上，“舆论”以纯粹的方式实现了对新闻的超越。这期间，也出现了阳谋与争锋，但最终都在近乎圣洁的公义之下，以归于缄默的形式让位于这股舆论的“主流”。
丰县事件无可否认的意义，也许是挑明了这么个事实，像是对现有的媒体建制说：在座的都是垃圾。打破或无视媒体的存在，反而获得了视野，得到了解放。这对研究新闻与媒体的，或许是一个值得继续掘进的课题，亦即：失去的是新闻，得到的都是解脱。
也可以说，丰县事件在某种“无意识”中，不再纠缠于新闻到底有多少宣传的成分（或相反），或者说，这种业界的心结对社会舆论再无丝毫价值，毕竟愧疚不等于新闻，抱愧无济于事。如果新闻可以对受众不忠，受众当然有权在舆论中抛弃媒体。
在报纸的黄金年代，媒体具有体制内和体制外双重属性，当它监督权力时会被认为有社会力加持，当传递民间意见时它又被认为可通公权。这种“首鼠两端”，一度是媒体的优势所在。但在今天，这种脚踩两只船的好日子结束了，这就是媒体的重新体制化。
重新体制化后，过去那种以新闻属性自外于宣传功能的“标榜”，或者将宣传意图藏匿于新闻包装的“机巧”，都没有意义了。因为，无论媒体如何狗苟蝇营，人们的希望不变，就是想看到事情的“解决”——既然新闻或宣传都无意于此，也就莫怪它们皆受冷眼。
在丰县事件之前的刘学州事件上，因不忿于新京报的表现，舆论中很有一些为机构媒体辩护的声音（包括旧闻评论）。但在丰县事件上，任谁也无法再为机构媒体辩解（它们也不需要）。当然，义正严词地抨击“媒体缺席”，也包含着显而易见的虚伪。
作为后果之一，媒体教育对大众再无实际意义。媒介素养，如何识别宣传，怎样体谅新闻人苦衷，都没有一点意思。人们不再“通过”媒体看世界，人们意识到“自己”就是那残缺世界；既然媒介不忠用，人们没有耐心再与之周旋。新闻人的内心戏，对人们来说屁也不是。
自从新闻自我放逐，与新闻学、新闻教育脱钩，新闻（实际上是媒体）再一次与受众失去了情感联系。这不是“雾都孤儿”的凄美故事，而是“西部世界”的机器人起义，在被媒体遮蔽了多少回后，人们从最原始的感情边缘苏醒，挣脱媒体那百无一用的存在。
新闻或宣传，民意或舆论，都返璞归真，回到“信息”这一原始的起点上，重新建立/断绝相互关系。这种关系不接受旧情愫、旧关系的调停，信息可以被垄断一部分，但很难被以媒体/新闻的名义安稳地统治，也很难被治理的强权按照需求来锻造。
当然，自此之后，所有以媒体名义展开的信息传达、认知影响，要怪罪还是赞美，都与“媒体”无关，恩威雨露都是行政结出的斑驳果实。如此，讨论丰县事件在议题榜“安家落户”，就从“新闻无为”“媒体何为”过渡到“政务若何”，不灭的议题成为衡量政务与人民关系的新指标。
政务系统曾经有过理想，比如说打造“党政分离”“法治政府”来展示它与民众的关系，这种尝试也推行过，但在这种不稳定的关系中持续地释放出麻烦来。改弦更张，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建造新模式，就成为延续至今，在方方面面都展示给人们看的庞大工程。
简单来说，新的政民关系中，民在关系之中，但政既在关系之中，又在关系之外，还在关系之上，总体上是一个无所拘束的存在，灵活且无止境地从关系中汲取力量。这种新的政民关系，自然带来政务官员对民众地位及角色的新见解，以及新的安排。
对丰县事件的处理，包括地方通报型应对方式，以及省里派出临时行动组的方式，都是对新的政民关系的遵循。在关系之中，所以才有县市省逐级增加的权威背书；在关系之外，才有调查过程的不公开；在关系之上，才有给出一个结论即希望平息事态的打算。
实际上，民众早就不再以想象或虚假希望看待政民关系，而同样是在实用主义层面论断政务新关系。所以，就能看到两下对话泯灭、交流困顿的现实，因为“在关系之中”不只是在等待某个答案就完事，但“之外”“之上”却以为答案才是唯一，且相信那是唯一答案。
丰县事件在政民新关系几乎无障碍的运行中，稍稍政务官主导的关系模式，不仅无法随意地取信，还会因单方面自上而下的“误解”，将自身卷入麻烦当中——尽管这“麻烦”很轻，且以不打碎铁饭碗为底线，但足以蚕食对新模式的自信，逐渐地积累沮丧。
在丰县事件上，随着议题轻松地突破其他议题的竞争，毫无衰减之色，也无灭失迹象，它几乎是倔强地支持一个至今徘徊不去的问题：在这件事上，政务官们与大众民意是不是没有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共同立场可言？既然没有辩解，沉默也许就是说明。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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