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描写义和团的连环画】
文/聂作平
15、
毫无疑问，肇自民间、进而被政府利用的义和团，它给中国带来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浩劫。可以说，它既加速了大清王朝覆灭的进程，也让遭逢此劫的芸芸众生苦痛悲怆。
首先是运动初起之时，大批沾上了洋字的中国民众被英雄们认定是罪无可赫的汉奸而身首异处；其次是联军攻入北京后，既有大量义和团民众被报复杀死，更有无数无辜民众作了替罪羊。
《庚子国变记》中指称：“宫人自裁者无数，或走出安定门，道遇溃兵，被劫多散……满州妇惧夷兵见辱，自裁者相藉也。京师盛时，居民殆三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所过一空，无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要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把一座当时亚洲最繁华的大都市，变成狐狸昼行的废墟，其间的折腾当是如何巨大而可怕，我们只有用想象力去还原了。
慈禧最初打算西狩的目的地是山西省会太原，但她很快就明白，太原并非久留之地。想当初，山东巡抚毓贤对义和团庇护有加，因遭洋人坚决反对，被慈禧调任山西巡抚，而山西境内的义和团运动，虽然不如京津两地那样声势浩大，但对洋人及教徒的迫害，却更加令人发指。其幕后的指使者，便是山西的最高长官毓贤。
现在，洋人占据了北京，对山西的迫害暴行，必然不会放过，因而出兵山西是迟早的事。慈禧只得又踏上了西狩的路途，这一回的目的地是的西安。
天津陷落后，毓贤为了表示忠心，曾主动请求勤王，但当朝廷真的要求他带兵进卫北京时，他却“实不欲行”，鼓动山西民众出面挽留他。由于朝廷严旨再催，他只得勉强上路，但还没等他出山西，联军已攻陷北京。
毓贤在山西的最大政绩，是对洋人及教徒的残酷迫害。当他离开太原时，曾对义和团首领说：“教民罪大，焚杀任汝为之，勿任地方官阻止也。”
山西是西方传教士较早深入的传教区之一，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有教士活动。传教士们通过修建孤儿院、学校和医院等慈善方式，获得了山西民众的好评。当山东、河北等地义和团风起云涌时，山西处于相对平静之中。
但是，当朝廷不顾洋人的强烈反对，任命毓贤为山西巡抚后，这个极端的排外主义者将义和团的种子从山东带到了山西――随侍他左右的几十名卫队成员，几乎全都是义和团成员。更重要的是，作为这个省的最高长官，他不管朝廷对洋人是战是和，始终如一地执行血腥的灭洋政策。因而，山西境内的杀人事业，也得以迅速发展，其血腥与残暴，甚至超越京津。
1900年6月26日，义和团大批进入太原，在巡抚衙门前设坛练拳。27日，毓贤接见义和团首领，鼓励这些所谓可用的义民，以消灭洋人和教徒为神圣职责。此后，毓贤将法国天主堂的二百余名修女押送到桑棉局，强迫修女们背教。
修女们不从，毓贤下令斩杀为首的两名修女，并将其鲜血盛于盆内，宣称如果其余修女把它喝下去，就放了她们。于是，十六名修女勇敢地站出来，争相喝完了盆内的血。但这种举动却激起了毓贤更大的愤怒，他下令吊死这十六位修女，再次威胁幸存的修女背教。修女们仍然不从，统统为毓贤所杀。
毓贤还将一大批传教士集中于巡抚衙门前训话，训话中，毓贤以那些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诸如洋人挖中国儿童眼睛以制枪炮――为证据，指斥洋人在中国胡作非为。他的训话遭到主教艾士杰的反驳，毓贤辩论不过，恼羞成怒，亲手将艾士杰杀死。
当天，在巡抚衙门前被杀死的上百人中，既有天主教主教，也有妇女和儿童。这些殉教者的尸体被拖到野外，听任野狗撕食。
据统计，山西一省被杀死的传教士共计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则多达一万余人，被焚毁的教堂和医院225所，民房两万余间。其中，有两个细节令人心酸：
省城某教堂被焚时，一个英国传教士从火海中逃出来，他在众人面前号哭说：“这些年我在山西花了五六万两银子，救活了数千人，难道这还不够换我的性命吗？”
另一位英国妇女带着她的婴儿逃出来，跪在地上求饶说：“我在这里行医治病有好几年时间了，被我救活的有数百人，今天就请饶了我们母子吧。”然而，在这些披着爱国外衣的嗜血者看来，洋人的求饶，不但不可能得到宽恕，反而激起了他们无边的斗志――传教士被杀死，英国妇女及其幼子被推入火中。
有时候我们似乎很难想象，这些原本善良纯朴的中国农民，为什么突然之间变得如此暴戾可怕。当他们是一个个单个的个体时，他们的确是受人欺压的，甚至逆来顺受的弱者，当他们被某种虚妄的精神捆绑成团，他们就会以为自己是无限强大的、没有对手的，人性中的恶便被释放出笼。
而集体的无意识驱动和迹近表演的狂欢中，他们会以一种疯狂的嗜血把罪恶施加到比他们更弱势的群体之上。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庚子年的这场运动，被屠杀者绝大多数都是义民们的同胞。
【慈禧与洋人】
16、
两宫西狩，联军占据北京并进一步进军山西和河北，事情已到了必须想法收场的地步，不仅清廷如是想，列强也在寻求善后之道。
其实，早在联军攻陷北京之前，慈禧就下达了一道旨意，要求两广总督李鸿章北上，与洋人议和。在后来人眼里，李鸿章总是以汉奸的面目出现，也许就在于与洋人的多次议和，都由这位熟稔洋务的大员出面。
庚子事变的奇特之处，除了一国悍然挑战十一国外，还在于当中央向列国宣战时，地方却与列国媾和，这便是有名的东南互保。这一点，仍然和李鸿章密切相关。
朝廷对列国宣战后，随即向国内各省督抚下旨，要示他们“保守疆土，接济京师，联合一气，共挽危局”。当庚子年初，风起于青苹之末时，李鸿章即以其过人的敏锐，觉察到了朝廷倚仗义和团与西方决裂可能带来的无妄之灾，因而他巧妙地以外任两广总督的机会，逃离了火药桶般的京城。
现在，朝廷同时向西方十一国宣战，并要求各地勤王，无异于把整个中国都投掷到火堆之中。作为彼时最深明局势的资深政治家，在盛宣怀的策动下，李鸿章决定拒不受命。不仅拒不受命，他还联合中国南方的几位封疆大吏，与列强取得谅解，保持中立。
因此，当中央政府和西方十一国处于战争状态时，南方的十三个省却和这十一国相安无事。自古至今，无论朝廷的决断多么混帐，圣上的旨意多么荒唐，做臣子的，惟有遵命奉行一途，然而庚子年的东南互保却称得空前绝后。
身为儒家道统的承继者，李鸿章也知道，即便自己的目的是为了保境安民，不让南方也像北方那样陷入动荡与兵火，但不服从朝廷旨意，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事。因此，在拒绝受命之先，他宣称从北京送来的圣旨是伪诏。既然是奸人伪造的圣旨，那他当然理直气壮地不听令。
为此，他很有底气地宣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在庚子年的民族英雄和以后那些以爱国自诩的人看来，李鸿章此举无疑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径。然而，如果不是这个敢冒天下之大不匙的汉奸，富庶的南方必将也如同不幸的北方一样，卷入一场从天而降的浩劫之中。
正是有了这个由东南各省督抚和西方列强达成的东南互保协定，当北中国兵荒马乱，人人自弱之际，南中国依然保持着繁荣和稳定。
对以李鸿章为首的南方各位方面大员的拒不奉诏，事后，慈禧为代表的朝廷并没有秋后算帐。
一者，这个国家需要李鸿章这种在西方人眼里开明务实的官员为庚子年的闹剧善后；
二者，从骨子里说，慈禧也知道李鸿章的举动纯属为了爱新觉罗的江山；
三者，庚子年的折腾给了慈禧一个至为深刻的教训，从那以后，她收拾起对洋人的仇视，宣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她的底线是：只要洋人不追究她在庚子拳乱中的责任，不逼她把帝国大权交给傀儡光绪，她就愿意把洋人奉为太上皇。
慈禧曾经非常牛气地扬言：谁让我一时不开心，我就让他一世不开心。洋人让她在庚子年非常不开心，但她没法让洋人一世不开心。原来，独裁者彰示他们的权力时，只能是面向国内的臣民，当他们转身面向国外的洋人时，一定得换上另一副嘴脸。
【清末北京街景】
17、
很有可能，倡导了东南互保的李鸿章，没想到朝廷会如此急急忙忙地连发电报，要他北上收拾残局――更准确地说，是给慈禧、载漪之辈惹下的乱子擦屁股。
朝廷的第一封电报发来时，联军还没攻入北京――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尽管慈禧等人认为民心可用，但也意识到虚假的民心不过纸老虎。在利用义和团发泄一番之后，还是得和谈――也就意味着巨额赔款和丧失更多主权。
在京师失守前一个月的1900年7月14日，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离开广州，取道上海赴京。这一任命，也就是恢复了他在甲午战争之前的职务。履新之际，李鸿章和南海知县裴景福有一番对话。
裴景福向李鸿章请教时局安危，李鸿章回答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师难作，虽根本动摇，幸有袁世凯主政山东，张之洞、刘坤一向有定识，必能联络，保全上海，决不致使中国从此一蹶不振。
――李的回答让人意识到，李鸿章敢于抗旨不遵，与洋人搞东南互保，就是为了给帝国留下半壁还算安稳的江山，以图东山再起。
此时，正值京师义和团如火如荼，王公大臣趋之若骛之际，但当裴景福问李鸿章京师局势将如何发展时，这位远在南海一隅的政治家已经预见了最终的结局：京师必然失陷。
他说：论各国兵力，京师的真正危机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士成已阵亡，马玉昆、宋庆诸军零落，中国在军事方面对列国的牵制必不得力。而日本距离中国太近，调兵最快，再加上有英国支持，恐怕京师沦陷必不可免。
说到此处，这位须发皆白的疆臣不由得涕泪交织，不停地用手里的拐杖敲击地面。
良久，裴景福又问，万一京城不守，您入京后怎么办？李鸿章止住眼泪，胸有成竹地回答：必有三大问题，即剿拳匪以示威，纠首祸以泄愤，先以此要我而后索兵费赔款，势所必至。
――后来事情的发展，和李的预言完全一致。李鸿章身为晚清重臣，他的悲剧不在于代表这个腐朽的国家与洋人签订了几多不平等条约，而在于他有识见有迫力，但每当帝国有重大决策时，他却被排斥在外，而一旦当局者把事情搞砸，却又总是要他出面，忍气吞声收拾残局。
――想当年，中日甲午战后，他顶着汉奸的帽子赴日本议和，不仅在言辞间被强势的伊藤博文所羞辱，甚至还遭到日本愤青的枪击，差点命丧异邦。把这样一个忧时伤遇企图力挽狂澜的老人简单地脸谱化为汉奸，不仅是后人的无知，也是后人的残忍。
裴景福又问：兵费赔款大约数目会有多少？
李鸿章回答说：我不能预料具体的数目，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作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说罢，他不由得再次泪流满面，一旁的裴景福也跟着哽咽起来。
李鸿章抵达上海后，虽然朝廷一再催他尽快进京，但他仍然在上海逗留了些时日。一则，年迈的他不堪长途旅行，到沪后即沉疴不起。一则，也是更重要的原因，他知道若非洋人攻陷京师，慈禧的所谓与洋人议和便是一纸空言。
因此，他必须坐等洋人拿下自己的首都，到那时，意识到大势已去的慈禧才会真心实意地回到谈判桌。对一个毕生以家国为已任的儒者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煎熬更痛苦的事吗？
就在痛苦的煎熬中，李鸿章终于等来了联军攻陷京师，两宫仓皇西狩的噩耗。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噩耗的传来，也使李鸿章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现在，该他登场了。
【辛丑条约签约现场】
18、
被联军占领后的京师，面临着疯狂报复的危险――鉴于德国驻华公使克德林无端被杀，德皇主张用武力摧毁北京，他宣布：“让中国这样认识德国――中国人再也不敢对德国人侧目相视。”
骄傲的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秉承德皇旨意，多次提议要把这座古老的城市化为白地，幸而由于美国人的坚决反对，瓦德西的意见才未能执行。进京的诸国联军中，美军和日军军纪最好，基本秋毫无犯，其他国家的军队则军纪较差，抢劫是时有的事。
不过，据亲历此事的齐如山回忆，“外国人抢的不过十分之三，本国人抢的总有十分之七。”最初只抢商家，商家抢完，接着就抢住户。在这种一夕数惊的大背景下，京师士庶无不翘首期待李鸿章的到来。
不过，这些盼望李鸿章的人的心态，亦颇为古怪――之前，李鸿章是众口一词的汉奸，现在，却必须指望这个汉奸和外国人交涉，以便换来和平。同样是齐如山，他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在外国兵进京之后，不久即听外国人说，李鸿章快来了。彼时中国的衙门机关完全消灭，一切消息，都靠外国人的电报。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很高兴。先君即告余说，吾国人自光绪甲午后，无不痛恨翁常熟，李合肥，彼时有一副对联曰：娥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彼时正是翁相国以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故该联云然。此联虽二人并重，但不满意翁者，只是政界学界中人，而全国国民，则皆都不满意于李。尤其是旗人更恨之入骨，故北京又有一联云：杨三已死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从前虽骂他，但现在已知道非他不可，所以大家都盼他来，因来的慢，大家又怨恨他。其实是大家不知道，他虽然可以来，但他充全权议和大臣，他也得有政府的凭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时是关门了，但至少也得有一道授以全权的上谕，方能凭以交涉不是？……
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尤其旗人，自西后光绪走后，他们每月的钱粮，谁也得不到，可是旗人又专靠钱粮吃饭，所以几个月来，都跟没有娘的孩子一样，听说李鸿章要来，总以为他是跟外国人有勾手的，他来了一定有办法。彼时所有正式饭馆都没有开门，各街上都是搭的席棚小饭铺，尤其东四牌楼一带，旗人吃饭的很多，正喝着酒，忽提李鸿章来了，便高兴地说，再来一壶。盼他来的程度，就如是之高。
我问他们，你们向来很讨厌李鸿章，为什么现在这样欢迎呢？他们的回答是：说人家是汉奸，没人家又不成，就是里勾外联的这么个人。我听罢大乐，彼时许多人对李鸿章都是这样的批评。‘里勾外联’四个字，不但在史书上没有，就是说此话的人，也没什么确定的解释。”
1900年10月11日，李鸿章抵北京，下塌此前曾住过五年的贤良寺。谈判是艰难而曲折的，其间的过程不表也罢。总之，在经过将近一年的讨价还价后，清政府和西方诸国达成了《辛丑条约》。1901年9月17日，条约由李鸿章、庆亲王与十一国代表正式签署。同日，联军撤出北京。
条约签署后，李鸿章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在这道奏折里，这位办了大半辈子洋务的老人异常痛心地总结说：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李鸿章的比喻十分到位：这个苟延残喘的帝国，的确是一个病入膏肓的重症患者，如果好生将息，尚可拖延时日，奈何主其事者一再以此残弱之躯，去和健康人争强斗狠？经庚子一变，慈禧也确实吸取了教训，对洋人，只要不干涉清朝内政――亦即保证她的权力――她就以一种近乎讨好的姿态来营造开明友善的形象。不过，对国内民众，这个政府却永远不会改变争强斗狠的本质。
如前所述，当李鸿章临危受命，前往北京收拾残局时，京师民众如同盼星星盼月亮，即便是他的政敌，也真真假假地称道他“黄花晚节，重见芬香”；然而等到和约一签订，警报一解除，意识到安全已有保障的爱国者们便又开始众口一词地指斥李鸿章是汉奸，是如同秦桧一样的卖国者和误国者。
在中国，自我占据道德制高点，对别人进行居高临行的道德扫射，永远是一件自感大义凛然而又没有风险的爽事快事。
风烛残年的李鸿章已经没有精力去应对种种厚诬与叫嚣。他已经到了油枯灯灭之际：签完和约两个月后，李鸿章即病逝于京师贤良寺，时为1901年11月7日。弥留之际，家人问他有对家事有何吩咐，李无言；又问对国事有何交待，李登时老泪纵横。
临终之前，他曾吟诗一首，是为绝笔：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书法】
19、
李鸿章死后，被清政府通缉的乱党梁启超即为他作传。可以说，真正理解李鸿章的，并不是他忠于的那个摇摇欲坠的政府，不是高高在上的慈禧，不是满朝文武同僚，而是作为帝国的敌人的梁启超。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李鸿章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为19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辛劳，不畏谤言，是其长也。梁启超对李鸿章的盖棺之论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远在大洋彼岸，曾两任美国总统的克利夫兰，对李鸿章有着更高的评价：“李鸿章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性质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位外交官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然而，李鸿章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却有另一番非常悲哀的解读，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意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的沉痛，在于他比梁启超和克利夫兰都更清楚他效忠的这个国家这个政府的底细，他知道他的所有努力都只不过是为了敷衍一时，体制决字了他虽然位极人臣，却仍只是无足轻重的裱糊匠，他只能为帝国做这么多。
至于必欲爽手扯破者为谁？显然就是庚子年的民族英雄们――从幕后的慈禧到台前的载漪、载勋，再到曹福田、张德成诸位大师兄二师兄，以及他们身后面目模糊，却汹涌而来，上演了一场集体狂欢的万千民众。
李鸿章死后，安葬于其家乡合肥郊外。作为臭名昭著的汉奸、卖国贼，他死后亦未能得享安宁：他的坟墓在1958年被挖开，其时，身着黄马褂的李鸿章遗体尚保存完好，随即被狂热的群众用绳子拴着，系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粉身碎骨。那是又一个狂热的群众运动到来的前夜，中国，似乎永远都不缺催生义和团的丰厚土壤。
原文链接
全文连载：1，2，3，4，5，6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