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炎黄春秋》发表的原抗美援朝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先生的遗作《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披露了一个重大史实，即我们历来宣传的美国在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战一事，其实并不存在。
据吴先生文，此事是这样发生的：
1952年1月28日，美军飞机飞过志愿军42军驻地（朝鲜平康郡）后，42军卫生部长高良，发现雪地上有一些跳蚤、苍蝇及类似蜘蛛的昆虫，高良对于在严冬之际雪地上出现跳蚤、苍蝇的情况，很为警惕，怀疑美军在搞细菌战。
其实，后来知道了，高良发现的跳蚤，不是常见的跳蚤，而是一种称为“雪蚤”的小虫，与跳蚤不属同类，在朝鲜的雪地上经常有，朝鲜人对此司空惯见不以为奇。
42军卫生部便将高良的发现，电告了志愿军总部及其卫生部，并送去了几十个标本。
志愿军总部接报后，彭德怀高度重视，便将此情一方面上报中央，一方面电告志愿军各部，要各部队注意。
这一来，上上下下都有些紧张了。
志愿军各部也都送来了不少关于跳蚤、大老鼠、死蛇之类标本及报告，怀疑是美军空投。
但是，志愿军总部卫生部对送来的标本都作了化验，并没有发现那些标本带有什么病菌。而且，也了解到在朝鲜严冬出现雪蚤、苍蝇，是正常情况。
同时，吴之理部长认为，即便美军要搞细菌战，也没有在昆虫不能繁殖的冬天进行的道理；何况，发现跳蚤等的地方，都是在前线，与美军阵地靠得很近，若是细菌战，风向一变，美军自身便会殃及，美军不会这么愚蠢。特别重要的是，各部队虽都有发现雪蚤、苍蝇之类的报告，但并没有发生死人事件。
因此，在志愿军总部会议上，吴之理便提出了自己的怀疑，认为可能不是美军搞细菌战。
对此，彭德怀当即指责吴的观点，说吴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是替敌人说话”。
当即志愿军总部成立了一个“防疫办公室”，以进行反细菌战的工作。
恰好此时，美军前线也出现了一些死亡病因不明的士兵，美军方面也怀疑是不是有细菌战的因素。大概严冬雪地上发现“跳蚤”的事，美国人也很迷惑。于是派了当年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细菌研究部队（731部队）的头头石井，来进行调查。
然而，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头头的出现，则让中、朝方面认定是美国人在派日本战犯搞细菌战。
影响中央认定这件事的，是中央卫生部常务副部长贺诚的判断。贺曾在东北工作，对日本731细菌部队的情况很熟悉，他见日本战犯石井到了朝鲜，便认为与美军搞细菌战有关。
于是，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朝两国政府强烈谴责美国搞细菌战的声明。
《人民日报》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对副部长朱直光说：“这一来我们就会被动了。”意思是一件并未确认的事，却为中央认定，这将使志愿军卫生部的工作带来麻烦。
朱便说：今后只有做文章了。
此后，中央卫生部组织了一个数十名专家组成的“防疫检验队”，来到朝鲜，帮助进行反细菌战工作。但是，也未发现真正的细菌战会要用的病菌，并且，此后一年中，也没有发现与细菌战有关的死者与患者。
与此同时，以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为首、苏联科学院院士茹柯夫为副的国际科学家调查团也来了。这些科学家是真的相信美军搞了细菌战的，他们来朝鲜是为了搜集证据。
所谓细菌战，原本是并没有的事。现在科学家们来打证据，怎么办？
只有造假。
二个连级军官在一个森林的小木屋内，发现了大量的跳蚤，连忙上报。
这便作为一个重大证据。
但是，在无人居住堆放杂物的小木屋中，跳蚤繁殖很快，是很正常的事，并不一定与细菌战有关。
为了使科学家们相信这个证据，部队在上报时便没有说是在小木屋内发现的跳蚤，而谎称是在森林的露天里发现的。并对那二名军官进行说服，以对敌斗争的需要，让他们向科学家作假证。
鼠疫杆菌是细菌战不可缺少的病菌。但细菌战一事原本并不存在，这鼠疫杆菌又怎么会有呢？
为了应付科学家调查团，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只好向中央卫生部贺诚求援，派人到东北沈阳取回两个密封铁管的鼠疫杆菌菌种，作为朝鲜发现的证据，交给科学家调查团。
吴之理担心这样做，仍难蒙过调查团，便向一位同事说：“万一到时仍难证明细菌战事，你就给我注射这种鼠疫菌，让我死，就说志愿军卫生部长染上美军投撒的鼠疫，不怕不是铁证。”
做假看来是成功了。
国际科学家调查团回北京后，均签字发表了一个500页的讯查报告，认定美军搞了细菌战。
与此同时，几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也向科学家调查团当面叙说了他们投下细菌弹与“不爆炸的炸弹”的经过。《人民日报》也刊载了他们的说法。
这几名美军战俘后来回到美国，受到了审判，审问他们为何乱说莫须有的细菌弹之事。这几名战俘说，当时在战俘营，中方人员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这样说，就可以释放他们。所以，他们便按中方求说了那些话。
但是，显然苏联的科学家没有完全相信这件事，他们一回国就向斯大林做了汇报。因此，苏共中央即向中共中央来电说：细菌战是一场虚惊。
接到苏方电报后，周恩来总理便将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黄克诚与主管后勤卫生的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找来，问他们：“你们做了手脚没有？”
洪学智答：“做了。不然那时没法交差。”
由此，当时，我国正派人在欧洲进行反对美国搞细菌战的宣传活动，周总理当即下令撤回这种宣传。
从此，我们不再提美军搞细菌战之事。
但此事仍属国家机密，下面的人并不知道。所以，编书编教材的人，便老是将美军搞细菌战的事，编入书中。
误导了多少人啊！
到八十年代，军事科学院编百科全书，黄克诚要吴之理向百科全书编辑人员传达他的意见：美帝没有在朝鲜搞细菌战，现在两国关系也不坏，不宜再说这个问题。
吴之理曾向黄克诚表示：当时他做了假，欺骗了科学家，很对不起他们。
黄即安慰说：你不用这么想。搞政治斗争嘛，而且你一开始就表示了对细菌战的看法，很不容易，你已经尽到责任了。
可见，很多“历史”，是由政治需要而被制造出来。
2013/11/13
原文：
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
吴之理
朝鲜战争停战距今（1997年）已44年，至于1952年轰动全世界，美帝国主义有口难辩的细菌战的真相如何？ 答案是一场虚惊。 当年党中央是确实（至少开始的时候）认为美军是进行了细菌战，我们动员了全军和全国，花了大量人力和物力进行反细菌战运动，美帝国主义也是一时臭名扫地，原驻朝美军司令李奇微，1952年末调任欧洲盟军司令，到达机场时，群众骂他是瘟神，一时下不了台。他说凭上帝之名发誓，美军没有进行细菌战，才让他走。
事件的缘起是冬季的雪地上出现大量苍蝇和跳蚤。后来知道是雪蚤，不是人蚤，朝鲜语称oguli，是冬季雪地自然现象。雪蚤是弹尾目（Collembola）黑跳虫属（Isotomapalustris）。我东北也有雪蚤的报告。那时我们以为雪地上不可能有苍蝇和跳蚤，加上外国报纸报道日本细菌战犯石井来朝鲜前线调查美军不明死亡，于是中央判定美军进行了细菌战。
事件的主要经过如下：
1952年1月29日，志愿军卫生部和志愿军司令部收到42军电报称：美机于1952年1月28日飞过平康郡该军驻地，战壕雪地上发现多种昆虫，有内蚤、蝇和类似蜘蛛的昆虫。42军送来23个跳蚤（雪蚤），33个苍蝇和类似植株的昆虫标本。我们化验室进行培养，没有发现致病菌。
42军卫生部部长是高良，是我在三师时卫校的教育长，一个很细心和有水平的卫生干部。他一定对细菌战有所警惕，才发这个电报。42军的电报同时报志司，引起彭德怀司令员的高度重视，转报党中央，又电告各部队警惕和要及时报告类似情况。一时几乎所有部队都有类似发现的电报（两个月中有近乎千次报告），报告敌投的东西是五花八门，有死鼠、有苍蝇，还有大蚊子，有昆虫容器（是美军撒宣传品用的铁四格弹壳和带降落伞的纸筒），有树叶和蛇，还有一两个单位报告有朝鲜居民突然死亡，报告河中漂来大量死鱼，并送来10余条小死鱼（鲫鱼）标本，经细菌学培养出是纯沙门氏杆菌。《人民日报》又报导美机多次侵东北投撒细菌，死鼠和其他东西，恰巧此时，美军前线发现不明死亡，美军派日本细菌战犯，原731部队的头头石井来朝鲜调查此事，并公布此消息。（美帝也怀疑中苏使用细菌战）
党中央根据以上情况判断美军进行了细菌战。不几天，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醒目消息，发表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政府的名义，谴责美帝在朝鲜和我东北进行大规模细菌战并附有投撒物和细菌涂片的照片，在全世界引起震动和纷纷谴责。事先我们并不知《人民日报》这么快公布。公布后，我对卫生部朱直光副部长（已故世）说，这下我们要被动了。朱说今后只有做文章。
中央卫生部是贺诚副部长当家，他在东北工作过，知道日本的731部队是搞细菌战的部队，知道石井其人其事，是他的错误判断，党中央同意了。
他派昆虫学家何琦教授和细菌学家魏曦教授（二人均故世）来朝鲜调查。他们来前，我们已多次派员（包括我本人）到报告单位，去核实情况，结果是雪地上有昆虫和其他投撒物，但未发现突然死人和可疑病人，前报死人的单位说是道听途说的事。至于苍蝇，几乎家家灶前灶后都有，它们可随时飞到门口雪地上。
我个人分析：
（1）帝国主义是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的，细菌战也不例外。
（2）但严冬不是进行细菌战的好季节，天冷昆虫活动能力弱，也不利于细菌繁殖，
（3）在前线战壕一带投，人烟少，有病也难传染，而且开美军战壕不过数十米，还有反弹的可能。
（4）朝鲜本有虱媒传染病流行，城镇房舍多被炸毁，百姓都住防空洞中，生活很困难，朝鲜民族极顽强，再来个细菌战也不会有更大灾难迫使他们投降。
（5）我们的初步调查尚不能证实美军进行细菌战，我向洪福司令汇报我的看法，他同意我将意见发报报告彭总和中央，我并建议暂勿大事宣传，以免将来被动和浪费人力和物力。（这是何、魏二教授尚未来到前的事。）
中央即来电批评我警惕性不高，说就是敌未进行细菌战，也可能乘此加强卫生工作。后来何魏二教授下去作了调查，并看了昆虫标本和细菌涂片。何发现所谓跳蚤和雪蚤，魏发现雪蚤染色涂片是有形如鼠疫杆菌的细菌，但呈格兰氏阳性（鼠疫杆菌是阴性），也培养不出鼠疫菌。我问他们的看法，何琦说（原话），“我看是false
alarm（错误的报警）。”彭总看到我的电报后，要我当面汇报。洪副司令要我如实地向彭总说说我的看法。恰巧朝鲜人民军防疫局的金局长（金矩阵）奉命来找我摸摸底和商量如何办，因为他们也拿不出证据。我带他一同去见彭总，希望金能作个找不到细菌战证据的旁证。当晚到了桧仓郡志司所在地。（我们住成川郡，离志司大约两小时的汽车路程。）彭总、邓华、宋时轮副司令等十余人在座。我汇报了我们调查的结果和上说看法。
彭总严厉地说（大意）：我们的卫生部长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替敌人说话，志愿军的健康能有保障吗？他接着说，还有人反映你们对伤病员不关心，战场上死一千死一万都可以，下来后死一个，我都找你算账。我说，我可以不当卫生部长，我别无所求，但请让我留在朝鲜打仗。彭总宣布临时休会，常委讨论。复会后，彭总说，常委你还要当卫生部长，好好干，成立总防疫办公室，你当副主任（邓华的主任）。和金矩阵回志后的路上，他说他当时吓得发抖，以为真要杀头了。又说你们彭总真好，他爱兵，对你又教育又器重，你们有好党，好司令。回到志（司）后，向洪副司令汇报，包括彭总和我个人的谈话内容。洪不吭气，说你好好干吧。不几天后，东北军区卫生部戴正华部长（已故世）受军委卫生部之托，来检查反细菌战工作，我向他汇报彭总的指示，戴说，你不要怕，就按彭总说的去做。当日半夜，我接到驻志司的苏军参谋团长的翻译的电话，说斯大林问细菌战是否真有其事。我答，你去问彭总，挂了电话。我心想，真难办！搞不好真会杀头，要有个杀头的精神准备。
过不几天，贺诚和宫乃泉（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开国少将）组织一个连何琦和魏曦在内有30余人阵容强大的防疫检查队来朝协助反细菌战，他们之中有：昆虫学家何琦
跳蚤专家柳支英 寄生虫专家吴光，包鼎丞 细菌学家魏曦，陈文贵（鼠疫菌专家，抗战时证明过日军投撒鼠疫），方亮（朝鲜族），谢知母，郭时钦、程知义 病毒学家郭成周 流行病学专家何观清、俞焕文、立克兹小体专家刘维通（也是流行病学专家） 青年科学家10人左右（任民峰，吴滋霖，胡介堂，李义民，李振琼，高韵调，刘育京等）
摄影师和技术员10余人。
我令他们组成4个组，最大的组放在卫生部附近，另3个组放到东、中、西三条线的兵团卫生处。这3个分组担任从基层送来的标本的初检，并负责到现场指导防疫工作。初检有问题的标本，送到成川大队本部作二检。标本是收到不少，有好几百份，也培养出病菌，但都是沙门氏菌之类，未出现鼠疫杆菌和霍乱弧菌。有1-2次在树叶标本中，查到炭疽杆菌。所谓大投撒物，形形色色都有，但很难和细菌战挂上钩。
我很快拟定了反细菌战的措施（加强个人卫生措施，注射多种疫苗，每人要扎裤腿和袖口，毛巾围颈，设对空监视哨，采标本送检方法，就地扑打空投昆虫，撤销毒药，发现可疑患者先隔离后报告等），颁发全军，并取得彭总的同意，可以对死者尸解（由志军和志政联合通知全军），对后来研究伤死原因，开了绿灯。
整个一年中，没有发现一名和细菌战有关的患者和死者。由于讲究卫生，病号减少不少。当时一些部队领导干部，1987年遇见我的时候说，美帝搞这么大的细菌战，我方竟没有一名死者，那时就觉得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们忙于接待调查团，李德全和廖承志领的国内名人的调查团，国际民主法律调查团和国际科学家调查团。后者团长是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Joseph
Needham，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副团长是苏联科学院院士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院士，他很有这方面经验。曾任伯力审判日本细菌战犯的医学专家。他带一名青年英文翻译可华斯基先生。团员有巴西生物学蝙蝠专家贝索亚教授，法国兽医专家马戴尔教授，瑞典临床化验家安德琳博士（女），意大利生物学家奥利佛教授。钱三强博士担任联络员，陈述医师担任俄文翻译，热带病学专家钟惠兰博士和（妇科）严仁英教授（女）担任英文翻译。
前两个调查团，一个全是中国人，当然全力合作。国际民主法律调查团员，不是自然科学家，我们讲什么他们都认真记下，都骂美帝国主义。
国际科学家调查团就不一样，虽然他们是相信美帝进行了细菌战，但我们不能在证据上出一点问题。苏联茹科夫院士是受托与斯大林。他真行。他们来朝鲜的时候，正是美军对平壤进行大轰炸之后，平壤一片瓦砾。调查团先在东北调查美机在那里投撒细菌的证据（7月12日至7月25日）。入朝之前，茹科夫院士对他们说，朝鲜是战场，很危险，我们不妨对东北调查结果作个结论，签个字，免得万一有意外，我们劳而无功。其余的团员认为有道理，于是写了美军在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的初步结论。在朝鲜（7月28日至8月1日），他们被安置在深深的地下旅馆，夜晚还受到美机的骚扰。
开听证会那天，朝方先作两个案件报告，一个是霍乱病死亡例，说是美机在平壤大同投下草包，内有带霍乱菌的蚌（文蛤），患者吃了蚌，得霍乱死亡。朝鲜多年没有霍乱了。另一个案例是鼠疫死亡，说是这家人某天在水缸表面发现了跳蚤，很奇怪，过了几天，家中有人病故。尸解是鼠疫。朝鲜从来没有鼠疫。（这是朝方请教陈文贵教授准备的案情，和他40年代日本在常德投撒带菌的跳蚤，在水缸中发现的情况相似。）志愿军拿出的是20兵团驻地两名中尉在砍柴时发现秘密的跳蚤群，他们收集了不少，送来培养出鼠疫杆菌的案例。由于我们在反细菌战时，要求每人都要束紧裤腿和袖口，及时对投撒现场消毒，故该军无患者和死亡。此事件很顺利地被科学家接受，通过了证词。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是，跳蚤是在森林里的小茅屋里发现的，小屋里有柴草和杂物，适合跳蚤的繁殖。这就很难说是美帝投的。他们上报的时候，没有提到小茅屋。这次要他们出场作证时，他们中一人说，毛主席教导他不要说谎。僵住了，怎么办？只有说服他服从当前的对敌斗争，把发现跳蚤的地点说成是露天。蚤标本都是人蚤（Pulexirritans）。至于鼠疫杆菌，那好办，我们使它出现了。
大约在5月间，陈文贵在我们检验队的细菌室打电话告诉我说，方亮把敌投的鼠疫杆菌菌种丢了（原来是方亮负责细菌室，实际是从来没有过鼠疫杆菌菌种）。陈文贵在印度索克教授那里专门学过鼠疫，一下子就发现了。我意识到是大问题，马上发报给北京的贺诚部长和东北的王斌部长，说即派门新同志来取鼠疫菌种，一定要给，不然一切都不好办。门新（后来在辽阳203军医院当院长，已离休）去沈阳，再回，5天，取回两管鼠疫菌种（装在密封的铁管里）。我把一管交陈文贵，一管当我们防疫队副队长李哲范的面交朝鲜保健副相鲁振汉。他向我要过菌种。这时他心中有数，为何我给他菌种。事后我对李哲范说，万一到时难证明细菌战，你给我注射鼠疫菌让我死，就说卫生部长染上美军投撒的鼠疫，不怕不是铁证。他说，那不行，总有办法可想。可见当时压力之大。（这一段很重要。有些乱。但我没动一个字）
李是朝鲜族，解放前和苏联专家在东北一起搞过防鼠疫工作，已是出色的专家了。早几年我问他记不记得此事，他说记不太清了。 这一年里，我跑了三次北京，汇报有关反细菌战问题。每次都见到周总理。周总理虽日理万机，对此事过问非常之细。一次，朝方保健副相和我同去北京，向总理汇报对国际科学调查团的准备工作，总理问朝方有何困难，我插了嘴，总理马上问鲁副相对我的意见是何看法，使我非常感动总理尊重别人的高贵品格，同时使我感到我不该随便插嘴。一次，晚上8点多钟，总理一面吃饭一面和我们谈问题。他就吃一小碗饭，两小碟菜，一荤一素，一小碗汤。
调查团回东北前，去朝鲜北边碧潼战俘营会见美空军几名飞行员，他们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们投细菌战的经过。这次他们又自由地向调查团谈他们听过投细菌武器的课和投“不爆炸的炸弹”经过。停战后，他们被交换回国，美军审问他们为何乱说莫须有的细菌战之事。他们回答说，中方答应很快放他们回国。听说他们都为此受了处分。我真佩服战俘营我方人员的说服工作。
调查团回到北京，签了字，发表了500页厚的黑皮书《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及附件》。毛主席接见了他们。 国际科学家向毛主席汇报后，毛主席说，我看美帝国主是实验性的搞细菌战。他们异口同声赞同这样的说法。（毛泽东的话里有话。他可能明百其中的奥妙吧？）
茹科夫院士回苏联向斯大林汇报后，苏共中央来电说，细菌战是一场虚惊。周总理马上找黄克诚总参谋长和洪学智副司令问，你们做了手脚没有。洪答，做了，不然那时没法交差。当时，我国正派人在欧洲作反细菌战宣传，总理即下令撤回。之后我国再不提此事，但下面并不知道。（扯谎是件不容易的事）
一些编书的人老要把美帝国主搞细菌战写进去。我总是建议用我们受到细菌战的“威胁”的口气，把文章做在“防”的方面。黄克诚病中要我向军事科学编百科全书的同志转达他的意见，说美帝没有在朝鲜搞细菌战，现在两国关系也不坏，不宜再说这个问题。他们听到之后，派人来问我究竟有没有细菌战。我只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
这事是我几十年的心病，没有别的，只觉得对不起中外科学家，让他们都签了名。也许我还是太天真，因为他们可能知道真相，但服从政治斗争需要。如是这样倒罢了，如不是这样，他们是受我们骗了。我曾不止一次向黄克诚说对不起他们。黄说：你不用这么想，搞政治斗争嘛，而且一开始你就表示了你对细菌战的看法，是很不容易的事，你已尽到责任了。
我想这件事在历史上总有一天要说清，现在由我这不在职的，知情的83岁的老人说出来比较合适：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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