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滕彪
摧残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中国生态环境的、践踏国人人权尊严的、损害中国国际形象的，罪魁祸首就是中共。因此爱党不是爱国，拥共才是反华，爱国必须反共。
天安门屠杀。
（一）
中共最重要的宣传话语和宣传策略，就是把党和国家混为一谈。在中共眼里，所谓爱国其实就是爱党；不爱党的人，不可能爱国。反对共产党的中国人，就是卖国贼、是颠覆“国家”政权；反对共产党的外国人，就是反华分子，是“境外敌对势力”。
中共不但把党和国家故意地混为一谈，而且把党、政府、国家、人民四个互不相同的东西统一起来，四位一体。于是，党的利益就成了人民利益，党的统治成了国家政权，国家形象等同于政府形象，爱国、爱人民就必须爱党、爱政府，批评中国政府就是反华，独裁者的同盟军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诸如此类。习近平在建党百年的演讲中叫嚣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 2014年党的喉舌《环球时报》有一篇社论《必须抵制把爱国、爱党对立起来》写到，“用国家、政府和党这些概念编出各种绕口令一样的东西，欺骗、搞晕了一些人” 。可见，共产党很不希望把这几个概念清晰地区别开来。
这种捣糨糊的宣传术和霸王硬上弓的洗脑术，造成了普遍的思想混乱。我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时，每次课都要批评政府、批判中国的法律和政治体制，有一次一个学生质疑到，你天天批评政府，为什么不爱国？我回答说，作为知识分子，批评政府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爱国方式了。
党和国家混淆，从根本上来源于党国体制（party-state）。中共建立之初就形成了极权党的本色。（国民政府时期，执政的国民党也受到苏俄“党国”体制的巨大影响）。1949年中共武装夺取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建立了一套极为严密的党国同构或者以党代国体制，这也是今日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色。举凡各级人大、法院、检察院、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等都有党委，而且党委的权力更大，如中共总书记高于国家元首、市委书记高于市长。1989之后，中共的惯例是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三个职务由一人担任，这也造成了区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困难。
在中共的统治下，党法、国法不分，双规就是党法取代国法。党军、国军不分，人民军队实际上是党卫军。党库、国库不分，国产变成了党产，党产又变成了党干部的私产。中国权力体系里面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现象，更能直观地说明党国体制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原“中央对外宣传小组”）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与国家保密局、中央档案馆与国家档案局、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与国台办、中纪委和新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都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二）
1957年反右运动后，爱国是不是意味着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心里出现了疑惑。40年前，剧作家白桦的剧本《苦恋》中有一句著名台词：“你们爱祖国，可是祖国爱你们吗？“ 这段台词引起了一场关于“爱国”的大辩论，并且成为《苦恋》最大的罪状，据此剧本改编的电影被禁演至今。当时邓小平试图利用这场爱国主义大讨论，主张不能把爱国和爱党划等号；而中宣部长邓力群却说：“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就必须爱党，不爱中国共产党，你爱的是啥子（什么）国啊？”
邓小平的那个说法当然比左棍邓力群要开明，但是之后的1989年，邓小军用坦克机关枪血腥镇压民主运动时，当他说出“杀20万、保20年稳定”时，他自己彻底暴露了党国不分的逻辑，也彻底暴露了屠夫本色。杀的是中国人民，祸害的是国家，保的是共产党政权。
中共宣传体系中的党、政府、国家、人民四位一体，否定了不同群体、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民之间有不同的、变化的、有时候是冲突的利益。在现代政治中，需要不同的政党来代表多元的群体，需要自由的定期选举来反映变动的观念和利益诉求；一党制本身就没有合法性，是必须被推翻的反动体制。
（三）
中国共产党剥夺了人民的选举权和基本自由，也就是剥夺了人民抛弃它、反对它的机会。在几乎一切事项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利益、国家的利益是冲突的。中共的首要目标是维持一党专政，而人民需要自由和幸福。
有时候看起来党和人民利益应该一致的事项，比如领土、环境、健康等，实际上也存在冲突。为了维系统治和一党之私，中共可以放弃有争议的领土主张（唐努乌梁海、江东六十四屯等），可以大肆挥霍人民财产，对外进行“大撒币”，可以让对内维稳费用高于军费，可以把贪污的巨款转往海外、自己随时准备跑路。当中共认为经济发展、唯GDP主义更有利时，它可以不顾生态环境、进行掠夺式开发。当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引发社会不满时，共产党就以镇压来回应；只有当中共认为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到经济发展、进而威胁到党的统治地位时，它才不得不做出某些政策调整。当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时，中共本能地掩藏信息、压制真相，首要目标是维稳和自己的脸面，而不是人民的死活。2003年的萨斯、2008年的三聚氰胺毒奶粉、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等事件，中共一再地掩盖、拖延，造成了中国人的生命损失、乃至世界级灾难。
在国际上，中国当局派出的代表当然被认为“代表” 中国，中共外交官的立场被当做中国的立场。但是因为中国人民被剥夺了选举权，它的政府不能合法地代表中国。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是个劫机犯，她劫持了中国人民，控制了中国的前进方向。你总不能说劫机犯代表了乘客的利益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联合国和一切以国家为单位的、不区分民主独裁体制的国际组织的根本缺陷。中国政府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的立场和作为，与中国人的基本权利背道而驰；也违背普世的人权价值。中共扶植世界上各个专制政权，与独裁者沆瀣一气，他们用的却是各自国家的名义。独裁者和民主政府都有同样权重的一票，这使得国际正义经常遭到践踏。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从根本上代表的是党的利益、而非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意愿，这本是常识，但包括西方学者、政客在内的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是个劫机犯，她劫持了中国人民，控制了中国的前进方向。你总不能说劫机犯代表了乘客的利益吧？
（四）
中共口中的“西方反华势力”，实际上是批评中国政府的暴行，是帮助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人权，他们才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而中共所说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往往是金日成、卡斯特罗、卡扎菲、波尔布特、齐奥塞斯库、穆加贝这类独裁者，他们是中共和中国政府的朋友，而对中国人民只有伤害。
中共还故意混淆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爱国就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混淆幼稚可笑。中共宣传说中国有5000年悠久历史（实际上考古证实的历史不到4000年），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仅有70多年的历史。数千年间，中国的版图、民族、文化不断地变迁，不断地断裂、分化、混杂、交融，也经过不止一次的外族统治和亡国，根本不存在那种单一的、连续的、固定的“中国”、“中国文化”；而“中华民族”只是清末梁启超等人发明和人为建构的一个概念。（梁启超在具体使用“中華民族”一詞時，有時指汉族，有時又指中国的所有民族。）民族主义者、大一统主义者所想象的那种神圣化、实体化的 “中国”、“中华民族”概念，早已经被解构。而说“中国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像说“朝鲜等于金正恩”一样荒唐。
在英文里有三个词表示“国家”， country侧重于地理层面，State侧重于政治层面，nation侧重于民族和文化层面；但翻译成汉语都成了“国、国家”，这也造成了一些认识上和叙述上的混乱。爱国本是一种自然的情绪，是对自己的家园、民族、文化、历史的认同和依恋，它并不必然包括对政府或政治制度的认同。一个人可以不爱国，或者说一个人可以选择做世界公民；在精神上，对自己国家民族的爱没有必要超过对人类之爱。德国思想家提出“宪政爱国主义”，把自由宪政作为政治忠诚的前提，它既不同于传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也不同于普世主义和世界主义。不过这些都需要另文探讨。
就当下而言，摧残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中国生态环境的、践踏国人人权尊严的、损害中国国际形象的，罪魁祸首就是中共。因此爱党不是爱国，拥共才是反华，爱国必须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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