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30日星期二

也谈毛泽东时代的挨打问题

文/思芦

最近《环球时报》上摩罗有一篇评论,开篇云:“坊间有云:毛泽东时代解决了挨打问题,邓小平时代解决了挨饿问题,咱们这一代要解决挨骂问题。” 一时间,此话盛传网坛,摩罗文章的主旨倒被淹没了。所谓毛解决了挨打指的是,毛让中国强盛,外国再也不敢侵略、欺负中国,保持领土完整、不再签不平等条约等等。

事实是:毛泽东时代,外国对中国领土的侵略是一直发生的。中国丢失的领土。只不过由于中共的新闻控制,人民很少知道。

1951年2月,印度政府派兵100余名侵占门隅首府达旺。后来又侵占了门隅的马果等地。10月,印军一部又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地方,在梅楚卡等地强行建立兵营。到1953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此后,印军又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北推进,侵占了西藏的兼则马尼等地。

9万平方公里的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相当于一个江苏省、一个浙江省;或者三个台湾。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受印度洋暖风的滋润,属亚热带生态环境;是一个动植物天堂,土地极其肥沃,是中国版图上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矿产丰饶。水利资源极其丰富。雅鲁藏布江可利用的落差2230米,可建成世界最大的水电站,发电量远大于三峡电站,投资却比三峡低得多,又没有移民、生态等问题。

在中印边境中段,印军1954年侵占了香扎、拉不底、乌热三地;1955年侵占了波林三多;1957年侵占了什布奇山江及附近土地;1958年又侵占了巨哇、曲惹两地。这样,在中印边境中段印方共侵占中国约2000平方公里。在中印边境西段,1951年前后,印军侵占了受泥山江以东的卖争拿马和碟木卓克附近约450平方公里的土地;1954年以后,印军又侵占了巴里加斯。

这些领土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一国被另一国强行侵占的最大一片土地。为了换取当时的印度政府在朝鲜战争中对中国的偏袒态度,中共当时默认了印度对中国的入侵。

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中国夺回了被印度所占的南线领土。但中国宣布单方面停火,不仅放弃全部收复的失地,撤回到“麦线”,还要再从“麦线”后撤二十公里,与印军脱离接触。结果印军不但轻易返回原来控制的地区,又趁虚而入,继续向北蚕食推进,建哨所,修工事,反而多占了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1963年开春后中印两军重新在麦线附近形成对峙。据中国总参谋部统计,仅在1963年上半年,沿边境对峙的中印两军就互相提出抗议照会总数达到60余次。1965年印巴战争时,印度军队越过中国-锡金的边界,并在中印边界的西段侵入中国领土,进行军事挑衅。两国战争一触即发。好在由于印巴两国在苏联的调停下,很快在塔什干实现停火,印军在中国和锡金边境上撤除了部分工事,中印战争才没有爆发。1967年中印两军在中锡边境发生两场冲突,双方互有伤亡。1985年在中印边界东段,由于解放军建设直升飞机的起降场,引起两军严重对峙。最后中国妥协了,起降场工程被迫停止。

另一段毛时代的挨打来自于老大哥苏联。中共建政后,全面倒向苏联。1950年毛泽东访苏,作为小跟班对大老板的访问,和苏联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的两国条约,出卖中国的利益。包括满洲和新疆的矿山、铁路和其他的让步;允许苏联使用大连港,以及在1952年之前使用旅顺海军基地的权利。在不平等的商业垄断条件下,苏联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即从1950年到1963年的14年里,中国必须把它所有过剩的工业原料统统卖给苏联,而不得卖给第三国。中国的航空、造船、石油、有色金属等工业方面要和苏联合营。中国东北和新疆不得有第三国势力存在,不允许第三国资本和人员以任何方式参预东北和新疆的任何机构以及经营性活动。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来说,斯大林在中国要了新疆和东北两个势力范围。苏联学者贡恰洛夫说:“条约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强迫性的,是不利于中国的。这项条约带有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秘密的《补充协定》。根据秘密协定的条件,苏联事实上获得了在中国东北(满洲)和中国西北(新疆)的‘特殊的势力范围’,也就是沙皇俄国当年企图并吞到自己‘利益范围’的那些地方。……这样,在形成的同盟中,中国实际上只处于‘小伙伴’的地位。”多年后,毛泽东还对赫鲁晓夫愤愤地提及斯大林的在中国建立“半殖民地”的行径。

苏联怂恿北韩挑起了朝鲜战争。战争打起来以后,苏联却躲在后面,只出武器,中国人出命。而且武器也不是白送。斯大林把二战时美国无偿援助给苏联的军火卖给中国。战后,中共欠下苏俄军费(本息)达二十亿美元。中国还债一直还到六十年代。在六十年代初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三千万中国人因饥饿而死亡之时,中国政府还在用粮食、猪肉、鸡蛋等食品还为苏联打仗欠下的债。

中苏交恶之后,中苏边界纠纷频发。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了第一次边境事件,1962年4~5月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6万余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1969年珍宝岛事件引起的一系列冲突中,中方阵亡800余人。之后新疆的铁列克提事件,中国边防巡逻队被苏军伏击,伤亡40多人。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1969年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苏联希望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尖锐的情况下,美国至少保持中立。但美国政府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这将导致全世界范围的核战争,苏联的行为不亚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所以,美国立刻将苏联的计划通过报界泄露,向中国报警。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哈尔滨,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随即中国全国进入核战准备状态,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同时美国扬言要对苏联核打击进行报复。勃列日涅夫气得发疯,喊道“美国出卖了我们”。这一次正是美国的反对避免了中国的核挨打。

毛时代中国领土的割让还有将江心坡以西与印度阿萨姆省接壤的中国藩属的孟养土司控制的大片土地和南坎送给了缅甸。这两片土地相加比台湾还大一倍。中共割让这片国土给缅甸的原因是国民党李弥将军的一支孤军在1949年以后,撤退到缅甸东部的中缅边界地区打游击。他们一度占领云南境内部分地区。中共将这片土地划归缅甸,借缅甸之手消灭国民党孤军。在中共眼里,党权和政权高于主权。政权是一个政党的现实利益,领土是民族的长远利益。卖国的定义是:出卖民族的领土和长远利益以换取统治集团,执政党和政权的现实私利。这就像一个败家子卖祖宗的地一样,崽卖爷田不心疼。

1962年,朝方提出白头峰是伟大的金将军革命事业的发源地,希望中国能理解朝鲜劳动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将白头峰划归朝鲜。于是毛泽东大手一挥,切了天池的三分之二给朝鲜,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也跟着一道送了出去。朝方接收后的第二天,白头峰便更名,改作“将军峰”。

根据历史文献和地图,珠穆朗玛峰应属中国,1960年中尼划界,为了中尼友好,毛泽东建议:山南边归尼方,山北边归中方。从此,中国失去了世界最高峰的南坡。这片土地,由于喜马拉雅山阻断了印度洋的季风,气候相对温和,降雨充沛,物产也远比山北丰富。

后来中国和巴基斯坦谈判边界问题时,巴基斯坦援引珠穆朗玛峰的先例,把喀喇昆仑山的主峰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也割走了一半。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有争议土地为三千四百平方英里。中国实际占有其中的二千八百平方英里,但划界后只得到二千零五十平方公里。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也承认巴基斯坦占了便宜。

1962年与蒙古签订界约,中国放弃诺门罕谷地、察哈尔北境达里岗爱牧场、新疆北塔山。

1957年,为了援越抗美,毛泽东将南海诸岛中最大的白龙尾岛让给越南;让北越在该岛上设置雷达、防空阵地。

南越1973年7月至1974年2月先后侵占南沙群岛的鸿庥岛、南子岛、敦谦沙洲(沙岛)、景宏岛、南威岛和安波沙洲,并派军驻守;从1975年4月至1991年11月,越南先后共侵占南沙岛礁27个。

菲律宾在1970年至1980年期间先后侵占了马欢岛、南钥岛、中业岛、西月岛、北子岛、费信岛、草沙岛、司令礁8个岛礁。菲已在所占岛礁上驻军并修建修军事基地。

从1983年到1986年,马来西亚先后侵占了弹丸礁、南海礁和光星仔礁,还在6个岛礁上竖立了“主权碑”。

以上毛泽东时代中国领土的丧失,有些是外国的强力侵占,有些是中国的主动赠与。正像慈禧太后所说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从中国方面的损失来看,不是被迫挨打就是主动找挨打。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海外侨民更是备受欺凌,处处挨打。就连印尼,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这样的中小国家,都敢肆无忌惮地迫害华人华侨。1959年6月,印尼颁布总统令,禁止各地外侨从事商业零售。对丧失生计的华侨强迫迁移,造成大批华侨流离失所,受影响的华侨约有50万人。此后,印尼多地发生了武力逼迫华侨动迁事件。约有6万多中国侨民被迫回国。

1965年印尼共产党“930政变”失败,印尼开展排华运动。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处被武装冲砸抄查。1966年4月,印尼暴徒和军人用装甲车,卡车撞开中国驻印尼使馆大门,抢劫财物、殴打中国外交官。期间中国驻印尼代表机构被袭击43次,人员被枪击和殴伤达68人次。印尼当局颁布各种排华法令,禁止华侨经商,强迫华侨缴纳高额的“人头税”,禁用中文。成千上万华侨遭洗劫一空后又被关进集中营或监狱,或者被集体驱逐出境。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20万人惨遭杀戮,约30万人被逮捕监禁。有数百人被挖心碎尸。

1967年6月缅甸政府迫害华侨,将华人企业收归国有,关闭中文学校,致使许多华侨家破人亡。数千名缅甸人在缅甸政府的纵容下,对仰光华人居住区实施打、砸、抢,杀害华侨40余人。同时,冲击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新华社、中国民航办事处,杀害中国专家刘逸。缅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80多名华侨。驱赶华侨离境约3万余人。

此外还有1969年的马来西亚5.13排华事件中,143名华侨被打死,5千多名华侨被捕,七百多房屋被烧。1964年巴西政府对新华社记者9人逮捕、刑讯、军法审判最后驱逐。

1975年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大规模没收华人财产,许多人被关进集中营。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0多万华侨死亡。当华侨寻求中国大使馆帮助时,中国大使馆毫不理睬。

华侨在世界各国屡受迫害,其根本原因是中共为了其党、政利益,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人民及华人利益的立场所致。而且这类反华排华事件,毛泽东时代之后,仍屡屡发生,能说毛泽东解决了中国人的挨打问题吗?

美国总统罗斯福论述过人类有四项基本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在毛泽东时代,朝鲜战争、抗美援越、台海炮战、中苏边界之战,核大战威胁等等贯穿于始终。中国时时处于战争状态、半战争状态或者备战状态。全国半军事化管理,全民皆兵,深挖洞,广积粮。防空演习、军事操练,时刻准备打世界大战。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挨打的恐惧,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之于中国人头上。

的确,毛泽东时代,中国没有发生像日本侵华那样的外国大规模入侵或者战争,但是其根本原因是二战后国际新秩序。何况如前所述,若不是美国反对,中国受苏联的核打击差一点就发生了。

综上所述: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被侵占并丧失了大量领土;签过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边界战争不断;中国人民生活在战争的恐怖中;侨民被迫害,杀虐、驱赶。能说中国摆脱了挨打吗?

27,思想政治工作“改造”“改进”之争

“思想政治工作”或称“政治工作”,是按照列宁斯大林建党思想组建的共产党组织的一大“发明”,后来又被中共推向了极致。按照中共传统的解释,它是指“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人民,启发人们的觉悟,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动员人们为实现当前和长远的革命目标而奋斗的实践活动。”;按照现代的带有一些贬意的通俗说法,就是对“群众”实行“洗脑”。
即便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共仍将其视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搞好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有力保证。”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以后,赵紫阳作为中央总书记,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落实十三大报告各项内容,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他的政治对手们并没有放弃对他的攻击,其中一项,就是来自基层干部的一些批评声音说他不抓思想政治工作。
中共旧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并逐渐成为基层党委、党支部的主要工作内容,为此建立了庞大的基层专职“政工干部队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也成为中共“动员组织群众”,克敌致胜的法宝之一。这个时期比较流行的形式,如组织学习毛的语录和党的文件、干部和群众谈心、读报纸听广播、组织政治学习、向政工干部做思想汇报等。文革中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时期,其形式主义发展到顶峰,什么“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一帮一,一对红”、“创五好战士”等流于形式的东西大行其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状态与毛时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共原有的思想政治工作形式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恶,已经基本流于形式。

面对“不抓思想政治工作”的批评,作为一个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共产党员,赵紫阳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否定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但是,他认为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式,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过时,所以,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口号:“要改造思想政治工作”。

1988年4月24日,赵紫阳在和鲍彤谈话时说,思想政治工作不是不要搞,当然要加强。但是这个加强,不能走老路,而是要走出一条新路来。毛主席当年不是提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吗?我看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改造。我们一方面讲改革开放,另一方面也得讲理想道德士气。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不能涣散,而是要凝聚起来,要有个中心。现在提党政分开有人说不抓思想政治工作了,这是误解。
赵紫阳说,任何国家都需要同心同德,不能离心离德。过去几年搞拨乱反正批左的东西应该是破,但是我们还应该有新的凝聚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的民族遗产要研究。过去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要求太空、太高,做不到。要组织一个班子进行研究,总题目就是“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让人感觉党中央只抓物质不抓精神。

5月9日晚,在赵紫阳的住处,中央政改研究室主任鲍彤汇报工作的时,赵紫阳再次谈到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他说,思想工作一定要围绕着四化建设、企业发展等等来搞,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努力要相结合。研究思想政治工作,要研究怎么能让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有点积极性。

探索出一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由此成了十三届二中全会之后中央高层工作议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按照赵紫阳的要求,中央政改研究室决定成立由鲍彤负责的思想政治工作专题组,成员有陈群林、李元、孙方明、唐欣、周大力、吴国光、吴伟等。

4月26日专题组的分工会,在传达了赵紫阳关于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想法以后,鲍彤说,紫阳考虑,如果有可能把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作为三中全会的议题,大体上用半年时间,看看能不能搞出个文件来,要像过去搞总体设想那样经常向中央领导汇报。

鲍彤说,思想政治工作是个很大的题目。我们提出党要管党、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抓。思想政治工作,改造这两个字很有新意。党政分开以后,过去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重新以新的形式出现。如提高政工干部的待遇、职称、编制、机构等等。我们应该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研究新问题。这个方面的问题现在有用的材料不多,要走出去,搞些调查研究。

 1987年初,深圳报纸率先报道了深圳大学改革学校管理和学生思想工作的经验。4月初,政改研究室派出李元、周大力等几个人赴广东调研,鲍彤向他们提出的任务之一,就是全面了解深圳大学在学生自治自律、党委的工作方式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经验和创新。他们回来后,4月30日,在全室进行了专题汇报,让人大开眼界。

深圳大学是1983年创立的一所新大学,短短几年内,学校就在机构设置、学生管理、团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等许多方面走在了全国大专院校前面。这个学校的最大特点,是近60%的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学校设有学生自律委员会,学生自己解决学习生活中的矛盾和纠纷。学生自己有律师、审判员、银行。深圳大学的新闻系,他们自己办一个报纸,老师带着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学校的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都是学生值班,连打扫卫生的都是学生,没有专职人员。当时的教职工与学生比例是1:8,而国内其他大学却是4:1。学校的学生导师,不是由学校进行分配,而是由学生自主选择。

这个大学的学生们有一句话,让鲍彤和我们这些研究人员们印象深刻,学生们说,北京青年过着压抑的生活,而我们这里都是人。北京学生净搞政治,总想当总书记、当总理,我们想当的是基层店经理,并且把它当好。

鲍彤在听了深圳大学思想政治工作汇报之后,连声赞叹。他后来在一次对吴国光谈话中说,这本身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格局的大变化。学校里没有人专门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党委书记是选举的,党委委员是兼职的,党员在学生中形象高大。人人自己教育自己,大家互相教育,这代表了我们思想政治工作中最宝贵的东西。鲍彤认为,这些试验也不是没有缺点,但从中可以看出新路子。过去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子就是设专职党的干部、专职政治辅导员,就政治论政治,空对空。鲍彤认为,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是企业和学校,学校主要是大学。

5月3日下午,专题组开会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课题计划。在会上,鲍彤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要改造,不改造没有出路,群众失望,没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现在群众要解决的没有人抓,而群众失望的东西我们无力管,群众喜欢的东西我们却在扭。要群众这样做那样做,搞不好会产生逆反心理,反宣传帮倒忙,好象一讲思想工作就是讲意识形态。现在一谈到思想工作,相当一部分同志有灰溜溜的感觉,一些同志对思想政治工作有本能的反感。思想工作者和对象之间有一种距离,主动的东西少,被动的东西多,支持群众的主动精神少,空洞的、灌输式的与群众的愿望背离的东西多,抽象的东西比具体的东西多。

鲍彤说,过去在社会斗争很简单的情况下,我们一个口号可以把几亿群众动员团结起来。现在社会出现复杂的多元化的情况下,思想工作就不是我们的长处了。深圳的经验很好,它的整个思想工作都是社会业余的,形成网络式的综合体系。而我们现在还是老办法,从上到下灌的系统很强,老路子走不下去了。如果不把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出来,人就始终处在压抑状态,这种情况在深圳大学生的发言中已经反映出来。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把一切有用的方面都调动起来,汇集到我们的大目标中去,要研究,不是要思想工作的对象适应我们,而是我们要适应新的对象。

5月4日,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南海勤政殿小会议室开了一个小型的改造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座谈会,团中央、全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等方面的一些领导和干部参加了座谈。会上,鲍彤首先谈了赵紫阳的一些看法。他说,紫阳最近提出了一个新题目叫做“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改造两个字是紫阳说的。讲改造思想政治工作,一是讲必要性,二是抓什么,三是路子怎么走。不仅要加强,而且要改造,不改造就没有办法加强。老一套的脱离实际没人听的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削弱,不能加强。

鲍彤说,新时期要走新路子,靠说教、斗争都不行。这个问题很广泛,是否着重研究一下工厂和学校。现在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很有好处,如果形成一个文件不行,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引起各级党委注意也是好的。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按老路子,恐怕有很多人要搭这班车,队伍、职称、班子、专职人员等等。现在看,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本身就需要改造。有人提出重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方向是兼职化、社会化、群众化,我看不错。政工干部现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个利益集团、政治集团,有自己的一套观念,拿这个东西当饭吃,离开这一套就活不下去,别的东西他不会干。这要改,就要首先解决这些人的问题。这部分人大概有上百万,成为长期掌握着一定权力、有共同的思维方式的所谓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对这个队伍要改造。

鲍彤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过去是我教育你,你是被教育对象,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是分离的。深圳大学改变了这种情况,没有专职的政工干部,每一个学生都是主人,处于能动地位,没有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分。谁都是教育者,也都是被教育者,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划分是过去在秘密斗争状态下形成的。现在大众传媒很发达,一个精神很快就让全国人们都知道了,再讲先知后知的划分显然是不行了。

在5月16日、19日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又多次谈到改造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他说,人的问题都有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思想工作不是简单的加强问题,而且还有个改造的问题。毛主席讲改造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改造,要走出一条新路子。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基层党政分开、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以后,如果不以厂长为中心搞是没有前途的。有些党的干部就不懂得,思想政治工作离开生产能起作用吗?有些同志在争,他争的不是思想政治工作,而是争权争地位,这一点要解决。

会后,赵紫阳要鲍彤亲自带人去天津海河塑料厂去做一下调研,他听说这个厂的“学问很大”。赵紫阳说,你到那里去看一看,根本分不清哪件事是思想政治工作,哪件事是经济工作。每个经济工作中都有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渗透到经济工作中,人尽其才,多余的人不开除,但也要下来,在工厂内安排,把工人拥有的地位和厂长权威相结合。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结合生动活泼,分配、承包、个人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真正使工人当家作主,非常注意个人的志趣和积极性,好多都是自由组合的。对这一点你们要进行调查,总结一下经验。

5月30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赵紫阳在会上正式提出,要搞一个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并将其作为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这次会后,鲍彤亲自带吴国光、周大力等人赴天津多家企业进行调研。同时,派吴伟等几个人去武汉,到受到赵紫阳赞扬的武汉汽轮机厂同厂长兼党委书记于治安座谈,还去了多家大型企业,同这些企业的厂长经理、党委负责人、普通工人代表、工会代表就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进行了专题座谈,了解了大量第一手情况。

武汉调研归来之后,6月14日鲍彤召开了专题组会议,会上由吴伟介绍了武汉汽轮机厂和其他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情况,提出他们的主要经验,就是思想政治工作要以生产经营为中心,变两张皮为一股劲。生产经营的主体是人,人的精神对生产经营影响极大。要调整政工机构,减少专职人员,使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业余化、群众化。会上,鲍彤评论说,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大任务,就是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减少相互摩擦。这靠派人去做是不行的。在群众自己的队伍中形成先进力量才能起作用。所以,不能搞专职。专职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

进入5月份以后,中央常委连续召开多次会议,开始讨论物价闯关问题。赵紫阳提出,现在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各方面的工作必须为改革创造条件。新时期改造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要作为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把保障价格改革的内容加进去。

6月初,北京大学发生了一起较小规模的学潮。起因是北大一研究生与社会青年打架,伤重致死。一部分学生借此为由发动游行到公安部。游行中有人提出了要共产党下台,国民党回来,认为中国现在到了最黑暗的时候,扬言继续扩大游行规模,并点了一些中央领导人的名字。在中央常委会上,赵紫阳在提出公开案情,讲清事实,依法处理的同时,也提出要研究北大这类高校如何办,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改造的问题。

6月13日下午,赵紫阳召集胡启立(中央常委,分管宣传工作)、陈希同(北京市市长)、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汪家遒(北京市委副书记)、鲍彤等人开会,讨论了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改造的问题。会上,赵紫阳说,思想政治工作要改造。过去一讲加强,就是老一套,一是整人,二是训人,没有人愿意听,恶性循环,没出路。北大学生自己写了一份大字报,我看就很好,讲了北大文化,有十条之多,很多人认为写得不错。许多话为什么不能让群众自己讲,偏偏要让领导去讲?为什么不去武装先进分子,争取中间,孤立少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争取中间,学生中的大多数不是反动的,而是存在糊涂观念。压一压是必要的,但你老去压它,就不行,一有问题就爆发。现在学生中有不满情绪,要正确引导,让学生找到自己的位置。要向学生说清楚,你们关心改革,搞过了也可能变成干扰改革。要告诉学生,分配问题,要增加透明度,方案要置于学生监督之下,机会均等。走后门找职业,不是改革,是倒退!要像深圳大学那样,让学生接触社会,有机会参加改革,这才是扎扎实实的思想政治工作。最后,赵紫阳再次告诉鲍彤,思想政治工作是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或是主要议题之一,你们要抓紧工作。

在中央北戴河办公期间的7月16日,赵紫阳找温家宝(中办主任)、鲍彤、张岳琦(中办副主任)等几个人,再次谈了思想政治工作改造问题,要求尽快拿出文件初稿。

鲍彤主持的思想政治工作专题组,在7月以后改组为思想政治工作文件起草组,又增加了几位笔杆子,龚育之(中宣部副部长)、陈进玉(中办调研室主任)、吴稼祥(中办调研室政治组组长)等。所起草的这个文件,也初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改造和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之所以仅仅把文件的适用限制在企业范围,而没有涉及到学校,是因为在讨论中大家认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由于实行了党政分开和厂长负责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而学校相对之下就要复杂得多,几次学潮的发生,学校里西方思想的影响,学生中相对不成熟的政治意识和情绪,都让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们畏难情绪增加。他们对于探索党政分开条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新路子的抵触情绪也较大,而过去陈旧僵化的老一套思想工作方式方法在学校还有相当的市场。因此,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改造问题,暂时还看不很清楚,也说不很清楚。与其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匆忙形成规范,不如允许继续进行探索。为此,鲍彤向赵紫阳建议,可以先搞一个改造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造问题,待时机成熟后再发文件。赵紫阳同意了。
鲍彤后来在和笔者谈到这件事情时说,如果没有1989年学潮和后来政治改革被迫停止发生的话,我曾经想在深圳大学先进行试点,积累了经验以后,在全国高校进行推广。但是很遗憾,没有了这个机会。

起草组在北戴河对这个“关于改造和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进行了反复修改后,1988年9月3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十三大以后的第十一次会议,讨论了这个文件。

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首先讨论了概念问题。李瑞环(天津市委书记)提出,是叫“改造”,还是叫“改善”?如果用“改造”,也应该把“加强”放在前面。乔石(中央政治局常委)说,赞成这个意见,并主张用“加强和改进”。不用“改造”这个说法。

赵紫阳接着发言,他说,我做点说明。一开始我就是想用“改造”。政工这个概念在文革中很坏,讲政工很容易让人和专案相联系。这不改造不得了。当然可以照顾一下政工干部的情绪,但这个问题长期不解决对工作不利。所以原则上要讲改造,毛主席讲改造我们的学习,讲学风,讲改造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既然这样讲可以,我们为什么不能讲改造?我赞成把加强放在前面,但要加强就必须改造。不是要改造政工干部,而是要改造工作。光讲加强,不讲改造,加强不了。瑞环同志多次讲要照顾政工干部的情绪,我一直不完全同意。相信经过一段时间,会走出一条路来。对赵紫阳的意见,薄一波(中顾委副主任)表示支持,说文革那一套一定要改造。
李鹏(国务院总理)接着发言说,学校当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存在多方面不适应的问题,比如,是党领导还是方励之(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后被说成是“自由化分子”开除出党。六四后流亡美国)领导?民主自由是不是政治问题?“改造”非用不可。要讲改造,有些方法过时无效,就要讲改造。思想政治工作要成为一项专业,政工干部应该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不然队伍不稳定。

李鹏曾经担任国家教委主任,对大学生的情况较为了解。他这段话表明,他也看到了思想工作存在不适应的问题,主张“改造”,但他不同意赵紫阳、鲍彤的减少专职政工人员的意见。

接着,杨尚昆(国家主席)、田纪云(国务院副总理)、李锡铭(北京市委书记)等也相继发言,表示赞成“改造”。

尽管“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提法在政治局通过了,但在后来1988年9月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讨论这个文件时,对于是“改造”还是“改进”的问题还是产生了很大争论,许多中委或候补中委对“改造”这个提法接受不了。主管宣传理论工作的中央常委胡启立向赵紫阳建议,考虑到争论太大,建议还是不用“改造”这个词为好。赵紫阳考虑,与其在这个字面上来讨论不休,还不如就改成“改进”吧。这样,这个文件的名字在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之后,获得全会“原则通过”。

2015年6月29日星期一

刘煜辉谈6月28日降息将准


(作者系中国社会社会科学院教授刘煜辉)

“某会可能这回里子面子可能都输了,这波牛市搞成功了,恐怕功劳也得大打折扣。缺少整体想法,不能跟随大领导大战略,挨K是难免的。”

上午朋友有个场子,请我发了个言,以下是速记稿,不系统但还能读,供参考。

会经历一段惊魂未定的时间,杠杆市谁都没有经验。这么大的冲击,心态不可能马上平复,交易行为会发生变化,从人性的角度完全可以理解。特别是一些80后90后的年轻管理人,过去十天可能跟梦魇一般,高速公路上的快车,突然一个急刹,人会飞起来撞得头破血流。2013年6月银行间市场曾经也经历过这种痛苦。

周六双降,从一个对政策圈相对熟悉一点的人角度,稍微多说两句,仅供参考。

个人经验,研究中国经济政策体会“定调”最重要。比方说5月25号人民日报权威人士那个讲话,就是给未来经济形势和政策下了个结论,一般是在社会预期比较混乱时,这种东西就可能出来。你看了后,后面的政策至少相当长一段时间,你就不用再胡思乱想了,乱想都会被证伪。

双降虽然是货币政策,但这个时点突然出来,而且传说领导们周五周六一宿+一白天的开会,显然就是给时下惊魂的股票市场定个调,到此为止,不能垮了。

这次是个政策牛也好还是功利牛也罢,既然不是由盈利周期说了算,那就是由政策和资金说了算。如果惊魂还未定,再加几颗定魂丹,我相信组合拳一定预备着,隐而不发,如果市场自己能解决,没有必要加镇静剂,反正预备着。

权威人士给经济定了调,我概括为“两个没有一个只有”。没有刺激,没有通胀,只有防风险。有人说你看政府又在密集推项目,是没错,但你要看到经济中正在崩塌的总需求比推出的这些项目要大得多,所以这叫“缓冲”。在中国只要市长书记还关在笼子里,通胀基本就被关在笼子了,就这么简单,你不用担心猪。有人说你看一线城市房价在上涨,我说那卖的不是纯房子,那卖的是公共资源,卖的是竞争力,在我们这个体制下,公共资源极偏分布会持续很多年,永远是个稀缺品,经济转型过程中,某些城市也会因为竞争力而成为稀缺品,深圳南山区中小创就集中了300多家,新经济巨大的财富效应下房价能不涨吗。

防什么风险?直截了当地说就是通缩的风险,缩了,表就垮了,资产是软的,负债是硬的,一缩,资产更软,负债更硬,表一下子就垮了。靠什么,谁都知道靠“再通胀”,单词前面加了个R,就变动词了,说的是政策,不是状态,不要理解错了。

没有物价通胀,没有房价通胀,这再通胀只能变成权益的扩张。逻辑就这么简单。表至少当下给挺住了,以后能不能挺住,靠造化了,看你在赢得的时间内,是否能成功地把资产变硬。

当下你想想,我们要解这个经济的难局,用政府的话讲,你有什么“抓手”?新兴转型的哪些方向靠这个不给力的银行体系根本不可能把资源导过去。前两年一开口子,改革者本想推进利率市场化等改革能将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民营高科技和服务企业,以此重塑中国经济,最后发现搞出个影子银行的怪胎。地方和国企一堆烂表,你还真打算打破这坛坛罐罐推倒重来?

有些人惊魂未定,老是在算有多少养老金、社保基金进股市,那都是懵头苍蝇炒股,小家子气。那就是剂镇静剂,能起多大作用。如果你魂定了,根本不用想他们。

双降了,有人很反感,批评说股票绑架了货币政策。这事从根本上是逻辑没搞对,这世上没什么能绑架央行,只有财政和债务。这次表象上看似双降是为股票出手的,实际上还是债务。当事人可能发现不对劲了,一跌明里暗里进股票市场的杠杆全暴露出来,而且这东西是个负向反馈,是个动态的,越跌杠杆冒出来越多。股东质押配资、员工持股计划配资比例从1:3到1:12都有,都是银行的钱,不逆转怎么办。这就跟联保互保抽贷一个道理,一捆爆竹全炸。

这就是监管体制的问题,开了口子,没人负责,整个一个“灯下黑”。当年影子银行也一样,等发现有问题时,大几十万亿了,直接整钱荒。3500-4000时护着,鼓励,一下子整2万亿成交量,上了1000点,这时候开始弄,既不知道多大规模,也没有沙盘推演和行动预案,一整全乱套。

我们3000多点就在呼吁银行和市场的资金通道要看好,牛市成功的标准是产业资本和市场的深度融合,实行资源配置的转型,而不是多少点数和交易量。没人听。

某会可能这回里子面子可能都输了,这波牛市搞成功了,恐怕功劳也得大打折扣。缺少整体想法,不能跟随大领导大战略,挨K是难免的。

另一个会这回躲了。P2P,信托的钱是怎么把杠杆搞那么大的。

央行最后里子面子都赢了,但央行预期管理和市场沟通做得不好,简单一个事老是装,云山雾罩让大家瞎猜,其实你说开了,大家预期稳定了,行为改变,帮你降利率省多大劲。

所以整个金融监管体制问题很大,协调成本很高。有时候打乱仗,有时候又乱打仗。

最后讲讲股票。

惊魂未定后股票怎么样。

我觉得几个基本事实是肯定的。

银行-市场之间乱哄哄的渠道肯定要规范清理,不是像有些传闻说什么配资清理停了,那样太没文化了。简单讲,就是都走明的来,让我看得见。只要看得见,银行资金进股市没什么大不了,也就是周行长讲的也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有些人讲把融资融券关停了,这属于把洗澡盆里孩子也倒掉了。

当年清影子银行时有个127号文,那个思路是对的,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敞亮的窗户。

成交量肯定会下来,那些乱七八糟的钱是搞鸡犬升天的,没有他们,交易量大概率会下来。

分化裂变开始了,什么票会牛,我不是专家,但我坚定地认为这波牛市成功的标准是产业资本和市场的深度融合,实行资源配置的转型,这个大方向上的票长期战胜市场的概率肯定要显著大。所以这个背后的支撑就是产业资本的并购市场,这是牛的魂魄。在并购市场能搞事情而且能真正搞成事情的公司应该是大赢家,可能是很土的想法。

这可能是真正比价值投资技术的时间开始了。

26,赵紫阳:解决腐败问题非常重要

在1980年代后期,中国公权力中的腐败就已露端倪。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已经表明,政府官员的腐败有可能发展成为未来导致中国社会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不满的关键因素,而腐败的总根源在于公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当时,一些政府官员运用掌握的权力寻租发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一些掌权者及其亲友利用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当中的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并存的机会,倒卖批文或计划内物资,低价进,高价出,伺机牟利;二是在市场经济开始向人们提供前所未有的获利机会情况下,一些掌握资源的机关,利用手中的资源为小团体谋利。特别是一些审批权的掌握者,趁机敲诈勒索。

1987年10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后,赵紫阳明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他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开始把反腐倡廉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之一。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了这项工作的出发点,他说:“关于腐败和反腐败的问题,这是1988年形势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把反腐败、廉政建设的问题作为一个契机,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而不是被反改革的人作为借口恢复旧体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988年春节我在广州看到一些材料,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不少权钱交易这类事。不能说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但也应该承认,这同经济转型时的环境有关系,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当时我提出‘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认为解决腐败问题非常重要,不注意会给反对改革的人一种口实,人民群众也不满意,后果很严重。鉴于这是新形势下产生的,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老办法。首先要研究清楚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这个时候,赵紫阳看到了改革中出现的价格双轨制漏洞是一些官员大搞权力寻租的体制性根源。他在1988年5月邓小平提出进行“价格闯关”(指中共中央1988年夏为解决价格双轨制问题,向完全的市场价格体制过渡而制订的改革方案,至该年9月,因发生抢购和物价大幅度上涨而中止)之后,立即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不能不说其中也有尽快堵塞价格双轨制这个漏洞的意思包含其中。

那一年里,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在开始积极准备价格改革方案的同时,书记处会议也多次讨论了反腐败问题,认为,解决腐败问题,最根本的是解决透明度,解决民主监督问题,包括新闻监督、舆论监督和司法机关独立审判,关键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因此,中央把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任务交给了新成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怎么解决基层的透明度和民主监督的问题?1988年2、3月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的鲍彤看到一份介绍黑龙江哈尔滨市农业银行搞了三年的农贷公开的经验材料。当时的农业银行贷款对象主要是农民,农业项目。给农民放贷款,难度最大,群众意见最大,吃、拿、卡、要问题也最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探索着搞公开。开始还只是公开农贷结果,贷给谁了,贷了多少,贷去干什么用。后来逐步发展,申请农贷要具备什么条件,需经过哪些程序,贷款利率是多少,回收结果如何,统统公开。结果,全行连续三年贷款平衡,而且把积欠的两亿多贷款收回了。搞得最好的是肇东支行,三年贷出去9000多万,没有发现一笔有营私舞弊的,没有一起农民告状的。这个材料启发了鲍彤。政改研究室马上组织了一部分力量,到地方、基层调研,开座谈会。

4月,鲍彤带领政改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们分赴多个省市,开始了密集的调研和讨论。研究室的孙方明、高山、吴伟、张伟等在鲍彤带领下去了江苏、浙江两省的几个城市,分别与省委领导、地方干部、企业人员进行座谈。在调研的基础上,鲍彤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紫阳同志:

我建议通过开放基层政府的办事制度,来解决这些单位工作人员的弄权渎职问题。

当前群众强烈不满的具体问题,很多发生在基层的税务所、工商所、公安派出所、交通监管所、房管所、粮管所、供电所、计量所以至为群众安装电话的邮电所等所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基层单位--浙江称之为“七所八所”。找它办事情,它就或明或暗地开出各种“条件”,勒索要挟,弄权渎职,没有好处就不为群众办事,得了好处又乱办事。有的“好处”被中饱私囊,有的则作为本单位的“福利”或“收入”。这个问题,带一定的普遍性,群众中议论很多。有些性质很严重,情节恶劣,令人愤慨。这个问题,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行业不正之风。因为,这些部门不是普通的行业,而是政权的组成部分;性质也越出了职业道德范围,不是风气正不正的问题,而是渎职违法的问题。

这些基层单位,点散,线长,面广,人杂,管理确实不易。他们处在第一线,直接处理社会事务。这些单位中的大多数同志都是好的,工作很辛苦。但只要有少数人弄权渎职,就会直接损害政府和群众的联系,败坏政府的声誉。

这类问题之所以屡屡出现,有很多方面原因,有干部素质和教育问题,有纪律松弛和监督不严问题。我认为,当前要着重抓开放办事制度这一条。二中全会已经提出,要“尽可能地开放政府各部门的办事制度,便于群众监督。”这件事,可以首先从上述基层单位做起,条件成熟后再向上级部门扩展。因为基层处理的问题比较单纯,不象审批建设项目、物资供应、决定投资方面那样复杂(需要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形成规范)。上述“七所八所”承办的事情,诸如转户口、收税、发放或吊销营业执照等等,实际上都已有了具体的规定。问题是群众不知道,经办者就有空子可钻,任意胡来。可以考虑采取三条措施:(一)把现行的法规汇集起来,开出单子,如能作些修改补充,更好。(二)公诸于众,承办者一律依此办事,群众也有权依此监督。(三)把办事的结果出榜公布,如能公布受理的时间和处理的时间,更好。这三条并不复杂,如能办到,将形成并强化新的监督机制,推动基层政权走上依法按章办事的轨道。黑龙江省委办公厅反映,肇东市去年发放2800万元农贷,采取张榜公布的办法,至今尚未发现“以贷谋私”的问题。可见即使仅仅把现行法规或办事结果公诸于众,都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改进。这样,有利于保持政府的廉洁公正,有利于训练和考核干部(最近抽调的五十多万干部中,将有一大批进入这类岗位,应当把办事法规和办事纪律作为岗位前训练的实际内容),有利于提高政府办事的效率和透明度,有利于加强群众的监督,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少发达国家已经这样做了,有的发展中国家(如土耳其)近年来也在这样做,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做得更好。

以上意见,我在四月二十一日向书记处汇报过。如大体可行,政改研究室拟配合监察部和其他有关部门研究一下,抓一两个市,进行试点。当否,请指示。

鲍彤
1988年4月26日

鲍彤在这封信中提到的三条措施,其实他在较早之前就已经提到过。笔者在当年的工作记录中查到,1987年4月20日晚上,中央政改办讨论“群众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要求”这个问题,鲍彤曾经谈到土耳其反对官僚主义的三条经验,就是首先要减少政府部门;其次可以规定,凡地方能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拿到中央来,中央管的问题要减少到最低限度;第三是规定好办事程序,把老百姓最关心的那些事情的办事程序固定下来,并公开,由主管部门去办。鲍彤认为,政治公开化,老百姓是蛮感兴趣的。要实行制度化,增加党与国家活动的透明度,让老百姓能够识别与监督自己的领导人。他强调,要不断的扩大对话渠道、民主渠道、监督渠道,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有更多的了解,使领导者了解被领导者的要求,使被领导者了解领导者的活动,这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或缺的。
鲍彤的建议得到了赵紫阳的重视。他在看到鲍彤的报告之后的第二天在他的办公室对鲍彤说:政府廉洁问题,要作为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当中的重大问题提出来。现在我们找到了一条思路,如果能在“七所八所”问题上拿出一些办法,思路就有了落实的可能性。执法监督部门的规则要完善,对执法监督部门也要有监督。一般都提行业不正之风容易把人引到道德和风气问题上,冲散政府廉洁的主题。试点可以先在一两个城市进行。

鲍彤的这封信,被赵紫阳批转给了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成员。信中提到的三条措施,后来被中央政改研究室总结成“两公开,一监督”,即在直接为群众办事的,包括工商所、税务所、派出所等被称为“七所八所”那些基层政府机构,实行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依靠群众监督,推进廉政建设。

在强调开展政府的廉政工作的同时,赵紫阳还提出,抓政府廉洁,防止官员的腐败,必须同时搞好群众监督。1988年5月9日晚,在赵紫阳的住处,鲍彤向他汇报工作,赵紫阳说,我们要进行反贪污受贿这样一场斗争。你们要研究一下,怎么提出这个问题才好。赵紫阳说,要加强监督工作。现在不从整体上提出加强社会监督问题,光搞七所八所的“两公开一监督”也成不了气侯。要发动人民,通过各种渠道检举监督。可以从各方面吸收一些人来参加,各界群众,民主党派,现在不要对人民群众的责难情绪估计不足。现在人民的不满情绪还在发酵,这个问题不抓是要出问题的。我们现在的矛盾太多,有些问题马上解决不了人民可以谅解,但这个问题人民不会谅解,不解决不行。

鲍彤在不久后向政改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们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廉政工作的监督怎么搞,现在还没有研究得很清楚。这个问题搞不好,执法监督单位都会出现贪污腐化行为。怎么搞?太繁琐不行,不严格也不行。紫阳讲,要监督监督者,这两边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建立监督监督者的专门部门;一是有关部门的相互制约。我们谋求什么样的一种模式?要研究。

1988年5月16日上午讨论物价改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再次谈到廉政工作,他说,要保证党内机关的廉洁,要作为一件大事要抓扎实,不搞运动,不要全国统一部署,总口号是党政机关要廉洁,但要和企业划开不要搞在一起。在这个口号下不做统一部署,由各地各部门自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要求定措施,通过正常的机关、正常的渠道来做,公安、监察、检查等形成正常的制度,不要提党风,不要搞运动,要求要明确。在此之下,各地因地制宜,扎扎实实的去抓。

不久,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从1988年6月起,“两公开,一监督”在北京、上海进行试点。试点的具体地方,都选在了最繁华的地区,北京是东城区的王府井、天安门、北京站,上海是黄浦区的外滩、南京路。在这些地方的派出所、税务所、房管所、供电所、银行等和老百姓生活直接相关的基层部门试点“两公开,一监督”。实行几个月后,由几家报纸行了民意调查,群众满意度都达到70%到90%以上。试点单位都反应,一是廉洁了;二是办事效率提高了。

1988年10月10日,赵紫阳和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北京市东城区廉政工作的汇报,他充分肯定了东城区的做法。在谈到廉政制度建设时,赵紫阳说:“你们的两大措施,公开办事制度和设立举报站,都很重要。但要真正搞好,并不那么简单,必须有一系列配套的东西。有了办事制度,是否真正执行,需要监督检查。有了举报站,是否真起作用,也要有人去查,总之,不能使这两个新的东西变成形式。”

在这次中央书记处听取廉政工作试点情况汇报之后,北京和上海两个试点地方的经验通过媒体被很快传播开来,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行,很快就初见了成效。

笔者的记忆里,那段时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有关反腐倡廉的事情,值得写在这里。

1988年4月间那次去浙江杭州进行廉政建设方面的调研,鲍彤和同事们一下飞机,就被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薜驹直接请到了省委常委扩大会的会场。刚刚坐下,薜驹就问:鲍彤同志,听说上海市党政机关都在利用各自的资源为本机关搞创收(如有的政府部门利用本机关的招待所对外开放赚钱,有的则用房产对外出租等等),我们浙江可不可以也这样搞?鲍彤听到这个情况后,考虑了一下,说,上海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对这件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第一,我们各级政府的干部,是国家公务员,不是浙江公务员、江苏公务员、上海公务员;第二,各级党政机关掌握的权力和资源,是国家给予的,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不应该拿来为本部门服务;第三,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怎样为广大群众增加收入,而不应该先考虑如何利用手中资源为本部门干部增加收入;第四,干部的收入也应该增加,但应该由国家统一考虑和安排。在会上,鲍彤还根据大家的提问,就他的看法做了详细的说明。

本来鲍彤一行还计划去上海调研,发生这件事情以后,上海就决定不去了。回到北京以后,4月24日,鲍彤在向赵紫阳作调研汇报时,谈到了此事。过了两天,鲍彤告诉我,紫阳已经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打了电话,要求上海市党政机关搞创收这件事情马上停止,不要再搞下去了。在此后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赵紫阳再次重申了这个问题。4月29日,江泽民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上,也就禁止党政机关经商问题讲了话,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见1988年5月2日《人民日报》)。

5月9日,赵紫阳在听取鲍彤的工作汇报时,又谈到了刚刚平息下去的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之风的问题。他说,前段时间广东有些机关经商相当严重,上海的同志到广东去看了以后也想这样搞。这样还了得?要出大问题的,这么搞的后果是什么?是人民群众要闹事的。当然干部工资问题不解决,有好多困难解决不了。但是干部苦一点可以消除人民的不满,至少人民不会闹事吧?政府廉洁是群众消除不满的很重要的方面,我们至少要表明一个坚决的态度,要有一套政策界限。

1988年上半年出现的这场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之风,是当时改革大潮中出现的一个不和谐音符,确实给改革,给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幸好及时被中央所了解并果断进行了制止,才没有造成更大的影响和损失。

2010年,笔者曾经看到中央编译局一位姓高的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认为,赵紫阳“是全民经商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推动者,包括军队、武警、公安、检察、司法、法院等权力部门经商。这种做法严重削弱了国家政权机构的执政能力。”看了这个说法,笔者谔然,不知道这种说法从何而来,根据又是什么?现在回过头来总结党政机关经商问题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但是,说赵紫阳是国家机关经商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推动者”,不仅没有事实根据,而且严重地损害了赵紫阳的声誉和形象。笔者认为,对这种说法必须加以批驳,以澄清事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说实话,80年代后期的赵紫阳领导的中共中央虽然看到了政府廉洁的重要性,提出了“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的口号,也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但现在看来,认识还不是那么清晰,措施也还远远不够。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80年代后期的公权力腐败,还没有像20年后这样严重,它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对中共造成的执政合法性危机,还远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程度;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缺乏经验的问题。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官员中腐败高发,是中共在进行经济改革,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发展之后开始逐渐显露出来的,是中共的政治体制设计中缺乏对公权力监督和制约的必然结果。但在此前,这类问题一直被中共的主流理论家们归结于“行业不正之风“,“党风不正”。这时的赵紫阳、鲍彤们虽然提出了“政府要廉洁”的问题,看到了反腐败的重要性,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但确实还缺乏“把权力关进宪法、法律和制度编织的笼子里”这样深刻的认识,在理论上、思想上,经验上都准备不足,也就是可以想见的了。

2015年6月28日星期日

奇观五毛:用了翻墙软件,还留下负面点评


知道自己身处监狱不可怕;可怕的是自觉地认同这个监狱,还觉得只有监狱是自己的家,凡是要打破监狱帮助自己呼吸自由空气的都是“反华势力”。这样的脑子,和猪仔何异?

同样的言论多的是:



这样的“境界”,在《The Shawshank Redemption/肖申克的救赎》里用了几十年才达到;而在中国大陆,培养出这样的自我审查者,大概只用了几年时间。

#翻墙 #VPN #五毛

#五毛答问集

25,赵紫阳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从本质上说,是各种社会利益的再分配,是各种利益关系的再调整。1987年10月的中共十三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实施阶段,利益关系的调整致使一些旧有的社会矛盾趋于缓和,但新的矛盾也在不断产生。1987年初,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赵紫阳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存在各种利益集团。改革中涉及到利益关系与权力关系的变动。有人会得到一些利益,有人会失去一些利益,有人会得到这个而失去那个。要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这一点,正确看待和接受利益的变动和冲突,领导要能正确处理。解决矛盾的方法,需要随着改革的发展和深化而不断出新。这个出新,在赵紫阳看来,就是要跳出共产党传统的“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创造出一套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来。这其中,用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执政党、政府与民众之间、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具有不同利益的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就是赵紫阳本人在1987年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中亲亲自提出的一个重大举措。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赵紫阳政治遗产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赵紫阳为什么会在制定和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过程中,亲自提出并一再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协商制度”?笔者认为,这与他在那些年的思想变化过程有关。

这个时候的赵紫阳,已经对共产党传统的那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恶痛绝。他认为,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的最大错误,就是不断进行所谓“阶级斗争”,不断以“敌对势力”的思维去看待执政之后的各种政治势力和不同意见,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矛盾。他认为,在和平条件下,执政党所从事的是整个国家的管理,所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的各种利益群体。党和政府所要做的,不是通过压制、打击甚至剥夺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的利益,是通过协商和妥协的方式,协调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以此保持社会的稳定、改革与发展。为此他主张,必须通过政治改革,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对立的问题,解决执政党与民众对立问题;必须通过协商对话,让各种社会利益群体都能够充分发表意见,通过妥协的方式照顾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最大利益。

鲍彤曾经对笔者回忆说,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这是紫阳的一个深思熟虑的、一再坚持的主张。当时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常委在几次研究本文开头所述的社会矛盾、社会动乱问题的时候,紫阳都一再提出这个问题。十三大报告中写入社会协商对话这个问题,中央其他人当时都没有提到,我们这个做具体工作的办公室、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也没有提到,是紫阳一再提出来,要我们研究的。赵紫阳说,我们现在正在改革,人们的生活正在好转。据国际上的普遍经验,人均收入1000至4000美元这个阶段,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利益阶层分化,社会矛盾会激化,甚至会出现社会形势恶化。这个情况我们应该要考虑到,要有准备。紫阳一再说,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就是一个办法,就是要进行社会协商对话。

早在十三大之前,赵紫阳就曾经多次谈到了社会利益集团和社会协商对话问题。

1987年5月20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六次会议上,赵紫阳在谈到如何解决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明确提出了要研究社会协商对话。他说,社会协商对话是个很好的办法,很多重大问题可以与社会组织对话。我们除了政协,还应有更多的渠道进行协商。要有代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同政府对话的渠道。对话虽然麻烦些,但是搞通了就能取得群众的支持,平时麻烦一些不至于出了事不可收拾,不然就会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形式出来。对话要有渠道、组织形式,要制度化、法律化、经常化。重大问题,要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

5月28日下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七次会议上,赵紫阳再次提出社会协商对话问题。他说,社会民主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基层民主,一个是社会协商对话。政协是个很重要的协商形式,但是只靠政协不行,工会是重要的渠道,但是工会本身有个改革过程。现在政府与工会对话,工人不承认。理顺党与工会关系,工会本身的改革都要有个过程。解决了这些,政治协商的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不一定。我们必须与代表不同利益的人协商与对话,不然不行。

中共十三大把赵紫阳提出的“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载入了大会报告。报告中说:“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十三大前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并未发生重大社会冲突。笔者认为,赵紫阳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不是要立杆见影,而是着眼于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

为了让党内外充分理解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重要意义和基本内容,1987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评论员文章。该文由中央政改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人民日报》知名评论员吴国光起草,鲍彤亲自做了修改。文章指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之所以能够发挥独特的疏导沟通作用,是由它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协商对话的两个最显著特点:一是‘直接’,二是‘双向’。这种方式有利于消弭误解和分歧,造成和谐、活泼的民主气氛;有利于实施民主监督,消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有利于领导机关倾听来自群众的不同声音,减少失误,保证改革的宏观决策能够始终代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有这些优越性,所以它一经出现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吴国光还写到:“现在的任务,是要在不同的层次进行推广,保证全体人民都有在一定的范围内参加协商对话的机会,行使他们管理国家、管理基层政权和企事业单位的权力,使社会协商对话成为制度固定下来。”

由鲍彤担纲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立以后,第一项任务就是研究、起草一个题为“关于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若干意见”的文件。1987年12月初,鲍彤带领研究人员开始采用政改研讨时期的老办法,内部研讨加上召开座谈会,一边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一边起草。

12月下旬,政改研究室连续召开以社会协商对话为题的各界座谈会。26日上午,开了北京市的企业厂长经理座谈会;26日下午,是企业工会座谈会;27日一天,是由团中央组织的座谈会。在座谈中,参会者介绍了本地、本部门、本单位这一段时间来,按照十三大报告要求,开展社会协商对话的大体经过和经验,对如何开展和规范社会协商对话提出了看法和希望。特别是团中央的座谈会,总结了各地同学生、青年对话的特点和经验,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主张和建议。鲍彤参加了所有这几次座谈会,并不断地向发言者提出问题,听取大家意见,耐心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在此前后,政改研究室也连续召开内部讨论会,对社会协商对话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在笔者的记录中,可查到的就有5、6次之多。鲍彤在这几次会上,每次都在大家发言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归纳,提出了许多很精辟的见解。

12月22日下午,鲍彤在研究室内部研究讨论协商对话问题时说,协商的目的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容矛盾。从积极方面说,有利于领导正确决策和发挥人民积极性;从消极方面说,是化解矛盾,防止大的社会震动。协商对话有两种,一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要注意双向的平等对话;另一个是横向的地方部门之间,各部门与群众之间的。前者作用是决策前,有利于决策,决策后让群众去理解。后者是群众相互了解,表达自己的要求。

鲍彤强调说,协商对话要注意的问题,是不要赶浪头,一哄而起,做什么都搞对话,我们这个文件的题目叫开展社会协商对话的若干意见,上面要有限制,下面也要实实在在。对各级领导机关也要有个要求。要调查一下,了解一下各方面的期望值、要求和既得利益因素。

在12月29日上午的会上,鲍彤做了总结发言,他说,现在各地都在搞协商对话,发展的不平衡。要提高质量,探讨规律,逐步形成制度。

关于中央一级的协商对话,鲍彤说,十三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根据这一原则,国务院所属部门要结合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找有关方面共同磋商,决策后针对群众中的疑点进行对话,求得支持。有关全国范围安定团结的重大问题、突发事件,应向各界人士说明真相,准备采取的措施,求得理解和支持。要认真建立国务院发言人制度,国务院全体会议、常务会议都要公开,尽可能的公开发布消息,回答记者的问题。中共中央应随时与各方面民主党派进行磋商。

关于地方和基层,鲍彤说,地方的对话要讨论政府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城市建设、市政设施建设之前要征求群众意见,决策后要有说明。基层单位的对话、本单位的大事可采取对话会的形式,也可以不采取,主要内容是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

对于群众团体在协商对话当中的作用,他说,要经常性的研究群众的思想倾向,向有关部门提出对话的建议。要有意识的树立群众团体的威信。

在后来的几次讨论中,鲍彤还提到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在地方上,遇到重大的建设项目,如果当地人代会(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应该试行市民公决。决策还是由人大、政府来做。协商对话不是决策性的,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大家都关心的,牵扯到大家利益的问题,牵扯社会稳定的问题。市政建设在增加论证的基础上要告诉群众。重大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立法机关认为应该由人民公决、全民讨论的重大问题,由人大决定后交人民讨论公决。

二是要注意加强社会团体(如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的独立性。通过社会协商对话,对社会群众团体进行改革,使之逐步加强自主性、独立性,能够代表不同部分的社会利益,而不是仅仅作为共产党和政府的传声筒。

三是社会协商对话不能代替现有的政治协商渠道。要加强党派协商。要研究如何在文件中表达这个主题。

四是提出对话是要协调人民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要扩大或激化矛盾。协商对话原则是有利于解决矛盾,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维护正常工作秩序,有利于提高效率,不可搞成上街闹协商对话。

五是从领导的角度来说,对话中要讲实话,对话要办实事,承诺一定要慎重,一定是能办到的,否则是吊起了胃口而不能满足,不利于缓解矛盾。为了使许诺都可以兑现,对话前都要做好准备。

鲍彤还认为,要提高互相谅解、理解、妥协的态度。如果能宣传社会调和就对了。我们过去是搞阶级斗争,靠打击一部分人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现在不能这样。否则改革的基点就错了,改革要使大家都得益,要强调平等、民主的原则,要通过对话使干部和群众受到正常的民主生活的教育,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和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要提倡互相理解、谅解的一种精神,来进行沟通。他还指出,对话不能代替政策,不能代替法律审判和法律的执行,不能影响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

1988年1月8日,协商对话的文件形成了第三稿。政改研究室再次开会进行了讨论。在这次会上,对于社会协商对话形式问题,鲍彤再次进行了归纳,他说,社会协商对话有四个层次,中央层次的全国性对话、地方上的对话、基层的对话和横向的对话。鲍彤认为,全国性的对话事关重大,问题不在数量,不在搞得热闹,而是应该搞的好,能够起示范作用,不能离开最重要的主题搞,这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改革。全国性对话,应该服务于改革,凡是改革当中的重大措施,国务院有关部门都要组织对话。

鲍彤和中央政改研究室的这些讨论,在经过归纳整理之后,都写入了社会协商对话的文件。在这个文件形成过程中,赵紫阳一直十分关注,曾经多次催促过。到了1988年1月上旬,文件也基本成形。但是,后来这个文件并没有提交中央讨论,也没有成文下发。原因是在起草过程中,大家觉得,十三大报告提出社会协商之后,才只过了两个月的时间,各地积累的经验还不很丰富,过早地进行全面总结并且用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不利于进一步进行探索(笔者注:没有更高层提出不同意见。这样做,完全是中央政改研究室的文件起草者们在讨论过程中提出的建议,大家认为,出台这个文件的时机还不成熟。)。1月8日研究室内部讨论协商对话文件的第三稿时,有人(是参加讨论的一位研究室同事,笔者没有查到名字。)提出了这个问题。鲍彤也说,现在是否具备了条件,作出一个规定,要分析一下情况。十三大以后社会协商对话开展起来了,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新的生活现象,对缓解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安定团结、推进改革、活跃民主生活有重大作用。但现在看来,作为制度也许还不成熟,目前还需要进一步开展,提高质量、摸索经验、逐步形成必要规范,走上制度化。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请示了赵紫阳之后,政改研究室起草的这个文件并没有直接提请中央讨论,更没有作为中央决定下发,而是改换了一种形式。1988年2月初,鲍彤受命主持起草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报告。按照赵紫阳的意见,起草组将关于协商对话的文件经过浓缩之后,写入了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十三届二中全会的工作报告稿,成为报告的第六部分。

1988年3月中旬,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赵紫阳的这个报告。报告中说:“协商对话的总题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正确的方针,不是激化矛盾,也不是回避矛盾,而是及时地恰当地处理矛盾或缓解矛盾。许多社会矛盾可以通过改革得到解决;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必然会产生新的利益调整和摩擦。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协商对话要为保证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服务,为协调社会矛盾服务,为巩固安定团结服务。”

从1986年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开始,直到1989年的“六四”,政治体制改革被镇压的枪声所终止,赵紫阳和他的部下们的这种思想和主张都明确的,态度是坚定的。就在最后的那场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斗争中,赵紫阳也从没有放弃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通过协商对话的途径,解决解决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并试图通过和平解决这场学潮,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推进政治改革。赵紫阳在1989年“5月4日所作的“亚行讲话”中提出著名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不仅是平息那场正在走向高潮的官民冲突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也是在和平条件下,在中国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解决社会矛盾,应对社会突发事件和冲突,防止其进一步走向激化和对抗,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一条最好途径。这条途径,一反中共过去处理党内、国内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中共党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部分坚持改革开放的领导人要求以民主立国和依法治国的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全新的治国理念。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

2015年6月27日星期六

[读书]吴军:《数学之美》

本书是Google的技术大牛之一吴军写的科普文章,在于阐发Google所采用的技术的数学原理。Google的技术高端,但所采用的数学原来当然是很基础的,而本书的题目也在于体现那些看似简单的数学原理是如何精妙地在当代计算机技术中发扬光大的,深入浅出,是一本非常好的数学(当然其实更像是统计学)的科普读物。

下面是我写的一篇帮助统计学零基础的读者理解这本书的梗概:

零基础看懂《数学之美》

严格地说,《数学之美》的书名应该是《数学应用之美》、《统计学之美》或者《信息论之美》,可能跟大多数读者看到书名的第一印象并不一样。如果真的希望体验通常意义上的“数学之美”,非常推荐李毓佩(初级)或者马丁·加德纳(中级)的相关著作。

《数学之美》大多数内容所基于的理工科理论基础其实并不难,但正如霍金的打趣:在书中每增加一个公式,就要吓走一半的潜在读者。书里公式太多不免让人望而生畏,那么,《数学之美》美在哪里?它讲的是什么?

OK,打个不太严格的比喻:假定一个老外,不懂中文,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他要怎么管理这个图书馆的庞大图书群?而且,不单单是图书,还包括音频、视频、图片等等所有非常规意义上的信息?(第1章)

常规意义上,我们会这么解决问题:让这个老外,先开始学中文,然后再学图书分类,等到他中文和图书学的功底都很扎实了,这两个大问题解决了,就可以管理图书馆了。事实上,计算机开始处理互联网的信息,一开始也是走这条路,一直到Yahoo时代,都是如此。

但是,这样的模式分别对应了两个毛病:第一,语言(这里是中文)体系本身是没有严格标准的,譬如“北京大学”算一个词还是两个词?第二,图书分类的界限在逐渐模糊。譬如“地缘政治学”算地理学还是政治学?“经济史”算经济还是历史?

这个要管理北大图书馆的老外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麻烦大了,而且他自己学习的速度肯定跟不上图书馆更新换代的速度。怎么办呢?万幸的是,他手头有计算机和数学工具,所以他不再谋求看懂每一本书,决定换一个思路:他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理解图书馆的所有信息:图书馆的所有馆藏都是信息的发出者(信源),通过文字、音频、视频等各种编码(信道),最后由他做出解读(信宿)。(第2章)

信息就是各种要素的组合,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这个老外把所有的信息都视为基本要素的概率乘积,出现得越多(概率越大)的句子就越合理。这个概率乘积也不是乱乘,而是前一个词决定了后一个词出现的频率高低(譬如,我读“书”的概率合理高于我读“米饭”),这就是所谓的马尔可夫链(第3、5章)。另外,老外对中文的分词也不是靠语法学来定义的,而是靠图书馆里的所有馆藏书籍来决定的:大多数人怎么说,我就怎么认为。大多数人如果认为“北京大学”是一个词,那我也跟着认为这是一个词(第4章)。从统计学出发,老外把处理图书馆馆藏的工作变成了“找相关信息”的方法(第6章),然后顺便介绍了自然语言处理泰斗贾里尼克(第7章)和马库斯(第22章)的八卦。

之后,本书开始谈布尔代数(第8章),这可以说是现代计算机学和逻辑学的基础,用1和0两个状态就能描述所有的逻辑事件。那么,管理图书馆的老外能用来做什么?当读者来借书的时候,不可能临时去检索所有的图书馆书籍。好,老外想了个办法:他预先扫描了所有书籍,按照所有的汉字/词给每本书标号,编了一个新的表,譬如“北京大学”出现就叫1,没有就是0。这个表是一个很长的字符串,比如0100100……表示第2本、第5本……出现了“北京大学”这个词。一旦读者来借阅和“北京大学”相关的书,他就能马上知道去找表示第2本、第5本……书。如果读者还有其他的条件(比如同时包括“清华大学”),那么根据他编出的表和布尔代数的规则,就能迅速筛出符合条件的书。

那么老外是怎么找所有图书馆的书呢(第9章)?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从一本书开始,先扫一遍和它相关的所有书,然后再从其中一本开始,再扫一遍所有相关书籍,直到扫完图书馆的馆藏(广度优先);第二个是从一本书开始,先扫一本书,挑一本跟它最相关的,再从这本开始,再挑一个跟第二本最相关的,直到扫完图书馆(深度优先)。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好的搜索都是结合使用两种方法。

下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读者给出一个词(如“北京大学”),那么哪些书比较重要?应该放在优先的位置报给读者?老外想了个办法:被真实引用的次数越多,说明越重要(第10章)。有些口水词怎么办呢?比如读者就是要搜索“北京大学的”(第11章)?老外说:没关系,凡是这个词在所有文献里出现得越多,那么它的权重就越低。

除了文字资料之外,图书馆里也有地图、音频等非文字信息,老外把这些向量信息(有方向的)的处理归纳成了数学上的动态规划计算(第12章)。

第13章插播一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八卦故事,归纳一下:在计算机处理里,简单就是美。这个在后面的故事里也有体现和介绍(第19章“数学模型”的重要性)。

前面说的是老外用统计学来处理信息(代替了学习中文),但是还有篇头提到的另一个大问题没有解决:这个老外没有学图书馆学,那么他怎么把所有的书来分类呢?老办法,还是统计学:老外把所有的图书都按照关键词的有(1)无(0)重新编码,这样每本书就是一长串代码,只要两个代码之间的“统计距离”很接近,那么就认为这两本书属于同一类。这个统计距离是用余弦定理算出来的(第14、15章)。

另外,如果图书馆想买一本新书,有没有办法判定这本书是否已经在馆藏里以避免重复购买(第16章)?有的,如同人有指纹一样,老外给每本书都编了一个随机码作为信息指纹,这样就可以比较两本书之间的差异了,连学生交的抄袭论文都能抓出来。然后顺便介绍了一下密码学(第17章)。这个方法也可以用来挑出那些不符合条件的网络信息(比如喜欢发垃圾邮件的邮箱)(第23章)。

知道老外是怎么管理图书馆的,当然就会有人想作弊,因为北大图书馆能推荐给读者的书在外面还是很有噱头的,肯定有很多作者想按照这个老外的思路来通过作弊走捷径而不是改进自己的作品质量来提高自己的排名(第18章)。老外也想到这一点了,他虽然不懂中文,不过作弊都是有规律的,能挖得出来。

作为老外,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对图书馆里所有的信息都没有主观偏见,保留所有的可能性(概率),这个叫做最大熵原理(第20章)。这在信息处理中非常重要。这个老外很勤奋,不但用统计学处理好了图书馆管理的问题,而且也顺便帮中国人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汉字的电脑输入(第21章)。

老外能处理好图书馆管理的工作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下面几章就介绍了他的统计学工具:贝叶斯方法(先观察到结果,然后去判断先验概率,第24章)、条件随机场(第25章),然后还有通信工程上的大牛、对CDMA技术做出重大贡献的维特比(第26章)。当然,其中少不了通信工程学上的最美丽科学家、外表看起来像花瓶但实际上可以说是CDMA技术奠基人的好莱坞女明星:海蒂·拉玛尔。后面重讲了一遍文本分类(第27章),但其实也只不过是多元统计里的聚类的应用;网页广告点击也是多元统计里逻辑回归的应用(第28章)。

最后一章就是前两年非常热火朝天的云计算(第29章),这个在工程相对复杂但在数学原理上比较简单,因为前面已经把各种遇到的问题转化为了数学计算(严格地说是矩阵运算),其实云计算也就是把大矩阵运算转化为了更加简单的几个矩阵之间乘积运算,相当于这个老外把自己的活儿分别分派给了几个人同时做,然后再把他们的结果合并起来。

全书完。结论:数学非常美。

24,鲍彤奉命组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通过了赵紫阳报告中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意味着这场由邓小平提出、赵紫阳主导的政治改革得到了全党的授权。赵紫阳认为,他当选总书记之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实施十三大通过的方案,推动中共已经实行了近40年的党国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

写入中共十三大报告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公布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从总的情况看,无论是中共党内,还是国内外媒体,广大知识界精英都是热烈支持的,认为这个方案的实施,将有力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但是也有知识界的一些人认为,方案与他们的期望有相当大的距离。另外,在几个月前极力主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党内左派则认为这个方案将“动摇党的领导”。

11月10日,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的中央政改办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政改办负责人鲍彤主持,周杰、严家其、贺光辉等负责人和全体研究人员都参加了这个会议。

鲍彤在会上介绍了赵紫阳对于下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他说,紫阳同志最近讲,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破题,下一步怎么展开,只有一点想法,还要与中央同志商量。鲍彤说,紫阳认为,有些问题要搞实施方案,有些就可以直接搞了。

鲍彤接着说,紫阳的倾向性看法有这么几点:

第一,党政分开已经着手进行了,要研究一下新的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如何工作,要制定工作规则,党中央要从制度建设上带头。

第二,党政分开要抓紧,主要是抓一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实际上党内对这个问题思想并不一致,一致了才会搞好,不一致就有可能出问题。重点要放在企业,要理顺企业的制度。6号下午紫阳讲,他想亲自抓一下企业法。在两权分离、党政分开情况下,中国的企业制度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实行厂长负责制,但要对厂长有所制约,到底制约到什么程度?完全没有制约不行。党委保证监督,厂长与工会、与党委、与国家和政府是什么关系?参股者与企业是什么关系?企业应该实行什么样的人事制度?等等。紫阳同志想亲自组织力量进行调研,拿出意见来,造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第三,是不是要考虑搞一个关于社会协商对话的若干规定。哪些问题应该协商,哪些方面在哪些层次上协商,包括新闻发布制度等等,要在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开展社会协商对话的建议。

第四,就是机构改革。现在国务院已经成立以李鹏同志为首的机构改革小组,人事部、行政学院、公务员制度的研究,都要开步走。(作者注:这些问题,十三大只确定了方向和基本原则,具体实施方案和时间还要由相关主管部门进一步研究和确定。)

第五,明年各省市换届。在这个时期,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能做点什么,也要进行研究。

鲍彤说,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工作现在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中央和紫阳同志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任务。在座的同志们有一部分将会留下来,参加中央将要正式成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的工作(原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是负责为中共十三大起草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临时机构)。我希望,无论是回原单位的同志,还是留下的同志,都能够像过去一年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时那样,踏踏实实努力工作,为落实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各项内容,继续作出努力。

就在鲍彤讲这番话的时候,中共中央的一个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常设研究机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已经在筹备之中了。
早在十三大之前的7月底,研讨小组办公室在一份向中央研讨小组提出的“汇报提纲”中,就曾经说到,十三大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后,后续工作量将非常大,看来需要从总体上研究各项改革之间的配套关系,组织有关方面抓紧制定各项改革的实施方案。为此,是否需要提请中央设立专门的综合研究和实施协调机构,建议研讨小组考虑。

十三大结束后的一个月内(即从1987年11月至12月),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一共召开了四次会议,每次会议都讨论到了在中央设立政治体制改革专门机构的问题。在第一次常委会上,赵紫阳就提出,为落实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有必要在中央设立一个专门机构。第二次常委会决定撤销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设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11月14日,这个决定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的确认。在此后召开的第四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通过了新设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工作任务、人员编制和负责人名单。

1987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内部文件,宣布成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以下简称中央政改研究室),明确研究室的职责是“负责政治体制改革实施过程中的综合研究和协调工作,同时承担中央交办的有关问题的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鲍彤在传达这个文件时说,这个机构的名字是研究室,无权“主管”政治体制改革;它的责任,是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就像国务院有一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一样,中共中央确实需要有一个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有一个研究和协调机构。
根据这个中央文件,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为中共中央正部级机构,主任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鲍彤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兼任副主任。研究室的局、副局、处、副处级研究员编制为20人。根据工作需要,原中央政改办临时借调的30几个研究人员中,大部分回到了原单位。其他未回到原单位而正式调入中央政改研究室的有12人,他们是陈群林、孙方明、黄海、高山、顾云昌、王绍贤、吴伟、徐冲、周大力、沈荣华、张伟、白慧敏。陈小鲁仍然以借调方式留下工作;吴国光作为特约研究员仍参与政改研究室工作;不久又根据需要,调入李元(原中办调研室工作人员,十三报告起草组成员)、何家成(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某研究室副主任,十三大报告起草组成员)、唐欣(原全国人大信访局副局长)、石肖岩(原《中国政协报》副总編)。实有正式在编研究人员共为17人。研究室下设综合局、党的改革局、行政改革局、社会改革局、办公厅等五个局级单位,另设一个资料室。原贵州省委副秘书长陈群林任研究室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

中央政改研究室的办公地点,暂定在原中央政改办的驻地,地安门西大街38号,中共中央办公厅招待所。原定不久后迁入中南海,使用已经撤销的由邓力群任主任的原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房子。但是,由于当时任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的宋平收留了书记处研究室的近半人马搞了个“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占了房子迟迟不肯让出,所以直到1989年6月被撤销时为止,中央政改研究室一直在中办招待所办公。

12月1日,鲍彤召开了中央政改研究室成立的筹备会议。参加会的有周杰、贺光辉两位副主任,和原中央政改办留下的10几位同事。鲍彤在会上说,近几天中央将下发文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正式成立。今天开会,我们酝酿一下机构设置、工作方式、课题安排等筹备工作。在我们这个机构的酝酿过程中,紫阳曾经出过三个题目,一是企业制度。随着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企业内部应该设哪些机构,应该是个什么制度,结合企业法的制定,要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一下。紫阳抓了两个班子,一个是袁宝华(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共第十三届中顾委委员)等人,考虑企业法的修改;一个是吕东(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第十三届中顾委委员)等人研究国营企业的承包租赁;紫阳出的第二个题目是协商对话制度问题,要搞一个文件;第三个题目是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要排排队,分出轻重缓急,确定由哪些部门来做。还要研究一下,按照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有哪些问题要提出来。

鲍彤又对几件应该尽快开展的工作进行了安排。他说,还有几件事要研究,一是袁宝华建议,在人民大学基础上成立行政学院,请几个同志研究一下;第二是中纪委改革的意见,一是内容;二是方式,都要研究。但要注意,内容限于十三大报告总体设想中的框子;第三,中直机关党委、国家机关党委,这两个党委的工作改革问题。将来这两个党委要改为工委(“工作委员会”的简称,指十三大后改设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这两个“工委”,不是中央的领导机构,而是设在中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的党组织,与各省、市委平级。按十三大党章规定,这两个机构不经选举,而是由中央直接任命产生,所以称“工作委员会”),是中央的工作部门。请黄海(党的改革局副局长)找几个人议一下,提出意见;第四是中组部关于换届问题的意见。鲍彤还在会上转达了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的意见,他说,薄老认为,省市机构太多,人员太多,是不是改变一下。紫阳提出,请宋平找人研究一下,换届问题上可以做哪些改革。这个题目请顾云昌(行政改革局副局长)负责,看看我们能提出哪些意见。鲍彤说,他曾经和宋平讲过,换届时,省长、副省长、厅长、副厅长中是不是可以增加点非党员。一个是要有;二是不凑数。与其让民主党派人员做人大政协的领导,不如实际一点,当个厅局长。

鲍彤说,第五件事,明天上午书记处有一次会,研究工会、青年团代表大会的问题。据说工会有一个改革方案,步子迈的比较大。团中央也提出了改革意见,讲党群分开,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关系,与妇联、工会同党的关系不一样。怎么处理,要研究。

鲍彤最后说,近几次政治局常委开会,几乎每次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很紧迫。改革在中央已经提上日程,已经在不断的出台了。第一次常委会和政治局会上,就研究了常委、政治局的工作规则。政治局开会后,发布了新闻。从这些情况看,我们的工作应该怎么展开?要争取主动。今天开会就是这个目的,大家要想一想,提出三个方面的工作清单;一是中央已经拟定了的,代表大会、政治局会、常委会定了的有哪几件事,要理清;二是中央已经提出了的,我们还没研究透的有哪几件事,比如国家公务员制度,从哪里开步走?三是政治体制改革在动态的实施过程中,有哪些工作已经开步走了,情况如何,多长时间能完成,实施中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考虑、提出建议。现在我们研究室同志文章写了不少,还参加宣讲,那么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到底应该搞些什么?现在有哪些文章、观点对我们有启发,哪些讲的还不够、不透,哪些讲得不全面、不适当,这些都要注意一下。

12月8日,新成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举行第一次全体人员会议,鲍彤、周杰在会上讲了话。鲍彤布置了下一步工作的任务,提出各部门要研究一下明年工作,要列出个计划。

鲍彤提到这样几个方面的工作任务:第一,基层企业的党委与行政关系问题要研究,要搞出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写入二中全会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第二,社会协商对话,紫阳很关心,最后要有一个向中央建议性的东西;第三个是各省市的政治体制改革工作,原则上在各省市党委领导下组织运行,上边不授意。遇到省市决定干的事,有什么把握不定的问题来找我们,我们也要尽力提供帮助。因此要有意识的与下面建立一些联系,跑一些地方搞调查研究,第四,紫阳说,新闻改革第一要搞,第二不要出什么问题。可否找三大报(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新华社、新闻出版署座谈一下,可以搞哪些改革,注意哪些原则,需要中央、国务院提供哪些支持。这个座谈由中央宣传工作领导小组(该小组由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负责,鲍彤是其成员)秘书组组织,我们(指中央政改研究室)可以参与一下。

鲍彤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刚刚出台,四面八方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议论我们要掌握,一是报纸上的文章;二是收集一下下面群众对政治改革的议论。要掌握宣传工作的动态,和群众较为模糊不清的问题。将来要有两个刊物,一是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二是互相通报情况的。

鲍彤这里说的两个刊物,是指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立后决定编发的两个内部刊物,一个是对上的,叫做《政改要报》,发送至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全体成员,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主要负责人;另一个,是对下的,叫做《政改通讯》,发送至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政治体制改革相关机构作为工作参考。这两个刊物,由综合局负责编发。

由鲍彤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就这样开张了。在由此至1989年5月的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它作为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参谋部,为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破题和向民主政治转型的起步,做了多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在推进中国向现代民主政治政治转型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鲜明的足迹。

2015年6月26日星期五

[读书]おばら ひでお/小原秀雄:《猛兽世界万花筒》

这是一本妙趣横生的野生动物方面的科普书,惜哉国内版本似乎已经不多见。作者是日本著名的动物学家,他用自己亲身经历和众多关于猛兽的材料,刻画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动物世界,澄清了很多误解,书中的插图也非常讲究。

23,十三大后赵紫阳决心进一步推进改革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次代表大会,在中共历史上以改革开放的大会而著称。邓小平主持了开幕式,赵紫阳做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论,提出了党在这一历史时期所必须坚持的基本路线,透彻地阐明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特别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可能,向全党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报告的第五部分,集中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以及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等,所以后来被誉为中共历史上“最好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赵紫阳亲自主持下,由鲍彤作为起草组负责人组织起草的。

在这次大会和随后举行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鲍彤也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此后不久,鲍彤又被任命为中央常委政治秘书。

“常委政治秘书”是中央高层新设立的一个职务。5年前十二大时邓力群曾向中央提出建议,说他认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必要设立政治秘书这样一个职务,他向中央毛遂自荐,认为自己是担任这一职务的合适人选。但是,邓小平、胡耀邦都没有同意。中共十三大之后,中央常委决定正式设立这一职务,赵紫阳不避嫌,提名自己的秘书,对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十三大报告起草作出重大贡献的鲍彤担任,表明赵紫阳在十三大后将把工作重心转向政治体制改革。鲍彤担任此职后,将有权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任何层次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十三大上,最有戏剧性的一幕,莫过于中央委员会实行差额选举,差掉了原来被邓小平内定担任政治局委员的邓力群。

实行差额选举,是十三大最引人瞩目的一项改革。由于是初次在全国党代会上采用,差额的比例很小,要在185名候选人中选出175名中央委员,差额比例只有5%多一点。前几个月,赵紫阳为了让邓力群不再主管意识形态,不得已做出妥协,同意邓力群在十三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但是,邓力群左的形象在党内极不得人心。一旦党代会的代表们在选举中有机会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时候,邓力群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被淘汰就成了必然的结果,从而也就失去了当选政治局委员的资格。

内定当政治局委员,甚至有人希望他当总书记的邓力群,竟然在差额比例很小的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这在高层引起了相当大的震撼。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应该尊重选举结果。就这样,邓力群失去了进政治局的可能。在此情况下,是赵紫阳出面向十三大会议主席团建议,把邓力群改作顾问委员会候选人,以使他能当上中顾委常委。岂知在11月2日中央顾问委员会选举常委的差额选举中,邓力群再度落选,最后只得担任了中顾委委员。

1987年11月2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赵紫阳主持了会议。会议除了选举以赵紫阳为总书记、邓小平为军委主席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以外,还通过了一个“秘密决议”:邓小平仍然是党的最终决策人。

这个决议通过的过程大体是这样的。一中全会党的领导机构选举结束后,由赵紫阳致辞。在讲到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赵紫阳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等几位老同志虽然退下来了,但是他们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今后,“重大问题仍然要请小平同志掌舵”,全场鼓掌。赵紫阳说:好,鼓掌就是大家赞成,就是全会的决议。大家又鼓掌。赵紫阳讲这番话和大家两次鼓掌,都出于对邓小平的尊敬。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有全体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中顾委、中纪委成员全体列席,邓小平和几位退下来的老人也出席了。会议是以全体鼓掌形式通过了这项决议,因而决议是正式、合法、有效的。但是,这个决议会后并没有被公布。

赵紫阳为什么在他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候,主持中央全会通过这样一个决议?在事情过去10几年以后,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1987年3月,邓小平在同赵紫阳的一次谈话中 ,谈到十三大几位老同志的退休问题时说,他的意见是一个人全退,三个人半退,即彭真全退,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半退。就是说,邓退出政治局常委,仍任军委主席;陈云改任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协主席。一个人保留实职,两个人担任虚职。对此,陈、李一直没有表态。直到7月3日,陈云同薄一波谈话时才表了态,说他的工作服从组织安排。陈云一表态,其他人也就好说了。接着,邓小平同薄一波、杨尚昆还讨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三位老人退出常委以后,他们还管不管事?重大问题的决策,他们还参加不参加?赵紫阳就此问题提出一个意见:今后常委最好只有一个婆婆,不能有几个婆婆。这就是说,三位老人都退了,今后只有邓可以起这种常委的“婆婆”的作用。这个说法很形象,今后邓的决策地位不变,是常委之上的婆婆,其他人不能这样。

1987年7月7日,邓小平在家里召开了中央五人小组会议,才把老人的去留正式定下来。赵紫阳回忆说:“就在这个会议上薄一波提出,建议我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讲几句话,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小平同志请教,由小平拍板。当薄一波讲这番话时,邓表示,国际上只要明确了他(即邓小平)仍是决策者就放心了。因为国内外都把他退还是不退,看作是中国能否稳定的条件。所以后来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我讲了那么一段话,说重大事情还要向邓请教,请他拍板,就是因为这个会上定的决定。十三大人事安排,既要仍然保持邓原有的作用,又不参加常委,以便其他三位老人也退下来,这个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32-234页)

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那篇关于邓小平地位的讲话,是鲍彤为他起草的。在全会开会的前一天,1987年11 月1 日,赵紫阳找到鲍彤说,小平同志退下来了,一中全会上应该有所表示。为了表达对小平的尊重和感谢,不宜即兴措辞,需要有个底稿,届时基本上采取宣读形式,以示郑重。鲍彤就为赵起草了这篇讲话。”鲍彤后来对笔者回忆说,一中全会的这个决议,是邓小平、薄一波等人的安排。“紫阳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奉命而为。”

1987年11月2日下午,在十三大新闻发言人举行的酒会上,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会见了采访十三大的中外记者。赵紫阳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全文见198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在有外国记者问到“十三大的结束意味着中国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结束”时,赵紫阳说:“国外一些朋友总认为中国有一个改革派,一个保守派,并以两派势力的消长来作为分析中国政治局势的依据。我要说,持这种观点来分析中国局势,将会不断犯错误。”对此,赵紫阳解释说,“一个领导集体,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些步骤问题上,具体政策上,当然不可能完全一致,我认为这是正常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谁也不能说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你们不是不赞成我们‘舆论一律’吗?为什么又把我们意见有一点不一致当成是了不起的事情呢?我认为在领导集体中,甚至在我们5个人当中,如果有点不同意见,反而可能成为我们今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少犯错误、不出大错误的重要保证。”

有香港记者问赵紫阳,你曾说你更适合当总理,现在你当了党的总书记,有什么感想?赵紫阳回答:“就我个人来说,我现在还是认为我做总理更合适。但是大家一定要我做总书记,我只有努力把总书记的工作做好。没有绝对的自由嘛!”

该香港记者又问到,邓小平退出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后,决定重大事情你是否会和他商量?赵紫阳明确回答:“我会这样做的。我会向他请教。我非常尊重小平同志。我认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中间,无论是在职的还是退下来的,政治经验和智慧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小平同志的。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是经历了历史的考验的,是党内外、国内外公认的。遇到重大问题向他请教,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何乐而不为呢?”

联邦德国的一位记者问:您认为中国今后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赵紫阳明确地说:“是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两者互为条件,都需要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1987年11月24日,已经在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向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提出了《辞去总理职务的请求和由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任代总理的建议》,建议说:“我已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请接受我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我建议,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以前,由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任代总理,行使总理职权,领导国务院的工作。”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赵紫阳的请求和建议,决定,由李鹏任国务院代总理。

12月1日,赵紫阳卸任总理职务前,最后一次主持了国务院全体会议,与李鹏交接班。在这篇交班讲话中,赵紫阳特别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他说,我认为国务院的工作尽管千头万绪,关键是一条:以改革来统揽全局,推动各方面的建设和工作。我们国家不改革过得去过不去呢?肯定过不去。以前我们常讲,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来说,速度问题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赵紫阳强调,没有紧迫感,不真正下决心抓好,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落后,即使国家的经济发展能保持一定的速度,同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不会越来越小,而且会更加扩大。几十年以后,中国在世界上恐怕连现在的地位也保持不住,那就有可能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开除‘球籍’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在这里。

关于改革可能面临的复杂局面,赵紫阳说,我们的改革不是盲目的,我们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明确的,模式是什么也是明确的,各个领域的改革怎么进行,大的方针、政策也都有了。但是,改革确实面临着非常复杂而又困难的情况。现在是新旧两种体制并存。如何较为平稳地到达彼岸,过渡到以新体制为主,是一个必须处理好的最大难题。需要集中精力探索、寻找风险较小的过渡形式,需要把坚定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改革不可能没有困难。经验证明,每当我们考虑改革要前进一步、深入一步的时候,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情况,各种各样的顾虑反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求我们必须细心体察情况,根据各方面的实际承受能力,制订改革实施方案,不能操切从事,鲁莽轻率;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有一种勇于开拓的精神。

赵紫阳说,在实践的过程中,有些已决定的改革措施即将出台时,或者在执行中发现情况发生变化,遇到意料以外的困难,原来的方案难以执行,在这种情势下,应当根据新的情况,坚持改革的总方向,从实际出发,调整原来的方案和部署,某一些改革措施可以放缓,而某一些改革措施则要加快。有时甚至要采取一些迂回的办法,以便创造条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但是,务必不要使改革停顿下来。

赵紫阳特别强调,改革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遇难而进,不能停顿,停顿就会导致后退,退到老路上去。总之,在改革的措施、步骤上,必须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在对待改革的态度上,必须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希望国务院各部委的同志都能够统一思想。企业制度的改革,物资、投资、财政、税收、金融、外贸体制的改革,住房制度的改革,以至机构的改革,我希望都能本着这样一种既要审时度势又要遇难而进的精神,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

这篇讲话,可以说是离任总理赵紫阳对新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赠言。其中包含着他对近一两年来改革当中产生的一些问题,群众的一些议论所进行的一些反思,也可以看出他对李鹏主持国务院之后,能否坚持进一步深化改革,有一些担心和忧虑。鲍彤后来回忆说,“赵紫阳的这个讲话,不是我们帮他起草的,完全是他自己的思考。”

由赵紫阳主持,以胡启立、薄一波、田纪云、彭冲为成员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其任务就是向十二届七中全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十三大之后,研讨小组的使命就结束了,设在其下面的办公室自然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1987年11月7日,是个晴朗的日子。下午,中央政改办的全体工作人员在负责人鲍彤、周杰、严家其、贺光辉的带领下,来到中南海紫光阁,在这里等候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接见。同时来到紫光阁的还有鲍彤领导的另一个文件起草班子——十三大报告起草组的全体成员。下午3时许,赵紫阳来到紫光阁,他先是同鲍彤等几位负责人握手,然后又举手向大家打招呼,说,好嘛,大多数同志都见过嘛。接着,他坐下来,分别与中央政改办、十三大报告起草组的人员合影。赵紫阳离开后,鲍彤领导的这两个工作班子的全体人员又在一起合影留念。

11月9日晚,赵紫阳委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代表他,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中央政改办的全体人员。温家宝在餐前代表中央宣布,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已经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历史性任务。作为研讨小组的办公室,大家也很好地完成了为研讨小组服务的任务。他代表中央,代表紫阳同志,对大家的工作表示感谢。他和大家一起举杯,为党的十三大顺利召开干杯。

11月10日,中央政改办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鲍彤、周杰、严家其、贺光辉等负责人全部到会。鲍彤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作为研讨小组办公室,我们的任务是为研讨小组服务。在研讨小组领导下,我们工作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为研讨小组准备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所有的同志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当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时,能为此做一点工作很光荣。你们30几个人来自20几个单位。大家共同努力,完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历史性文件。随着研讨小组任务的完成,办公室工作也要结束了。昨天紫阳委托温家宝同志给大家以鼓励,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大家也都有所提高。我们这个集体是很好的集体,工作结束了,我代表周杰、光辉、家其同志向大家表示感谢。

这个由鲍彤领导的被称为“中央政改办”的机构,从1986年10月初成立,到1987年11月的十三大后结束,前后只存在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政改办顶住了党内左的影响和势力的干扰,和反自由化运动带来的巨大困难和压力,很好的完成了研讨小组交给的任务。虽然它只是个临时机构,且只存在了一年的时间,但它以自己出色的工作、良好的风气、开放而又敢于冒政治风险的工作态度,受到了党内许多了解内情的人的赞赏。它在中共历史上,在中国政治改革史上,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史上,都留下了鲜明的政治印记。

2015年6月25日星期四

20150625一日段子荟萃

@shifeike:专车里面,我本来最喜欢的是油布,次喜欢的是神州,我同时还是神州租车的老用户。万没想到神州竟然出这样令人鄙夷的昏招。新华社上午的挺神州稿件,让可怜的中国网民又想起了当初百度作为伪军先导赶走谷歌的悲惨记忆。

@西门不暗:神州专车搞了一组名人出来黑UBER,从格局来说,这是极其狭隘的做法,专车市场空间极其大,他们的共同对手是传统出租车市场和政府监管,不把目标对准他们,市场刚开始培育,就死打同行,无比短视的行为。UBER被打压,你出来踩一脚,不知道唇亡齿寒吗?

@ranyunfei:一个正常的社会,正当的商业竞争不应乞灵于政府偏袒。神州专车之黑优步,就像百度参与赶走谷歌一样,用民族主义、高度垄断及符合官方需要的政治正确,来实现其不正当利益。这样看来神州黑优步,商业利益背后的奉旨企图实难完全摆脱。永远不要忘记,要看懂商业背后的政治逻辑,才能真正读懂中国。

@ranyunfei:作为没有多少博弈能力的屁民,一定要善用手中不多的选择权与货币持有力。你握有不多的货币,却去支持那些限制你自由,损害你利益的企业与机构、个人,那就是咎由自取。直接对抗强权,或许成本很高,但做一个不咎由自取的人,却是为人的基本常识,亦促成对你权益和自由的基本保障。

@没有羊先生:神舟专车的广告思路可以被广泛运用在社会生活中:1.面试工作时和面试官说,你招其他人可能是强奸犯,而我不是哟。2.申请学校时可以在PS里写,你收其他学生可能是强奸犯,而我不是哟。3.相亲时可以跟对象说,你约其他人可能是强奸犯,而我不是哟。 大家赶快学习一下,运用起来,让对方无法反驳。

@Vela1680:大家不要上神舟专车的当!神舟专车最低档的也要起步价,我用和1号专车同样的一个路线做的估价,1号专车在20-24的一段路,神舟要45。就算冲100送100,也要22块钱,价格上没有任何优势,而且企业还这么low逼,还是滚粗吧。

@0xFFF101010:无论商业计划多么完美,最终还是成本决定商业价值。和 @heynancy45 第一次坐神州专车见专职司机开着别克商务车来接的时候,就知道这货成本无法和人民优步/一号快车拼,长期运营堪忧,下车后第一件事是删神州专车APP。

@beidaijin:新华社炒作神州引逆反效果迭起,是为党国喉舌公信力殆尽最为直观的映现。

@hnjhj:现在的手机屏幕太大也不好,随便一个长焦镜就把港共的聊天记录跟全世界分享了,还是怀念当年的诺基亚啊,看一段话要翻好几页。感觉明年两会会有大量花边新闻袭来。

@马伯庸:神舟这个广告效果立竿见影,我立刻就把神州卸载了。

@simpleblue:一个朋友去年12月花了一百万给自己换了肝。我对肝源很好奇。他说是来自山东的死刑犯。据说这个死弄犯是个年轻健康的26岁小伙子。他的肝是法医贿赂法庭庭长,庭长卖给医院,医院再卖给他的。我说你这肝源算是非法来源了。他说,算是吧。自己运气好。2015年起要依法治国,这样的肝源已经断了。

@xiucai1911:湖南某姓宋的警察发微博说:“不要动不动说你是纳税人,你缴了多少税?也不要说咱们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我一个月三千来块钱,是财政给的。”网友评:狗不认得主人,只认得喂食的仆人,这狗日的智商也太成问题了 。

@szeyan1220:中国【正能量】北京市民政局在公布捐款方式和账号后,2小时内收到7万多条微博,网上都是骂娘的,早上很狼狈关闭了评论 ,因骂声汹涌。其中有一副对联流传颇广。【上联:对外援助减免贷款千亿万亿国民遭殃。下联:对内骗捐诈财无恶不作超级无耻。横批为:捐你妈逼 】

@xiucai1911:今天我看到一个外媒采访五毛的视频,一个大学生面对镜头说:“一天发两百个回帖,一天赚一百块钱是不成问题的。”没有自己的思想与灵魂,根据任务、为了金钱去表达,去歌功颂德并不美好的事物。这么无耻的行为,这个大学生竟然一脸自豪的表情,毫无廉耻。年纪轻轻,干什么不好?

@押沙龙:我大约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能记事。从我个人感受说,八十年代并不美好,远不是什么黄金时代。但九十年代中期更可怕,是一个可怕的低谷,当时几乎有中国要崩溃的感觉。二十一世纪之后才开始彻底恢复,而现在人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是我有记忆以来最高的。现在人总体比我小时候遇到的人讲理、温和。

@horacex:来杭州半天,从耳闻出租车电台男女主持节目谈笑的段子,到窗外零售商业广告,到写字楼租赁海报文案,到新建筑与道路的命名,到街头街头巷尾的对话,都只给我一种感觉:这个城市,已经变成马云自家后院。这种奇幻的感觉,像极了《暴君》S01E01的主角一家回到独裁者统治国家的感觉。

@chuhan:英国人来讲学,电子设备找不到合适的插座,有个在政府工作的博士生立马表示可以解决,随后打电话让单位里的小弟送来转接器。小事一桩,我只是想说,2012年之前,市场上是可以买到通用插座的,后来出台了一个行政命令,通用插座从此绝版。每一次对技术架设壁垒,都伴随着政治权利狰狞的笑容。

@ld0905:现在很多女生粉张嘉译。如果说孙红雷的形象代表了你国黑社会混混地痞流氓的角色,那么张嘉译的形象特别能够代表你国深谙潜规则官场文化的中年老男人。手腕子上戴珠子、墨镜、咯吱窝夹个手包,开 SUV,走起路来外八字,双手前后摇晃,猥琐的一逼。

@cosbeta:好主意:各位安卓亲,将wifi密码全部设成敏感词,腾讯就不敢轻易上传了吧。

@jerrymice:闲聊扯到抗日神剧,老婆突然说小时候听她奶奶讲过村里进日本兵的事情,潮汕地区是国军日军拉锯战的地方,老婆老家那个村子不时有各方军队路过。村里人为了避祸,找高人求了号称能避战乱仙术,据说仙术施法后鬼子就不进村了,具体怎么施法不知道,但是村周围所有的厕所大粪都被用完了…#听老辈讲往事

@damyata: 老师通过微信甩出一张图表的照片,上面每个学生历次考试成绩作业完成上缴情况一目了然,表现不佳的孩子家长群情激昂纷纷表态晚上三堂会审,懵然无知的小嫌疑人仍兀自在学校疯玩。 #怀念那个处心积虑改分数伪造签名的情怀年代

@damyata:在你国,维持很多“正常”所需付出的代价,高得令人绝望。

@strongly1986:老爸常对我说,你们现在就是活的太明白,什么都看的那么清楚,所以什么也得不到.手里拿着很多别人经验,和理论小心翼翼的过自己的生活,到头来还是什么也没有.最后不还是冷暖自知。

@tenderkuma:“静如食草男,动若强奸犯” 哈哈哈哈哈......

@Scswga:记得小时候试卷发下来我一看,只考了69分……我伤心的哭了因为回家一定会挨骂!结果我同桌提醒我一下,说你试卷拿反了!我一看可不是吗?那这么说,我是考了九十六了?当时我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回到家果然没挨骂,直接挨打了!特么69反过来还特么是69!我这智商怎么混到现在的?

七种必知回归技术/7 Types of Regression Techniques you should know

什么是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是一种预测性的建模技术,它研究的是因变量(目标)和自变量(预测器)之间的关系。这种技术通常用于预测分析,时间序列模型以及发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司机的鲁莽驾驶与道路交通事故数量之间的关系,最好的研究方法就是回归。
回归分析是建模和分析数据的重要工具。在这里,我们使用曲线/线来拟合这些数据点,在这种方式下,从曲线或线到数据点的距离差异最小。我会在接下来的部分详细解释这一点。

我们为什么使用回归分析?

如上所述,回归分析估计了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下面,让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理解它:

比如说,在当前的经济条件下,你要估计一家公司的销售额增长情况。现在,你有公司最新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出销售额增长大约是经济增长的2.5倍。那么使用回归分析,我们就可以根据当前和过去的信息来预测未来公司的销售情况。

使用回归分析的好处良多。具体如下:

    它表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显著关系

    它表明多个自变量对一个因变量的影响强度

回归分析也允许我们去比较那些衡量不同尺度的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如价格变动与促销活动数量之间联系。这些有利于帮助市场研究人员,数据分析人员以及数据科学家排除并估计出一组最佳的变量,用来构建预测模型。

我们有多少种回归技术?

有各种各样的回归技术用于预测。这些技术主要有三个度量(自变量的个数,因变量的类型以及回归线的形状)。我们将在下面的部分详细讨论它们。
对于那些有创意的人,如果你觉得有必要使用上面这些参数的一个组合,你甚至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被使用过的回归模型。但在你开始之前,先了解如下最常用的回归方法:

1. Linear Regression线性回归

它是最为人熟知的建模技术之一。线性回归通常是人们在学习预测模型时首选的技术之一。在这种技术中,因变量是连续的,自变量可以是连续的也可以是离散的,回归线的性质是线性的。

线性回归使用最佳的拟合直线(也就是回归线)在因变量(Y)和一个或多个自变量(X)之间建立一种关系。

用一个方程式来表示它,即Y=a+b*X + e,其中a表示截距,b表示直线的斜率,e是误差项。这个方程可以根据给定的预测变量(s)来预测目标变量的值。
一元线性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的区别在于,多元线性回归有(>1)个自变量,而一元线性回归通常只有1个自变量。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得到一个最佳的拟合线呢?”。

如何获得最佳拟合线(a和b的值)?

这个问题可以使用最小二乘法轻松地完成。最小二乘法也是用于拟合回归线最常用的方法。对于观测数据,它通过最小化每个数据点到线的垂直偏差平方和来计算最佳拟合线。因为在相加时,偏差先平方,所以正值和负值没有抵消。

我们可以使用R-square指标来评估模型性能。想了解这些指标的详细信息,可以阅读:模型性能指标Part 1,Part 2 .

要点
    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必须有线性关系
    多元回归存在多重共线性,自相关性和异方差性。
    线性回归对异常值非常敏感。它会严重影响回归线,最终影响预测值。
    多重共线性会增加系数估计值的方差,使得在模型轻微变化下,估计非常敏感。结果就是系数估计值不稳定
    在多个自变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向前选择法,向后剔除法和逐步筛选法来选择最重要的自变量。

2.Logistic Regression逻辑回归

逻辑回归是用来计算“事件=Success”和“事件=Failure”的概率。当因变量的类型属于二元(1 / 0,真/假,是/否)变量时,我们就应该使用逻辑回归。这里,Y的值从0到1,它可以用下方程表示。

odds= p/ (1-p) = probability of event occurrence / probability of not event occurrence
ln(odds) = ln(p/(1-p))
logit(p) = ln(p/(1-p)) = b0+b1X1+b2X2+b3X3....+bkXk

上述式子中,p表述具有某个特征的概率。你应该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公式中使用对数log呢?”。

因为在这里我们使用的是的二项分布(因变量),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对于这个分布最佳的连结函数。它就是Logit函数。在上述方程中,通过观测样本的极大似然估计值来选择参数,而不是最小化平方和误差(如在普通回归使用的)。
要点

    它广泛的用于分类问题。

    逻辑回归不要求自变量和因变量是线性关系。它可以处理各种类型的关系,因为它对预测的相对风险指数OR使用了一个非线性的log转换。

    为了避免过拟合和欠拟合,我们应该包括所有重要的变量。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确保这种情况,就是使用逐步筛选方法来估计逻辑回归。

    它需要大的样本量,因为在样本数量较少的情况下,极大似然估计的效果比普通的最小二乘法差。

    自变量不应该相互关联的,即不具有多重共线性。然而,在分析和建模中,我们可以选择包含分类变量相互作用的影响。

    如果因变量的值是定序变量,则称它为序逻辑回归。

    如果因变量是多类的话,则称它为多元逻辑回归。

3. Polynomial Regression多项式回归

对于一个回归方程,如果自变量的指数大于1,那么它就是多项式回归方程。如下方程所示:

y=a+b*x^2

在这种回归技术中,最佳拟合线不是直线。而是一个用于拟合数据点的曲线。
重点

    虽然会有一个诱导可以拟合一个高次多项式并得到较低的错误,但这可能会导致过拟合。你需要经常画出关系图来查看拟合情况,并且专注于保证拟合合理,既没有过拟合又没有欠拟合。下面是一个图例,可以帮助理解:

    明显地向两端寻找曲线点,看看这些形状和趋势是否有意义。更高次的多项式最后可能产生怪异的推断结果。

4. Stepwise Regression逐步回归

在处理多个自变量时,我们可以使用这种形式的回归。在这种技术中,自变量的选择是在一个自动的过程中完成的,其中包括非人为操作。

这一壮举是通过观察统计的值,如R-square,t-stats和AIC指标,来识别重要的变量。逐步回归通过同时添加/删除基于指定标准的协变量来拟合模型。下面列出了一些最常用的逐步回归方法:

    标准逐步回归法做两件事情。即增加和删除每个步骤所需的预测。

    向前选择法从模型中最显著的预测开始,然后为每一步添加变量。

    向后剔除法与模型的所有预测同时开始,然后在每一步消除最小显着性的变量。

这种建模技术的目的是使用最少的预测变量数来最大化预测能力。这也是处理高维数据集的方法之一。

5. Ridge Regression岭回归

岭回归分析是一种用于存在多重共线性(自变量高度相关)数据的技术。在多重共线性情况下,尽管最小二乘法(OLS)对每个变量很公平,但它们的差异很大,使得观测值偏移并远离真实值。岭回归通过给回归估计上增加一个偏差度,来降低标准误差。

上面,我们看到了线性回归方程。还记得吗?它可以表示为:

y=a+ b*x

这个方程也有一个误差项。完整的方程是:

y=a+b*x+e (error term),  [error term is the value needed to correct for a prediction error between the observed and predicted value]

=> y=a+y= a+ b1x1+ b2x2+....+e, for multiple independent variables.

在一个线性方程中,预测误差可以分解为2个子分量。一个是偏差,一个是方差。预测错误可能会由这两个分量或者这两个中的任何一个造成。在这里,我们将讨论由方差所造成的有关误差。

岭回归通过收缩参数λ(lambda)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看下面的公式
在这个公式中,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个是最小二乘项,另一个是β2(β-平方)的λ倍,其中β是相关系数。为了收缩参数把它添加到最小二乘项中以得到一个非常低的方差。

要点

    除常数项以外,这种回归的假设与最小二乘回归类似;

    它收缩了相关系数的值,但没有达到零,这表明它没有特征选择功能

    这是一个正则化方法,并且使用的是L2正则化。

6. Lasso Regression套索回归

它类似于岭回归,Lasso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也会惩罚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小。此外,它能够减少变化程度并提高线性回归模型的精度。看看下面的公式:
Lasso 回归与Ridge回归有一点不同,它使用的惩罚函数是绝对值,而不是平方。这导致惩罚(或等于约束估计的绝对值之和)值使一些参数估计结果等于零。使用惩罚值越大,进一步估计会使得缩小值趋近于零。这将导致我们要从给定的n个变量中选择变量。

要点

    除常数项以外,这种回归的假设与最小二乘回归类似;

    它收缩系数接近零(等于零),这确实有助于特征选择;

    这是一个正则化方法,使用的是L1正则化;

· 如果预测的一组变量是高度相关的,Lasso 会选出其中一个变量并且将其它的收缩为零。

7.ElasticNet回归

ElasticNet是Lasso和Ridge回归技术的混合体。它使用L1来训练并且L2优先作为正则化矩阵。当有多个相关的特征时,ElasticNet是很有用的。Lasso 会随机挑选他们其中的一个,而ElasticNet则会选择两个。
Lasso和Ridge之间的实际的优点是,它允许ElasticNet继承循环状态下Ridge的一些稳定性。

要点

    在高度相关变量的情况下,它会产生群体效应;

    选择变量的数目没有限制;

    它可以承受双重收缩。

除了这7个最常用的回归技术,你也可以看看其他模型,如Bayesian、Ecological和Robust回归。

如何正确选择回归模型?

当你只知道一个或两个技术时,生活往往很简单。我知道的一个培训机构告诉他们的学生,如果结果是连续的,就使用线性回归。如果是二元的,就使用逻辑回归!然而,在我们的处理中,可选择的越多,选择正确的一个就越难。类似的情况下也发生在回归模型中。

在多类回归模型中,基于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类型,数据的维数以及数据的其它基本特征的情况下,选择最合适的技术非常重要。以下是你要选择正确的回归模型的关键因素:

    数据探索是构建预测模型的必然组成部分。在选择合适的模型时,比如识别变量的关系和影响时,它应该首选的一步。

    比较适合于不同模型的优点,我们可以分析不同的指标参数,如统计意义的参数,R-square,Adjusted R-square,AIC,BIC以及误差项,另一个是Mallows’ Cp准则。这个主要是通过将模型与所有可能的子模型进行对比(或谨慎选择他们),检查在你的模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

    交叉验证是评估预测模型最好额方法。在这里,将你的数据集分成两份(一份做训练和一份做验证)。使用观测值和预测值之间的一个简单均方差来衡量你的预测精度。

    如果你的数据集是多个混合变量,那么你就不应该选择自动模型选择方法,因为你应该不想在同一时间把所有变量放在同一个模型中。

    它也将取决于你的目的。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不太强大的模型与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的模型相比,更易于实现。

    回归正则化方法(Lasso,Ridge和ElasticNet)在高维和数据集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情况下运行良好。

原文链接:7 Types of Regression Techniques you should know!(译者/刘帝伟 审校/刘翔宇、朱正贵 责编/周建丁)

译者简介: 刘帝伟,中南大学软件学院在读研究生,关注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及生物信息领域。

22,十三大前,赵紫阳与“左”斗智斗勇

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后,邓小平提议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这表示了邓小平心目中,十三大上总书记这个职务,非赵莫属。但是,当时中共高层的政治格局中,还有另外一派与邓小平格格不入的政治力量,这就是以陈云为首的保守老人集团。

邓陈矛盾由来已久,虽然邓小平在党内的政治较量中占了上风,但是陈派仍然有着巨大影响,在胡耀邦辞职以后,他们属意的总书记人选是主管中宣部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邓力群当时是党内左的势力在前台的领军人物,得到党内保守元老的青睐睐。那段时间,以强硬保守派著称的政治元老王震就利用他的身份四处活动,到处打招呼,拉赞助,提出要邓力群在十三大上做总书记。甚至当着赵紫阳的面,他就直接说,你最好不要当总书记。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回忆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力群每有困难或不便讲的话,常常让王震出来。大约在1987年夏季,叶选宁(中共元老叶剑英之子,后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打电话给我,说王震想找我谈一次话,于是我就去了王家。王震劝我说,你不要接任总书记,国务院的工作很多,离不开你,书记处的事不多,可让姚依林去搞就行了。谈话时叶选宁在场。我当时因为也不想任总书记,所以就请王震去说服邓小平。后来有人告诉我,王震实际上在积极活动,想要推邓力群当总书记。所以许多人担心,要我无论如何不要把位子让给邓力群,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

1995年,赵紫阳接受新华社资深记者,历史学家杨继绳采访时说:“我确实不愿当总书记。我愿意在总理岗位上把经济改革搞下去。但是,当时让我代理总书记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在那种形势下,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后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我代总书记,首要任务是少伤一些人,把运动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调整到改革开放。那个时期我多次讲过不当总书记。现在我想,让别人搞就没有十三大这个结果,肯定不如我。”

赵紫阳这话说得不错。当胡乔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力群发动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铺天盖地的袭来的时候,能成为改革开放中流砥柱的,只有赵紫阳了。自从1987年1月担任了代理总书记以后,他就抓住一切机会,利用所能利用的各种场合,给这场反“自由化”划框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迅速取代了胡耀邦,成为了胡乔木、邓力群等一干左派们的新的政治对手。在左派们的疯狂打压面前,虽然赵紫阳独木难支,不得不暂时退却,在一些场合也讲一些反“自由化”的话,但是他讲的目的,在于限制。得到邓小平支持的1987年的“5.13”讲话(“5.13”讲话主要批评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并讲到了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反对僵化的观点),就是他这种“跪着造反”的典型范例。这个讲话给了左派们想用反自由化阻挡改革开放的企图以致命一击,使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来了个“急刹车”,改革开放再次成为舆论宣传的主流,为中共十三大的顺利召开创造了条件。
在当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那种政治高压下,前面已经拿下了一位总书记,赵紫阳为什么还能如此大胆,敢于顶着这场政治风暴,公开地和左派们寸土必争?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来自他对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另方面,也来自他对邓小平立场和态度的准确理解和把握。邓小平思想的核心,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赵紫阳正是准确地把握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他才在反“自由化”的大潮中得到邓小平的支持,敢于顶风大讲改革开放,敢于用改革开放来限制反“自由化”。

从邓小平方面说来,他之所以要支持赵紫阳限制反“自由化”,原因也同样是如此。在赵紫阳发表“5.13”讲话的20多年后,时任中央政改办负责人的鲍彤在同笔者谈到这个讲话时曾说:“碰到两个基本点相互冲突的时候,邓坚最后要坚持的是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当四项基本原则要把改革搞掉的时候,他又认为不行了,还是要搞改革。邓小平是真正要搞“两个基本点”的。他为什么同意紫阳作5·13讲话?那是因为邓小平看到,耀邦下台后再继续搞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改革开放就搞不下去了。所以他同意紫阳说的,现在大气候变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再继续反下去,那就要影响你的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了。9月份就要开始十三大,当时已经是5月份,离9月份只有四个月了,再搞下去三大还能开成一个什么会?那不成了反自由化的大会了?所以当紫阳提出,要把十三大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邓小平立刻就同意了,这才有了紫阳在“5.13”那扭转乾坤的一举”。

1987年下半年的6-9月,在中央高层,有关十三大的筹备、十三大报告和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和修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由于赵紫阳作了“5.13”讲话,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潮得到了扼制,整个党内和社会上的舆论环境也开始向改革开放方面扭转。7月1日,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即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重新发表,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开始在新闻媒体上有计划地进行,各种关于经济、政治改革的宣传文章逐步多了起来。从表面上看,一个有利于十三大召开的改革开放的政治环境正在形成。

但是,党内的左派势力们并没有因为十三大的临近,而放弃他们企图用反“自由化”阻止改革的脚步、阻止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通过的努力。赵紫阳在他的《改革历程》中谈到过一件事情。1987年夏天的一天,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给赵紫阳转来一封北京市副市长王大明的信,反映中宣部的一些局长得知邓小平讲,今后主要是反左,情绪很不正常,说了不少出格的话,什么“要坚持顶住呀!”,“现在胜负未分呀!”等等。赵紫阳明白,反“自由化”这件事情并没有完。这些左派们还不甘心,而是在窥探时机,时刻准备掀起更大的风浪。7月11日,赵紫阳找来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常务副部长王维澄,根据这封信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赵紫阳说,中宣部的精神状态不好,听到邓小平讲反左是主要的,就觉得大势不好,如丧考妣。你们这种状态如何能正确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呢?赵紫阳要他们切实负责转变中宣部这种立场。但他俩当场毫无悔改表示,只推说他们完全不知道此事。

赵紫阳知道,中宣部这种状态的根子,不在于两个部长,而在于主管中宣部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当时距离十三大的召开只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赵紫阳认为,要为十三大创造一个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保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新的理论、政策在大会上得到顺利通过,就必须扭转目前改革开放舆论宣传方面的不力局面,解决党的主管宣传理论工作部门与中央唱对台戏、打横炮、使反劲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从解决高层人事上入手。为此,在那几个月里,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赵紫阳做了三件事:

第一,改变邓力群主持思想战线工作的地位,由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接管。

早在1987年3月间,赵紫阳就曾向小平提议,调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到中宣部协助邓力群主持意识形态的工作,得到邓的同意。赵紫阳的目的是“掺沙子”,理由是,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增加一个人,就会听到不同的意见。两个人管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下面情况可以反映上来,不会像完全由一个人管那样,下面意见反映不上来,我们的意见也贯彻不下去。但是事情到了陈云那里,陈表示不同意,认为宣传工作还是由邓力群一人管为好,否定了赵的意见。

随着十三大的临近,赵紫阳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他正式向邓小平建议,十三大邓力群可以进政治局,给他一个说话、发表见解的地方,但不进书记处,不再负责思想战线方面的工作。这件事正酝酿的时候,党内的老同志李锐(50年代曾任水电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的秘书,1959年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批判,1979年平反,后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具体写这封信的时间不详),反映邓力群在延安时期生活作风和道德方面的问题(编者按:李锐信中讲的邓力群生活作风和道德问题,是1940年代整风时,李锐被隔离审查。作为整风工作人员的邓力群借机和李锐的妻子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被揭发出来后,受到杨尚昆主持的党内会议的批评),认为象他这样品质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应当负责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工作。李锐还附上了当年杨尚昆主持党小组会批评邓力群时的原始记录。李锐亲自把这封信送给鲍彤转给了赵紫阳。李锐在信中还说,“最近听说,还有人在活动他进政治局当总书记,这就更加令人担忧无已,寝食不安。我一直认为,邓力群是中央改革开放方针的反对派,十三大后,决不能让他留在中央领导班子之内。这样可以使党在前进的道路上除掉一块绊脚石,去掉一个隐患。”赵紫阳把这封信转给了邓小平阅后划了个圈,批了三条:一、旧事不重提;二、不再主管思想宣传;三、可做政治局(候补)。胡启立后来向李锐传达邓小平这个批示,但只传达了前两条。(第三条涉及十三大人事安排,在档案未公开前不能外传。本文也不便于进行说明。)

阻挡邓力群当总书记的当然不仅仅是李锐这封信。邓小平对邓力群一直印象不佳,他担心邓力群当总书记后,否定改革开放。恐怕这也是邓小平不让邓力群当总书记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在李锐信上的批示被送给了陈云、李先念传阅。陈云和李先念对邓小平的做法都有所保留,在批语中都说邓力群的好话,李先念说,“邓力群是个好同志,还要很好地发挥他的作用”。但他们也不便正面反对邓小平不要邓力群继续主管宣传工作的批示,所以这件事就算是在老人们那里通过了。

后来鲍彤对这件事情有过一段回忆,他说,1987年7月7日邓小平会见中央五人小组(指胡耀邦辞职后中央成立的代行中央常委职权的临时领导机构,由赵紫阳、万里、杨尚昆、薄一波、胡启立组成)之后,“启立找我说:‘小平同志说,邓力群的形象太坏。’这大概是小平的原话。启立告诉我:‘小平说,以后宣传工作,不要邓力群管了,由启立管。’他说:‘我一个人怎么管啊?我要成立个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于是,胡启立就提了个名单,他说:‘我要找两个人帮忙,一个是鲍彤,一个是陈俊生,这两个人是帮得上忙的。’这样,就成立了一个中央宣传思想理论工作领导小组。”

9月14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赵紫阳宣布,由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成立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由胡启立任组长,成员有鲍彤(中央政改办负责人)、陈俊生(国务院秘书长)、王忍之(中宣部长)、温家宝(中央办公厅主任)、钱李仁(人民日报社社长)等。十三大后,这个小组又增加了一个副组长,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

第二,撤消邓力群任主任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是邓力群控制的左倾思想笔秆子大本营,聚集了一批反对改革开放的秀才,他们是邓力群手下左派势力的中坚力量。

早在1985年底,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由于邓力群对改革开放的对立态度,中央书记处就曾经以调整工作分工的名义,决定邓力群只分管意识形态,不再兼任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职务,这个职务交由王兆国担任,并就此电报的形式向各省市发了通知。哪知道会后邓力群向陈云汇报发牢骚,陈云震怒,给胡耀邦打电话说,“这事不能这么干吧!”结果,书记处的决定被推翻,通知收回,邓力群仍任原职。

一年多前胡耀邦没有做成的事情,赵紫阳这次还要做。赵紫阳认为,邓力群不再主管思想理论工作以后,由他任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也应该撤销,这样可以使其彻底失去控制思想理论界的组织基础。为此,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了撤销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建议,理由是十三大后中央书记处不再起决策作用,而是成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的办事机构,其下面不宜再设一个政策研究部门。邓小平表示支持。

在1987年7月7日邓小平家里召见的中央五人小组会上,还确定由邓力群兼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解散。因为这个研究室在邓力群主持下,长期以来制造怀疑改革开放的舆论并散布这种情绪。邓小平在会上还说,十三大还要邓力群担任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先是在李锐的信上批示以同意邓力群十三大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为条件,换取其不再主管宣传工作;后来因要换取他同意撤销其任主任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便在原有的“候补”基础上同意邓力群十三大做政治局正式委员。邓小平在处理邓力群问题上,态度确实有变化,说穿了,是个策略。)

书记处研究室撤销后,在当时的中组部长宋平的帮助下,邓力群对研究室的骨干都一一做了妥善安置,其中一个主要的去向,就是中组部新成立的党建研究所。按照邓力群的说法,书记处研究室的撤销帮了他的忙。1989年之后,从研究室出去的人,担任副部长级以上职务的有十几个。如果一直在研究室,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撤销《红旗》杂志。

《红旗》杂志,同样是左派势力的大本营。当年在八十年代初期的真理标准讨论中,所有中央媒体都参加了讨论,唯有《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按照汪东兴的意见,按兵不动。后来邓小平批评说,不卷入就是卷入,意指《红旗》站到了“两个凡是”一边。熊复由此检讨,被胡耀邦保护过关。但在此后的改革开放中,熊复和他的《红旗》始终不改其左的面目,在反“自由化”是更是一马争先。为此,赵紫阳认为,《红旗》杂志不能再保留。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是他向邓小平提出了撤销《红旗》杂志的建议,邓表示支持。
《红旗》的撤销,没有像书记处研究室那样立竿见影,而是采取了分几步走的方式,前后经历了近一年的时间。1987年8月1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中央组织部关于〈红旗〉杂志社领导班子调整的请示》,宣布《红旗》总编辑熊复辞职,一副总编和一顾问同时被免职,杂志社的工作暂由副总编辑苏星主持。

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红旗》杂志问题。会上胡启立传达了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机构改革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有关《红旗》的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1988年1月5日,中央办公厅起草的《关于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的理论刊物的实施方案》报中央书记处。12日经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同意并经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意。

这期间,胡启立到杂志社讲了一次话,他说,从中央来说,继续办中央一级权威性的理论刊物,而且叫《红旗》,值得研究。刊物代表中央的声音,有权威性,人家就不大好讨论,很难发表不同意见,有顾虑。放在中央党校,作为重要理论阵地,更便于理论探讨。”

1988年5月30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创办<求是>和撤销<红旗>杂志社的决定》,1988年6月16日,《红旗》出版了最后一期;7月1日,挂在中央党校名下的《求是》创刊,邓小平题写了刊名。

后来有人说,《求是》杂志前身是创刊于1958年的《红旗》,这是没有根据的。虽然两个单位人员未变、都在一个地方办公,但是1988年《红旗》明确宣布停刊后,《求是》才宣布创刊的,不存在前者改名为后者的历史事实。

中共十三大前党内这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博弈,从十三大最终开成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政治体制改革终于提上全党日程这个结果看,是赵紫阳取得了上风。当然,没有邓小平的支持,赵紫阳是完全无法取胜的。他胜就胜在了他掌握了邓小平“两个基本点”的精髓。虽然在20个月以后,他在处理学潮问题上仍然不免与邓小平摊牌,成为党内保守势力的又一个牺牲品,但是赵紫阳在1987年一力扭转反“自由化”的狂澜,为党的十三大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所做出的种种艰苦努力,仍然不失为中共党的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不应当为岁月所磨灭。

2015年6月24日星期三

20150624一日段子荟萃


@弹弓子L:高大爷刚才下楼溜弯儿时踩到狗屎了,刚要破口大骂,狗主人刘大妈笑嘻嘻地跑了过来:老高你交到狗屎运啦!高大爷一听乐了:什么叫狗屎运?刘大妈: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比如国家一发展,你就跟着幸福;干部一拿高薪,你的平均收入也跟着上涨了。高大爷:那我得什么实惠了?刘大妈:你得到狗屎了呀。

@xiexuee2:【论改良】改良,说白了,就是把朝廷改叫中央,把皇上改叫主席,把圣旨改叫最高指示,把皇子皇孙改叫红二代红三代,把后宫嫔妃改叫文艺兵,把太监改叫五毛……于是,皆大欢喜,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朝廷香火得以延续。

@牛Wa禅师:幼狼疑惑不解地问老狼:“咱的同类落马的时候,贪腐罪名足可以治其罪了?何必再加上个通奸罪名?”老狼意味深长的说:大面积腐败,公权力是要被问责的,所以要把落马的同类搞成道德上的垃圾,让猪羊们都认为,那些落马的坏怂本身就是个烂人,是道德沦丧让他们腐败的,与制度无关…记住,我们是正义的化身。

@xiucai1911:火车上,我听到一个女士说:“我们不是共产党养的,是我们在养共产党!我们每年交那么多税,我每天累死累活地赚钱!”我们是纳税人、是纳税在养党的意识已经“路人皆知”,可是在天下人都清楚的情况下,他们还在睁着眼睛说瞎话,胡说“党养活了十三亿人”“吃党的饭,不许砸党的锅”,实在是无耻之极!

@xiucai1911:转:“解决13亿人口吃饭问题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中国做到了!”这个观点愚弄了百姓很多年。它暗示中国百姓都是饭桶,是靠政府养的。 事实上,中国13亿人不是猪,不但从来都是自己养活自己,还供养了世界上最大的政府官僚。日本人均可耕地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从没听说日本把能吃饱饭当成一件伟业。

@作家崔成浩:真令人羡慕,还能吃着40年前的鸡爪鸡翅。想象一下,“服务员,来一盘82年的鸡爪!”“服务员,来一瓶82年的拉菲!”感觉气势上都差不多。

@tombkeeper:假设要做一个微信抢红包工具。传统型产品经理:各种优化,确保在任何情况下一定能抢到;技术型产品经理:收集历史数据,分析红包分配算法,根据群内活动人数等算出最优抢红包时机;情怀型产品经理:抢完后自动发一条“谢谢老板”。

@xiexuee2:十年前,女: 「对不起,我不会喜欢你的,你不要再坚持了,你这就好比在虹桥机场等火车,而车是永远不会来的,有意思伐。」男生听后默默走开,十年后,在虹桥始发的动车上,我听到一名城市交通规划设计师给我讲述了这个故事。

@singsingarsing:被禁的動漫商品香港有售,快來香港買漫畫一車一車的運到北方,讓香港的金鋪藥房都倒閉,讓全彌敦道都開滿漫畫鋪,餓死賣奶粉的港獨分子。

@fishseesea:“哦”“我最讨厌人家说哦了”“...”“见一次艹一次”“哦!”

@xueshudi:刚出生的婴儿认为世界就是由他能看到的东西组成的。你离开房间的时候,他觉得你消失了;你回来的时候,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人。到四个月以后,他会在某个时间意识到这个世界比他想象中更加稳定,每天早上和晚上对他打招呼的你都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婴儿们终于有cookie了。

@Brokenmouse:今天上知乎看到个什么“为什么宅男打游戏都不和普通女孩交往”,开始我觉得有个回答有点性别歧视,不过后来没事的时候想想,真的就是那么回事“普通的女孩子哪来的自信自己能比游戏好玩?”

@simpleblue:我班上的家长年纪大小相差很多,大的快60了,年轻的才25。其中有个爸爸83年的,在一群大年龄家长中,他会电脑擅长体育运动长得清秀,真是鹤立鸡群了。然后呢,我发现,我们班上一群年轻妈妈天天围绕着他转。去K歌,去吃夜宵,都会拉着他一块儿去。连他的朋友圈也是围满了儿子同学的妈咪们。

@网易网友:青年狗粉问禅师:“现在这个文明社会竟然有人吃狗狗,我真的好心痛,要怎么办啊!”说罢泣不成声。禅师一言不发,带它去后山的坟地转了一圈,狗粉突然大悟:“您的意思是说这些吃狗狗的人都得死,是吗?”禅师终于忍不住了,怒道:“我是让你来看看你爹的坟!你爹死的时候你都没现在哭的凶!

@bfishadow:结婚之前还是先调查一下配偶的智商和学习能力吧,省的以后为了 Wi-Fi 信号吵架,为了手机信号吵架,为了微波炉吵架,为了坐月子洗头发吵架,为了哺乳期喝啤酒吵架,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吵架。

@kvsickcat:那个微信里记步数的我一开始就领悟错了,我以为是每天比谁走路少说明过得越舒适。然后我一直排名bottom,大家走路都很拼,我对这个社会的认知有偏差。

@Z-2074:宜家和迪卡农是哪一个先被你国猴猴攻陷的?今天在迪卡农,看见各种你国猴啊!啊!地做布朗运动,踢球的,轮滑的,玩飞盘的。对讲机不时传来“某某,某某!有个小孩骑车朝你那冲过来,把他拦下,把他拦下”的呼叫。营业员如临大敌//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宜家,吃睡在宜家,游玩迪卡侬!没问题!随便玩还能吹空调。

@Zannmuling:高考分数线已经出来了,无论你考了多少分,很多年以后你都会发现:今天读的书就像葵花宝典一样,看起来很厉害然而并没有卵用。你的主频在高考那一刻已经超频烧了。

@剑神葡萄:记得我当年高考查到分数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告诉父母,而是飞快地跑去学校找到班主任,指着她对她说:“呵呵,你不是说以我的智商我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吗?” 看到她一脸尴尬我气愤地说,“还真被你这个乌鸦嘴说中了。”

@simpleblue:有回我无意间抬头发现一个小男生悄悄亲了同桌女同学一口。我问他你为什么亲女孩子。他说因为同桌可爱他很喜欢。我说,喜欢就一定要亲吗?男生不能随便乱亲女生。难道你喜欢老师也随口亲吗?我还没有说完,他就亲了我一口,然后笑得前仰后俯说,可以的。

@大哥王振华: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三点是:岁月安好、懂得感恩、与你相随。总的来说就是Fine ,thanks and you.

@企鹅乡乡长:刘备的的卢马脱缰跑向悬崖,张飞急得大喊:“大哥,你快勒马!”刘备骂道:“我快乐你马勒戈壁!”

请放下你的无效社交

有一次在北大讲座,遇到一位学生问我,“老师,你说学习重要,还是经营人脉重要?”看着他一脸大杂烩的表情,我先拿出本子记下了这个问题,然后告诉他说,这是个比较大的话题,我会仔细写篇文章放在网上的,然后给了他我的博客地址。而后又补了一句,“相信我,所谓的人脉就算重要,也根本没他们说的那么重要”。你愿意与什么样的人成为朋友?让我们细说从头。先动脑思考一下,你愿意与什么样的人成为朋友?

从幼儿园开始,每个人就都已经有一些选择朋友的原则——尽管并不自知。事实上,资源分布的不均匀,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某种依附关系。

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事实:幼儿园里玩具多的孩子更容易被其他孩子当作朋友。那么,玩具最多的孩子朋友最多么?答案并非肯定。如果你像我一样有机会、也恰好愿意多花一点心思与那个玩具最多的孩子交谈的话,你也很快就会发现,在他心目中,与所有成年人一样,朋友被划分为“真正的朋友”和“一般的朋友”。以下我们姑且把那个玩具最多的孩子叫做“小强”。

当时我很好奇,耐心等待小强告诉我谁是他“真正的朋友”。最终,他告诉我,真正的朋友只有两个。其中一个是男孩,另外一个是女孩。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认为那男孩是你真正的朋友?”小强一秒钟都没犹豫,告诉我说,“他从来都不抢我的玩具,他跟我换。”我又问他,“那,为什么你认为那女孩是你真正的朋友?”

这次小强犹豫了好一阵子,在确定我会给他保密之后,磕磕巴巴地说,“她好看。我把新玩具全都先给她……”我笑。过一会儿又问他,“她觉得你好看么?小强愣了一下,满眼的无辜,“不知道……”我又问,“那她现在手里的玩具是谁的?”小强突然显得很紧张,“不是我的。”我决定不去问那小女孩什么问题了。

基于种种原因,生活中总是只有少数人是大多数人想要结交的朋友。但是同样基于种种原因,大多数人并不知道那些少数的人是如何理解他们大多数人的行为的。刚才小强说他那个“真正的朋友”从来都不“抢”他的玩具,而是“换”。注意这两个词。

在这里我们不讨论所谓的“心计”。确实有些人有很深的城府,至少比另外一些人更深,他们可以用常人想不出的,就算想得出来也做不到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里,我们只讨论最普遍的情况。

一、所有的人都喜欢并重视甚至偏爱一种交换,“公平交换”。

小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所拥有的玩具数量,使得他从概率角度出发很难遇到“公平交换”,因为绝大多数孩子没有多少玩具,甚至干脆没有玩具,所以,那些孩子实际上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与他进行“公平交换”。

对他来讲,不公平的交换,等同于“抢”,没有人喜欢“被抢”。而与他“换”的那个男孩,让小强感受到公平。小强也有自己想要的但是却不拥有的,所以,他也去“换”而不会去“抢,”因为他自己就不喜欢“被抢”——月巴最新的玩具都给那女孩先玩……

某种意义上,尽管绝大多数人不愿意承认,他们的所谓“友谊”实际上只不过是“交换关系”。可是,如果自己拥有的资源不够多不够好,那么就更可能变成“索取方”,做不到“公平交换”,最终成为对方的负担。

这样的时候,所谓的“友谊”就会慢慢无疾而终。也有持续下去的时候,但更可能是另外一方在耐心等待下一次交换,以便实现“公平”。电影《教父》里,棺材铺的老板亚美利哥。勃纳瑟拉决心找教父考利昂替他出气并为自己的女儿讨回公道的时候,亚美利哥就是“索取方”。许多年后,教父考利昂终于在一个深夜敲开了亚美利哥的门……

所以可以想象,资源多的人更喜欢、也更可能与另外一个资源数量同样多或者资源质量对等的人进行交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公平交易”更容易产生。

事实上,生活里随处可见这样的例子。哪怕在校园里,“交换”本质没有体现的那么明显,但是,同样性质的行为并不鲜见。比如,某系公认的才子,会与另外一个系里公认的另外一个才子会“机缘巧合”地邂逅而后成为“死党”。

俗话常说,“英雄所见略同”,可能就是他们一间如故的原因,所以,他们之间的谈话以及任何其他活动往往都会让他们觉得相互非常“投机”。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

当15岁的沈南鹏和同岁的梁建章第一次相识时,这两个懵懂少年不会意识到17年后他俩会联手创造一个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奇迹。在1982年第一届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竞赛上,这两个数学“神童”同时获奖。

不是因为他们两个要好,才各自变得优秀。而是因为他们各自都很优秀,才可能非常要好,而后命运的碰撞产生绚丽的火花。

而反过来,这些被公认为优秀的人,事实上往往并不“低调”,也并不“平易近人”。这并不是他们故意的。他们无意去惹恼身边那些在他们看来“平庸”的人,只不过无形中他们有这样的体会——“与这些人交流,沟通成本太高……”除非有一天,这些人终于意识到自己应该保护自己,因为有些误解根本没机会解释。于是,他们开始“谦虚”,他们学会“低调”,他们显得“平易近人”。

好多年前,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当别人求助于我的时候,我内心往往非常抵触,却又怕别人说我是所谓的“不够意思的人”,于是硬着头皮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有一次特别受伤的时候,突然一闪念,想明白,原来这种尴尬本质上并不是来自于我没有“乐于助人”的品性,而是来自于我自己的精力并不足够旺盛,没有旺盛到处理自己的事情绰绰有余的同时,还有大把的时间精力用来帮别人做事。

事实上,我自己根本己经是正在过河的泥菩萨。后来,我开始怀疑,雷锋的领导是否太白痴,因为他没有给自己的下属分配足够的工作——这是那天晚上与我来讲非常惊喜的一件事儿,因为我发现我正在独立思考。

承认自己能力有限,是心理健康的前提。从我重新思考雷锋的领导那天开始,我挣扎着去学习如何做事量力而行。说起来好笑,自己的智商有限到过去竟然没想到“量力而行”是如此高难度的行为模式——

1)承认自己能力有限;
2)不怕在别人面前露怯;
3)敢于不去证明自己是“好人”……

二、只有优秀的人才拥有有效的人脉

所以说,往往只有优秀的人才拥有有效的人脉。并且正因为这些人随时随地都可能要回避“不公平交换”的企图,他们才更加注重自身的质量,知道不给他人制造麻烦,独善其身是美德。常言说,“事多故人离”,是非常准确的观察。

而那些不优秀的人往往并不知道这样貌似简单的道理,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状况只能使得自己扮演“索取者”的角色;进而把自己的每一次“交换”都变成“不公平交换”,最终更可能使交换落空——因为谁都不喜欢“不公平交换”;每次交换的落空,都进一步造成自己的损失,使得自己拥有的资源不是数量减少,就是质量下降,进一步使自己更可能沦为“索取者”——恶性循环,甚至可能永世不得翻身。

还有些人,过分急于建立所谓的人脉,并全然不顾自己的情况究竟如何。对于这样的人,人们常用一些专门的词来描述他们,“诌媚”、“巴结”、“欺下媚上”、甚至“结党营私”等等。这样的人,往往也不是他们故意非要如此的。他们只是朦胧地意识到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过于渺小,所以,才希望能够借助其他的力量。而一个人越是渺小,越是衬得他的欲望无比强烈。

这样的人特征非常明显。其中一个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经常有意无意地用亲密的方式提及大家仰望的人物,无论他们与“大人物”是否真的存在私交密往。在中文语境里,他们就会只说名字不说姓氏:李开复不叫“李开复”,在他们嘴里是“开复”;李彦宏不叫“李彦宏”在他们嘴里是“彦宏”,沈南鹏不叫“沈南鹏”,在他们嘴里就是“南鹏”;最近我听到更恐怖、更另人毛发惊立的是,“小俞”(俞敏洪),“小邓”(邓峰),“大想”(理想)……

整体上来看,人脉当然很重要。不过,针对某个个体来说的话,更重要的是他所拥有的资源。有些资源很难瞬间获得,比如金钱、地位、名誉,尤其在这些资源的获得更多地依赖出身和运气的现实世界里。然而有些资源却可以很容易从零开始,比如一个人的才华与学识。才华也好学识也罢,是可以通过努力必然获得的东西。

一个人心智能力一旦正常开启,就会发现自己在这个信息唾手可得的世界里,只要正常地努力,并且有耐心和时间做朋友,很容易成为至少一个领域的专家。努力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艰苦,只不过是“每天至少专心学习工作六个小时”;耐心却远比大多数人想象得巨大,“要与时间相伴短则至少五年,长则二十年”。

许多年后的今天,我又发现另外一个多年前智商平平的我不可能想明白或预想到的事情(当然我现在也依然智商平平,只是多了些智慧):当一个人身边都是优秀的人的时候,没有人求他帮忙,因为身边这些优秀的人几乎无一例外都以耽误别人的时间为耻,同时,这些人恰好是因为遇到问题能够解决问题才被认为是优秀的。

如果,终于有一天,你己经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你会惊喜于真正意义上的有价值的所谓高效的人脉居然会破门而入。你所遇到的人将来自完全不同的层面,来自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不同的方向。而你自己也不再是过去一无是处的你,你不再是“索取者”,你扮演的是“乐于助人”的角色——很少有人讨厌善意的帮助,更何况你是被找来提供帮助的呢。

甚至,你会获得意外的帮助。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人、有价值的人,那么就会有很多另外优秀的人、有价值的人为你提供帮助。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帮助往往确实是“无私”的。正如没有哪个医生做到救死扶伤之后仅仅因为酬劳太少而恼羞成怒的一样,那些品质优秀到一定地步,境界豁达到一定层次的人,往往真的可以做到“施恩不图报”。

因为对他们来讲,能够有机会“验证自己的想法”本身就己经比什么都重要,并且可以令他们身心愉悦。然而真正有趣的现象是,被帮助的你也正因为并非寻常之辈,所以一定懂得“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道理。最终皆大欢喜,只因为“沟通成本几近于零”,同时的效果自然是“交流收益相对无穷放大”。良性循环。

三、打造自己,就等于打造人脉

生活的智慧就在于,集中精力改变那些能够改变的,而把那些不能改变的暂时忽略掉。专心打造自己,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优秀的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独立的人,比什么都重要。打造自己,就等于打造人脉——如果人脉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重要的话。事实上,我总觉得于人脉导致成功的传说其实非常虚幻,只不过是不明真相的人只好臆造出来的幻象罢了。

我并不是说,从此就不用关心自己身边的任何人了,或者说从此就无需与任何人打交道了。善于与人交往也是一种需要学习,并且也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实践的技能。我只是提醒你,别高估自己,误以为自己有那么多足够的时间可以妥善地处理好你与你身边所有人的关系。

浏览一下你的手机通讯簿里的名字吧,有多少己经很久没有联系过了?这么多年,我只见过两三个人回答我说,“最长时间没联系的,也不超过两个星期。”其中一个还是特别固执而特殊的人,他的手机通讯簿里,总计才有22个名字。

毕淑敏一次曾提到她自己的一件事:……我学心理学课程一事,纯属偶然。朋友XX摔断了腰椎骨,打了石膏裤,瘫躺床上三月。我在自家墙上的挂历上写了一行字:”每周给XX打个电话。”我当医生出身,知道卧床不起的病人非常寂寞,希望能躺着聊聊天。后来我就按照挂历上的提示,每周都给这个人打电话,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尽管我很忙,还是会多磨成一点时间,让她开心。后来有一次,她随口说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教授林孟平到北师大带学生……我问,我能跟她学习么?朋友说,那可不知道。后来感谢那位朋友说,我能学心理学,多亏你摔断了腰。

事实上,真正的关心最终只有一个表现:为之心甘情愿地花费时间,哪怕“浪费”时间。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当你把时间花费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相当于在他身上倾注了你生命的一段——哪管最终的结果如何,反正,那个人那件事都成了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不管最后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最终,“真正的好朋友”谁都只有几个而己。

这实在是一个大到写两本书都可以的话题。以下是我的几个简单的,但实践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建议:

1、专心做可以提升自己的事情;
2、学习并拥有更多更好的技能;
3、成为一个值得交往的人;
4、学会独善其身,以不给他人制造麻烦为美德;用你的独立赢得尊重;
5、除非有特殊原因,应该尽量回避那些连在物质生活上都不能独善其身的人;
6、那些精神生活上都不能独善其身的,就更应该回避了—尽管甄别起来比较困难;
7、真正关心一个朋友的意思是说,你情愿在他身上花费甚至浪费更多的时间;

记住,一个人的幸福程度,往往取决于他多大程度上可以脱离对外部世界的依附。记住,一个营销人的成就,往往在于他个人能力的高低与人脉的宽窄;想提高个人能力,就一定要学习,与精英人群在一起。

21,政改总体设想艰难过关

从1986年10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立,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正式开始时起,红墙内的研讨就规定了严格的“政治纪律”:保密。

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也可以理解。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党、政及各种社会组织方方面面的结构、权力和利益调整,涉及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干部的认识、观念和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也涉及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要求和期盼能否得到满足、在什么程度上得到满足。作为执政党研究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班子,在研究中涉及到各种意见、观点及对策措施,在没有由中央正式决策之前都是未定的,都在不断变化、取舍之中。如果不慎泄露出去,之后又发生变化,在党内和社会上就有可能引起震动,甚至引起轩然大波,直接影响国内政治的稳定。此间研究的东西,已经不是个人的学术研究,而是未来的执政党和国家的政策走向。在中央未有作出决策之前,参加研讨的人确实不宜进行公开和宣传。

到了1987年的4、5月间,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工作已经比较深入,中央研讨小组已经召开了多次会议,改革的目标、重点和许多具体措施大体明朗化了。这就为适当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提供了基本条件。特别是在此时,距离党的十三大的召开的时间已不足半年,进行了几个月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宣传已经使改革舆论被完全压制。如果此时再不在党内外、特别是在高层干部当中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适当的宣传,让党内外了解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了解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可行性,造成一种支持改革的大环境,那么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在党的十三大上能否获得大多数代表的支持,能否得到全党的支持和顺利通过,都会成为问题。
1987年4月11日,中央政改研讨小组成员胡启立在中央党校研讨小组发的简报上看到,有好几个省的副省长在座谈会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下点毛毛雨。他随即打电话给他随即打电话给时任中央研讨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的鲍彤 ,建议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形式开始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胡启立说,该下点毛毛雨了,不然弄不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在十三大上可能通不过。

4月13日晚,中央政改办召集全体会议,讨论如何落实胡启立的这个想法。鲍彤首先发言,表示赞成胡启立的意见,认为搞政治体制改革全党需要有一定的认识基础,要有思想准备,以免认识不一致,将来方案通不过。他举例说,这次全国人大(指1987年3月的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企业法,中央提出在国营企业全面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在原有体制下,中共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许多人大代表反对,一定要在企业实行“党的领导”,结果搁置了。这就是缺乏认识基础。

政改办工作人员全都赞成胡启立和鲍彤的意见。政改办成员黄海反映,修改党章小组在研讨过程中,找了经委和民政部等座谈,发现大家在许多问题上认识不一致。阻力不光是认识不清,还有利益问题,现在只有小平、紫阳两个人讲政治体制改革。

政改办成员孙方明说,一是要在全党范围内进行宣传,可以考虑搞一个宣传材料;二是选择一定时机,组织各省委和已经选出的党代会代表学习小平1980年的讲话(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现在最迫切的,是如何提高党代会的2000个代表的认识。适当时候,可以把十三大报告征求意见的范围扩大到全体十三大代表。
陈小鲁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来自党内,如党的干部层,特别是改革当中将要涉及到的人。我们主要的工作对象是这一批人。赞成把邓小平《论政治体制改革》(政改办正在摘编的关于邓小平谈政治改革的言论集)的材料发下去,也可以把中央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给中央常委的报告发到中央委员一级。

张伟强调,要重新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子树起来,鼓起大家的信心,他反映,上海一些干部听到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时说,许多不是批判了吗?一些人认为,是国务院在领导政治改革,搞党政分开,是要争权。看来在反对“自由化”运动中,许多本来已经弄清楚的东西又混乱了。

鲍彤在会议最后说: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提高认识,进行必要的思想准备,奠定改革的思想基础非常重要。一则,这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改革与传统观念有非常大的变动,这一段有人批自由化批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头上,甚至批到了小平头上,可见承受能力不强;二则,小平已经讲了、定了,要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十三大的重要内容,如果十三大提出来,而党员干部中没有思想准备,弄起一场争论,极为不利,国际、国内影响不好。

鲍彤说,进行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重要的是选择时机,不可能过早,不应该过晚,两个条件决定了不可能过早,一是现在正在反“自由化”,提出这个问题会不会冲淡反自由化,破坏中央的部署?二是我们自己的准备工作到了什么程度,现在能够拿出来方案吗?但是也不能够过晚,十三大是十月份开,最少要提前两个月,考虑在七月的北戴河讨论,最晚在8月就应该用很大力量做宣传工作。两个月时间很短,要集中力量进行宣传教育。

鲍彤认为,中心应该是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政治改革思想。要准备搞三个东西:一个是重新发表邓小平1980年的讲话;二是搞个宣传提纲;三是编辑《邓小平论政治体制改革》,并公开出版。争取在十三大前两个半月前出来。建议七一重新发表邓小平“8.18讲话”,同时发一篇社论。

1987年5月13日,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了著名的“5.13讲话” (参见本系列稿件之十)。此后,整个国内的政治气候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被果断刹车,改革开放的舆论环境开始逐步恢复。在这一背景下,5月14日,陈一谘(时任中央政改办日常工作主持人)召集政改办各组负责人开会,研究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问题。会上确定了六个方面的选题,全室研究人员据此自行选择撰写文章的题目,由黄海负责统一协调。要求在6月份内拿出稿子,排定公开发表的媒体和时间。

经邓小平同意,《人民日报》准备在7月1日重新发表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并同时配发社论,由此开始把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提上日程。《人民日报》评论员、当时在中央政改办工作的吴国光承担了这篇社论的起草工作。

6月20日,鲍彤看了社论的第一稿后,与吴国光谈了他的看法。他主张以强调制度改革为社论的主要内容。鲍彤说,小平的思想集中到一点,就是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社论就以根本问题是领导制度问题为题,谈政治体制是国家制度建设的根本。鲍彤说,邓小平这个讲话抓住了关键、抓住了中心,即制度问题更根本、更长远,现在进行以领导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如果把制度问题解决好了,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有了希望。

198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及其他各大报刊重新发表了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这次发表时,还恢复了第一次公开发表时删掉的关于赞成在国有企业推行“厂长负责制”的一大段内容 。

配合这篇讲话的重新发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社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鲍彤在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时,加入了“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样的说法。这个说法是赵紫阳在“5.13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来的,社论中再次进行了强调。

1987年8月中旬,中央书记处讨论十三大报告第三稿。会上赵紫阳提出,近期要在全党范围内找100个人,坐下来修改十三大报告,在这个百人会议期间的8月25日下午,中央政改办专门邀请了参会的地方和企业干部开了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座谈会。会议在中南海152会议室举行,由鲍彤主持。

会上,鲍彤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做了说明。他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一样,作为基本概念是提出来了,但调子不敢唱得很高,因为,高度民主不是近期所能达到的。很难设想,初级阶段能有高度民主。社会主义现代化越发展,民主就越发展。而且民主与稳定、民主与效率有一定的矛盾,按照小平同志讲的,现在是以活力、效率、积极性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与经济改革同步,与民主发展相配合,逐步完善起来。

对于党政分开问题,鲍彤说,党的作用和党委作用,党的领导和党委领导,是不是一回事?不是。党是一个整体,这就是说并不是每级党委、每个党委书记都应该是领导。如果层层讲领导,就形不成统一领导。十二大讲党的领导是思想、政治、组织这三个领导,这个提法较之文革时期的一元化领导是进步了,但这三个领导的说法在老祖宗那里查不到出处。思想领导对党员还可以,但对群众你就不能强迫。政治领导最初是列宁讲的,后来小平也讲。政治领导,应该集中于中央。当然省一级也有具体情况,怎么做还要研究。
鲍彤说,党政分开在十三大后中央要做,机构改革七届人大会后中央也要做。地方有个创造条件的问题,但也要沿着这个方向走。下边能够干的下边就要干,这对于增强基层活力有利。这两方面的工作争取奠定一个大格局,其他方面工作的完善需要很长的时间,现在是开个头。美国文官制度搞了七、八十年,我们有20年能搞成就不错了。要奠定大格局,造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活力、效率、积极性的基础上,推动民主的发展。现在只是明确个方向。

1987年9月19日上午,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了政改办起草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在一个半月之前的7月底,赵紫阳已将这个文件稿报送给邓小平审阅过。邓看后亲自告诉赵紫阳:“同意这个总体设想”。此后,中央政改办又根据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的意见,对这个文件做了个别修改。

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几位政治局委员和列席的领导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作了一番总的评价。薄一波认为比较适当,也相当高,但是写上的都是能执行的,看来是可以的。他说党政分开要坚定不移。要逐步分开,但也不能绝对化。不搞一元化也不搞两元化,政府的事党就不直接管了。他说,小平最近讲,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表达的很好。

彭真说,赞成这个文件,党政工作必须分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从战争时期到建国初期,我们就是党政不分。国务院发文要中央批,这是战争环境的产物,现在必须改。现在有政权机关,社会组织,再管多了就是种了人家的地。非党政分开不可。听说有些党委书记思想抵触。我看今后党的工作多得很,工人阶级先锋队,忠实代表,领导核心,内政外交,作用一点不低。现在问题是包办代替,并没有真正成为核心。有一种错误观念,似乎批了条子才算是有权。党政分开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不要包办代替。谁做好上面写的这几条,我给他作揖。

习仲勋说,党政分开是历史转折,不分开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万里强调,书记应该是团结的核心,地方党委不强,什么事也办不成,赵紫阳解释,现在强调分开,准备用相当长的时间来实现,加强与分开两个方面,现在要强调分开,“一把手”的说法以后也不再提。

列席会议的中纪委常务书记王鹤寿却认为,现在文件中对加强党的领导强调不够。对于文件中提到的加强司法独立性问题,薄一波说,法官、检察官的地位要提高,不能成为党委的附属物。彭真强调,上下级法院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乔石说,法院院长、检察长现在都是安排性职务,这不行。要配备强有力的干部。王震提出,现在社会秩序很差,要加强法制教育、公民有守法的义务。
关于机构改革问题,赵紫阳说,十三大后马上要动手,七届人大的部门设置以及部长任命就要按这个来。富余人员的处理可以稍微放后一点。胡启立说,机构改革震动很大,中央与省要分个先后,不要一起动,免得影响工作。彭真建议,十三大报告中,不要讲机构精简,精简这个说法信誉不好,每次精简都不成功。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原则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其提交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9月27日,邓小平在总体设想稿上批示:“完全赞成”。

1987年10月14日,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举行预备会议,会期5天,主要日程是分组讨论十三大报告稿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两个文件。14日下午,赵紫阳在小组召集人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党政分开》的讲话,并对《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作了说明。这个讲话稿,是鲍彤和中央政改办事先起草的。

赵紫阳在讲话中指出,从50年代后期起,一直是强调党委对企、事业单位的一元化领导,甚至把是否承认这种体制作为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领导的标志之一。每搞一次运动,这种体制就强化一次,以致使党委包揽了许多行政事务,并且相应地建立了相当庞大的办事机构,配备了许多脱产干部。从一元化领导到党政分开,这个弯子是拐得相当大的。对此,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和充分的思想准备。讲话强调,现在提出的党政分开,这是我们党的领导体制的一大改革。讲话还对党政分开的好处和意义作了说明。

10月18日下午,会议分组讨论《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据作为工作人员参加讨论的政改办同事反映,讨论的气氛让人能感觉到与前三天里讨论十三大报告稿时有明显不同。大家严肃冷静,气氛凝重,比讨论报告稿时要明显谨慎许多。

讨论总体设想总共只有一天时间。但会后根据中委们在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总体设想共修改了25处,主要有,在开始部分加讲一段政改的意义;近期目标,加一句逐步完善的意思;党政分开的原则部分有个别修改;撤销党组问题上,提出公、检、法可暂时保留一段时间;党的建设方面,十三大实行常任制条件还不具备,可分步实行,代表人数问题可以不讲;人事制度改革方面,退休制度改革方面有修改;社会主义民主部分的标题,改成“社会主义民主的若干制度”,并加入人大工作监督的内容;允许组织新党的口子不能开,删除;政治体制改革原则部分,建议增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作表率、管住干部、强调纪律等几条。

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正式举行。会后的公报在提到十三大报告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时分别用了这样的措辞:“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一致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请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全会讨论并原则同意《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写入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前者是“讨论并通过”,而后者则是“讨论并原则同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区别?按照原来计划,《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也是要和十三大报告稿一样,提请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后来了解到,由于预备会议讨论时对总体设想有不同意见的人较多,赵紫阳担心正式表决时出岔子,又考虑到这个文件会后并不准备公开,实施进程也是由中央掌握,择机出台,遂提出,不将这个文件付诸全会表决。所以公报中才用了“原则同意”的说法,而不是“原则通过”。

2015年6月23日星期二

20150623一日段子荟萃

@王亚军北京:之前一提意见就是拿美帝工资的,一提公知就是早晚嫖娼的,一提记者就是收钱敲诈的。现在一提律师就是组织上访的,央视的力量足以改变这个社会的认知。

@zhangdgt:跟一个姑娘聊天,提到政府在汶川地震、长江沉船等事件中的责任,人家警惕的问,“你是不是反党?是不是法轮功?你家是不是信基督教之类的?”

@szstupidcool:在良心和金钱面前,你选择什么?阿凡提说选择金钱,国王嘲笑他说,要是我就选择良心;阿凡提说:对,那正是你缺少的。马路上悬挂的横幅上,快速路大屏幕上,几角旮旯里刷写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总不免会想你国缺的东西是不是太多了!

@songma:玉林狗肉节这种玩意,政府如果想取缔当然可以找出一百条规章制度或者法律条例,食品安全,环境卫生,检验检疫,等等等等,把它关掉。然而这个东西现在越骂名气越响,当地政府显然有足够动力把它作为“特色项目”搞下去(不搞狗肉节你们谁知道玉林县?),执法主体不愿作为,不合规又如何?难道法治了?

@实事求石:年底梁山“盘帐”,发现亏空250万两。宋江:“我们强盗做的是无本买卖,怎么还亏了呢?”军师:“自从众头领都把七大姑八大姨塞进山寨,吃拿卡要,连铁牛也接他老娘,只是半路上被老虎吃了,否则又多一个吃公粮的!”宋江:“大家现在知道我的难处和良苦用心了吧,必须招安,只有朝廷,才养得起土匪!”

@wangbin1192008:有一群人出门坐硬座,啃方便面,啃凉馒头,打地铺,四处奔波,围观公共事件。央视和人民日报称他们为犯罪团伙,没错,在这个国,不服从即犯罪。但是,说他们图钱,就太不要脸了。谁愿冒坐牢危险挣那几百块钱?他们争的是人权。推动社会进步的,正是这些卑微到尘埃的人,他们是民族脊梁,真正的爱国者。

@网易网友:五千点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惊恐的眼,没有了笑容。八千点美丽梦幻,像是一首歌。不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套牢,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割肉,一样的补。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冲,让世界知道跳楼都是中国人。

@知乎:所谓高情商就是圆滑处世吗?:国内很多人把虚伪,圆滑,没有原则叫情商高。我认为这只是被包装过精致的利己主义,然后冠以自己情商高……这是一件很不要脸的事。

@fecable:每年高考出分的时候,哭一批笑一批。其实文凭不过是一张火车票,清华的软卧,本科的硬卧,民办的站票。火车到站,下车找工作,才发现老板并不太关心你是怎么来的,只关心你会干什么。突然想起比尔盖茨的话,难道坐头等舱会比坐经济舱先到达目的地吗?所以不要对孩子提苛刻的要求,站一路也是一种历练。

@williamlong:中国中央电视台官方微博上周五及周六突然发布消息称,由白岩松主持的两档新闻节目《新闻周刊》及《新闻1+1》分别停播一周,外界猜测,此举或与白岩松最近在对河北肃宁枪击案,以及黑龙江庆安枪击案的新闻评论有关。白岩松播报警察的“死亡”时,没有用“牺牲”,而且节目中提出了质疑。

@RudPiG:【原因】打击苹果的原因,一是安全部门至今侵入不了苹果的系统。就是我们用其他手机上网能被监控,用苹果上网安全部门无法监控。打击谷歌的理由是扫黄,但实际是因为谷歌不愿向中方交出邮箱源代码,安全部门不能随意入侵。#都歪曲說蘋果手機有後門但是事實呢?

@trotrotro:狗肉节这东西真有意思,表面上狗权,然后想想人权都没有,谈什么狗权,再仔细想想,其实狗都是偷的,连物权也不存在。

@青媒素:莱特兄弟从1896年就开始研究飞机。他们一边开自行车店赚钱,一边还要积累航空知识,观察老鹰飞行,反复设计图纸,经过三年多日日夜夜的准备,在1900年10月莱特兄弟制成了依靠风力做动力的滑翔机。莱特兄弟发现,一路上,他的速度确实比其他车辆快了些,但并没有出现狂奔的现象。

@freedomandlaw:当初选专业的时候,就是因着对正义的热情,从年轻人的想象中预支了道义上的自我满足感。后来发现,现实中正义远没有那么简单和闪耀,而不公确是那么地坚实、深刻、富有影响力,甚至可以吞噬诸多人性中的美好。一只蜉蝣真真难以承受正义之重,然而仍有人在那条路上踉踉跄跄、踽踽独行。十字架不易背负。

@lisno: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一个小小散户就可以左右整个股市。每当我一买入它就下跌,一卖出它就上涨,空仓的时候大盘疯涨,满仓的时候大盘狂泻,为什么手握万亿资金的庄家们就死死盯着我这几万块钱不放???这是为毛啊

@aillexurs:uber从宝安到罗湖,打到一辆改装的雪佛兰迈锐宝,在北环上遇见一辆改装的三菱翼神,然后他们就飙了一路 #建议Uber组队参加F1 #UberRacing

@wzyboy:北京联通的实名制查得真严,天猫上实名购卡用身份证签收之后,还会有回访电话问快递员有没有查看身份证。刚才又有一个电话来核实机主信息,快速问答式的,报我的姓名、生日、地址等的一部分,让我补全另一部分以核实我是不是真的实名了…同事之前的一张非实名卡就这么被干掉了......

@xueshudi:我跟导师说…我怕出国就找不到男朋友最后年纪大了嫁不出去…导师回,你怎么能这么想呢…说不定留在国内也找不到男朋友呢…所以还是出去吧……出去以后找不到,人家会说是你工作的问题…留在国内还找不到,人家要说这是你人的问题……真是亲导师啊!

@荀夜羽:出租师傅说刚拉了个活,一大娘带着一小块展板从一家打印店出来,上面贴着她闺女的照片和学历,月收入。大娘坐车上开说,说闺女30了没对象,她让人戳断了脊梁骨,只有走瞒着子女去广场相亲这条路,但博士不能写,要写大专,月薪1W改成4000,这样才有男人敢要她。“介尼玛四傻逼吧?”——出租师傅评价。

@ijmiro:今天下午监考,看该班的花名册发现刚评选出来的校花就在这个班,然后好奇心驱使着我非得找到了那个女生鉴赏一下……然后,我把她的试卷没收了…… #跟照片上完全不是一个人 #何方妖孽竟然敢替考 #零分

@jnozsc:在 PC 上重新玩 GTA V,打到现在:一个银行没抢,两个邪教都让我一锅端了,平时开车遵守红绿灯,不抢劫路人,反而帮路人抓小偷,现在正在忙着破“黑色大丽花”的案件、帮外星人修复飞碟。只要有一颗蛋疼的心, GTA 也可以玩得如此正能量。

@yuevvei:当一个人没有能力和际遇的时候,追求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还是挺充实的,可一旦有机会品尝到名声、财富甚至权力的滋味,十有八九会立刻觉得以前的云淡风轻纯属扯淡,但也有少数人不这么认为,也就是这些人,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不会被任何事物所羁绊的,最自由的人。

@Candyyan:“她每天都要自行犬化三次,一次穷成狗,一次累成狗,还有一次困成狗。”//笑死我了。

@xie107:一对恋人,相爱七年后分手了,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女孩决心出国,可就在她即将踏上行程的前几分钟,男孩赶到机场将她紧紧拥在怀中。航班走了,女孩最终留了下来。爱有时就是这样,分手时什么话都说绝了,可只要一个拥抱,就能让她安心留下来治疗因为抱太紧而被勒断的骨头。

张宏杰:乾隆皇帝为什么成了洞穴人


乾隆皇帝晚年,官场纪律败坏,大案层出不穷。但是乾隆皇帝本人却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沉迷于一件很好玩的事。什么事呢?搞皇帝吉尼斯排行榜。什么叫皇帝吉尼斯排行榜?就是乾隆把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皇帝各项指标进行比较,来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

乾隆四十五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稀说》。在这篇文章中,乾隆说,在他之前,中国历史上活到七十岁的皇帝,一共才六个人。汉武帝、梁武帝、唐玄宗、宋高宗、元世祖、明成祖。而跟他相比,这六个人统治上都有缺陷,都不完美,你比如宋高宗是偏安之帝,唐玄宗晚年闹了安史之乱,是吧?所以只有他乾隆的统治,完美无缺。因此在中国皇帝排行榜中,他的综合排名,可以稳居第一。

到了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皇帝又宣布,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录。什么纪录呢?这一年他得了第一个玄孙,这说明乾隆已经五代同堂。成了古往今来第一个五代同堂的皇帝。

到了乾隆五十年,乾隆又宣布,他创造了另一个历史第一:在活过七十岁的七位皇帝当中,他的在位时间最长,达到五十年。

所以他又写了一首诗:“七旬登寿凡六帝,五十纪年惟一人。”(《御制诗全集》)

乾隆五十五年,他八十大寿,更是来了个年龄、儿孙和在位年代综合比较,结果更是证明自己的历史第一地位不可动摇。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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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开袤春秋永,五代同堂今古稀。

古稀六帝三登八,所鄙宋梁所慕元。

惟至元称一代杰,逊乾隆看五世孙。(《御制诗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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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中国历史上年过古稀的皇帝有六个,其中只有三个活到八十岁,这三个里,宋高宗和梁武帝是废物,不值得一提,只有元世祖忽必烈武功赫赫,挺了不起。不过这元世祖仍然不如我,因为我乾隆五世同堂,他没做到。

所以乾隆四十五年到五十五年的十年间,大清王朝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三件,那就是乾隆的七十大寿,七十五大寿,和八十大寿。这三次整生日办得一次比一次隆重,一次比一次热闹。乾隆皇帝的志得意满,骄傲自大,是一天比一天严重。

直到乾隆五十五年的一道奏折,才对乾隆的自信形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冲击。那是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的一道折子。尹壮图是云南蒙自人,乾隆三十一年的进士,乾隆三十九年升为内阁学士。他上了一道奏折说,目前实行的“议罪银制度”弊端甚大,导致各地普遍出现财政亏空,应该废止。

读了这道奏折,乾隆非常生气。现在大清正当全盛之世,怎么可能出现普遍亏空呢? 乾隆在奏折上又批道:“壮图即为此奏,有无确闻,令指实覆奏。”(《清高宗实录》)也就是说,你尹壮图说的这些,到底是道听途说,还是有什么真凭实据?你要说清楚。

第二天,乾隆就收到了尹壮图的回复。这道奏折更是令乾隆生气。尹壮图在覆奏当中说,自己之所以上这个折子,事出有因。前一段时间,他回了一趟云南老家。一往一返几千里,经他一路了解,现在全国各省确实都有财政亏空。而且他发现,如今的大清官场,从上到下,已经腐烂透了:

“臣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但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清高宗实录》)也就是说,我这一路上接触到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在跟我诉说当地官员如何贪污腐败。不过,做为一个京官,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力,在地方上一一调查取证。

“若问勒派逢迎之人,上司属员昏夜授受,外人岂能得见?臣自难于一一指实。”(《清高宗实录》)就是说,人家行贿受贿,我也不在现场,没法一一指出实据。

不过尹壮图说,如果皇上您不相信我的话,那么您可以派一个信得过的满洲大臣,和我一起去各地密查一番,马上水落石出。

看到这里,乾隆气得浑身发抖。他在一旁批了一句话:“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清高宗实录》)!也就是说,竟然好像在我堂堂大清盛世之中,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情绪激动的乾隆当天就下达了长篇谕旨,说他绝不相信尹壮图的话,因为自己统治五十五年来,“自谓勤政爱民,可告无愧于天下,而天下万民亦断无泯良怨朕者”(《清高宗实录》)。我五十五年来勤政爱民,尽心竭力,老百姓都特别拥护我,不可能有人昧着天良埋怨我。

乾隆皇帝决定,就按着尹壮图所说的那样,派人去查仓库。他命令户部侍郎庆成,带着尹壮图前往直隶、山西等省,盘查仓库。乾隆要公开和尹壮图打一个赌,要看看大清天下的仓库到底是满的,还是空的。乾隆皇帝自降身份,和尹壮图公开打这个赌,并不是人老糊涂,而实在是因为尹壮图的奏折,关系到如何判断大清帝国的政治形势,如何评价乾隆五十五年的统治成绩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按理说,王亶望案这样严重的案子发生在眼前,应该足以惊醒皇帝的盛世迷梦。事实是皇帝仍然浑然不觉。越到老年,皇帝越形成一个心理定势:形势总是大好的,成绩总是主要的,问题总是局部的。他多年经营的江山,是铁打不破的。或者换句话,他永远是光荣、正确、伟大的。虽然乾隆晚年连续爆发多起贪污大案,皇帝仍然认为这些不过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并且既经发现和处理,就证明已经解决。

那么,为什么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老皇帝视而不见呢?是他老到昏愦了吗?不尽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晚年的老皇帝成了彻头彻尾的“洞穴人”。

“长期执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权力幻觉’,……权力成为一个洞穴,而这个权势人物就成为穴居人。他是自己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息,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机制,它自动地过滤掉错误的信息,输入正确的信息。在此情况下,这个领袖往往无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无法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倒萨战争”与萨达姆的结局》)

中国的专制者极易成为“洞穴人”。因为他周围聚集着大量以窥测他心思为生的人。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谀言比批评更容易入耳。因此,最高权力所有者很容易被大量的正面信息所洗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见到许多人在掌握权力之前行为做派都很正常,甚至不乏理智精明,而一旦握了重权,马上满面红光而满脑浆糊。在大量的“正面报导”的包围下,乾隆对尹壮图这个“负面报导”,才如此意外,如此愤怒。

擂台已经摆下了,但是,乾隆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却是不公平的。

如果要戳穿“极盛之世”的纸糊外衣,办法很简单。那就是暗访一下,那些仓库里到底有没有存银存粮,一下子就查出来了。尹壮图也是这样建议的。

然而乾隆却不给他这个机会。乾隆皇帝明确拒绝了尹壮图“密查”的要求,理由是什么呢?是“无此政体”,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先例。不但不允许密查,乾隆还规定尹壮图每到一处,朝廷先派快马提前五百里通知地方官。

乾隆为什么这么干呢?因为他虽然不愿意听到批评,但是他心里也很清楚,当今天下难保有一两个省真的存在仓库亏空。如果真的派尹壮图进行暗访,查出亏空,他的面子往哪里放!乾隆皇帝和尹壮图的分歧点并不在于亏空的有无,而在于,乾隆皇帝认为,这些现象是局部的,可控的,尹壮图却认为这是普遍现象。因此,乾隆才拒绝尹壮图“密往查访”。

所以,尹壮图还没有出发,这个赌局事实上胜负已定。但是,擂台已经摆上了,皇帝命令已经下了,形式还不得不走。于是第二天,户部侍郎庆成就带着尹壮图上路了。

在如此明查之下,结果可想而知。地方官员好几天前就接到了通知,做了充分的准备,“检查”的结果当然毫无悬念。地方官员领着两位检查官,一个个打开粮仓银库,一本本核对账目,果然仓库银两“丝毫并不短少”,所储粮食“石数亦皆相符”。

再不知趣的人到这个时候也知道应该怎么办了。乾隆晚年朝廷上唯一的老实人尹壮图终于也学会了说谎。他用极为认真的语气,详细汇报了检查过程以及检查结果。然后,他无比沉痛地总结说,自己以道听途说的材料来“冒渎圣听”,实在是丧心病狂,“戆愚”之至。经过皇帝的圣旨和事实的双重教育,他深刻认识到自己对大清天下的判断是彻底错误的。当今天下府库充实,政治清明,形势大好。他“恳请立即回京治罪”,让皇帝早些把自己投入大牢,好省下心思来办别的大事。

尹壮图的汇报终于满足了乾隆的期望。乾隆皇帝宣布大获全胜。一场史无前例的君臣赌局,就这样落幕了。乾隆晚年一次正视现实,解决问题的机会,也这样失去了。本来,如果乾隆能够虚心一点,那么尹壮图的奏折就可以替他揭开大清盛世的漂亮外衣,让他看到败絮其中的实质。不幸的是,晚年的乾隆,已经自大到失去了最基本的反思能力的程度。

回顾乾隆的一生,从早年的明智到晚年的颟顸(mān hān),从早年的勤政到晚年的懈怠,从早年的谦虚到晚年的自大,这种剧烈的变化,确实令人惊讶。不过回过头来想,乾隆这个人,从乾隆元年,到乾隆四十五年,他基本上保持了勤政不懈。而乾隆四十五年之后,也仍然能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批阅大量奏折,应该说,这差不多已经达到了人类意志力的一个极限。历史上其他皇帝是很难做到的。乾隆在登上皇位后四十五年才出现懈怠,被大臣们捧了四五十年才开始得意忘形,到了老年,才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乾隆的变化,只能说明,没有制度的保证,只靠个人的自觉,任何一个人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总结乾隆一生惩贪的成功与失败,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根本结论是,通过人治的方式惩贪,不可能取得彻底的成功。

20,邓小平就是中国最大的实际

在1980年代的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研讨过程中,无论是赵紫阳也好,中央研讨小组的其他领导人也好,都在反复强调一句话: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那么什么是中国的实际?

1987年6月1日上午,中央政改办再次讨论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稿提出的批评的时候,原任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组副组长的黄海说了一句话,后来成为政改研讨中的经典。他说,我们总是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小平同志的话就是中国最大的实际。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和思考。

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搞,只要能搞下去,哪怕只向前走一小步,也会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前进了一大步。这既是我们当前的任务,也是我们的信念。那么方案该怎么搞?鲍彤(中央政改办和十三大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在政改办刚刚成立时,曾经对研究人员们说过: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方向要正确;第二,建议要可行。”所谓方向正确,就是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以改善党的领导为目标,不能动摇党的领导地位;所谓建议可行,就是要注意党内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要求,注意各方面的承受能力。

鲍彤在这里说的“承受能力”是指什么?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自身的承受力。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最核心的主体,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这个党、这个政权是从几十年的政治、军事斗争的风雨中走过来的,它有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干部,它的体制、观念、组织形式、工作方式早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现在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就要对这种适应阶级斗争、军事斗争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就必须改变原有的体制、观念、组织形式、工作方式,使之适应执政与和平建设的需要,其艰难程度可想面知。其中,观念的改变尤为重要,也尤为艰难。

二是党的干部,特别是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的承受力。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有几百万在国家各个领域,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方面权力的干部。几十年的“一元化领导”,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化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政治体制改革是权力再调整,也是政治利益再分配的过程。这里面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和利益,党的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党政部门与民主党派、社会团体间的权力和利益等,都要进行再分配、再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势必会触及一部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利益,触及一些潜在派别的利益,触及一些部门、团体的利益。他们会不会接受和配合这种调整,他们从心理上、观念上会不会支持这种调整,这是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三是中央高层,特别是老一代领导人的承受力。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彭真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都还健在,还有一些主张积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层“理论权威”(邓力群、胡乔木等)们也都在,而且有相当大的影响。党内的中、高级领导层中对政治体制要不要改,改什么,怎么改,都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讲政治体制改革的承受能力,在相当程度上是党内高层,特别是老一代领导人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四是邓小平的承受力。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全党逐渐树立起了领导权威。这个权威在当时,虽然还没有达到后来1990年代所说的那种“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一言九鼎的程度,虽然在形式上他不是党的第一领导人,但在事实上他已经成为党的最高决策者。虽然他在许多时候还要受到来自陈云方面的压力,和左的阵营的影响,但不得不承认,邓小平是党内老人们事实上的核心,这在当时已经成为国内外、党内外公认的一个事实。所以,要考虑所谓承受能力,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邓小平的承受能力。他能承受,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来,被全党所接受;他不能承受,就谈不上被全党所接受。当然,这并不是说,邓能接受的东西,党内其他高层,其他老同志就都能想得通,能赞成,而是说邓小平接受了的,其他人就不会提出大的反对意见。

以上讲承受力的四个方面,在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这个阶段,邓小平的承受力是关键。

邓小平这次对于十三大报告政治体制改革部分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提高国家的管理效率,无论是活力、积极性、反对官僚主义,还是党政分开,机构改革,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甚至是基层的民主政治建设,都要围绕着效率这个主题。至于民主,那不是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他明确地说,不能迁就民主化的情绪,凡是影响稳定、正常秩序的东西都不搞。邓小平的这些看法,对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起草者们说来,无疑是巨大的压力。

当时由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不但要承受来自党内老人集团的重大压力,同时要面对着另外一方面的压力,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和企盼。从当时的情况看,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侧重于反对一党集权,主张党政分开,实现民主监督、权力制约、言论自由;而基层民众则侧重于反对腐败、反对以权谋私,要求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同样也必须反映这方面的要求,否则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就会对政治体制改革失望,对这个党失望。因此,赵紫阳、鲍彤,包括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认为,民主这面旗帜,这次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丢。赵紫阳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三次会议上明确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却感觉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人类社会的民主应该是越来越发展,一些条件不具备我们可以对人民说清楚,但绝不能让人感觉到共产党害怕民主,不敢讲民主。这就是说,报告的起草者们认为,民主,在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必须有所反映。

应该说,多年来党内外知识界在政治改革的讨论中经常提到的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党派政治等问题,在这次由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研讨中都讨论到了。但是在纳入方案时,必须有取有舍。鲍彤和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在这个时候,对于邓小平要的效率,与党内外对于民主的要求这个矛盾,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且也确实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在这种两难的选择中,政改方案的研讨者们不得不首先选择服从于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要拿出来,要在中央常委、政治局、中央全会、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首先就需要邓小平通过。邓那里通过了,这个方案就能得到多数老人、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就能拿上代表大会,就可能被党代会、被全党所接受。对于邓小平们不能接受的东西,就不要提,否则方案就通不过、搞不成。
鲍彤和政改方案的起草者们意识到,不能一口吃个胖子。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或许只能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向前走一小步,但只要这个步子迈出去了,这一小步就可能会成为中国向民主社会转型的一大步,就有可能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造成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我们的策略应该是:把现在要做的而且能做的提出来,邓小平们现在不能接受的,或是将来才有条件做的先不去讲,不纳入方案。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现在走出这第一步,几年后下次党代会上再走下一步可能就会阻力小很多,而再下一步可能就更好走一些。

再说,自然规律是任何人都难以抗拒的。党内的这些老人们,总有一天要退出历史舞台。邓小平们这一代有着绝对政治权威的党内元老退出政治舞台以后,中国的权威政治必然会呈现递减趋势,逐步走向常人政治。为了维持党的执政地位、党的稳定、国家的稳定,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也许就会成为党的新一代领导者们无论主动或被动,但又不得不作出的选择。许多现在不能讲不能做的事情留到十年后再去讲再去做,其结果也许就和现在完全不同了。

大家认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想问题,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让邓小平和中央的这些老人们,让党内的高层干部不能接受,方案在中央政治局、中央全会、党代会上通过不了,那就等于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流产,想再发动第二次是极其困难的。

理清楚了这个关系,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方案怎么搞,大家就都心照不宣了。方案的起草者们都明白,文件的起草方法,是要紧紧抓住邓小平的思想脉络,研究他说过的话,用他的说法开路;同时把民众反映最迫切而现实又能做得到的东西加进去。按照鲍彤后来 的说法,就是“跪着造反”。

1987年1月9日,鲍彤在政改办的例会上强调说:“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学习小平同志的思想,要把小平的主张搞得非常熟悉,熟悉到提到一个问题就能想起小平同志讲过的相关观点。我们越熟悉,以后走过的弯路就会越少。”事实也是如此。几十年来,邓小平在“改变党凌驾于一切组织之上”的状况、实行党政分开、党组织要联系群众、群众团体要代表群众利益、实行企业厂长经理负责制等许多问题上,都有不少符合民主政治方向的说法。这些问题,广大民众和改革实践也都有迫切的要求。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找出来,研究它,并加以阐发、细化。邓小平讲过的这个事情要落实,那个事情也要落实,要落实就要有具体化的组织措施,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方案。在起草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过程中,有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怎么办?办法是,只要原则对头,话不必说得那么尖锐,把它磨光,使它具有弹性,留有余地。

上面说得这些,笔者认为,就是后来赵紫阳、研讨小组及办公室处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决定各种具体的改革措施在方案中取舍的不成文的、不能公开讲的基本原则。

那么,具体说到方案上,改什么,怎么改,就要有个取舍,有个折衷和平衡,既要在一定程度上反应民众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又要让邓小平和老人集团能够接受。不反应民众的要求,这场改革就失去了民众基础和进步意义;如果邓小平和老人集团不能接受,超过了他们的承受底线,那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一个泡影。所以,6月14日,鲍彤在谈到十三大报告第五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修改稿时说,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看了是否满意;一个是我们的研讨内容,是不是写进去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方案的具体写法方面,经过鲍彤和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反复讨论,确定,一是在总体目标的表述上,来处理民主与效率的矛盾。长远目标,高度民主;近期目标,讲效率、活力、积极性;二是在具体内容的各方面,都要体现效率这个主题。党政分开,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基层民主、法制建设,都照讲不误,但是都要尽可能归结到提高效率上;三是民主问题所涉及的各项内容的处理,都要从理顺关系、明确职能,发挥各种组织作用角度去讲,落脚点是缓和协调各类社会矛盾、减少扯皮,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这样一来,效率,这个邓小平最关心的主题突出了,解决党权过分集中的问题涵盖其中了,社会和基层民主这个民众和知识分子最迫切要求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反映。

在后来的文件修改过程中,赵紫阳又多次发表了意见。虽然邓小平的批评对他这个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组长说来,也同样、甚至可能有着比政改办研究人员们更加巨大的压力,但赵紫阳并没有屈从,去一味强调效率,放弃发展民主。他多次说,政治体制改革要讲清道理、讲清为什么一定要改,为什么只能有先有后的改,为什么这样搞,为什么搞这个不搞那个,为什么先搞这个后搞那个。基层民主还是要提,不讲民主是不行的,但是要有步骤。基层自治这个口号恐怕也还是要提。对于民主与法制关系要讲清楚,最后落到法制上。人大问题在于立法,要把法制部分带进去。我们与资本主义民主主要划清两条界限,一是不搞扯皮体制,一是不搞形式主义。

赵紫阳同意鲍彤的建议,十三大上不再搞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明文件 ,只搞一个十三大报告。但在此前向中央报告的时候,则要搞出两个文件,即十三大报告的第五、六部分(即政治体制改革部分和党的建设部分)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

1987年7月底,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草稿,经赵紫阳报送给邓小平审阅。邓看后亲自告诉赵紫阳:“同意这个总体设想”,但同时点了一句,“决不能搞西方三权分立、轮流坐庄那一套”。赵紫阳立即亲自在方案稿上加了一句,“决不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不加这句话,邓小平不放心;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整个政治改革方案就会夭折。加了这句话,文件就顺利通过了。赵紫阳不在乎咬文嚼字,纸上的矛盾应该由社会实践去解决。因此,邓小平继续信任赵紫阳,赵继续得到邓的支持。

8月下旬,由中央政改办修改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8月27日稿)》报送给赵紫阳和中央研讨小组。27日,赵紫阳看后在稿子上批示:略有改动。可提交政治局会议上议定。赵紫阳在这个稿子上作了三处修改,都是有关党政分开的。遗憾的是,赵紫阳修改的具体内容,笔者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按照中央研讨小组的设想,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是由党发起和领导的,其目的当然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改良,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自我完善。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施中,必须把握这样几个原则:一是保证国家的安定团结;二是兴利除弊,发扬优势;三是要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四是不搞一刀切;五是上下结合,党作表率,中央带头。研讨小组认为,遵循这些原则,就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有条不紊地发展。

关于改革的大体进程,研讨小组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实施各项改革,需要有先有后,有主有次。设想十三大后开始布局,党政分开、党的制度建设、机构改革和建立协商对话制度,抓得紧,通过三至五年可以有一个基本格局。其他各项改革都应抓紧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择机出台,逐步实施,但不可能很快达到预期目标,必须有个过程,才能逐步走上轨。赵紫阳的考虑是,经过十五年到二十年,三到四届党代会的不间断改革,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就会前进一大步。这就是说,已经提出的目标和改革内容都是有限的,三、五年的时间也只能完成一个基本格局。要实现改革的长远目标,需要后人沿着民主政治的方向,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这就是赵紫阳的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他可以说是渐进式改革之路的发明人。

上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需要把握的原则和对于进程的设想,主要精神都写入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和中共十三大报告当中。