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抛开历史背景造成的悲剧，说得尖酸刻薄一点，周扬是典型的为体制舔菊者的必然结局。体制的要求很简单：要党性，就必须泯灭人性。周扬在道德上确实已经尽量向党中央毛主席靠拢：背叛发妻，欺骗子女，出卖同志，清洗文艺界，为伟大领袖鞍前马后，——可惜即使这样，伟大领袖也只是把他视为一条可以随时踢开的狗：在觉得利用周扬去清洗文艺界已经没有太大作用的时候，便把周扬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在毛泽东时代，这样的舔菊者的悲剧远不止周扬一人，而周扬的悲剧，还在于他的悲剧延续到了文革结束之后的后毛泽东时代。这说明了这样的悲剧是体制的必然，而并不仅仅是只跟某个特定的“伟大领袖”有关。
远有周扬，近有令计划，不管你在体制内如何能呼风唤雨，但只要是在威权体制下，你永远无法保证你有全身而退的一天，随时有可能被主子所抛弃，随时有可能被撤去身上的光环拉到神坛之下打倒在地，作为主子的替罪羊。因为在威权体制内，不管是谁，都不是一个具有真正人格的人，而只是被视为一条狗。是狗，就会有被抛弃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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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周扬”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从上世纪30年代起，他便获得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成为其文艺路线的阐释者和代言人。周扬政治命运的每一步，其实也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历史的一个缩影。
对82岁的周艾若来说，与父亲周扬的隔膜，其实在他7岁那年的分离便注定了，这种隔膜一直持续到父亲离世，“我从未感觉他作为一位父亲的回归”。他们父子之间，也从未真正走进过彼此的内心世界。
也许正因如此，看待父亲，周艾若多了一份冷静和审视。尽管他知道那是一个写不尽的周扬，尽管自己也与父亲一样从事文艺工作，但是，“我不愿意参与写父亲的任何传记”，周艾若沉默了一会，眼神移开，缓缓地说：“因为每次回头看他走的路，我都觉得，心，太痛了……”
上海记忆
我对童年的回忆是幸福而温暖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总是躺在父母中间，在被窝里拱来拱去；小时候，我和弟弟迈克，头发都黄黄的，眼睛有点灰蓝，在那些大人们眼里，我们俩个长得有点像西洋娃娃，所以他们每次一进门，都先嘻嘻哈哈地逗弄我们一番，然后再上楼和父亲谈他们的事。
那时候我太小，也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和背景，就是喜欢家里热闹。他们要谈事的时候，我们就赶紧躲开了。后来才知道这些来往的人，都是当时在文学界比较活跃的左翼人士。父亲忙的时候，妈妈就在外间一桌打麻将。后来才明白，实际上是替父亲望风。
更多的时候，我和弟弟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妈妈漂亮，温柔，闲时喜欢教我唱歌跳舞，描红临帖，唱京戏。到现在我还能从头到尾唱完妈妈教我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我想，我身上喜欢文艺的根，就是她在我心灵深处种下的。我记得妈妈还带我去电影公司拍电影，那是左翼文化人拍的一部电影，可是导演要我笑时我哭，要我哭时我又哈哈笑起来，所以那部电影也没有让我演到底。
没客人的时候，父亲就一天到晚埋头在屋子里，写作、翻译，很少出门。父亲早年在上海上大学时，读的是英国文学专业，也由此打下了他翻译的基础。在上海期间，他翻译了许多俄、美、日等文学作品和艺术理论文章。父亲后来又去日本留学，很多人回忆，那时候的他才气纵横、开朗潇洒，平时穿西服、打领带，穿皮鞋，还喜欢跳舞、爱去咖啡厅。从他给我们三兄弟取的名字——艾若、迈克、约瑟，也可以明显感觉出，那时候，他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应该说，父亲还是属于在五四时代的历史熏陶中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有着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东西。相对英美文学，父亲对中国古典文学读得少一点，倾向于俄罗斯的、英美的东西多一些。
父亲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上世纪30年代，也正是革命最艰苦、最残酷的时期。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这一时期被秘密逮捕后惨遭杀害的。在那种形势下，父亲能够坚持下来，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当时，鲁迅等人都长期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父亲也不得不经常变更住所，以此摆脱特务的纠缠。所以，我童年的另一个印象，便是经常搬家。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30年代，父亲他们与鲁迅、胡风等人在上海有过一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论争。鲁迅先生后来在文章里批评父亲“到处用手段”，还把父亲与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几位一同去向他汇报“左联”工作的人，讥为“四条汉子”。
在我的理解当中，父亲他们当年只有20多岁，鲁迅40多岁，我觉得四条汉子对鲁迅不恭，是不存在的。另外，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告诉我，那时候他们还经常来我家作客，所以我也根本不相信所谓两个口号之争像后来渲染的那么誓不两立。如果果真如此，胡风梅志怎么会经常去我家作客呢？但是后来的政治斗争将这个本来属于文艺战线的讨论无限政治上纲，甚至后来升级到“反党”的地步——讽刺的是，当时父亲是代表中共去和非党人士鲁迅谈的，怎么到头来变成是他反党了呢？我想，鲁迅先生当年说这话的时候，应该是发个牢骚，或者顶多是个讽刺。大概他自己也不会料到，若干年后，“四条汉子”会成为一个罪恶的代号，而这个评价成了父亲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的母亲
母亲吴淑媛出身于益阳一大户人家，她的家世比父亲好得多。吴家是打太平天国起家的，外祖父在江苏瓜州当水军总督，曾三次见过皇帝。父亲与母亲算是青梅竹马，父亲小时候在我外婆家念私塾，他们互相有好感，老师做媒，他们很自然地成了一对，虽然那时候他们年纪还很小。
我的外婆特别宠这个女儿，视她为掌上明珠。我们一家在上海生活时，父亲没有什么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其实就是回去要钱的，外婆每次都给母亲带回来一大包金首饰。母亲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每次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当时有很多益阳的同乡和左联的朋友经常到我们家，这么多人没有收入，都是靠外婆给的那些钱维持生活。父亲晚年也曾对我说：那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亲——其实是我的外婆。
很多年后，我经常想，母亲对自己丈夫所从事的事情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她并不一定很深刻地理解什么叫“革命”，她只是完全追随着父亲，只要是父亲做的事，在她眼里就是正确的，她就会无条件支持。这其中，也许有母亲传统道德观的成份，但更多的，是她对父亲毫无保留的爱和信任。
1934年，母亲又怀孕了，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这次也不例外。父亲把母亲、弟弟和我一起送回了湖南益阳老家，以往父亲总要等到孩子生出以后再回上海，这一次，还没等三弟出生，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而母亲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反常。
母亲顺利生下了三弟，按交待取名“约瑟”。不久，母亲收到父亲的信，说他暑假会回来，母亲于是满心欢喜地等着这一天。父亲爱吃母亲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鲜的梅子泡在蜜里做成的一种蜜饯，母亲托人买来最好的梅子，做了一坛甘草梅。那时在乡下，根本没什么好吃的，所以放在红漆柜上的这一坛蜜饯，对我们三个小孩子来说是很大的诱惑，可是我知道我们不能吃，因为这是母亲特地给父亲做的。我不吃，两个弟弟也不吃。
可是父亲并没有回来。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时，母亲又开始做第二坛甘草梅；不久，父亲来信说他这一年夏天会回来的。可是我们依然没有等到他，而柜子上已经摆了两坛梅子。
也是在这一年，1936年，父亲去了延安。起初，我们还有他的消息，我还记得有人捎来一套父亲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给母亲，还给我带来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很漂亮。那些年的冬天，我总穿着它在桃江、修山脚下外婆家到处玩耍，心里充满了有点炫耀的喜悦。
父亲离开的时间长了，乡间渐渐有了一些传言。奶奶很喜欢我的母亲，她不放心，专门写信问他：“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人都忘了？”父亲回信说，他现在在肤施(延安)作教育厅长，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
抗战爆发不久，情势越来越紧张，我们和父亲彻底失去了联系。父亲离开后，母亲独自带着我们三个孩子生活，不管谁提起父亲，母亲总是谈他的好，她也从来不相信那些传言，还嘱咐我们：“不要听人瞎说，你爹爹不是那种人。”
我们兄弟三个那时都很小，并不能体会到母亲心里想的是什么。只是后来回忆，母亲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苦的，完全是哀此茕独，形影孤凄，她太需要一个人帮助她撑这个家了。但她把自己的痛苦包得紧紧的，无论对我的奶奶，姑妈，还是对疼爱她的外婆，她只字不提，即便是对与自己最近的弟弟、我们的舅舅，她也从不吐露半句。
七坛甘草梅
父亲走后，我们全家都由外婆抚养，不久，外婆一病不起，两年后去世。
外婆的去世，对母亲的打击是致命的。那段时间，母亲牵着我和弟弟，带我们3个孩子，每天走十几里路，去外婆的坟上哭坟。哭坟是当地的习俗，是那种带唱的哭，听起来特别凄惨，母亲每次都在坟上哭得天昏地暗，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
这是我生命经历中的最为悲惨的场景。虽然我年纪并不大，但我已经意识到，母亲的哭不光是对外婆的思念，更多的，是哭自己命运的悲苦。也许只有在这荒野当中，一直把苦严严实实包裹在心中的母亲，才会如此渲泻她的绝望心情。而她深藏已久的哭诉，也只能面对旷野中外婆那座同样孤独的坟头……
刚回湖南时，我们起初的生活是靠田产，后来很快坐吃山空，外婆去世后不久，舅舅又生意失败，卖了大片田产抵债，吴家一夜之间成了穷人。母亲也由从不为生计发愁的富家小姐变成了平民女子，她为我们做鞋，亲手做各种坛子菜。
每年夏天，母亲还一如既往地做着她的甘草梅，而父亲已经音信皆无好几年了。1941年的某一天，母亲终于有了父亲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却让苦苦等待的她一下子堕入深渊——那是《救亡日报》上登载的父亲给郭沫若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末尾附了这样一句：“苏(注：指苏灵扬)已进抗大，小孩(注：指周密)已进幼儿园。”
母亲一下子崩溃，她终于不再做梅子了，望着柜子上排得整整齐齐的7坛梅子，她对我们说：“你们把那些梅子都吃了吧……”她很快就病了，脖子上长了一串长长的淋巴，全身浮肿，浑身上下似乎都是透明的，说话已无力气。当时有一远房亲戚的男孩，比我略大点，已找到一份小学教师工作。母亲从被中伸出手来拉我到床边说：“艾若，你要能教个小学，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对着病榻上的母亲，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感觉只是一片茫然而无望。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为了请医生，先是托人卖掉一批批皮货，后来又开始卖掉一个个景德镇精致的上品瓷坛。医生换了一位又一位。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医生用一种织毛衣般粗细、像筷子般一样长的针，先往炭火盆上烧，然后往母亲皮肉里扎，拔出后皮肤上留下一个个黑色圆圈。每扎一针，我都不敢看，甚至全身紧缩，以至泪流满面。但我从没有听到过母亲一句呻吟。
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了很多花，那一年，多年不开花的两株硕大牡丹突然绽放开来，亲戚们都说是不祥之兆，我不信这些，但是在一个连绵秋雨的寒夜，我们都已入睡时，母亲悄然而逝，走时才35岁……那一年，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虽然说起来还有一个父亲，实际上我们已经成了孤儿。
我不知道当年父亲让母亲带着我们回老家，是否是他新生活的一个“预谋”。其实那时很多人已经知道了父亲与苏灵扬的关系，只有母亲还蒙在鼓里。我后来在上海见过父亲当年的朋友陈子展老先生，他告诉我：就在你们走后，我到你们家里去，看到屋里墙上挂了一件红大衣，那大衣不是你妈妈的，你妈妈个子高，那红大衣是小个子女人穿的。
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也回忆，1934年父亲从益阳回到上海后，再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大变。他换下以前穿的西装，换上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的那个人也换了。很多年后，我和梅志也成了朋友，她说：“我上你家去过好多次，我觉得你妈妈太贤惠了。”
即便母亲在知道此事后，她仍然没有在我们面前说过一句抱怨父亲的话，在任何人面前都没有。母亲只是提及，有一次帮父亲收拾衣服时，在西装夹层口袋里发现一女性写的一封信，看过后，她还给了父亲。她从来都相信自己的丈夫，相信他不会另有所爱。直到她离开人世的那一刻，她对已经背叛自己的丈夫也没有一句抱怨……
“文艺沙皇”
父亲整个人生轨迹的改变，应该从他到延安算起。父亲是1937年从上海出发，11月初到达延安的。
在我看来，早期的父亲属于人道主义者，而他的人文观念主要来自俄罗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些精神营养。那一时期的毛泽东，在这些方面和他有共同语言，他们肯定有彼此欣赏的成份。反过来，父亲更欣赏、乃至崇拜毛泽东。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是学而优则仕——有了学问要献给国家、献给领袖，既然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青睐，他必然要尽全力报答。
父亲在文艺理论上面表现出来的成熟与敏感，显然很为毛泽东所看重。父亲到达延安后不久，毛泽东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经常让父亲帮助阅看，而父亲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常常送毛泽东审改，从此开始了与毛泽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文字之交。在文化界，像他们之间有过那么多次重要文字交往的，恐怕除周扬外没有第二人。
到达延安之后，父亲先后任边区教育厅长和鲁艺副院长。应该说，父亲这些文化界人士的到来，给延安的文化事业和文化生活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1939年，他被任命为鲁艺副院长，鲁艺的工作后来一直由他主持，鲁艺作为党的文艺干部的摇篮，为新中国造就了一大批文艺骨干和创作队伍骨干。
延安时期，父亲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主持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就文艺理论的几个主要问题集录了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有关论述，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鲁迅一直贯穿到毛泽东，实际上也将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提而他的序言，其实也是为确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地位而写的。自此，这篇讲话成为全国的文科学校都要学习的经典之作。父亲也藉此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的宣传者、阐发者乃至党的文艺政策制定者的身份。
建国以后，父亲对毛泽东的崇拜有增无减。1951年，我去哈尔滨工作之前，父亲对我说：“你要有两个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苏联，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崇拜苏联是当时的一边倒政策，当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之后，父亲的精神世界里，从此只剩下前者。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先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每隔几年，他都会就文艺理论作一次报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其实就代表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此，从报纸、文化单位到学校，都必须认认真真地学习他的讲话，父亲的名气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一次，他在讲话里表扬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问他：“你看过没有？”他老老实实在说：“我哪看得过来？”记得我有一次还问他是否看过哈代，他也说没看过。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提这些作品？”他说：“让大家研究嘛！”
获得文艺理论的话语权之后，父亲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文艺领域的斗争，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写了批判托派文艺理论的《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给予文章和作者以极高的评价，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是父亲从文艺理论家到政治革命家转变的开始。建国以后，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每次运动都从文艺界开始的，这似乎成了一条规律，文艺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而父亲在这条路上也越走越远，并由此获得了“文艺沙皇”之称。
我不知道父亲生前是否知道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称号，实际上在“文革”前掌握着文艺界生杀大权的他的确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建国后，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周扬”这个名字，总是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这些被批判者的背后。很多上纲上线的报告都出他的手，而他每次出手，总是打击了一批作家——胡风、冯雪峰、丁玲等。
其实很多运动之初，父亲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挣扎，包括对胡风的处理，他起初也并不认为要上升到敌我斗争的那个高度、打击那么一大片文艺界的人士。当他刚看《武训传》时，他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还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掉了眼泪。”当毛泽东决意批判《武训传》后，他又深觉得自己对政治不够敏感，在各种场合、大会小会不断作自我批判，检讨自己，又拼命想“弥补”自己的不足，并且在最后写了一篇批判《武训传》的重头文章，他似乎在想表示自己跟毛主席、为重塑“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形象而做努力。
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后，父亲总是试图用一些举动，缓和文艺界的肃杀之气。60年代初，报纸上没人敢写稿，文艺创作也陷于匮乏，父亲主张把杨沫《青春之歌》、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老舍的《茶馆》等几个作品拿出来讨论，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周克芹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也得到了父亲的高度赞扬而发表，从而一举成名；当年只有20出头的王蒙因其作品而遭批判时，父亲曾极力给予他保护，这也是王蒙后来屡屡提及之事。既要贯彻上面的意图，又要极力团结一些人，被视为“文艺沙皇”的父亲其实也是心力交瘁。
身陷囹圄
1966年7月1日，《红旗》重新发展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者按语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字，“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称“24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一夜之间，父亲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祖师爷，他所在的中宣部则成了“阎王殿”。几天后，《人民日报》开始整版地发表批判父亲的文章，在一篇文章里有很多所谓的采访，来证明父亲自始至终就是个“反动分子”，我看完以后，对以前所受的宣传开始动摇，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也开始对父亲有所反思。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几乎在同一天狂卷到我所在的哈尔滨。6月6日下午，校园里还显得很平静，然后每个系同时开会，开完后一散会，每个系里都贴出一张最大的大字报。我们系贴出的那张是《周艾若是哪个阶级的评论家》。两天后我也写了张大字报，宣布和父亲周扬划清界线。
父亲对他的被捕毫无思想准备。1965年父亲在一次体检中发现得了肺癌，他动了大手术，切掉半边肺，锯了两根肋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党内斗争本来就很残酷，而文艺界更是敏感的麻烦的地带，父亲必须处处小心。我想他得了癌症也是因为胸中郁结了太多的东西。不过，在我看来，他早年得癌症有两个幸运：一是他幸好发病得早，没有扩散；二是那时候的政治运动更加如火如荼，照理说他应该有更多的出场的机会，就因为这场癌症，客观上阻止了他的出场，打击的人也相应少了些。
那时候，二弟周迈经常给我写信，向我通报北京这个风暴中心的情况。有一次，他在信里提到，他所在的北航的红卫兵组织大家去工人体育场参加批判会。弟弟离得很远，看不清被斗人的面孔，但他从挂在每人脖子上的大牌子上知道，这些人有彭真、陆定一、林枫和父亲周扬。林枫拒绝做低头弯腰喷气式，陆定一大声叫屈，两人都遭到拳打脚踢。而父亲体力不支，趴倒在地。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父亲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
提到这个细节的时候，弟弟的口气很平常，我听到这个消息，好像也没有特别伤心的感觉。那时候全国人民都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搞得麻木了，我身边每天都有人死，不是自杀就是被斗死。父亲被关进去之后，我们都彻底失去了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这个消息于我们，仿佛只是终于让我们知道父亲还活着。
此后，父亲又陷于很长时间的生死不明的状态，甚至几次传出周扬已死的消息，连他的户口都注销了。一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有人通知我们家属去秦城监狱里接他，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
我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在那一年有个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7月份，他们重获自由。夏衍被释放当天就卷铺盖回家了，可是父亲没有，他说：“我不行，我还要写一封信给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评，现在还没有写完。”他写完给毛泽东的思想汇报，还在信里问主席、江青好，几天后才回的家。
父亲在秦城监狱被关了九年，平时没有人可以交谈，也听不到任何外界的消息，所以刚从秦城出来时，几乎失去了表达能力，语言不连贯，声音沙哑，见到人就不停流泪。几天以后，他慢慢能够说一些话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说：“搭帮毛主席……”这是益阳土话，就是多亏毛主席的意思，我立刻反问他：“那是谁把你关起来的？”他没有回答我，此后我们再也不提及这个话题。
现在回想起来，极为讽刺的是，一方面父亲被视为“文艺沙皇”，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他的表现极为不满。父亲曾说过，毛泽东对他的批判有三条：1、对资产阶级斗争不坚决；2.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毕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他觉得父亲在政治上斗争性不强，心太慈、手太软。《清宫秘史》、《武训传》的“问题”哪一个都不是周扬发现的。在那个非常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年代，对于一位思想文化战线的主要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1952年，大家都下去搞土改，父亲没有，毛泽东说：“如果周扬不下去，我就派人押他下去。”其实也公开表示对他不满。1953年初，毛泽东专门把他叫到中南海，批评他“政治上不开展”，撤掉他的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职务，这一年筹备第二次文代会这样的重要大事，开始一段也完全由胡乔木主持，把父亲排除在外。1965年，毛泽东已经相信康生、江青提供的“四条汉子”专横把持文艺界的材料，在决定批判夏衍、田汉、阳翰笙他的几位老友时，还问他：“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父亲当时还诚心诚意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却没有预感到，一场文艺界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所以也有人评论说，毛泽东是拿周扬作为文革的祭旗者。
父亲任文化部副部长时，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任处长，她经常发些指示，父亲对她的意见未多加理睬，但他没有意识到，江青后来的很多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他对江青的违抗实际上也冒犯了毛泽东。中央后来成立了“周扬专案组”，主持审查此案的便是江青。正式列入“周扬一案”的有七八十人。1975 年，他被转到秦城监狱，父亲那时并不知道，这里曾是胡风被关押10年之久的地方。
家事
母亲去世后，我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我先是在一所乡间小学教书，帮助祖母照顾两个弟弟。日本人打到湖南后，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声中，我加入了青年远征军，抗战的同时一心借机到延安找父亲。我所在的部队在贵州呆了十个月，未及出征，鬼子就投降了。投降消息传到营地当天，漫山遍野的火炬，呐喊声响彻云霄。
在贵州时，我通过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表哥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通过重庆，转到新华社的何其芳，何其芳将我的长信转给在延安的父亲。遵照何其芳指点，退伍后我没有回乡，而是带着他的信立即赶到南京，在梅园新村与中共办事处取得了联系。那时我住在表哥家。一个酷热的夏夜，我正在楼下乘凉，忽然看见大铁门外一西装革履客人直奔我打听表哥。我们俩互相看着，虽然分别了11年，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很兴奋地拉着他的手进了楼门，上了楼梯，还有两位同样绅士翩翩的客人跟了上来。在楼梯拐角处，他停住脚步把我拉近身边问我：“你就是艾若吗？”“是啊！”父亲很高兴，他立即回头介绍：“这位是潘梓年……”我只顾向楼上喊表哥快出来。
我后来知道，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教授、专家共20人访美，其中包括来自解放区的欧阳山尊和父亲等四人，父亲是共产党这边的团长，这一次是来南京办签证的。我们父子俩个在南京一连谈了好几天，父亲让我赶快回益阳把两个弟弟带出来，北上与他会合。
1948年秋，我和两个弟弟费尽周折，终于在北平和父亲再见。这是已经13岁的三弟约瑟，第一次见到父亲。父亲对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已不大记得，但其中的一句是无法忘却的：“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此后，父亲再很少跟我提及母亲，仿佛一直在回避。
我们跟苏灵扬见第一面，父亲指着她说：“这是苏灵扬，你们可以喊她妈妈，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么也没喊，一辈子也没喊，我喊不出来。
父亲与苏灵扬结婚后，又生了女儿周密和儿子苏苏。1946年，苏灵扬带着周密与苏苏坐马车，跟华北联合大学一起从张家口往南撤退。因为白天怕遭轰炸，都是夜行军。马车在夜里翻到山沟里，两个骡子都摔死了，苏苏被重重的文件箱压着，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过了很久，骑着马打着灯笼赶了过来。那天也正好是他与我们在南京告别后重返张家口的当日，听说当时父亲悲痛欲绝，嚎啕大哭，是几个人把他搀扶起来架上马背的。苏苏的死对父亲和苏灵扬两人都打击很大，特别是对苏灵扬。我们是到北京后得知此事的，也不敢当面提及。文革中，连6岁就夭折的苏苏也未能幸免，被从小小的土坟中挖出来抛尸扬骨……
解放后，苏灵扬在北京任一个中学校长，很多的人说这个校长不错，有威信，但是坦率地说，我跟苏灵扬的关系并不好，这也并不是因为父亲当年是因为她离开妈妈的——从某种角度，我甚至觉得父亲与苏灵扬的结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所以在苏灵扬眼里，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认可。我爱人的父亲曾经留学日本，是敌伪时候的警官，虽然早就关在监狱里死了，但是这种出身在苏灵扬那里不被容忍的，父亲并不干涉。我后来不顾她反对还是和她结了婚。那年暑假，我们双双来北京看父亲，开门的是苏灵扬，她一看到就说：“你已经背叛这个家庭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跑到这里来！”我爱人自尊心大受伤害，扭头便走，从此再也不回这个家。我在哈尔滨工作，每次到北京来看父亲，苏灵扬都坚决拒绝让我住进家里，我只好在同学家借住。
我与周迈，周岳三兄弟，没有在父亲的那个“家”住过一天，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也没有参与过。到北京时，三弟周岳年纪太小，他愿意和父亲一起生活。当时父亲、茅盾等人每个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独立的小楼，家里很多个房间，但三弟只能住在布满水管子的地下室里，潮湿不堪，但父亲从来也不过问。
其实我与父亲的隔膜自始至终都未消除过。父亲当年离开以后，我出去参军后，两个弟弟由奶奶抚养。奶奶对我妈妈特别好，她心疼这个儿媳。我参加工作之后，经常给奶奶写信，也寄钱给她，在奶奶眼里，我比我父亲对她好。因为父亲的问题，全家都受到牵连，我的大伯周谷宜解放前受父亲牵连坐过国民党监狱，差点被处死；文革中被批斗关押，死在牢中，连尸骨都下落不明；我的姑妈是个小脚老太太，也被戴上高帽游街，文革后，父亲听到这些，也是淡淡的，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我们与苏灵扬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曾有过缓和。那时候父亲被带走了好几年，生死不明。我去看她，她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那时候她显很亲和，拿出一个杯子来说：“这是你爸爸用过的杯子，你拿回去做纪念吧。”还有几张小照片，让我拿回去。我心里大有感触：文化大革命那么糟糕，但还能使我们这个家庭走向和谐。
但是当父亲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时，我们的关系又再度紧张。父亲住在北京医院时，我和弟弟常去看父亲。只有我们父子在的时候，我们谈得还是挺愉快的。过去，父亲长期沉浸在他的研究领域里，连上街买一件衣服他都不会。所以当我们谈起家乡的事情时，其实父亲特别有兴趣，他和家乡隔膜太久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苏灵扬在，她总是用几句话就把气氛弄得很不愉快。
有一次，我和周迈骑自行车去看父亲。那天父亲坐在椅子上，旁边放着一盘葡萄。我们和父亲聊天，中间说句什么话，苏灵扬又开始指责我，我就有准备地回敬她：“我来看看父亲，当然要交流，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思想，你不要什么都打断我们，都说你对，这样不好。”她显然没有准备，被我噎住了。她先是冲父亲发火，然后指着我说：“就是你最坏！”转身离开了。
父亲自始至终一言未发，只是长长叹了一口气。奇怪的是，以往我们每次看他，离开时父亲从无什么表示；而这一次，他一反常态地站起来，穿过一个很长的走廊，一声不吭地送我们离开。这没有言语的言语，让我一下子知道了很多东西，父亲有父亲的无奈。
父亲去世后，我们都赶到北京医院，苏灵扬坐着轮椅，周密陪着她，我和两个弟弟是一圈人，我们互相之前没有任何交流。我想，父亲在时，我和她有关系，父亲走了，我和她，自此毫无关系了。
异化风波
父亲从秦城被放出来不久，中国政坛便接连发生一系列大事。我还记得父亲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可是，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又把父亲的名字点了出来，认为当年化名“狄克”与鲁迅论战的张春桥又成了周扬的“走卒”、“文艺黑线”的人物，对此，父亲恼火之余却也只有无奈。
出狱后，父亲陆陆续续听到了很多著名作家或艺术家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老舍、赵树理、田汉等，有一次，他当听说傅雷夫妇自杀的惨状时，他刚开口说：“这给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就已泪流如注，不能自抑了。
父亲出狱后见的第一个人是冯雪峰，这位他当年的“论敌”已经生命垂危。两位历尽磨难的人见面，父亲讲了很多往事，还抑制不住地哭了。那天我正好从哈尔滨回到家，看到父亲情绪很好。他还告诉我，他被抓走以后，自己家的房子也空了，小偷从屋顶上搭个东西下来偷书——那时候没有书，小偷也要偷书看。不过好在一些英文的或者康德之类的哲学书，小偷可能看不懂就放过了那些书，所以他还挺高兴的。
父亲曾邀请三十多位错划为“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同志们，他情绪十分激动，以至于未说一字时，已泣不成声。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期间，他特地去作协会场，再一次向丁玲、艾青等作家道歉。虽然说那些报告很多不是出自他的初衷，但毕竟都是他写的，伤害了那么多人。无论是东北那些作家我很熟，艾青、舒群、骆宾基、萧军，包括胡风的夫人梅志，他们都认为父亲的忏悔是真诚的而原谅了父亲，而且后来也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萧军甚至说：“敢于剖析自己，是一条真正的汉子。”
自始至终不肯原谅父亲的，只有一个人——丁玲。父亲与丁玲是同乡，丁玲早年写过一个《给孩子们》的小说，把我和迈克都写在里面。至少说明那时他们关系很不错。1953年我到北戴河，父亲也在那疗养，丁玲和她女儿也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丁玲。我还跑过去问她《给孩子们》不就是写的我们这个，希望从她那里听到当年有意思的事，但她没有理我，让我很失望。
父亲也知道他的问题是一个整体的错误，父亲后来说，他在监狱中9年，想的最多的只是一条：辜负了毛主席。他在狱中通读了马恩列斯毛全集等。现在回过头来看，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往上推，有些错误是毛主席那里来的，也有许多错误是我们自己的。父亲晚年对当年的事情很少提及，我只是记得张志新的事情出来之后，他很感慨，说：“张志新了不起，她还是位女性，那么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父亲一生是极度崇拜毛泽东的，到了晚年能说这个观点，在我看来，他内心深处，实际上已有所反思。
从某种角度，9年的牢狱之灾拯救了父亲的思想，父亲又重新活跃起来，他努力摆脱当年所受的那些政治羁绊，发表了许多文艺理论的文章，向着他早年的文艺理论家的身份逐渐靠近。
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时，父亲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异化”理论。但他没有料到，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学术问题，竟然又会演变成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甚至很快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继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那时，全国所有的报纸、杂志，都在显着位置刊登文章，批判他的“异化”理论。父亲又一次被卷入政治风浪、陷入矛盾和痛苦挣扎中。他曾经不无苦涩地说：我这辈子前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亲近的人，相信了卑鄙小人的谗言，要打倒我。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还有一次，他曾很有感慨地说：“我若不做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专门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我会是很有成就的……”
1984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父亲因病未能出席，他只能从医院打来电话表示祝贺，虽然只是一句普通的祝贺，但会场却突然爆发出长达两分钟的热烈掌声。1985年1月，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作家们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共356人在上面签了名，其中包括不少在反右、反胡风等运动中挨过整的老同志。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父亲的敬意。
不过，父亲在这一次政治风浪中所承受的压力和不解，远远超于文革时期。他身体每况愈下，反应也渐渐迟钝，给他拍的CT片子一张张放下来，上面显示，他的脑子一点点萎缩掉了，很快他就成了植物人，夜里，会有蟑螂爬上他的脸，而他也毫无知觉。他身体不好之后，却对我们之间的亲情是一种弥补。我们看护他时，他不断回忆起妈妈的好，说对不起妈妈。不过于我而言，我还尚未来得及感受一位父亲的回归。
1989年7月31号，我正在胶东出差，接到电报说父亲去世了，我日夜兼程赶回来。当时报纸上发表了一条特别简短的消息。那段时间我会接到一些电话，认为应该给父亲一个合适的评价。而我和两个弟弟的态度是一致的：将父亲交给历史来评价吧。历史如何评价父亲，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在后来的追悼会上，父亲还是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很多重要领导人悉数出席，邓小平也送了花圈。
在我看来，父亲晚年又回归到他早年的人道主义者的立场上。现在很多人说“悲剧周扬”，我同意这种说法。他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而他身上悲剧的根源，也许有对领袖的迷信、对文艺界领袖位置的追求，遗憾的是，父亲最终也没有来得及给自己在文字上语言上的一个总结。以我的理解，其实父亲自始至终也没有获得真正的心灵上的解放。
（口述：周艾若；整理：李菁）
原载：文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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